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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命能保住？”孙茂又问。
“那也未见得，就是切了手腕，再切小臂，再切大臂，也要看蛇的毒性怎么样，窜到身体里的哪个部位。”
王大力脑子随着这位军医的话不停地转动，一会恐惧，一会又下定决心，一会儿恐惧，一会又下定决心，可是听到最后，还是不能保住命，便说：“算了，别切了，毛主席会让我战胜蛇毒的。”说着便随护士打封闭区了。
从地区医院出来，王大力走路脚都迈不开步，软软的，好像走一步就要跪倒在地一样，他的心已经不害怕了，只是感觉自己十七岁的年龄就要搁在这块黄土高坡上了，回不了北京，见不到爹，见不到娘了。
他们要到县知青办去，因为他们没地方落脚，经过打听知道县知青办酒在县委招待所大院，那是他们刚来山西时住过的，他们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一个大院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打字是：忻县县人民医院。
“怎么又一个忻县医院呀？”王大力感到奇怪，便问孙茂。
“对呀！”孙茂也仔细打量着牌子。也许是蛇毒刺激了脑细胞活动，王大力立刻看出了区别，这个医院是县医院，那个牌子上写的是忻县地区人民医院，是地区医院，多了地区两个字。孙茂听王大力讲，这才恍然大悟。
“到里面看看去。”王大力边说边往医院里走，他的心里可能在想，病重乱求医，管他什么医院，也许碰上一个高明医生，就自己一命呢？
嘿，真别说，还真让他碰上了。县医院不像地区医院是座楼，县医院只是几排平房。鬼使神差，他们直接就进了最后一排平房，看见一间房门半掩着，门垂着厚厚一个棉布帘子，他们便掀开帘子走进。
屋子不大，只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位老者，打怪有五六十岁，干瘦干瘦，黑黑的，舀着一个倒三角形的山羊胡子。他见二位走进，抬起戴着眼镜的眼睛问：“二位看什么病？”
“我让蛇咬了！”王大力坐在桌子这一面对视着这位老者说。
“哦，冬天蛇咬人？”老者感到奇怪，微微一笑。
待王大力把蛇掏出让他看过，孙茂又讲了一遍被蛇咬的经过，这老者才让王大力把手伸到桌子上，号号脉，左手号过，又号右手，从柜子里拿出一把三棱针般粗细的小刀，点燃酒精灯，把小刀烧烧，然后在王大力被蛇咬过的手心，割开两条口子，说：“这医院里没有治蛇毒的药，你们到北门里二百米的地方，有个药店，你去买两盒药，叫季德胜蛇药片，嚼上四片，抹在被蛇咬及我用刀划开的地方，另外再吃两片，隔几个小时再吃两片，直吃到蛇毒解了为止。”
“可是我们没带钱啊。”由于出来的匆忙，王大力身上只有五毛钱，而孙茂身上也只有七八毛钱。
“有六毛钱没有？”老者边问，边掀开白大褂，好像要掏钱给他们。
“有，有！”孙茂忙说。他们不等老人回话，便匆匆走出医院。
药店离医院不远，片刻，他们便买到药，小玻璃瓶装的，一个装着二十片药，一片药和止疼片药大小差不多，只不过土黑色的，药不贵，一瓶两毛，两瓶才四毛，蛇药叫南通蛇药片，只在蛇药盒的下面，用很小的字注释着季德胜蛇药片几个字。
王大力迫不及待地在药房把蛇药片嚼碎。好老爷的，蛇药片那个腥味真像嚼死鱼死虾死蛇变了质，快要发臭的味。
