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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提到，漠不关心家人的病情，是因为得病的是“区区妇孺”。天花在西方被当做可怕的瘟疫，它也不断造访中国，以至于中国人已经不指望逃脱其蹂躏了。但是，他们不愿多想，因为得天花的主要是孩子。人们经常可以遇见因小时候得天花而两眼全瞎的人。无法容忍身体发肤受到丝毫毁伤的中国人，却对孩子生命的价值如此看轻，我们实在是始料未及。小孩死了，要么根本就不会掩埋，常说的话是：“扔了！”要么就用草席一卷，松散地盖着，不久就被狗群啃吃。有的地方还有一种恐怖的风俗：把死孩子踩成面目全非的一团，以免附在孩子身上的“鬼魂”回家骚扰！
中国人对天花十分麻木不仁，他们自然体会不到我们对天花的恐惧，但他们害怕伤寒和斑疹伤寒，与我们害怕猩红热一样。如果一个人出门在外，得了这样一种病，就很难受到适当的看护，甚至完全没有看护。人们对所有恳求帮助的人都只是简要地回答说；“这病会传染的。”许多发热病症确实也会传染，而云南某些山谷里发现的一种可怕疾病也许是传染性最强的，贝德禄先生在《华西旅行考查记》中描述说：“患者不久就感到极度虚弱，接下去几个小时全身上下极度疼痛；不久即陷入精神狂乱，十有九死。”据当地人讲述：“病房里到处都是鬼魂，甚至桌子和床垫也在扭动，发出讲话声，会回答所有的问题。不过，也有几个人冒险走进房间。传教士确切告诉我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怕传染，患者就像麻风病人一样地遭人嫌弃。如果家里有个长辈染上病症，最好的看护就是关进一个孤零零的房间，并在他旁边放上一壶水。房门紧闭，门的一侧放着一根竹竿，焦急不安的亲戚每天两次用竹竿捅一下病人，看他是不是还活着。”
中华民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民族，家庭内部肯定处处洋溢着关爱。疾病与麻烦尤其能唤醒人性中的最好一面，在一家为中国人开办的外国医院里，我们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不仅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充满挚爱，而且妻子对丈夫、丈夫对妻子也充满挚爱。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就更为普遍了。奶孩子的中国母亲，会用自己充溢的奶水去哺育那些失去母亲的婴儿，要不他们就饿死了。
没人愿意帮助别人，除非有特别的理由。这个特点反映在中国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有人劝一个聪明的男孩，尽管没有机会上学，他应该尽量读点书。而这个男孩时常会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借口，推诿说没人教他，尽管他身边有不少读书人，他们也有空。只要这个男孩一提出想读点书这个雄心，肯定会招人冷嘲热讽，这些人在私塾里苦熬了漫长的年月，他们仿佛在说：“这个小家伙凭什么想走捷径，几个月就想学会我们多少年苦读的东酉，然后过几天就忘记？让他像我们一样自己请老师好了。”很难真的碰到一个能称得上识文断字的人，哪怕最起码的识文断字，哪怕是“自学”的，尽管“自学”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很吃惊，中国人对落水的人一般是不救的。几年前，一艘外国汽轮在长江起火，成群的中国人目击了这个事件，他们几乎没有营救乘客和船员。当落水者尽快逃到岸边之时，许多人连衣服都被抢走，有的还被当场弄死。应该与这种暴行相提并论的是：抢夺遇难船只的财物，不久以前在英国还是一种营生。另一方面，1892年秋天，一艘英国大汽轮在中国海岸搁浅，当地的渔民和官员都不遗余力地营救幸存人员。然而在中国，总的来说还是对几乎到处存在的各种苦难抱有冷漠态度，这样的事情仍然存在，尤其是人在旅途之时。有句谚语说：在家不是贫，路贫贫煞人。
在中国旅行，人们对陌生人缺乏帮助和友善，这极为明显。一场夏雨之后，地面道路无法行走。不得不起身赶路的人会发现“天、地、人”联合起来同他作对。没有人会告诉他，他走的这条路前面马上就是泥沼。如果你陷在里面，也不管旁边纳税人什么事。我们已经谈过中国的官道没人关心。所有这样的路在一定季节里都泥泞难行，每当出门人一头栽入泥坑而又无力自拔之时，便会发现不知从哪儿围拢过来一大群人“袖手旁观”，简直就如这句成语形容的完全一样。但不管人数有多么众多，只有等到与他们谈成条件之后，这些旁观者之中才会有个人出来尽这个举手之劳。更有甚者，这种时节里当地人还经常在难走的地方挖个深坑，特意让出门人陷进去，因为这样，出门人就不得不出钱来雇他们帮一把！如果对这样地方的道路有任何疑虑，也不妨照直往前走，不要去理会当地人的劝告，因为你永远都吃不准，他们给你指的路是有意让你绕道呢，还是在真心帮助你？
