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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在我们的人生中，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在对我们的命运产生着影响。在这一思考中，我得到了人生的感悟。
影响人生的主观因素
我与那位出租车司机，有着共同的起点和类似经历，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样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因为我们也有不同点。通过分析，我觉得以下三个因素对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1。 目标明确，志向远大——拥有好高骛远的境界当年我俩都不安于现状，强烈希望改变命运，但我更还有个明确目标。即使在最困难时我也没有放弃大学梦。那个理想，以我的处境，太不切实际：我身在偏僻落后的乡下，每个县才有几个推荐名额，录取又是政治决定，而我的政治条件也不过硬。我那是“心高命薄”。
2。 毅力、勇气、百折不挠的决心——以一意孤行的气概去追求我俩的另一个差别在毅力。他在一次推荐上大学受挫后，就灰心丧气，放弃了。可我在经受多次挫折后，仍不泄气，继续努力，始终不放弃。为了追求，可以承受任何代价，积极创造条件，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一直到目标实现。
3。 积极思维，进取心态——甚至要有盲目乐观精神我俩的人生态度也不同。他愤世嫉俗，态度消极；而我进取、乐观，积极思维。所以，在最困难时候，也能看到希望，看到机会，也就能坚持下去。
这三点对人生发展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我称其为改变命运的“三个必要条件”。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我的观点，所以我在下面的励志篇中进一步阐述、分析。我相信，你只要愿意读完，就会同意我的。
2。那生命没有价值的年代
那生命没有价值的年代
我们上海知青搬到麾石村后，生活就比较有着落了。但这么多青年人在一起，彼此间也难免就产生出了矛盾。
小谢是68届高中生，年龄大一些，是知青班的班长。但有些知青并不服他，认为他没有多大本事，只知道与上级搞好关系——回想起来，其实小谢人还是不错的，但年龄比我们大，更多些社会阅历，所以比较世故些。平时，小毛和小宦常向他挑衅，故意刁难，但小谢表现得很委曲求全。
那是因为他怕他俩。那时的小毛，矮矮个子，长得粗壮，一脸的横肉，很凶猛的样子；而小宦则中高个儿，黑亮的肤色，再配上粗浓的眉毛、厚嘴唇上的小胡子，看起来就很粗犷。他们的形象，以我们当年的说法，“很野”。
起初我觉得他们流里流气的，印象不好。但熟悉了，就觉得他们只是“吃象”（样子）难看，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但我看不惯他们对小谢的霸道样，嘴上没说，心里却觉得他们蛮不讲理。小谢是我们的班长，是义务性的服务，我们不应苛求责备，要支持他的工作。
一天下午，生产队保管员吴生和给我们分发口粮，小谢主动去帮忙。在过程中小毛和小宦又凶起了小谢，怪他没有让秤杆翘得更高一些，使他们得到的稻谷少了。
我觉得是那保管员在主秤，小谢只是帮忙，他们这么闹，实在没有道理。实在忍不住，也就多了几句嘴，意思是说他们的不对。我只不过想说句公道话，但或许态度也不很好，结果反而是我与他俩争吵了起来。
我与小毛吵得特别凶。我平时不太作声，似乎很老实，他们也许就没把我放在眼里，而实际上的我，却也是脾气急躁的。在激烈争吵之中，就发生肢体冲撞了。小毛又转身找出两把菜刀，威胁要与我单挑，一人一把刀进行决斗。我也不是吃素的，怒气冲天地冲上去。但是，其他劝架的知青硬是把我俩拉开了。
自那次吵架后，我们虽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彼此都不说话。
为何被陌生知青殴打（1）
一个多月后，就是农历七月十五，也是马家村赶集的日子。那里离我们村十五里路，是地方上一年中最大的集市，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民都会去赶集。那天，我们上海知青也都去了，因为我与小沈、小陈比较好，我们三个就相邀着赶早出发了。
马家村是一个有两百多户人家的村镇。我们到达时，集市上已是人流熙攘，热闹非凡。当地的习俗，到了赶集那天，附近的农民都会聚来，或是来卖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或是来买一些生产或生活必需品，或是像我们这样地来逛街。