他吃了药，又把嚼的药敷在医生嘱咐过的地方，坐在药店里长椅子上闭目养神。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肿胀的油亮，黑紫的手开始往出冒黑红的液体，一滴滴从手上滴到地上，有些麻木的脑袋也好像清凉了，又过了二十来分钟，手像瘪了的气球，消肿了，黑黄青紫的颜色也褪去大半，开始正常色了。
“哎哟，我又活了！”王大力大声说了一句，吓得药店正在打算盘的售货员直翻白眼看他。
“哥们，咱们去哪呀？”孙茂问。
“当然是去县知青办了，咱们是知情呀！”王大力兴奋地说。第二天一早，王大力和孙茂便被院内熙熙攘攘的声音惊醒了。
王大力和孙茂睡了一个好觉，这是县知青办给他们找的一个住处，同院的县委招待所的一间屋，屋里只有两张床，窗明几净，白的床单，松软的被褥。
他们已经多少天没有睡过这样松软温暖的床了。村里他们睡的是土炕，晚上刚睡时烧的滚热，恨不得上面能烙烙饼，下半夜柴火一烧光，床又冰凉，睡在冰凉炕上的上面好像睡在石板上一样，从后背能凉到心里。
他们睡的多香啊，连个梦都没舍得做，他们到县委食堂吃了几口饭，便走出大院。
院外的路上明显地比昨天人多了不少，大家都向东走去，间或还能看到几个知识青年，边走还边议论着什么？
“什么事啊？”他们向路过的两个男知青。
两个男知青看了他们一下，问：“你们是知青吗？”
“是。”
“哪村插队的？”
“下李村。”
“噢！”那个高个子放低声音神秘地说：“知青出大事了，被扎死一个，今天那两个扎人的知青要在体育场被枪毙。”
“什么，刚插队一个多月，就要被枪毙。”
“对！”那个高个子知青继续说，“可能是给知青一个下马威，杀杀你们的锐气。”
从谈话中，王大力和孙茂了解到，原来前半个月，十里铺插队的两个知青，晚上到火车站截人，他们不敢抢当地的，见一个男知青和一个女知青拿着行李刚从北京来，便持刀去抢劫，那个男的也不是善茬，穿着一身没领章帽徽的军装，估计是老红卫兵，东纠之类的，不服，跟他们打了起来。
这二位，一个外号叫铁头的，一个叫钳子的，打架中间，铁头说扎死他，叫钳子的便拿步枪的枪刺，八寸来长，一下把那个老兵扎了个对穿，从肚子这头进去的，从那头出来了。那个女知青见状，立刻跑回火车站，站上警察马上出动，把二位逮住了。
交给忻县公安局，本来准备好好审审，没承想，那个被扎死的男知青的父亲是个什么副司令，见儿子被扎死，马上坐飞机到了山西，立刻要求马上枪毙扎死他儿子的两个人。
省里传达到地区，地区传达到县里，县里积极执行，所以，三审两审，便决定立即执行，杀人偿命，所以这两人今天就要被带到法场了。
法场里县体育场。里面已经站了不少人，王大力和孙茂来到体育场，费好大劲才挤到前面。
一会，一辆卡车开进体育场，车上站着七八个蓝衣服红领章的警察，还有三四个没领章帽徽绿军装戴着工人民兵红箍的人，警察没拿枪，三四个工人民兵一人拿一杆步枪。
两个知青在车里跪着，五花大绑，背后插着木头做的标子，标子上写着反革命杀人犯，车开到体育场中央，两个被绑的像粽子似地知青，被车上人直接推着滚了下来，跳下来的警察两人捏一个，把他们提到前面跪下头垂着，王大力和孙茂根本看不到他们的面貌。
县革委会主任上前念了他们的罪状，也念了判刑结果，执行开始了，只见两个穿绿衣服的工人民兵向前，用步枪抵住他们头后面，呯呯开始射击，二人应声倒下。