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外国人举家搬往中国一个内地城市，明显受到亲切热诚的欢迎，不少邻居甚至还主动把日常用品借给他们，让他们用到自己备齐之后再还。这样的例子肯定还会有，但得明白完全都是例外。很显然，最为常见的接待是，周围人们完全漠不关心，除非他们感到好奇，想来看看新来的人是什么样子；那种恨不得把新来的人的底细摸透的劲头，就好比贪婪一群被命运送往别处去拔毛的肥鹅；然后，就阴沉着脸，时时流露出敌意。对于那些倒运的外国人，我们从没听说中国人有任何主动帮助，尽管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听说不少事情，说一些水手试图作陆上旅行，从天津到芝罘＇注＇，或者从广州到汕头，期间没有人免费让他们吃住过一次。
那些运送死人回家的人，想得到允许住店，通常很困难，有时根本不可能。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情：死者的兄弟被迫整夜守在街上，因为店主不许棺材进门。把死尸摆渡过河，则要索取高价，而且我们也已经听说过几件这样的事：把死尸双层包好，再用席子裹起来扎好，让它看起来像货物，以免别人怀疑。另据报道，近年有个严冬，山东潍县的一个店主，拒绝几个冻得半死的出门人进店，害怕他们死在店里，硬把他们赶到街上，结果统统冻死了！
中国有些罪犯经常不会在官老爷面前受到惩处，原因一方面是难以定罪并且要花钱，另一方面是羞于公开。不少通奸案就这样按乡规民约解决了。犯规的人要遭受一大群男人的痛打，这是条非常熟悉的中国原则：“人多势众”。有时打断腿，有时打断手臂，更常见的是眼睛被抹上生石灰弄瞎。笔者就知道几件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有个极其聪明的中国人，也并非不熟悉西方的思考方式，当他听到一个外国人责备这种做法极其残忍时，竟然毫不掩饰他的惊讶说、这样处理案情，在中国已经是“很宽大了”，像他自己只是被弄残废，实际上把他杀了也不过分。
“为啥你老来这儿混饭？”一个大嫂对她丈夫的兄弟说，这个兄弟离家数年，在外头惹了事，并被人用生石灰抹瞎了双眼。“这儿没你的份。要硬的有刀子，要软的有绳子，你自己瞧着办吧。”这段谈话，是这位无法医治的盲人随口说出来的，他只是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希望恢复一点视力，如果一点都恢复不了，他暗示说，不管是“硬的”还是“软的”，都可以让他脱离苦海。很少听说这种暴行的受害者能告官成功。不利于他的明证简直铺天盖地，当官的十有八九会认为他活该被这样对待，而且认为还可以更甚。即使他打赢这场官司，境况非但不会比过去好，反而会更糟糕，他的众多邻居更会怒气冲天，他也就性命难保了。
必须理解的是，尽管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但在有的情形下人的生命不值分文。偷盗是中国人最为恼怒的罪行之一。在一个人口多得难以维生的社会里，偷盗对社会的威胁，其严重程度被视为仅次于杀人。有个分发救济饥荒的钱粮的人，发现有个疯女人，偷盗成癖，被人用链条拴在一只大石磨上，仿佛她是只疯狗。如果公众知道某个人是小偷，或者公众讨厌某个人，那么，这个人就可能有被简单讯问一下就处死的危险，这与加利福尼亚早期的治安维持会＇注＇没什么两样。有时是用刀，最常用的方法是活埋。当一个人（按某些说法）被说是“吞金自尽”，无疑会有人认为这只是修辞上的说法。其实正相反，这是十分严肃的现实。笔者认识的四个人，就都曾受过这种死的威胁。有两例已经进行了第一步，被捆了起来，其中有一次坑都挖好了。他们之所以没有被活埋，只是因为行刑一方某个长者出面干预了。还有一次，发生在笔者熟悉的一个村庄里，一个大家都知道是疯子的年轻人，是个不可救药的小偷。住在那个村子里的他家的亲戚，只与他母亲“商量”了一下，就把他绑了起来，在村子附近结冰的河面上凿了个洞，就把这个年轻人扔了下去。
