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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审判-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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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使劲把我往她家里拖,以为她想要钱,就把身上的一点日元给她,但她不要。直到把我拖进一问卧室把门闩上,拉我上床才明白,事后我惶恐不安,经常做恶梦,梦见把我拉出去枪毙。我想坦白又没勇气,以后,我再不敢往那里路过了,我保证不再重犯。”

其他人的交代,情况大抵相似。他们中有一个排长,两个连长,其余的是士兵。

只有一个人不同,也可以不站起来,但想到自己毕竟被日本女人拉过,觉得有必要说清楚,他说:“元旦那天放假,我独自一人外出溜达,无意中走进一条巷弄,被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拖住,强拉着我的右手去摸她的奶子,我明白了,骂她不要脸!虽然她听不懂,但从我怒气冲冲的表情中会知道我在骂她,她也不恼,还是一个劲的拖我,一个劲地冲着我笑,我不得不把拳头挥起来示威。她嘴巴一噘,扫兴地走了。我回来后,向李连长报告了。”

李连长站起身来证实:“张凤本向我报告过,我又马上向王营长报告了。”

王营长起身说:“我头脑简单,没有想到问题的复杂,故没有向团部报告,这是我的错。”

商震与喻哲行低声商量几句,宣布奖励张凤本一千元法币,提升为王连长那个连的连副。

他接着说:“希望大家向张凤本学习。军人乱搞女人,在国内不容许,在国外更不容许!顺口溜第三句说:‘眼睛盯着中国兵,同文同种天作合。’这是从生理结构状况来说的。编顺口溜的人,颇有点文学水平。可以预料,今后还会有日本寡妇来拖你们,大家一定要用军队铁的纪律来约束自己!”

他炯炯的目光环视一周,又说:“我再说一遍,我们军事代表团肩负的重任,是在与同盟军一道维持好日本治安的同时,治理好日本和正义审判日本战犯。这必然会引起少数人的严重不满,会想方设法从中进行破坏和捣乱!当然,这些寡妇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她们是无辜的。但有些人利用这件事编成顺口溜,让人到处唱,到处传播,是有政治目的的,是不怀好意的,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深刻教训,从而提高警惕!”

接着,由喻哲行宣布三条纪律:一是外出必须有五人以上同行;二是不能走偏僻的小巷弄;三是相互监督,检举揭发者有奖。

散会后,喻哲行领着史兴楚,携带一条中国生产的“白金龙”香烟,走访了成宇小学校长关口玉池。

关口是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中日战争期间,他的四个儿子,都先后应征入伍,其中有三个儿子在中国战场上当了炮灰,有三个儿媳成了寡妇。

老人无限痛苦:“在日本,像我这样的日华战争受害者,何止我关口玉池一个!据说丈夫战死在中国的,丈夫战死在太平洋各个岛屿上的中青年妇女共有一百多万呢!她们不是木偶,是有灵有肉的女体,自然想到改嫁,但日本找不到配偶,总不能改嫁到外国去吧!许多寡妇只有二十多岁,我的三儿媳和四儿媳都是这个年纪,就是大儿媳,也才三十出头;她们却要守一辈子活寡,罪过,罪过!”

关口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你们来日本审判战犯,我举双手拥护!报纸上那些要求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文章,我也举双手拥护!”

喻哲行说:“我们一定坚持真理,坚持正义!”

关口边抹眼泪边说:“我听到一些学生用和歌体在唱那首顺口溜,就想到我的三个守寡的儿媳,心里就酸楚万分,也就没有心思去想顺口溜是谁编的,又是谁传到我们学校来的。你们是不是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喻哲行说:“那倒不必。”

老人点点头:“贵军纪律严明,令人钦佩!从此,再不会有寡妇打中国军人的主意了。我把顺口溜后面一句‘一旦目标瞄准确,不顾一切往家拖’改一改,改成‘可是他们纪律严,没有理睬无奈何。’先让我的三个孙子唱,让他们带动同学们唱,你们的影响会很快收回来的。”

喻哲行很受感动:“感谢关口先生的支持!”

从此以后,日本寡妇们转移了目标,把注意力对准了其他驻日部队,而且被人利用钻了空子,干扰了对战犯的审判。这是后话。

商震回到代表团驻地,收到远东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个通知。通知说,根据美国政府和荷兰政府的要求,同意两国在东京设立军事代表团。美国不再派军队进驻日本,荷兰进驻部队为一个团的兵力。索普少将任美国代表团团长,柯萨特准将为参谋长。赫尔弗里希少将任荷兰代表团团长,哈利斯特准将为参谋长。

商震清楚,索普原是驻日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部对敌情报部长,刚由准将提升为少将;柯萨特原是侦察部副部长,也刚由上校提升为准将。让他们担任现在的职务,算是“就地取材”吧!