外号叫钳子的倒下，扭曲了几下身体，便不动了。那个叫铁头的，枪一响也向前倒下了，身体也扭动了几下，可是，他并不是就此静止了，他竟然反过身来看那个枪毙他穿绿军衣的人，吓得那个穿绿军衣的人蹚蹚蹚后退了好几步，另一个民兵看到，冲他的脑袋又开一枪，他又趴在地上，满头是血，身子不停扭动，被吓得退了几步的民兵回过神来，见周围的人都在看他，好像丢了面了，于是走向前，又向那个倒在地上的知青开枪，乒乒乓乓地震乱响，好几枪过后，那个外号叫铁头的知青终于不动了。
孙茂在旁边看的心惊肉跳，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看到和自己一列火车来山西插队的知青被当地民兵打死在血泊中，他心里顿时生出一股酸楚，赶紧拉了王大力一把，钻出人群。
正文 第十章 自食其果
知青伙房里一大堆煤才一个多月，便被伙夫李二旦用吹风机吹得变成黑烟冒到天上去了，食堂没煤了，大队不给拉，说没钱，让知青和老乡一样烧玉米杆，高粱茬子。
伙夫李二旦开始两天烧了烧玉米杆，高粱茬子，但火太慢，又得不停地添，且又烟熏火燎，几天过后，他便不干了。
李二旦不干伙夫，其实还另外有原因，知青刚来大队，县里按知青人头算，一个人配了一百斤粮，三十斤白面，三十斤玉米，四十斤小米，白面玉米都是磨成面的，小米也是脱了壳筛净的。伙夫只管做饭便是，好在，天下伙夫吃饭都是不要钱的，李二旦图一个做饭省事，又图一个能吃饱肚，给家里省一份粮，白馒头尽管吃，谁能一天不干活光盯住他呢？粮食快尽了，菜也快没了，只剩下几麻袋土豆，这几天，天天土豆，不炒，不炸，只是熬，上午土豆，下午土豆，今天土豆，明天土豆，后天还是土豆。
知青李全旺问他：“李师傅，上午吃什么菜？”
“土豆丝。”“下午呢？”“土豆片。”“明天上午呢？”“土豆条。”“明天下午呢？”“土豆块。”“后天上午呢？”“大土豆丁。”“后天下午呢？”“小土豆丁。”反正说来说去就是土豆，气得知青没法。
他做土豆是把土豆切完后，倒上水，加上盐煮，煮熟后，拿个铁勺子，里边倒上点油，油里再放几粒花椒，放火上烧，油烧热了，花椒味出来了，再把这很少的炸了花椒的油倒进煮熟土豆的大锅里，香味立刻满屋，菜锅的土豆汤上面还漂起一片片油花，这样做的菜闻着香，看着香，油都在表面上，并没吃进菜里，所以吃着并不香。
知青一个个都是大小伙子和大姑娘，又干体力活，正是叫饭的时候，所以香不香的，也狼吞虎咽地进肚了，饥不择食，土豆就土豆吧，可是白面馒头这几天不见了，玉米面饼子个头也见小了，小米粥尽管碱放的比以前多，能喝出淡淡的苦味，仍然是一日比一日稀，小米粥放凉了，上面都不起皮，清清的能照出人影。唉！军中无粮，战士心慌啊。
伙夫李二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辞职的。说是辞职，其实就是不辞而别。
那天上午九点多种，知青们都到伙房来了。可是他们没有看到伙房屋顶烟囱上的炊烟，进到院里，只见伙房的门锁着，锁上插着一把钥匙，知青们打开门一看，一股冷飕飕的气氛弥漫屋子，掀开锅，锅里空的，掀开水缸盖，水缸里的谁上面结了一层薄冰，再打开伙房旁边库房的门，几个装粮食的缸也几乎见底，断粮了，怎么办。
知青们忙敲开同院住的王大力和李宝成他们住的屋门，李宝成他们刚起来，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只说一早就没听到院门响，也没听到切菜声。