太平天国风起云涌的那几年，波及甚广，到处非常紧张。这样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稍有嫌疑，就要接受严厉的审问。如果他的回答不令抓他的人满意，他就不好过了。就在距离笔者写这些文字的地方几百码处，二十年前不久，发生过两起这样的悲剧。当时的各级官员发现自己执法时力不从心，就发了一份半官方性质的通告，要求捉拿一切可疑人等。有一次，村民们看到有人骑马而来，看上去似乎是个外省人，而他又没说清自己的来历。而人们又发现他的被褥里包的全是金银珠宝，显然是从哪里抢来的。这个人就被绑了起来。村民挖了个坑，把他推了下去。与此同时，村民又发现一个人在惊慌逃窜，只是因为有的旁观者认为他有可能是同谋，这个人的命运便同前面那个人一样了。有的情况下，这些陌生人还被迫自挖坟坑。中国各省各地的人，对没有法律的年代里的无法无天深有感触，上了点年纪又能回忆起当时情形的人，都可以证明这类事情无以数计。1877年的一次神秘的剪辫子事件，一时间人心惶惶，这个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弥漫着紧张和惊慌，毫无疑问，有许多受到怀疑的人也被这样除掉了。不过，在一定条件之下，任何民族都会有这样的惶恐时期，不是中国人的独有现象。
中国人缺乏同情，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残酷。中国人普遍相信，在中国的穆斯林比中国人自己要残忍。然而情形也许是这样；任何一个了解中国人的人，心里都确信，中国人对别人所受的痛苦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任何别的文明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尽管孩子在家中全无管束，但他们的受教育生涯一旦开始，那种宽松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三字经》是这个帝国最为普遍的启蒙教材，里面有句话：“教不严，师之情。”这条箴言的执行情况各不相同，得看老师的脾气与学生的愚钝程度，不过严厉的处罚肯定十分普遍。我们看到过一个刚从老师那儿出来的学生，老师拳打脚踢地教学生科举文章的秘诀，此时这个学生的样子就好像刚刚经历了一场街头混战，头破血流。学生因老师生气而受辱骂的情况，并不罕见。另一方面，遭到辱骂的孩子又让母亲极为气恼，在气头上又被打一顿，这也十分常见。不难看出，因为孩子闯祸而责打孩子的母亲，会在特别恼怒时死命地打任何一个孩子。
中国人缺乏同情的另一个例子，是他们的刑罚制度。很难从这个帝国的法制出发去确定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因为许多违法的事情却为地方风俗所认可。其中最为有意味的是竹杖刑罚，所打竹杖的数目时常是法律规定的十倍，甚至百倍。我们还没来得及提到中国监狱里的犯人所受到的公正的令人发指的刑罚。任何一本关于中国的优秀作品中都有不胜枚举的例子，比如《中国总论》和《古伯察游记》。古伯察曾经提到，他有一次看到一批犯人在被押解去衙门的路上，双手被钉在囚车上，因为押解人忘了带脚镣。中国犯人若不能买通关节，就要受到故意的残酷折磨，下面这个说法最能证实上述看法了：中国人虽有“心肝”，但肯定不“仁慈”。几年前，上海有家报纸报道了该地衙门的官员对两个原来在押囚犯的判决，因为他们敲诈一个新来的囚犯。他们挨了两到三千竹杖，还用铁锤敲断了他们的脚踝骨。中国有句俗话劝告说，死人要远离阎王殿，活人要远离衙门。这个说法还奇怪吗？＇注＇
以上这些段落写成之后，想不到从一个最无可指责的地方得到了证实。下面这段文字搞译自1888年2月7日的《京报》：“云南巡抚说，该省的一些农村地区，村民们有一个令人恐怖的做法：抓到在地里偷粮食或果子的人，都要活活烧死。他们同时强迫小偷的家属立个字据，同意这样做。然后，再强迫他们亲手点火，以防止他们以后去告官。有时实行这种可怕的惩罚，只是因为弄坏了一株庄稼，甚至为泄私愤而故意编造，来置人于死地。这种令人恐怖的做法，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在云南动乱期间确实存在；当局在不断竭力根除，但没有成功。”
福州附近某地有强迫寡妇殉夫的习俗，当地中国报纸几年前有过详细报道。寡妇被迫悬梁自尽，然后焚烧尸体，最后立一道贞节牌坊！官员们徒劳地制止这种残酷的习俗，但只在个别地区管用了一阵子。
中国有许许多多的需要。政治家们认为陆军、海军和军械库是必需的。为中国祝福的外国人清楚，中国需要货币、铁路和科学的指导。但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个帝国的情况，不正说明中国最为深刻的需要，在于更多的人类同情心吗？中国需要同情儿童，这种同情18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人类最珍贵的财富，而人们却并不知晓。中国需要同情妻子和母亲，这种同情18个世纪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深入。中国需要把人当做人来同情，明白仁慈的降临如同天降甘霖，既保佑祝福者也保佑被祝福者——神的感情，塞涅卡＇注＇称之为“心灵的缺陷”，但基督教的影响已经培育了它，直到它成为这世上不曾开过的美丽花木，而在表现同情心时，人类的美德极似上帝。
