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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开始认识并正视这些问题了，这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些问题不是少数环保活动分子的臆造（以前曾经被认为是这样），而是确实存在并且威胁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些问题关系到地球上的生命能否继续生存。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问题首脑会议证明，到1992年，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虽然会议的结果有些令人失望，但它得以召开并有那么多国家参加，本身就是非常重大的第一步。1998年在京都召开的防止空气污染的最高级会议又是一次证明。
许多环境问题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发现了的。可是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开始产生严重影响。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数年前，中国的媒体否认有环境问题，可是1998年的特大洪水使它大为震动，现在已经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如今，中国的媒体上已经在自由探讨这个问题。所以说，尽管我们把这个问题耽搁了一段时间，但我仍然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免遭灭顶之灾。如果全世界的人全力以赴，齐心协力，我们肯定可以找到与自然协调的生活方式，并开始医治一些由我们造成的创伤。毕竟人类在以前曾经完成过“不可思议的”任务。如果在一百年前你预言说很快就有人要登上月球了，会有人相信你吗？或者预言传真机？喷气式客机？人们会认为你是痴人说梦，对你说的置之一笑，因为这些东西会被认为是纯粹的科学幻想，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们发明了这些技术，造出了这些东西。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例子（其中许多对我来说依然像是魔术）。
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许多公司开始“绿色运作”。英国石油公司投入上千万英镑的资金来研制一系列利用太阳能的产品。大陆石油公司是一家跨国石油公司，曾经对我们在刚果（布）建立的黑猩猩禁猎区予以赞助，现在以真正环境保护的意识在非洲进行石油勘探和地震钻探。它的考察队员步行穿过森林，设备则常常是用直升飞机运到现场。他们没有采用人到那里就把道路修建到那里的办法。他们处于非洲人迹罕至的地区，却非常注重环境保护，在人员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坚持使用与发达国家同样的标准。非洲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寻找“黑金”，所以勘测、钻探和开采石油都应当由最负责、最有道德的公司来承担。如果你我不以购买他们公司产品的方式对他们予以支持，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难以生存下去。
类似的注重环保的公司还有成百上千。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许多迹象，表明人们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1997年春，我第一次坐上了电动汽车。那的确是一种全新的感受：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行驶，绝对不排放任何污染气体，其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而且可以百分之百进行回收利用。人们还在研制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发动机，例如，用比较粗俗的话来说，利用氢与氧的强大结合力（也许是反过来？）的燃料电池。这两种元素的聚合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产生的能量足以驱动一辆汽车。这种聚合最终的副产品是水——可供驾车的人饮用的水！前不久，在乘坐大陆航空公司一架飞往日本的飞机上，我发现菜单就印着“用再生纸印刷”的字样；我看过的报纸被他们作为造纸原料加以回收；我的方便袋是用有机棉制作的。在曼谷机场等候换机的时候，我买了一张当地报纸，看见上面一篇关于防止空气污染法律的文章：让发动机空转的驾驶员，一经发现，定将重罚。到了日本之后，我被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所吸引。在东京一所规模不小的女子学校，提供给学生的校服全都是用回收的塑料瓶生产的——就像我当时身上穿的上衣一样。在我下榻的饭店里，卫生间里和床边都有提示，说我可以不必每天都换床单和毛巾。由于我要呆好几个晚上，所以我按提示的要求，把毛巾叠好后挂在架子上。因为毕竟我在家里也不是天天都换毛巾和床单的嘛。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宾馆饭店都贴出了类似的提示。环境保护是有好处的，宾馆饭店也从中受益，因为它可以节省开支。