知青们有些慌了，变簇拥着来到大队部，大队部里革委会李目，书记李建文都在。李宝成问：“二旦今怎么没给我们做饭啊？”
“是吗？”李目佯装不知的样子，“我叫通讯员艮虎喊他去。”通讯员李艮虎迈开小腿，扭动着只有一米三几矮小的身子走出了大队部。
一会，李艮虎矮小的身子回来了，他用尖细的声说：“二旦说不做了，说知青难伺候，说大队说他烧煤烧得快，还说他在部队时，烧的煤可比这多多了，又说粮食也没甚了，巧妇难做无米之炊。”
大队革委会主任李目听完，说：“咋吃这老快，一两千斤粮食就没了，那咋办？”
“咋办，我们也得吃饭啊！”知青们齐声说。
“那这样吧，你们先从大队库房里领几百斤粮食，领三百斤茭子，领二百斤玉茭子，先把这一阵过去再说。”大队书记李建文瞅瞅李目说道，李目点点头。
“谁给我们做饭呀？”知青又问。
“你们先轮流做吧，每天留两人做饭，不用上工，行不？”李目好似征求意见，其实就是决定。
茭子，就是高粱，玉茭子，就是玉米，知青们这天都没上工，大家简单分工后，领粮食的领粮食，烧火的烧火，洗菜切菜的洗菜切菜，大家捋胳膊挽袖子地干开了。
虽然是初干，可是毕竟在这伙房里呆了近两个月，偶尔也帮着切切菜，烧烧火，所以，烧火的一八一大锅水烧开了，切菜的也切了一大案板土豆，就等着粮食了。
领粮食的单丁一和葛存天回来了，他们推着歌**车，车上放着两条装得满满的细长袋子。
“领回来了。”
“嗯。”
“那咱们做吧。”
“嗯。”知青们七手八脚地把粮食搬进伙房，正准备往盆里倒，打开系的绳，一看里面是粮食，是原粮食，玉米一粒粒黄澄澄，高粱一粒粒红灿灿，都是粒，不是面，赵亮叫道：“这怎么吃啊？”
“就是怎么吃啊？”男声女声好几个声音附和道。
“怎么吃呀？”到大队磨坊去磨吧。
几个男知青忙把粮食搬上**车，去磨面了，可是不一会，又推回来了。知青们都好奇地望着他们，同去的赵亮忙说：“磨面，大队磨房就是一个电磨，足排了十几号人，每个人最少半小时，等咱们磨上也要晚上了。”
“那石磨呢？”
“石磨，”赵亮自嘲地笑着说：“驴拉磨，一个小时能出五斤面，咱们没驴，只能人推，一小时也就出三斤面，比电磨排队更慢，怎么办啊？”
知青们男的女的目目相视，都无言沉默。沉默了好一会儿，许加添突然说：“咱就煮原粮吃，嫩玉米咱们在北京也是吃粒啊！”
“对啊！”管同接下道：“那个驴，那个马不都吃玉米粒吗？”
“咱们又不是驴，不是马。”女知青白枝枝细声细语地说了一句。
“我看也差不多！”孙茂嘴一斜，冷笑着说。
葛存天成了半碗煮熟的玉米粒，上面又盛了薄薄一层高粱粒，每回吃饭，他都这样，别看他戴着个眼镜堂堂正正的样子，其实心里鬼点子很多。
倍的男生喝小米粥时，都成满满一碗，他却每回只剩大半碗，开始别人都笑他，认为他傻。可是，大家渐渐发现，他不但不傻，反而比别人都精明。
原来，他早已算计好了，大家各盛一碗，锅里粥时吃不完的，还能剩下五六碗，七八碗的，那么剩下的呢，谁先吃完，谁就能盛。男生吃饭速度都差不多，半碗总要比一碗先吃完，所以一轮过后，第二轮盛小米粥，他总是第一个时间长了，他怕别人发现其秘密，有时也故意慢一些，排在第二轮的第三个第四个，或第五个第六个，总之，第二轮盛小米粥，总有他的份，因为他心里早算计好了，两个大半碗总比一碗多。
这次，他碗里的玉米粒和高粱粒也只有大半碗。
他那勺子把煮熟的高粱粒往嘴里扒拉着，味道还算可以，虽然不太软，也还嚼的动，他一口高粱粒，几丝老咸菜地吃着，吃得很香。
