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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多人，唵！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和十名师一级的军官，当了共产党的俘虏，唵！”他越说越生气，“尤其是你们两位仁兄，吨，简直是在背后捅了我一刀！这个这个，如果没有盟邦美国从军事上、经济上支援我们，能消灭共产党吗，吨？这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二位想过没有，唵？”
徐永昌和商震十分难堪。蒋介石的话，句句是钢针，刺痛了他们的脑神经，也刺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感到做一个真正的人真难啊！
发现真理，只需要贡献出脑细胞；而坚持真理，学金鸡报晓，号手呜金，狂飚鼓浪，飓风扫尘，常常要付出重大的牺牲。如果如实说出麦克阿瑟的专横跋扈，蒋介石不但听不进去，还会把问题弄得更糟。徐永昌和商震只好能屈能伸了，只好匿影藏形了，只好韬光养晦了！明知自己坚持的是真理，却要被迫放弃，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和悲哀。有身份地位，又有正义感的人，这种痛苦和悲哀感也就更甚。
“我们错了，请委座息怒！”徐永昌违心地说，“我们愿意接受委座给予我们以任何处分！”
商震紧接着说：“革职查办坐班房，我们都甘领甘受，反正我们深深知道自己错了！”
“你们为什么要跟苏联代表一唱一和，唵？”蒋介石说，“八年抗战，唵，苏联是我们的朋友！这个这个，抗战一结束，苏联就会很快转化为我们的敌人。这一点，你们认识到没有，唵？”
“我们想到过，委座。”徐永昌说，“在东京，我和商先生很坦率地与两个苏联代表交谈过，问及苏联是否会像支持东欧的罗马尼亚等七国的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那样，也支持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
这话引起蒋介石的极大兴趣，心中的愤懑一下子消了许多，铁青的脸庞也逐渐有了血色。他说：“他们是怎样说的，唵？”
“他们说绝对不会。”商震将迪利比扬格说的不论从历史渊源看，还是从地理位置看，中国与东欧这些国家不一样；在中国八年抗战中，苏联给予中国许多支援，但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以任何援助等情况说了一遍，然后说：“普尔卡耶夫说了，如果国共两党发生内战，他们也只会从道义上支持中共。”
“你告诉他们了，唵，我们会打内战？”蒋介石一怔，脸色又变青了。
“我们矢口否定。”徐永昌说，“我们告诉他们，目前国共两党代表正在重庆举行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的谈判呢！”
“嗯，吨，应该这样回答他们。”蒋介石心中的怒气全消了，“说说你们去东京的其他情况，吨！关于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这个这个，不用说了，我己看了中央通讯社的报道，唵！”
徐永昌和商震如获大赦似的轻松下来。
徐永昌将经过各国代表的争取，美国方面同意中国、苏联等六国各派三名法律专家，参加惩办日本战犯条例的制订；同意吸收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等十国参加国际军事法庭，除荷兰以外，其他九国各派一个师的军事代表团进驻日本，以及已经开始逮捕日本战犯等情况一一作了汇报之后说：“基南先生说了，三名法律专家务必在十月上旬，最迟不超过中旬赴东京工作，今天已经是十月十二日了。”
蒋介石很兴奋，腰杆子也一下硬了许多。
他说：“请健生（白崇禧）兄，唵，与居觉老商量商量，派哪三个法律专家好，唵？争取在三五天之内去东京，唵！”
他说的居觉老，是立法院院长居正，字觉生，年纪比蒋介石大十一岁，故以“居觉老”相称。
白崇禧说：“等会儿我就与居觉老商量，定下来了再向委座报告。”
“军事代表团什么时候进驻日本，唵？”蒋介石望望徐永昌，又望望商震。
商震说：“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十月上旬或中旬进驻日本。”
“我的意见，唵，军事代表团团长必须具有上将军衔。”蒋介石面向白崇禧，“你是国防部长，这个这个，你认为派谁任团长好，唵？”
“请委座决定。”白崇禧说。
徐永昌说：“我推荐启予兄担负此重任。”
商震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并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在日本呆了三年时间。抗日战争中，先后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缅甸军事考察团团长，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并以蒋介石的随员身份，参加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又有上将军衔，是十分理想的人选。