我们兴致勃勃地走在人群里，观看着周围的环境。那是村里一条主要的街，街的两侧开设着杂货店、供销社、面馆等好几家店铺。街道两边已经摆满了摊位和各种有待出售的农副产品，有水果、蔬菜、鸡蛋、鸡鸭、箩筐、扁担等。街上人群拥挤，大家你推我搡的。
我们在逛街时，还遇上了其他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个叫老葛的，长得很壮大，曾有过一面之交，又都是来自上海虹口区的，就更觉得近了一层。大家聊了起来，在面店里叫了小馄饨汤吃，后又新结识一些上海知青。
然后我们又去逛街了。走着走着，我与他们其他几个人走散了。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头，侧头一看，一个高个的陌生人，开口就是上海口音，也是上海知青。“你跟我来一下。”
我已感觉到有些不对头，但还是跟着他走了。
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又追问了一句：“你是西塘大队的吧？”
“是啊！”
我们已到一个偏僻空旷的街口，他停了下来。旁边的三四个陌生人围了上来。“你为什么要欺负他？”高个子上海知青随手指着其中一人问我。
“什么？我都不认识他。”
“哟，你还嘴硬！”一拳就过来了。我挡开了他的手臂，回手也是当胸一拳。他摇晃了一下。
“好哇，还敢还手啊！”一下子就扑上来了，我朝他的下巴，狠狠一拳，他仰天倒下去了。其他几个人就都扑上来了，我也拉开了架式与他们干起来了。我出手也很重，他们在后退了。
“这些人也真是不怎么样。”我心中想到。
就在此时，后脑勺感觉到一个沉重的打击力，我站立不稳，向前扑倒在地，翻身起来，看到那个高个家伙抡起一条崭新的扁担，又向我劈了下来——他是从旁边一个卖扁担的农民那里抢来了这根扁担当武器的。我一个箭步跳上去接住扁担，侧身抬腿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扁担就在我手里了。我也抡起扁担乱劈。
我已是处于上风，胜利在望了。但一个家伙从后面猛然冲了上来，抱着我的后腰，我就施展不开手脚了。其他人一涌而上，大家挣扎在一起，那时我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也不知是打到了什么时候，直到另外一帮上海知青上来劝架，那个带头的就是老葛，他与他们那一伙似乎也认识。他边说“算啦，都是自己人，不要打了”，边把他们强拉开了。最后那伙上海人扬长而去了，而我也才注意到周围是一大群围观的群众。
小陈和小沈也找到了我，关心地询问着。我极其愤怒，一股难以压抑住的杀气，根本不想就此了结。但我实在是疲惫不堪了。
小陈心地很好，硬是拉着我就走，他连街也不逛了，陪着我先回家。在路上，我才注意到穿在咔矶布外衣里的背心已是稀烂了。我鼻青眼肿，身上好几个部位都在隐隐作痛，浑身疲软无力。可是我心中却是怒火万丈，一门心思地想着要如何复仇。
在回家的路上，我步履沉重，只能慢慢地走着，中间还歇了好几次——后来听说那伙人还不肯就此罢休，特别是那个带头的高个儿，他掉了一颗门牙。他们又纠集了一帮人，沿着往西塘大队的方向，一路追杀过来了好几里地。侥幸的是我没有碰上他们。
不久，老乡们都知道了此事，大家都沸沸扬扬，说：“这些上海人是不要命的，我们再不要惹他们了。”但谢书记是一个好人，他特地过来看我，还招呼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过来，要替我治伤。
那些农民朋友很关心我，我的朋友小夏，下放在另一大队的知青，也捎话过来问候，但我没有多说。别人看我不吭声，以为我把此事忍下了。
事实上我是咽不下这口气的，我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我暗暗发了狠：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报仇雪恨。但我懂得发狠不能在嘴上，也不能打草惊蛇。
我逐步地了解到大致情况。这群打我的上海知青下放在临近的高安县。这些人与我素昧平生，无仇无怨，显然就是受人指使来打我的。我又获知那伙人是上海知青小孙的朋友。这个小孙住在八里路外周家村，我也认识，因为他与小毛和小宦比较亲近，来我们村找过他们好几次。有这样一层关系，我就能猜到谁是幕后的操纵者。但我要从小孙处亲口得到证实，我要确切知道谁是罪魁祸首，然后就要一报还一报。
在表面上，我依然如旧。出工、收工、吃饭、睡觉。但在内心，我已经酝酿了一个行动计划，首先要养蓄精力、治好内伤。我每天都喝土郎中开出的草药，而夜里就摸黑悄悄地到村前的打谷场活动筋骨，甩拳踢腿，重新操练起学过的拳术动作。
我又向当地老表打探去周家村的路。我是闲聊中“无意”地询问，为的是防止走漏消息，惊动对方。