中国人的素质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风暴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无比稠密的国家，常常又都是一个大家庭一起挤在狭窄的住宅里，难免会有争吵。“你们家有几口人？”你问邻居。“一二十口。”他答道。“你们什么东西都大家公用吗？”你问。“对。”这是最常见的回答。这十五到二十个人，可能代表不是四代就是三代人，就这样依赖一个买卖或者一块田地维生，收入全部共有；所有家庭成员的需要，全都指望着这份共有财产。兄弟们为公共基金贡献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但妯娌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却很难和谐共处。她们年长一点的不免有点欺凌年轻一点的，而年轻一点的又妒忌年长一点的有特权。她们人人都拼命让各自的丈夫感到，他在这个财产集团中是最不合算的。
造成家庭不和的一个根源，便是他们的孩子。这样的条件，其所带来的压力，有哪个社会堪以忍受？西方安排得极好的家庭中，这种麻烦尚且屡见不鲜，因而在中国复杂而局促的生活中就更多了！产生不同意见的场合，与人们各自的目的和利益一样，多得数不清。用的钱、吃的东西、穿的衣服、孩子、孩子间的争吵、一只狗、一只鸡，有事没事都会引发纠缠不清的争吵。
中国语言里有一个最为高深莫测的字，可以用来表示生气，可以委婉地翻译成“愤怒物质”，这个字就是“气”，它在中国各种哲学和实际生活中，最为重要。一个人发怒就是生气，中国人相信，已经产生的“愤怒物质”与人体之间有着某种致命的关系，因而盛怒常常被当做引起失明、心力衰退等各种病症的重要原因。一位中国医生最先要问病人的问题之一，便是“什么事情让您这么动气？”在中国见多识广的外国医生准备相信，中国人的气，有能力产生中国人自己声称的一切。这里有个例子可以鲜明地说明这一点：有一个生活在山东中部山区的人，他有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其中有两个孩子还很小。1889年10月，他妻子死了。这使得这位丈夫十分恼怒，这并不像他回答别人时说的那样，是因为他特别依赖妻子，而是因为他根本不懂怎样侍弄孩子。他一怒之下，抓起一把剃刀，在自己肚子上深深地划了三刀。他的几位朋友后来雨绵纱线替他缝合了伤口。六天之后，这个人又生了一次气，把伤口撕开了。这两次生气之后，他自己都记不清自己干了些什么。然而，他已经从这些可怕的伤害中康复过来了，所以，六个月之后，他能够走上几百英里，去找一家外国医院接受治疗。他腹部的伤口已经部分愈合，只留下一个小瘘管，但肠子的正常功能受到了破坏。这是富有生命力的又一鲜明例证，我们前文业已论及。
大喊大叫地命令或批评别人，这在中国人已经积习难改。用正常的语调去奉劝别人，并不时地停下来听对方的回答，这在中国人心理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一定要喊叫，一定要打断别人，这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好比一只狗兴奋时就要吹叫一样。
中国人已经把骂人的技巧提高到只有东方人才能达到的水平。一吵起来，污言秽语就如同一条肮脏的小溪那样源源不断。在这方面，英语实在无法望其项背。其恶毒和持久，令人想起比灵斯门＇注＇的卖鱼女人。相互之间稍有碰撞，就会骂个不停，就像碰在一起的两根电线冒出火花。这样的话，不分阶级，不分男女，统统都会说，并且一直如此，到处如此。经常有人抱怨说，女人骂得比男人更脏，时间也更长，这足以证明这样一句话是有道理的：中国女人因裹脚而失去的一切，似乎都已经由她们的伶牙利齿弥补了。刚刚开始学说话的孩子，就从父母那儿学会骂人的土话，还经常用它来骂父母，而这被认为非常有趣。骂，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不限社会阶层。文人和各级官员，哪怕最高级别的官员，一旦光火，也像苦力一样使用这些污目秽语。一般人在街头碰面，也用它作为调侃的招呼，对方也同样回应。
西方人的咒骂，有时声音不高但刻毒，但中国人的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