“美国有麦克阿瑟将军率领四十六万军队进驻日本,还要在东京设立军事代表团,其用意是什么?商先生!”助手王锡钧问。

“应该由你回答我。”商震说,“年轻人要学会在复杂情况下动脑子。”

“谢谢商先生的栽培!”王锡钧沉思一会说,“我想,美国这样做,无非是想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讨论和表决时多一票,无非是想说明麦克阿瑟指挥的是同盟军,并不起美国军事代表团的作用。”

“这是问题的一面,还有一面。”商震伸手搔搔开始谢顶的脑袋,“半月楼已成了麦克阿瑟最不放心的地方,美国既然在东京设立军事代表团,索普和柯萨特他们就会住到这里来。”

“起监视作用?”王锡钧一怔。

商震说:“还有,荷兰派军事代团进驻日本也值得深思。”

他将去年九月讨论荷兰是否参加国际法庭时,中、苏、法等国代表认为荷兰对反对日本的侵略没有做出任何贡献而不同意;后来,麦克阿瑟说荷兰参加国际法庭带有观察员性质,不派军事代表团进驻日本,大家才勉强通过等情况,一一告诉王锡钧。

王锡钧说:“荷兰代表团来东京是个谜。”

“要揭开这个谜并不难。”商震说,“只要看看荷兰代表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持什么态度就明白了。”

这些又是各代表团共同关心的问题。下午四点左右,八国代表团又不约而同地来到苏联代表团驻地。对于美国、荷兰在东京设立军事代表团的问题,大家的看法与商震他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迪利比扬格意识到,苏联代表团在无形中形成的核心地位,将会受到威胁,而多了一分心思。

他说:“由于朋友们对苏联代表团的友好和厚爱,遇到有值得榷商的地方,都愿意来我们这里交谈自己的看法。对此,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代表团住到这里来之后,如果朋友们还把苏联代表团驻地作为聚会的地方,势必引起他们的怀疑。我的意见,以后少点聚会,多发挥电话的作用。”

“那有什么!”巴特斯克不以为然,“我们聚集在这里,对一些问题交谈各自的看法,光明正大!”

阿基诺说:“索普和柯萨特先生也可以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有什么问题,可以面对面说。”

正在这个时候,萨塞兰、索普和柯萨特,以及从荷兰飞抵东京才两个小时的赫尔弗里希和哈利斯特,来到苏联代表团驻地。

萨塞兰将索普、赫尔弗里希等人,一一介绍与九国代表团团长见面,当他说到最高总司令部安排荷兰代表团与印度代表团同驻五楼,美国代表团驻六楼时,半开玩笑似的说:“美国代表团可不是高高在上哟,因为是最后来东京,应该罚他们多爬一层楼。”

他若有所思地扫了大家一眼:“住在一至三楼的六个代表团的参谋长,都说团长来苏联代表团驻地了,殊不知中国代表团的商震将军,印度代表团的贾迪将军也在这里,你们是在开会?”

“也算是在开会吧!”勒克莱灵机一动,“接到远东委员会通知,驻日军事代表团又增加了美国和荷兰两个团,都感到高兴,大家聚在一起正商量着开个茶话会,欢迎两国代表团的到来!”

索普表情淡然:“非常感谢!不过,今后我们都同在这座大楼办公,每天都可以见面,茶话会就免了吧!”

“九国朋友的盛情难却啊!”赫尔弗里希说,“我们初来乍到,什么也不了解,可在茶话会上向先期来的九国朋友请教。请问勒克莱将军,茶话会什么时候开?”

迪利比扬格紧接着回答:“晚上八点,在我们代表团的会议室开。”

索普马上改口:“既然已经定下来了,我和柯萨特先生欣然应邀。”

“茶话会是个良好的开端,相信十一国代表团之间一定会开诚布公,合作得很好的。”萨塞兰说,“顺便发个通知,最高总司令部决定明天召集各代表团长开会,安排一天时间讨论审判日本战犯条例草稿,研究国际法庭成立的有关问题。明天上午八点正式开会。”

他拿出一叠《审判日本战犯条例》草稿,发给每个代表团一份:“请诸位审阅。”

五年前,赫尔弗里希曾出任过荷兰驻华大使馆副武官,在重庆与商震有过三次工作上的接触;去年九月二日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又见过面,第二天还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局势发展,与商震交换过意见。出于对商震的尊敬,下午五点特意去中国代表团拜会商震。他说:

“我来拜会商将军,是表达我对阁下的景仰之情。至于向阁下和其他朋友请教,晚上在茶话会上再提。”

“谢谢赫尔弗里希将军对我的尊重。”商震微笑着,“请问,阁下想在茶话会上提什么问题?”