加里·泽勒发明了一种“生态砖”。它与我们盖房子用的砖相比，重量要轻，价格要便宜。这种砖是他采用特殊工艺，用工业废料，甚至有毒的废料加工制成的。它的外层非常坚硬，至少可以使用300年。生态砖有利于东欧和其他发展中地区废料问题的处理，同时可以用来建设造价较低的学校、医院等等。我希望能多建几家生态砖制造厂。在欧洲，有人认为居住在垃圾场四周两英里之内的妇女，所生的婴儿可能带有严重的先天缺陷，如先天脊柱裂和心脏空洞。显而易见，我们需要生态砖工厂，需要其他一些创造性的方法来处理市场上的以及垃圾场上的废料。
如果我们能给大自然一个机会，在必要的时候给它一定的帮助，它便能产生神奇的复原功能。这是我抱有希望的第二条理由。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处于伦敦地区的泰晤士河下游曾经受到重度污染，河里的生物几乎绝迹。如今，经过大规模的清理之后，鱼儿开始在河里畅游，鸟儿也回来哺育后代了。几年前，我到过长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枚原子弹就投在那里。科学家曾预言，在30年内那里将寸草不生。实际上，绿色植物很快就开始生长起来（毫无疑问，开始时是带放射性沾染的）。有一棵小树甚至没有死。它现在已经长成一棵长得曲曲弯弯的大树，树干上带着巨大的裂缝和深深的裂痕，而且里面都是黑色的。可是每年春天，它都长出新的枝叶。我采集了一片叶子，把它作为希望的象征。
两年后，我在加拿大的萨德伯里讲学。那里有一座镍矿，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它排放的有毒物质对方圆数英里地区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我从几张乡间的照片上看出，那里曾经简直就像月球上一样荒凉。可是现在我的周围却是树木茂盛，郁郁葱葱。当地人终于意识到，他们的健康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于是他们决定采取措施改变这一状况。在15年中，镍矿的污物排放量减少了98％。他们送给我一根游隼的羽毛作为希望的象征。这种游隼在当地绝迹40年后，又回来筑巢了。
最近，我有幸与一位很了不起的护林员默夫·威尔康森和他的妻子安娜呆了一天。自1939年以来，默夫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块面积136英亩的土地上，已经进行了9次采伐。如今在这片土地上行走，就像走进一座自然大教堂。那里的树林非常美丽，巨大的老树依然挺立。林中的动物种类比他刚去的时候增加了许多——他从来不使用化学杀虫剂。周围的人也很高兴——他们有了常年不断的工作。你们看，这是可行的。
我1960 年刚到贡贝的时候，坦噶尼喀湖沿岸是连绵数十英里的森林，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小村落和有限几处因种庄稼而砍去了树木。可是到了1995年（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惟一剩下的森林就是那30平方英里的贡贝国家公园。公园周围的人们正在为生存而挣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全这一小块宝贵的森林绿洲？简·古多尔研究所得到了欧盟的经济赞助，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涉及到重新造林、农业造林、水土保持、梯田种植，或者与其他水土保持形式配套的梯田修建。如今，我们有了才华卓著的项目负责人乔治·斯特伦顿以及他手下以伊曼纽尔·姆蒂蒂为队长的坦桑尼亚人工作组，他们在27个村庄建起了育林场，里面有果树、绿荫树，还有用于建筑梁柱的生长迅速的树木品种，其中还套种了各种不同的当地树种。此外还营造了一些深受妇女欢迎的小树林，因为这样她们就无须为砍柴而跑得越来越远。在乡村和学校里还进行有关环保的教育。还有对妇女的小规模贷款的计划，帮助她们组织起来搞一些既不会破坏环境，又可以改善生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项目。与当地医疗卫生部门合作，把主要医疗保健、计划生育和防艾滋病教育深入到每个村庄。配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国际救援委员会，向33个村庄推广淡水和新型公共厕所。现在，成千上万的人对未来有了新的希望——他们懂得了保护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为数不多的黑猩猩的必要性。他们已经加入了这项计划，成了主人。在我们撤出之后，这项计划依然可以继续下去——黑猩猩也将继续生存下去。