商震想到自己这次从东京回来受到的批评，心里憋了一肚子闷气。人间苦涩，世路崎岖，一切执著不如放弃；可他热爱祖国的激情不泯，惩办日本战犯的宿愿难了。但考虑蒋介石不会接受徐永昌的推荐，于是他说：“我才疏学浅，胜任不了，请委座另选贤能担负此重任。”
“你就是贤能啦，唵！你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这个这个，工作干得出色，唵！”蒋介石说，“我同意次辰兄的推荐，正式任命你为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唵！这次去要吸取教训，这个这个，再不要与盟邦美国作对，唵，具体说，不要与麦克阿瑟将军作对，一切以盟邦美国的意见为意见，唵！要以自己的言行，为这次赴东京的三名法律专家，这个这个，为今后参加国际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和法官起表率作用，唵！”
商震很委屈，实在不愿意再赴东京。但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如果自己不去，蒋介石派一个软骨虫去，一切仰人鼻息，一切由麦克阿瑟说了算，还有什么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可言，还有什么坚持正义审判可言！
“我服从委座的派遣。”商震说，“我已是五十四岁的人了，会用‘吃一堑长一智’这句名言来约束自己。”
是的，吃一堑长一智，不过蒋介石着重理解一个“堑”字，商震着重理解一个“智”字。
“很好，唵！”蒋介石说，“至于带哪个师去，让谁任参谋长，这个这个，要哪些人作助手和随员，由启予兄自己定，唵！”
十月十六日，暂编第十师官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携带最好的武器，由代表团参谋长喻哲行中将率领，乘坐“胜利号”运输舰，由吴淞口出发，经东海去日本。考虑战后的日本生活物资奇缺，还带了大批粮食罐头制品，以及五辆军用卡车、六辆吉普车、四辆小轿车和一辆中型客车。
十八日，商震率领秘书史兴楚少将，助手王锡钧少将、李勋德少将，三十四名上校级工作人员，八名翻译，五大捆记载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各个时期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各种证据，以及向哲浚、方福枢、易明德三名法律专家，乘DC47型242号专机，从南京起飞赴东京。
下午四点三十五分，代表麦克阿瑟的萨塞兰、惩治日本战犯条例起草领导小组组长基南、先期抵达东京的喻哲行、苏联代表团团长迪利比扬格、英国代表团团长巴特斯克、法国代表团团长勒克莱、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布莱、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戈斯格罗夫、印度代表团团长贾迪、菲律宾代表团团长阿基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艾西特等人，在东京羽田机场迎接商震一行。除了贾迪、阿基诺和艾西特，其他人都彼此打过交道，大家握手言欢，显得十分亲热。
九国军事代表团的驻地，设在千代田区前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部的六层办公大楼一至五层，除五楼只驻着印度代表团以外，其余每层楼驻两个代表团。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驻在三楼。因这座大楼呈半弧形，故大家称它为“半月楼”。每个代表团所属部队除一个警卫连随团住在半月楼以外，其余的人分别驻扎在东京的各个区。中国驻日部队驻扎在涩谷区。
接着，商震一行由喻哲行陪同，驱车去千代田区，向哲浚等三名法律专家驱车随基南去明治生命大楼。
晚上八点，迪利比扬格带着汉语翻译彼尼斯基来见商震。商震由俄语翻译苏文源陪同，在会客室接见迪利比扬格。房间里的气氛欢快而融洽。
迪利比扬格出生于乌克兰，年约四十，原是苏联贝加尔方面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参谋。挂在胸前的三枚勋章，说明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赫赫战功。
他望着商震，高兴地说：“商震先生希望我带团来日本，我也希望商先生带团来日本，现在彼此的愿望实现了，今后让我们团结战斗，真诚合作！”