我又看到一个老表的砍柴刀很好使，刀面加手柄有一个手臂长，刀背有一手指厚，刀口锋利，握在手里沉甸甸的，用力一挥，小孩手臂粗的松树枝就被砍断，唰唰地掉了下来。我一下子就看中了，花了五元钱，从老表处买了过来。
我在不动声色中准备着。
狭路相逢“勇”者胜（1）
三星期后的一个凌晨，天尚黑蒙蒙的，其他知青还在睡梦中，我悄悄地起了床，吞些冷饭，就出门了。我把柴刀从后背插入腰带，再披上一件灰色的外套。从外表看，没人能注意到我所携带的刀器。我走上去周家村的路，在看到那个村子时，天露出了鱼肚白，还是一个好天。
可是，我又开始犯愁了。那是个好几十户人家的村子，这么大的地方，我怎样才能不惊动别人，又找到上海知青啊？我觉得我的计划还是欠周密性。正好这时，我看到一个老表在前面的田间小路上走着，就加快几步，上去打招呼，询问上海知青的住处，又问小孙在不在。
他似乎与上海知青很熟悉。他告诉我，那些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刚走。我的心沉下去了。可是，他又接着说，小孙与他任民办教师的姐姐今年不回上海，要在这里过春节。而小孙送那些知青搭火车，昨晚才回来。真是太凑巧了！
他以为我是小孙的朋友，主动带了路，领着我在村中小巷里绕来绕去，最后带到村子大厅前，指着后面一个房间说：小孙就住在那里。事后回想起来，这么大的村，若不是这个热情的老乡，我还很难找到这里。我向他表示谢意，他就走开了。
整个村子仍是极其安静，多数家庭仍在睡梦中。我就上去敲门。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开门的就是小孙。他还是睡眼惺忪，但一看到我，脸色就变白了。我挤身进了房间，随手就把门关上了。他也不发一语，退身到床沿又躺下了。
我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为上次马家集的事而来的。我已知道那是你指使的，但我与你无怨无仇，所以一定还有策划者，只要你能告诉我他的名字，那么冤有头，债有主，我马上就走，不会动你一根汗毛。”
我恶狠狠地盯住他，等待他的回答。这一切太突然了，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已是慌了手脚。他先承认了，那些上海人是他的朋友，是他哥哥托他们照顾他的，但他矢口否认他与此事有关。在我的严厉驳斥下，他沉默了，不再回答我的问题。
我最后说：“我给你十秒钟考虑，如再不如实招来，我也就只能不客气了。”
“一、二、三……”当我数到十后，他仍无反应。我一把就抓住他的头发，按在床上狠狠地揍起来，我的全部仇恨都发泄在拳头上，还专拣要害的两肋和腰部打——后来听说他那次伤得不轻。
狗急了也会跳墙。他猛地一个翻身，把我一推，跳起身来冲出门外，我紧跟着追了出去。我到了门外，就看到他手里握着一把锄头，向我扑过来了。我已来不及多想，反手抽出插在背后的柴刀，迎头冲上去。
当他举起锄头劈下来时，我猛然向右一个侧身躲过锄头，左手趁势抓住挥下的锄头把，右脚向前一步，右手握着柴刀，就狠狠向他的头上砍了下去——甚至在多年之后，当我回想起那一刻的情景，就会冒出冷汗：我那一刀下去，如果砍中了的话，后果就实在不堪设想了。
他反应却也是极其灵活——此真乃大幸也。就在我的柴刀劈向他那一瞬间，他松开了手，一个转身就跑了。我也紧跟着追了上去。他赤着脚，在那湿漉漉的青砖地上还打了个滑，摔倒了，接着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一下就蹿出去了。那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那是人在性命危急关头的求生本能。他在小巷子里转了几下就消失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眨眼的片刻间。而那个时候，我还真是懊丧无比：已是煮熟的鸭子，怎能又给飞了呢？
但我已经冷静了。我对环境毫不熟悉，又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所以也不敢恋战。绕了几圈后，找不到他，也就只能离开了。我手里还提着那把刚夺来的锄头，以作防身之用。我出了村子后不久，就发现一个乡下老表在半里路之外，不紧不慢地跟着我，我已走了二里多路，他还跟着，嘴里喊着当地老表的土话。
开始，我不懂他在喊什么，可他一句一句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我终于听明白了，他在喊：“……那你可以把锄头还给我了吧？”原来这锄头是他的。在那个年代，一把锄头也是农民家庭的一件财产。可他又不敢走近，所以不远不近地跟着。
我又走了一里多路，就要上山了。估计也不会有人再追来，站在田埂路上，把锄头向水稻田的中央一扔：“锄头就还给你了。”
我继续上路了，而那个农民也没有再跟上来。
我走在山间小路上，忽然觉得脖子左边湿湿的，该是露水吧。我也没在意，随手抹了一下，可才一会儿又湿了，再抹一下，伸手一看，哎呀，都是鲜血。这才注意到左边头角上擦破了一块。