有些动物被从濒临灭绝的边缘拯救下来，并且被重新放回野生状态下去生活。我见到拯救新西兰黑鸫的唐·默滕。他开始着手繁殖黑鸫的时候，这种小鸟只剩下了5只 ——当时知道的情况是，只有1只雌鸟和1只雄鸟具有生殖能力。现在黑鸫的数量已经达到250只。当然，从遗传上来说它们是相同的，不过，它们被放飞到不同的岛上，即使发生什么流行病，它们也不至于全部死掉。在台湾，我看见一群美丽的台湾梅花鹿。那是一项放养计划的一部分。过去30年中，这种鹿在野生状态下已经绝迹。后来用几家动物园仅存的17只鹿进行繁殖，使它们的数量回升。现在在一个国家公园里就放养了许多这样的鹿。从第一只准备放养的鹿身上切取的鹿茸片又是一个希望的象征。
实际上，成功的范例比比皆是。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介入，也没有意识到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往往喜欢指责别人，而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会说，“那些污染、废料以及其他坏事肯定不能怪我们。造成这些问题的是工业、商业和科学，是那些政治家。”这最终将导致一种破坏性的、具有潜在危险的冷漠态度。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是消费者。通过行使自由选择权，通过选择购买什么，不购买什么，我们可以用集体的力量来改变商业和工业领域的道德。运用这一巨大力量的潜力永远掌握在我们手上——在我们每个人的钱包里、存折上或者信用卡上。谁也不能强迫我们去购买通过遗传工程方法生产的食品，或者饲养场里生产的肉食品，或者靠毁林生产的家具。我们可以寻找购买在接近自然状态下生长的食品，放养的家禽所下的蛋，等等。可是你会说，那些食品价钱要贵一些。不错。可是随着购买这些产品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价格是会下降的。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未来，我们愿意不愿意多花一点点钱呢？
责备政治家，尤其是责备那些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是无济于事的。除非一个政治家知道他至少能得到50％的选民支持，否则他（或者她）是不会提出一项严厉的、需要作出某种牺牲的环保法律。我们都是选民。我们的选票是举足轻重的。你的选票，我的选票都是举足轻重的。
问题是，我们——我们大家——都抱着只靠我不行的态度。“我只是一个人。我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无足轻重。那我还何必管它呢？”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环境和社会而言，什么好，什么不好，那么这就意味着有成千上万、上百万、上亿的人都会有这样想法：“我所做的不可能有什么用处——我一个人不行。”如果不是这种态度，又会怎样呢？——成千上万、上百万、上亿的人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会有用处。假定某城有一处满地都是乱扔的果皮杂物，要是每个过路人都从地上捡起一些，那里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人乱扔杂物，那岂不更好。如果每个人在刷牙的时候都能随手关上水龙头，就能节约许多水。如果我们离开房间——无论什么房间——的时候能随手把灯关掉，就能节约很多能源。在可能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骑自行车或者步行，或者合用一辆车，或者乘坐公交车，空气污染的程度将大幅度下降。试想，如果谁都不去买在动物身上做过试验的化妆品或者家用品呢？这样做所带来的变化将大大超过动物权利倡导者试图影响政府立法的做法。如果每个人都要求购买放养的家禽所下的蛋，那么家禽饲养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素食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试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不吃肉，即使每个星期只有一两天不吃，会出现什么变化？因为，如果需求下降，动物饲养的条件就可以不那么残酷了。
有人也许会提出，这样的变化会导致很大的社会不公现象。例如，从事饲养业的农户就需要有其他的谋生手段。同样，靠设置陷阱捕捉动物的人、下井采矿的人和在动物实验室等地方干活的人，都要这样。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内在联系，及其社会、政治含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解决不道德、残酷、具有破坏性行为会造成新的问题，因而就永远地容忍这些问题。难道有人会鼓吹继续搞集中营，因为要保证让负责集中营的人不丢掉工作？
我抱有希望的第三个理由是，世界上的年轻人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精力充沛而且愿意献身。他们发现环境和社会问题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于是他们决心纠正这些错误。他们当然会这么做——他们将是既得利益者，因为未来的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将逐步走上领导岗位，进入劳动力大军的行列，他们自己也将成为人之父母。他们着手解决问题的时间越早越好。年轻人一旦明白了事理，有了动力，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所为将真正起作用，是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他们已经在改变它了。