商震苦笑着点点头，他甚至怀疑自己还是不是商震？不是商震又是谁？贾桂的形象活脱脱地冒了出来。但只是一瞬间的事。他坚信自己辽是那个有正义感的商震。几天来，他苦思冥想过，蒋介石的旨意，固然不能违拗，但还得坚持正义。“吃一堑长一智”，那么，智谋在哪里？他想得最多的是暗斗，他心胸中塞满了苦涩，但也有几分安慰和自信，因为随团来日本的喻哲行和全体工作人员，几乎无一不是他先后任绥远省都统，国民革命军北方军第一军长，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天津警备司令，河南、山西省主席和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期间提拔起来的亲信。他把自己的主张坦诚地告诉大家，希望他们密切合作，并获得同仁们与他同心同德的满意回答。
“我非常羡慕将军阁下，有个敢于与美国抗衡的领袖斯大林主席！”商震的话脱口而出。
脱口而出的话，是真诚的流露。当然，在一个苏联将军面前说这种话，似乎有损蒋介石的形象。这，商震自然想到过。但是，既然迪利比扬格愿意与自己真诚合作，就得在朋友面前说真话。再说，谁叫你蒋介石在杜鲁门的指缝里生活？！
“蒋介石委员长是亲美的，这我们十分清楚。”迪利比扬格说，“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希望商将军不要含糊，贵国是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国家啊！”
“将军阁下的话语重心长，对于我们是激励，也是支持，十分感谢！”商震沉沉地嘘口气，“我们一定与贵国代表团，与其他坚持正义的代表团一起，团结战斗，真诚合作，但是，我们只能暗斗，恳望阁下理解我们的苦衷。”
“我们理解。”迪利比扬格说，“明斗是火，暗斗是焰，火与焰加在一起，就能燃起冲天大火！”
商震高兴地说：“阁下的话富有哲理。”
接着，迪利比扬格告诉商震，战后由裕仁天皇皇后良子的叔父东久迹宫组阁的第一届内阁，因拒绝执行最高总司令部关于取消军队。释放一切政治犯、给日本人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的命令，出于麦克阿瑟的压力，已于十月五日总辞职了，十月九日由币原喜重郎组成新内阁。
东久迩宫辞职和币原喜重郎上任的事，商震已从国内的报道知道了，但政治家的习惯思维方式又促使他提问：“币原在这时候出任日本首相，有什么政治背景没有？将军阁下。”
“大概是因为他是亲美的。”迪利比扬格说，“币原曾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出任驻美国大使，是华盛顿国际裁军会议的日本全权代表。一九二四年秋以后，曾四次出任日本外务相，因他奉行对美的亲善方针，曾被日本军部和右翼团体谴责为‘软弱外交’。”
这里说的军部，是在近代天皇制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军事势力，包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教育总监部及内阁中的陆军省和海军省，虽不是如立法、行政之类的国家机构部门，但却独立于政府、议会的管辖之外，形成一股巨大的势力。
“原来如此！”商震说，“军部把握着日本权力中枢，疯狂推行法西斯侵略政策，起过破坏的作用，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分析说，“币原出任首相，对于用美国政治模式改造日本有利，但对战犯的审判可能带来某种不利，因为币原的言行完全控制在麦克阿瑟手里。”
“将军阁下说得对。”迪利比扬格说，“等着瞧吧！”
商震的判断，来自他政治理论上的成熟。
第二灭，也就是十月十九日上午九点，币原喜重郎领着卫士中冲耕吉，急匆匆离开首相府，乘坐小轿车去见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麦克阿瑟。他身上的毛孔张开，微微出汗，说明他的心情紧张，比觐见天皇还要紧张几分。在他七十三岁生涯里的驻荷兰公使、驻美国大使、四任外务相和代理首相期间，曾多次受到大正天皇和裕仁天皇的接见，心情都没有这样紧张过。
他坐在轿车里，十月十四日上午第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时对方的一句话，又洪钟般地在耳边响起：“我同意裕仁天皇的意见，让你出任日本首相。希望首相阁下从东久迩宫内阁的倒台中，吸取深刻教训，以真诚的态度、卓有成效的工作效率，同心同德地与最高总司令部合作。”
麦克阿瑟的第一句话，说明他是日本的太上皇。他的第二句话，是给币原戴上了紧箍咒。
裕仁物色币原出任首相时，币原的妻子纯玉子曾语重心长地劝过他：“你出任首相，既要听天皇的，又要听麦克阿瑟的，是在夹缝中受罪，年过古稀的人了，何苦而来？”
币原的想法不一样，他说：“七千万日本人，唯独我受到麦克阿瑟的器重，也算是三生有幸，不论今后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我都挺得住。”
然而，现实生活又是如此严酷。因此，几天来，他如履薄冰，总是提心吊胆。
这时，他耳边又响起了良秀子的声音：“喂，是币原首相阁下吗？请你马上来最高总司令部一趟。最高总司令说了，与他上次接见你一样，不要带秘书和翻译来，也与上次一样，由我担任翻译。”
