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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土地都是国有的，中央或者地方政府说要动哪块地，不说完全没有阻力，至少全球能象中国政府这样圈地的很少。一般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了，要用地就很麻烦，或者贫民窟乱占地，也没办法。
中国政府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号称没有内外债。这其实是个很另类的经济观念，只有很独特的国家才会追求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就如企业的发展运营一样，过程中借债是完全正常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政府没有外债，不值得称道，因为代价是以前经济发展慢了。另一方面，也就是比那些借债太多却没什么发展的国家要好些。要是中国政府想通了，早就借了，这不能称为strenth。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时应该去搞技术，就会比现在好很多。但搞技术并不是当时中国政府的优势所在。如果考察建国前三十年中国的技术进步，会发现中国政府的计划是以引进仿造为根基的，只有在无法引进的情况下才自己搞，大部分工业化成果是别人早就做到了的，这和现在说的自主创新完全是两回事，这个后面再详论。不是说不该搞技术，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去搞技术并没有优势。
2。 Weakness 按照中国人民的素质，中国人搞不好经济是没有道理的。但这是一个过程，具体到改革开放时，中国人民搞经济的形势很严峻。
一个是搞了三十年计划经济，没有商业人才。这个不是中国人没有商业潜能。不管是自我封闭还是被人封锁，国际贸易没怎么干。内部是计划经济，商业就是管分派物资式的流通，也谈不上培养人才。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差西方发达国家很远的地方，连阿拉伯人这方面都不错，阿联酋搞商业非常厉害。并不是说商业就可以包打天下了，还要许多方面的配合，但是没有商业确实是不行的。特别是到国际上，商业竞争非常激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人才不行就没有办法。
一个是技术上完全落后，而且一段时间内被越拉越远不可避免。这个不是和非洲比，而是和发达国家比。国际经济当时的现实是，技术比非洲强不管事，比发达国家差就没用（现在的国际经济局面是，技术比非洲强不管事，比中国差就没用）。这一点上值得深入论述。
中国当时的一个极大问题，是劳动生产率离西方差太远了。而且这种差距，是硬的差距，不象现在，是一种从事不同产业曲折的产值差距。例如，中国能够生产汽车，但是跟人海战术一样，100 个人顶日本1 个人的产量。这种劳动生产率背后的主要问题，就是极大的技术差距。这不是有无的问题。实际上解决有无是属于“工业化轻松阶段”的事。
工业化轻松阶段，拉美人民是比较有经验的。开始的工业化，发达国家都做过了，开个矿，搞个小高炉，发展中国家照葫芦画瓢就行了。中国干脆就是苏联把156 家工厂搬过来了。所以，要解决有无的问题，只要把这些转移的技术学会就行了，公开的资料也很多。
中国在解决有无问题以后，进行的是全国推广。苏联转移过来的技术项目与工厂，学会了，就一变二，二变四，全国到处布点。所以中国那么多钢厂，很多都是以苏联技术转移项目为源头的。中国的工业化，就是以这个路线为典型。
应该说，推广这项工作也是较容易的。把人拉到厂子里干活，一个人带几个徒弟，学会了就把一些人组织一下，国家安排一个地方另开一个新厂，有问题老厂来人帮，并没有本质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推广工作当然是应该做的。
问题是，如果只推广，不深化，那么问题是很大的。这方面中国与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的国企系统，是4 万家大企业集团。而中国建国30年后，是38万家大中小国企遍地开花。苏联的大企业集团的技术水平是中国企业无法比的，各种飞机等先进武器不断出来，它们是真的在不断自主创新。而中国的企业不少是30年干一个型号。在引进告一段落后，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如果与过去对比，从无到有，当然是进步。