赫尔弗里希说:“请朋友们介绍进驻日本三个月来的体会,工作中存在哪些矛盾,遇到哪些干扰和阻力,是怎样解决的。”

商震迟疑片刻,提醒说:“作为老朋友,恕我直言。将军阁下在茶话会上提这些问题,大家会避而不谈。”

“为什么?”

“都有难言之隐。”

“请明言相示,我一定慎重行事,阁下!”

“因为有索普和柯萨特两位先生在。”

“哦,噢!”赫尔弗里希很吃惊,“矛盾,干扰,阻力,都来自他们?”

商震将围绕吉田茂、米内光政、下村定、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是不是战犯,天皇制的存与废,是否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等问题,与麦克阿瑟斗争的情况,扼要告诉赫尔弗里希,然后感情真挚地说:

“情况很复杂,斗争也很激烈,阁下来东京工作一段时间就会知道的。我建议,今晚的茶话会只谈友谊,谈团结,谈合作。总之,不交谈美国代表团的敏感问题。”

“谢谢商将军的提醒。”

商震见交谈的气氛越来越融洽,就将去年九月讨论荷兰参加国际法庭的两种不同意见,毫无保留地说给赫尔弗里希听。他接着问:“阁下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什么观察员性质!麦克阿瑟又要我们参加国际法庭,又要捆住我们的手脚,让我们做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的列席者!”赫尔弗里希很生气,“正因为如此,荷兰政府才向远东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国际法庭,同样应派军事代表团进驻日本!远东委员会对我们的申请很重视,绝大多数代表认为,不能让麦克阿瑟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让美国一个国家说了算!结果,除美国代表外,其他十国代表一致表决通过。”

“噢!原来如此。”商震恍然地点点头。

“我们对去年九月讨论荷兰参加国际法庭时,有些国家的代表持反对意见表示理解。”赫尔弗里希说,“的确,由于我国遭受德国的侵占长达五年之久,没能从经济上、军事上支持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不过,我们在道义上和舆论上是支持的,曾经秘密印发十多种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小册子。为此,有近千名荷兰人遭到德国法西斯的杀害!”

商震坦诚地说:“那次讨论时,中国代表,也就是我,就持反对意见。是我们错了!阁下刚才说的这些情况,贵国政府应多做些宣传,让国际上的朋友了解你们。”

赫尔弗里希说:“比起贵国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实在是微不足道。若不是商将军与我的交谈涉及这个问题,我是不会说这些的。”

“我很高兴!”商震欣然一笑,“我从阁下身上看到了贵国政府的处事正直。”

“谢谢!”赫尔弗里希说,“因为荷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深受其害,我们参加国际法庭的工作,会站在正义的一边,也就是站在中国一边。荷兰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宣布自己保持中立,但真正的中立是没有的。”

商震满脸激动神色:“感谢阁下对我说的这番肺腑之言!我很高兴,荷兰代表团来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又多了一股正义的力量!”

两人越说越投机,商震就将自己的苦衷告诉荷兰朋友,赫尔弗里希表示理解,表示支持。

晚上的茶话会纯系礼节性的聚会,与会者说了番客气话,仅一个小时就散会了。

商震和喻哲行回到自己的驻地,刚开始审阅《审判日本战犯条例》草稿,苏联代表团的汉语翻译彼尼斯基,给商震送来一册《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德国战犯条例》。

彼尼斯基说:“这是苏联驻纽伦堡首席检察官比格尼诺夫先生,接到迪利比扬格将军的电话之后寄来的。刚收到,真是雪里送炭。我们可以对照比较,取长补短。这条例我们收到十册,除美国代表团以外,每个代表团一册,最高总司令部早已收到条例的英文本,美国代表团一定有了。我们收到的是俄文本,需要我帮忙作翻译吗?商将军!”