碗上层煮熟的高粱粒很快吃完了，他又吃煮过的玉米粒，望着黄澄澄煮涨的玉米粒，他的脑海里出现每年夏秋时啃着煮熟的玉米棒子的情景，闻到玉米粒的香甜味。大大的一口放到嘴里，嚼，怎么不太嚼的动，又连嚼了几口，仍然不太嚼的动，好像嚼的不是玉米粒，而嚼的是剥掉玉米粒棒子的近乎木质的棒子芯。
他木然了，没想到这玉米粒这么难煮，他思量着，他用眼光扫了大家一眼，看见伙房粒的男女知青或站，或蹲，或坐着，都在吃煮熟的高粱粒或玉米粒，他发现有几个知青看着碗，停住皱着眉在沉思，他知道他们也感觉到煮过的玉米粒嚼不动。
他不能再拖延了，他疾步走到大锅旁，把碗里的玉米粒倒进煮玉米粒的大锅里，从另一个煮高粱粒的大锅里盛了老大一勺高粱粒，嗬，这一勺，足足装了他半碗。他抬起头，发现大家都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注视他，便忙说道：“这玉米粒怎么嚼不动啊？”边说边离开灶台。
男知青们沉寂了一下，继而，呼的一下，都拥向灶台，纷纷把碗里的玉米粒倒进煮玉米粒的锅里，又忙去盛煮熟的高粱粒，只是锅里的高粱粒没剩多少，四五个人盛过后，便干锅了，只剩一汪汤。
薛玉昌吃过饭后，便回到自己的住处。
他住在村里唯一的一个地主家。说是地主家，其实和普通村里的庄户家没什么两样，也是干打垒的土院墙，也是干打垒的房屋，门窗的一面是蓝砖砌的，只是院子挺大，一排十间房，院子里有一口水井，院子里中了十几棵枣树，六七棵梨树。
地主家有四口人，地主本人和他老婆，及一对儿女。地主和地主老婆已经五六十岁了，儿子三十来岁，女儿也二十岁了，只是儿子没娶，女儿未嫁，一家四口，都住在院里。
正文 第十一章 暴殄天物
地主家房子多，老两口一间，儿女各一间，一家人很少说话，知青住在紧东边一间，薛玉昌就住在那儿。薛玉昌刚来村时和李全旺，葛存天一起住在那里的，可是，只过了几天，他们便相继搬走了，去和别的知青挤热炕去了，丢下薛玉昌一人，仍然在这地主家住。
每每想到这里，他心里便有一种凄凉感。他父亲是个革命干部，文化大革命说他父亲是特务不久，便到西郊铁路上卧轨了。此后，他的背上便被压上一座大山，心里压了一个磨盘，原来胳膊上戴的红卫兵袖章被别人没救了，自己身上穿的父亲留下的就军衣被别人抢跑了，插队了，和自己住一个屋里的好朋友们，也借故搬走了。现在，他这个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反革命分子的子弟，也只能和他地主住一个院子。
他感觉好像是一个轮回。因为听父亲讲，他的爷爷早年也是一个地主，父亲把爷爷的地卖掉，把房子卖掉，捐助了红军，自己也参加了红军，所以薛玉昌也常寻思，从跟上讲，自己也是地主子孙，住地主家，也是命里注定。
想是这么想，心里仍感到凄凉，百无聊赖，他便透过屋里唯一带玻璃的窗户，观察院子里的鸽子。
地主家养了好几十只鸽子，有白色的，有铁色的，有灰色的，还有半白半黑的，每天清早，地主儿子便拿着一根拴着布条的杆子，把鸽子轰起，一大盘鸽子便在天上盘旋，他家的鸽子都不带哨，好看是好看，但没什么声音。
鸽子在天上盘旋几圈后，便飞向远处了。上午九点多回来，便到一个放着白色水的水盒前饮水，下午一点轰出，三四点钟又飞回到白色的水盒前饮水。院子的地很平，踩得也很硬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