但是与人家比，就看出差距来了，别人是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我们是在低水平重复。歼六歼七造了好几千架，新机老出不来。大解放卡车一个型号用了很多年。
这还是和苏联比。如果和美国西欧日本比，那差距就更大了。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发达国家的研发人员在进行创新型的研发工作。而中国的技术人员人数虽然凑凑也不少了，但是大多数是普通操作员水平，他知道对于这个型号的东西应该这么干，按照这样的步骤可以做出工业产品，但要创新就很困难。因为中国政府对科技人员的安排就是这样的，先解决有无，再推广，创新的要求很少。
当然，苏联的4 万家大国企在改革按统一的模式改造，基本完蛋了。而中国的38万家企业就要灵活得多，死了不少，也搞活了不少，各有各的办法。这也是辩证法，坏事不一定是坏事。
（九）扯几句闲话，继续SWOT分析有人说我是乐观派，唱赞歌之类的，这个其实值得说一说。唱赞歌其实和骂政府一样，都是没啥油盐个人以为没什么意思的。我的兴趣在于找出真相，无论是好是坏，都找出背后管用的逻辑。如果不能肯定，就找出最合理的解释。
如果非要贬褒，这里有个标准问题。例如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相比，无疑是个牛人。但是他显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并不是万能的，改革开放中也出过一些乱子，现在也还有不少深层次矛盾。所以，用某些人心目中完美的标准，完全可以把他说成一个罪人。贫富不均，腐败这两条比原来严重了，这一条就可以把所有主事者说成罪人。所以，这种贬褒评价都是自洽的，都是自说自话。这是主观标准。
客观标准那就不能乱来了。这个也可以绕来绕去，但一般还得硬碰硬，高下之别也就在这里。两个大头，数据事实与预测判断，这两个就不能靠语言与逻辑混了。这方面需要下功夫，考验人的认识水平。你坚信中国农民收入这些年下降了，我拿出数据来证明反而是增长最快，你就没话了。你说中国没技术在国际贸易里没法混，我把外贸数据一列就可以了，等千亿美元顺差出来这种数据出来，道理不言自明，你当初说得再可怕都是虚的。
这种事很多，一些人非要把中国往死里说，什么加入WTO 一定完，左边一团，右边一团。本来拿些干巴语言抒情骂政府赞民主或者赞主席，我都没意见，骂完赞完了能满足某种情绪，是个好事。但经常就是客观标准瞎来，胡乱预测，一错再错，撞在我手里的就好几出。这我一般都指出来，硬碰硬别人没法辩驳，就此得罪了不少人。于是显得好象我是在为中国政府辩护一样。
但实际上不是。要批评中国政府的话，把柄多得很，我说得保证能比一般人深刻得多。我有些预测是明显说中国要吃亏的。非典，铜期货，我都提前明确说要吃大亏。
但是在大方向上，不能含糊。一方面中国政府有许多弱点，另一方面，中国兴旺发达腾飞崛起一定会成功。所以说我是乐观派也行，可不是唱赞歌。我相信，如果把中国崛起的各方面优势与弱点都摆明，真正理解情势的人是会同意我的，而且会很有信心。
下面继续说中国的weakness。 已经说了两个weakness，没商业人才，技术不行。
其实政府里也没有经济人才。如果把政府业务当作一种专业，中国政府官员们没学到什么东西。以前包括中央官员在内，对现代经济都没什么知识，现在中央官员好些了，地方官员还是不通。
人才问题是最关键的。这不是一两个天才能解决问题的，很多时候得靠全社会的mon sense。 所以，对当时的中国不能有任何幻想，发展目标不能放得多高，任何理想主义的发展道路都是幻想。中国当时要是当官的能艰苦朴素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狠抓技术，造了火车造飞机，占领全球市场靠知识换东西，比现在当个世界工厂不好太多了？这个就是理想主义。现在中国钱这么多，人的认识也要好多了，要搞个自主创新都很费劲，改革开放初就更不要想了，能不搞成全盘西化已经是很幸运了。
人素质不行吧，数量还特多。这也给中国的发展打了个上限。比方说中国几个产业相对发展得好些，电信造船之类的都还成。这些产业要是放在中小国家，立刻就能管大用，GDP 翻个番不成问题。可是在中国，就是个小泡沫，人均加个几百块的，没人注意到。要搞出明显的效应，得成百上千个产业都取得很大成就。就好象印度的IT外包搞得不错，就业人员可以算是混成小资了。可是对整个印度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就是个不到百分之一的零头，只能吹，一大选，就不行了。