回想起来，可能是我刚才侧身躲过劈下的锄头时，未完全躲避开，还是擦到一下。可在那性命相搏的紧急关头，神经高度紧张，根本没有感觉。到这时，才觉得隐隐作痛了，我从树上摘了一片叶子贴在伤口上，用手指压着，一会儿血也就止住了。
我回到麾石村时，才是早上时间。在我们知青房子前，几个晚起的室友正在门口刷牙洗脸。我也不露声色，进屋后换洗一下，在伤口上擦了些红药水。那天我还出了工。
可到下午，就有消息从外村传过来了：小刘差点把周家村的上海知青小孙打死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是高度警惕，怕有人来报复。晚上睡觉时都要顶上房门，那柴刀就放在枕头边。但是，后来一直也没有人来找过我。
很快地，打架事件在方圆几十里中流传开来了。有一天，附近何家村的一个老表带着他的儿子来见我，说要拜我为师学武功，还一本正经地说，要三拜九叩地举行拜师仪式，还会杀猪办酒席。
我忍不住笑起来，告诉他我不会武功，也不配做他儿子的老师。但是，民间故事还是在流传，传到后来就带有传奇色彩了。
其实，那些熟悉我的老表们，知道我是一个老实、本分，有上进心的上海知青
却也对我多了一份敬畏。所以，我后来当了生产队长，却也能有效领导那些世代务农的当地人。
这一次经历对我，却是极为深刻的一课，使我认识到人的兽性一面。我带了那把柴刀，不是去杀人，而是为了以防万一。我独身去闯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若是紧要关头，得有自卫的武器。而且我估计小孙不会轻易就范，必要时，也要以此来威胁他一下。只要他害怕了，就会说出实话来。
可在那紧要关头，我脑子就狂热了，我冲上去时，真的是想一刀砍了他。可那一刀如真劈中的话，他不死也会残，那么我不仅毁了他，也毁了我自己——我将是行凶杀人犯，我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那也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是啊，犯罪与成功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再想想，许多决定民族兴亡、国家历史的大事，何曾不是决定于某人关键片刻的一念之差呢？
——这是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但它若还对我有教益的话，那就是使我认识到，“狭路相逢勇者胜”。那次去过周家村后，我就以为对方不会甘休，准备了再干一场，但这却没有发生。
我想，是我在勇气上盖过对方，也就在精神上压倒了他，所以才没有后发事件。这也是我的人生启示：我们只要目标确定，决定作出就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全力以赴，不要患得患失、考虑太多，那会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数年以后，一次在我回家时，我妈突然注意到：“哎，你的头角上怎么会有一个疤啊？”我还想糊弄她，可她肯定地说：“这是原来没有的！”
我只好说：“我也不知道，或许发生过意外，但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妈就说我“戆”，连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伤害都不知道。在母亲的眼中，儿子是永远没有长大的。其实，我实在不敢告诉她这一经历，怕惊倒了她。
但那次打架经历给我上了深深一课，那可能的后果使我感到惊恐，也使我理性了，事情就告一段落。事后我又抄录下了本章初的那段话，本是苏轼评论张子房的，也成为了我的座右铭。
生命无法承受之轻（1）
我对农村生活的最大感触，还是本书开首时我母亲那句话：“过去你奋不顾身，是因为那时生命没有价值呀！”
是啊，那是一个人命不值钱的年代。我的亲身经历，以及耳闻目睹，都使我强烈感受到了“生命无法承受之轻”。以至于今天仍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记得那是一天中午，樟树县城的下放知青小刘
从公社林场过来看我，他与我很投缘。我们坐在房前聊天，只见一个乡下小孩，慌慌张张地跑来，气喘吁吁说：有人掉到后面的水库里去了，要我们去救人。
我们赶到了村后的水库处，看到在水库的堤坝上几个大小不等的孩子，在那里惊慌失措。他们指点着，大致告诉我人落水的地方，我就走下水去。
那是秋季，水库里的水只有齐腰深，但水库的中央，就有一个很大、很深、陡然陷下的坑，那是早年为修堤坝打土方挖的。那地形我知道，附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