我花了大量时间启动了一项为了年轻人的计划——“根与芽”（Roots&Shoots）组织，因为我相信没有比这个更重要。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根深深地扎进土壤，向各处延伸，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芽看起来幼小稚嫩，但是为了获得阳光，它能穿破厚厚的砖墙。过多的人口、森林的破坏、水土的流失、土壤的沙漠化、贫困、饥饿、疾病、污染都是这样的砖墙。人类的贪婪、物欲、残酷、犯罪、战争——这些都是我们人类带给这颗星球的。“根与芽”所要传递的是希望的信息：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根和芽——也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定能破墙而出。这项计划强调了个体的价值——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都在起一定的作用，都能有所作为。在生活中，我们没有一天不在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想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个体而言，不仅人类很重要，动物也很重要。
“根与芽”的小组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其涉及的活动项目有三个方面：即（1）关心环境，（2）关爱动物，（3）关心当地社区。他们所依靠的是知识和理解、坚持不懈和努力工作、仁爱和同情心。他们的实际活动取决于他们所在的地点、当地一些问题的性质，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使他们周围的世界变得更美好。在坦桑尼亚，他们可能会去种树，去设法改善市场上动物的生存条件，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儿童。在洛杉矶的中南部，他们可能去清扫垃圾，讲解宠物饲养方面的知识，帮助邻里做好事。如此等等。
如果组织成员有兴趣——他们几乎总是如此——他们可以跟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国家“根与芽”组织的成员结成伙伴关系。作为伙伴，他们可以就各自的问题互通信息，交换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看法，还可以相互了解对方的生活等情况。这个运动特别强调打破种族、宗教、社会经济群体的界限，打破代沟，打破国界。此外还要打破人和动物的界限。到1999年4月，它已经在40多个国家发展了2000多个小组。
鼓励年轻人，给他们以力量，以希望。这是我对他们的未来所尽的力量，也是对我们这颗星球所作的贡献。对于这些年轻人从事的这项活动，对于活动从学校到学校，从城市到城市的扩展，我还能说出很多。不过，那将是另一本书的内容。我在这里只想说，我有很大一部分力量来自这项活动，来自阅读各地小组介绍他们如何用各种方法开展工作的报告，来自我对学校访问时所看到的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那种热情、那种执著，也因为我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孩子们已经在影响他们的父母。
年轻人一旦决心要做一件事情，就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力量。有一个小姑娘，她相信自己的行动会有作用，她的信念打动了许多人的心。她叫安伯·玛丽，5岁那年由母亲陪着来找我。当时我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一次讲学刚刚结束。她一只手抓着小玩具狗，一手拎着一只装了几个硬币的塑料袋。她母亲那天上午才发现女儿为什么把零用钱积攒起来。安伯·玛丽看了国家地理杂志的特别报道《在野生黑猩猩之间》，节目里的小“弗林特”在母亲“弗洛”死后显得特别悲伤。安伯·玛丽懂得什么是悲伤——一年前，她的弟弟患白血病死了。她弟弟特别喜欢去动物园看黑猩猩。安伯·玛丽还知道我是保护失去母亲的小猩猩的，所以她就开始积攒零用钱，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积，最后终于买了一只玩具狗——我能不能替她把玩具狗送给一只可怜的小猩猩？也许那样他在晚上就不会感到太孤单。我能不能用那几枚硬币买点香蕉给小猩猩吃？她讲完后，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
安伯·玛丽的例子能说明我抱有希望的第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