人多，国土也大。对于搞经济的某些阶段来说，有时这是个弱点，基础设施难搞啊。一个中小发展中国家投个千把亿美元那基础设施能建成世界一流。中国得投多少钱，要建的东西太多了。基础设施这种东西，也是玩不得虚的。不行，就是全瞎。连个电都没有，再扯什么经济发展就是搞笑了。这个还急不得。不能说我今天修路盖房，明天拉电，后天农民就住进去了。那需要的资源都是硬的，多少水泥，多少钢，都得造工厂搞出来。相对来说，GDP 就好炒得多了。基础设施搞好了，GDP 要炒上去办法太多了。通俗地说，GDP 就是基础设施＋ 产业＋ 炒作。最后数字上，炒作占绝对大头，以至于基础设施与产业都象看不见一样，看到的都是些fancy 的东西。但是就发展过程来说，基础设施需要的年头最多，国土越大，越不好搞，是没有奇迹的。产业如果运气好，地下都是油，那么好办，否则也不好搞，需要真功夫。不过搞产业需要的年头并不多，有了基础设施，搞对了路子一个产业忽拉一下就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前，基础设施没搞好。到不是说没成就，比起解放前当然还是好的。也不是计划经济的问题，计划经济搞基础设施与市场经济相比各有长处。主要是计划也没安排好，老出乱子。一下子超级过热，增长20％ 以上，少的也有15％以上。一下子又大乱，负增长。建个坝，号称边施工边设计，费用后来翻了四倍。好多厂子从这个省搬到那个省，中间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搞来搞去，和自己比是有进步的，可人家升级换代的速度快太多了，就显得很落后，只好去和坏典型印度比。那一代建设者热情是不错的，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出得乱子实在太多了，干得很不合理，不能说令人满意。
大弱点基本就这些。人均资源少之类的，不能算。能买到足够资源就不算弱点。主要还是人素质不行。不是说不勤劳善良，而是眼界不开，世界上很多事情没见识过，没什么特别管用的专业技能。
这个时候的中国，真的很危机，很着急。有些人都搞起人种论的什么海洋文明先进论，又是什么开除球籍。西方拉你对抗苏联的时候，说你的好话。等不想说好话了，那什么坏事都出来，天天崩溃论宣传攻势。
综合看中国的优势，人肯干，有奋进的心，政府能组织干事。其它的，就什么都差了。所以，我们知道，中国一定会干些事，可这些事都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高明的事，没有奇迹，有点子猛往前傻干的意思。干事的时候，经常吃亏，因为不懂啊，经常走错道，要是叫发达国家的聪明人看了，一定会说你们该这么这么干。后来，照聪明人意思干的国家陆续没有好结果，中国人也慢慢学精了，这才客气了些。
讲strenth 与weakness，到底是为了干事，为了opportunity ，为了对付threat。所以，往下还得分析机会与危机。
（十）机会与危机中国当初开始搞改革的时候，从机会与危机的角度来看，算是搞上了时候。改革搞得最早，面对的问题也最多，当然，也有不少机会。
当时说要改革，是一种着急的情绪。人家都发展成那样了，即使想不太明白这么大差距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不改是不行了。至于说有什么机会，也没功夫去细想。
但是现在回头一看，机会还是不错的。从中国开始，全世界好多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投身国际经济大环境捞食吃，两大阵营觉得打仗不是办法还是搞经济算了，全球经济进入全面转型发展期。发达国家也不全面围堵了，大公司挑头搞起了全球化。虽然这里面没有一个善男信女，陷阱无数，可要混好了，是有不少机会的。中国抓住了机会，把纺织品与机电产品两大块占了。所以，现在还能有闲心讲讲发展道路选择之类的，想想当初是不是做得不好，以后该怎么走，都还有得说。要是不占住几块，那整个就是抓瞎，尽想着怎么维持生计维持政权，哪有功夫想道路问题。
本来中国政府对全球化根本没什么感觉，那时考虑的问题现在看看都有些邪性。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问题，居然能炒上好几年。后来“姓资姓社”问题又争了十多年，都不明白在争些什么。有一段时间居然连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优缺点都成了政治问题，得靠“南巡”搞出个“市场经济姓社”的搞笑方案解决了问题。那时中国人的话语与思维环境太政治化，不能从本原去分析经济问题，说话写文章得用政治语言包装，局外人根本闹不清关键问题是什么。