他后悔自己出任驻美国大使五年间，没有把英语学好。讨厌的是良秀子偏偏又是日本人，麦克阿瑟那些教训式的话让她听到了，面子上总有点过不去。不过，不带秘书来也好，少了一双耳朵。
但他想得最多的，是麦克阿瑟第二次接见的动机，是他又有新的吩咐，还是让他汇报情况，抑或发现他对最高总司令部不忠？他诚惶诚恐走下轿车，再乘电梯登上帝国饭店第十楼。
良秀子在会客室门口迎接币原，她说：“首相阁下请坐，我去请最高总司令出来，他正在批阅文件。”
麦克阿瑟左手握着烟斗，从里面房间里出来了，币原赶忙起身，双手握着他伸过来的右手。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币原想观察一下麦克阿瑟的表情，但他的两只眼睛却被墨镜遮着，无法看清楚。发明和制造墨镜的人，都该杀！他想。握手时，他明显感觉到麦克阿瑟的手劲很大，不愧是军人。那么，他的心劲呢？他意识到对方的心劲更大于手劲。想到这里，心情紧张到了极点。
“需要开电扇吗？”麦克阿瑟问。
“不用，谢谢。”币原赶紧将擦过汗的手帕，塞进银灰色呢料西装口袋里，尴尬地笑笑。
麦克阿瑟说：“请首相阁下来，有个问题想听听你的意见。新内阁还有外务相、陆军相和海军相三个大臣人选没有定下来，你认为由哪三个人出任合适？”
币原感到为难。他认为可以的，麦克阿瑟未必认可；麦克阿瑟认为适合的，他不一定说得中。于是，他说：“我说不准，还是请最高总司令定夺。”
麦克阿瑟说：“今天是朋友之间的随便交谈，不是阁下在内阁会议上作结论，说不准无妨，我不会计较的。”
这话虽然不够尊重，但币原却获得某种慰藉。以受到一人的不尊重，换来了受到全体日本人的景仰，从得失论衡量，谁能说不是一种巨大的胜利！
但币原仍然不提具体人选，敷衍说：“还是请最高总司令定夺，我拥护。”
麦克阿瑟说：“我又不是日本的天皇，也不是首相，怎么由我定夺呢？”
“那就请阁下听听天皇陛下的意见。”币原说。
“我问过他，他却要我听听你的意见呢！”麦克阿瑟说，“你们硬要迫我当日本的太上皇是不是？哈哈！”他用哈哈大笑掩饰一切。
“阁下不是太上皇。”币原说，“阁下洞察当今世界政治局势，洞悉以美国为首的诸同盟国的政治动态，更洞彻日本政界人物的政治倾向和才干；由最高总司令提出三位大臣的人选，一定是因人制宜，更有利于日本的稳定和发展，也更有利于日本政府与最高总司令部赤诚合作。”
“那我就提三个人选。”麦克阿瑟很有滋味地吸了口吕宋烟，“吉田茂先生可以继任外务相，米内光政先生可以继任海军相，陆军相也由下村定先生继任。行不行？首相阁下。”
币原说：“最高总司令阁下用人得当，简直是慧眼识珠。”
“不！阁下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麦克阿瑟说，“不能人云亦云，你要讲真话，把自己对这三个人的真实看法说出来。”
币原沉思片刻，说道：“感谢阁下对我的信任，那我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说出来，供最高总司令阁下参考。对这三个人选，一些国家的驻日军事代表团，如苏联、英国、菲律宾，特别是中国代表团会提出反对意见的。”
麦克阿瑟说：“请阁下说具体些。”
币原说：“按照上述国家的观点，这三个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死敌呢！”
“请一个个说。”
币原先介绍吉田茂的情况，他说吉田曾在中国工作多年，曾积极参与田中义一内阁侵华政策的制订。一九二八年，他出任外务省次官不久，协助田中义一以保护日侨为借口，并以军事顾问名义赴济南，直接参与侵袭中国山东的指挥，故中国报纸载文说他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间谍和军师。”
“那么，米内光政呢？”麦克阿瑟问。
币原说，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米内任侵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官，多次侵犯中国沿海地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任林铣十郎内阁、近卫文麿第一、二任内阁海军相。一九四○年任首相期间，不仅是侵华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而且是侵犯苏联的一九三八年的张鼓峰事件、一九三九年的诺门坎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陈述到这里，说道：“听说上个月，中国和苏联代表来东京出席日本投降仪式时，曾就吉田出任日本战后第一届内阁外务相，米内出任海军相，下村出任陆军相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过抗议，不知是否有这回事？”
“有这么回事。”麦克阿瑟说，“你再说说下村定。”
币原说：“下村定从一九四二年春开始率军队进驻中国华北地区，先后任第一一五师团长、第十二军军长和驻华北日军总司令直到日本投降，他在华北的三年多时间，正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