商震感激地说:“谢谢苏联代表团,谢谢彼尼斯基先生!我们有俄语翻译。”

彼尼斯基走后,喻哲行把苏文源叫来,由苏文源念一条纽伦堡审判条例,再看一条同一内容的东京审判条例。经过对照比较,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大。从纽伦堡审判条例看,参与国的美、英、苏、法四国之间是平等关系,但东京审判条例却把权力集中在美国身上,也就是集中在麦克阿瑟身上,美国与各参与国之间成了上下级关系。

关于审判条例存在的问题,以及两种观点的激烈斗争,参加条例起草的中国法律专家向哲浚、方福枢、易明德曾向商震、喻哲行汇报过。为此,商震也与迪利比扬格、阿基诺、巴特斯克交谈过。大家的意见是等待讨论。

商震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抬起手腕看看手表,对苏文源说:“苏先生的任务完成了,你去睡吧,只差十五分就是深夜十二点了。我和喻先生还想坐一会儿。”

苏文源起身说:“是不是要通知伙房弄点吃的?”

喻哲行说:“不用了,饿了就啃几片饼干。”

商震一支香烟吸完,又点燃了一支。他说:“审判条例就是审判宪章,通过了就是法律,美国就会名正言顺地控制国际法庭。”

“是的。”喻哲行说,“比如条例规定,战犯的逮捕由同盟军最高总司令审定之。对此,我们深有领教。我们提出的第一、二批逮捕战犯名单,有二十多人麦克阿瑟不同意逮捕。而这些人都是罪行累累的刽子手。谁该逮捕,应由国际法庭各参与国代表根据其犯罪事实审定。如果这一条通过了,就会给继续逮捕侵华日本战犯带来阻力。”

商震说:“看来,明天,一场与麦克阿瑟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已不可避免了!你与我,是把老头子给我们的紧箍咒老老实实戴在头上,还是甩掉紧箍咒挺身而出!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国家,我们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行吗?除了苏联、英国、菲律宾、荷兰的朋友理解我们的苦衷以外,其他代表团的朋友会骂我们是奴才呢!”

他起身踱了几步:“该说的而不准说,该斗的而不让斗,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斗!”喻哲行被激起一股冲动,“无非是麦克阿瑟又通过杜鲁门向老头子告我们一状,无非是被撤职回国当老百姓!”

“不能这样!我倒不是怕掉乌纱帽。”商震说,“如果我们被撤职回国,让处处仰人鼻息的软骨虫来,那就更糟了!”

“那就由我出面斗。”喻哲行说,“老头子要追查,撤了我的参谋长职务无妨,还有商先生在东京。”

商震说:“那也不行!这里的工作是以我为首,老头子还会追查到我头上来。即使只把你的参谋长撤了,换上别的人来,能与我心心相印吗?能与我合作得好吗?”

他坐回原处,沉思着说:“还只能按我们的既定方针办,暗斗。看来,我们只好仰仗于希克斯曼将军的力量了。”

希克斯曼是商震在日本留学时的澳大利亚同学,时在同盟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成立于一九四五年初秋,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其职责是负责对德国。日本战犯审判的调查和指导。因澳大利亚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国家,而希克斯曼则是委员会的当然主席。去年十一月初,他通过无线电话,就对日本战犯的审判问题与商震交换过意见。商震也坦率地将自己来东京工作的苦衷,无保留地告诉希克斯曼。

喻哲行点点头,看看手表,东京时间是六日深夜十二点。他打开一本世界地图,查看世界时区表,伦敦还是五日下午三点,高兴地说:“估计这时候希克斯曼将军午睡起床了,请商先生现在就与他通电话。”

两人来到无线电收发报室。商震将纽伦堡和东京两个审判战犯条例的差别和存在的严重问题,向希克斯曼作了汇报。他说:

“请同盟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审查东京审判条例,抵制其错误的条款。如果这个条例被通过,那么,今后的东京审判就无真理和正义可言!由于学长所知道的原因,请不要说是中国代表团向你汇报的。”

希克斯曼说:“我理解学长的心情,一定为之保密,也一定给予支持。”

“谢谢!”商震说,“说是自嘲也可以,我扮演的是个可怜的角色。但是,为了正义与和平,为了使侵华战犯受到审判,以告慰在中日战争中死难的三千五百二十万中国同胞的亡灵,我又甘愿来东京受这份罪!”

“商学长忍辱负重,令人敬佩!”希克斯曼因对斗争的复杂估计不足而显得很自信,“同盟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一定以负责的态度审查东京审判条例。我等会儿就给澳大利亚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布莱将军通电话,请他在讨论东京审判条例时,旗帜鲜明地抵制其错误条款。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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