要说中国利用上了全球化的机会，这个根源很奇怪，得归到拎着包来内地招摇撞骗的港台商人头上。我们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商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少坏事都是他们带进来的。可再怎么说，这些商人算是见过点世面的，确实比内地中国人更知道商业与全球化是什么东西。曹操用人，不管人品只看本事，中国政府就此把港台商人请进来了。港台商人借着内地的各种资源，大发特发，连带台湾香港经济飞速发展上层次。回头还到内地欺男霸女，还闹台独。这都是些窝心事。但没有办法，你没有商业人才，只好让这些“侨胞”挣你的钱了。
连机会都利用得这么窝心，要说起危机来，真是太多了。头一个危机是翻船。大气候小气候地一闹，要是没搞好，就比苏东波更早吃大亏了。这是政权问题，非常重要，但本贴主要从经济角度分析，因此不细论。
从经济角度论，一个大危机是不改革或者改革又退回去，总是想搞计划经济。不要看现在论坛上左派反市场经济或者反臆想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反得很热闹，其实在政治上根本不值一提，“主流”或者根本不理，或者居高临下扔几句话。因为市场经济派已经全面大胜，牢牢掌控了经济权力。但十几年前还不是这样，那时连说“市场经济也姓社”还得老邓在背后硬挺才行。而且老江刚上台没想通的时候确实搞了一阵子计划经济，是有退回去的危险的。这还是对经济发展的本原动力认识不清，就是不信最基本的经济道理，总是迷信人为规划能胜过市场。原先因为有政治框框，市场经济派没法把话说透，又有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了自由化派，反而损害了市场经济的说服力。最后还得靠老邓的“不争论”，狠狠地干了几年以后，实践解决，这才把情势倒转。现在有了这些年的实践经验，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完全两样，深入了许多，话语环境也好多了，可以把道理讲得很透。计划经济的道理已经完全讲不过了，以至于搞市场经济的主流都懒得去辩论了。
另一个大危机是对市场经济瞎幻想，其实就知道个皮毛，却迷信市场经济万能，其实不知道后果如何，却“敢想敢干”，这就比退回去搞计划经济还要坏。在政治上就配合“自由民主”，用一些衷惑人心的宣传哄骗头脑简单对现实不满的人。这也曾经是现实的危机，赵紫阳弄得那一群人，现在看真是些ＳＢ，却个个专家学者一样眼睛只望着洋人，转头教育低等中国人要转向海洋文明搞民主自由。经济政策上就理想化，削足适履，发达国家怎么办，中国就怎么办，以为一切就都好了。这种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粗浅认识，发达国家经济好，发达国家搞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好。但真正管用的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市场经济怎么样用到具体环境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里来，这些绝对是要对经济有精深的理解才能领会到的。例如一定先要知道，引入市场经济的目的不是为了搞市场经济，而是为了解决资源利用率的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资源配置会失效，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比发达国家穷。那么就要时刻去考察最根本的微观生产过程，而不是只看形式上市场与计划的架构。
只有把两大危机防住了，那才能真正提高资源利用率这个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才能胜过那些投身到国际经济环境里的国家，在全球化中捞到些汤喝。
就是两大危机，保守了不行，激进了也不行。这个时候，老邓最初初定的实验方案就显出了厉害来了。以老邓多年的经验，他一定知道会出乱子。他一点也不理想化，知道改革肯定会犯错误。甚至他自己说的话有些看起来也很可笑。我记得邓选里面说过“不能扭屁股跳舞”之类的话。后来我明白了，老邓他不可能什么话都有道理，他当然可以有很多模糊错误的认识。他厉害不在于说的话全是圣人一样的超级真理，我认为从经济学角度上看，老邓的话没有任何值得一提之处。但是他有一套做事的方法，错了去纠正，改革停滞了就去推动，这个相当了得，因缘际会之下，可能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做实验的级别非常大，总书计接班人都换了两次，居然商量着把老江推上了台。所以，如果他认为错了，那是没有二话会改正的，开枪驱散人民群众这种事都做。到８８岁上，居然以一普通党员身分亲自出马威胁老江“谁不改革谁下台”。又出奇着隔代指定了十年后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