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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英，工作懈怠不力，几年来，该村超生5例，严重影响了全镇计划生育工作，免去村妇女主任职务……”
听完顾局长的处理结果，王来看了看左右，没说话。他用手捅了捅身边外号叫“蛇虫”的，“怎么样？行不行？”
“不行，这样处理吴有贵太轻了，他明明是贪污，怎成了只对财务管理不严，老百姓不会答应的。”那“蛇虫”突然跳起来。
“行了，老王，做人做事别做绝了，我们调查了半年，走访了350户，我们的调查结果再没有说服力，还有什么样的结果能有？人家老吴也不干了，他只是对村财务大手大脚，当然这不对，但也不至于贪污啊，再说，我们也让他作了补偿。”
“等回头再说。别多说了。”王来训斥“蛇虫”。
2003年2月23日早上，把自己的《卫生统计》和《流行病学》书收进包里，我遗憾地欣赏着满树杏花、梨花，深深地呼吸着农村的恬静，紧张地专等大老板王树文来。
“王书记，刚过了年，事情不多，特别是上访、信访等事情，老百姓忙着开春侍弄地，你让他们上访，他们也不来，况且以东集田为首的上访，我们也处理稳妥了。逄戈庄老郭出了车祸，本来老百姓还要找他的茬，这样自然消失了。我想啊，趁着这时，我陪我家属去趟辽宁的疗养院，听说那里治疗颈肩腰腿痛很不错，我好不容易托大连的朋友联系到了床位，所以想请半个月假，和她出去看看，免得她整天躺在家里，也和她出去治治，管她好不好，给她出出疑，你看怎么样？”
“好啊好啊，你只管去。东集田的事情你确实出力了，弄得你连家都回不去，这次好好陪弟妹去看看。钱不够，先从财政所预支点，回来拿着单据，我想办法给你处理。”书记王树文一口答应。
“唉！没办法啊！她这病多年了，也实在没法看。”我摇着头，叹息着，故作抑郁无奈背着包出门坐上了去济南的长途车。
事情变化很快。昨天晚上，细雨霏霏打着无眠的我，正无聊地在一块大PVC板上用“哥俩好”粘贴着自己收藏的200多枚毛泽东像章，收得太多了，我嫌用一个塑料袋子装着没法观赏，就找了一个广告公司的朋友做了个PVC板框，一个一个地把后面的别针取下来，仔细地贴在上面。200多枚像章，大大小小堆了一桌子，最大的一个是后面带有林彪题词的插在波浪滔滔的底盘上，足有40公分高，一个朋友曾500块钱买我都没舍得卖。最小的则如指头肚，但做工非常精美，足见当时人之疯狂虔诚。其中有几个塑料的是我五毛钱买来的，但都带着荧光标志，关闭电灯老长时间还发光。都是我喜欢至爱的东西。
“喂！你好！”床头外线电话响起来，“老李，在干啥？”竟是常隼从济南打过来的。
“无聊，在瞎捣鼓我收藏的毛泽东像章。”我说。
“别捣鼓了，中心的博士点今年就要批下来了，你快考吧！但要先报流行病与卫生统计专业，来了等中心博士点下来再办手续转过来。但是今年山大中心先以流病名义允许招生了，招三个，你网上查。”常隼催着我。
“怎么着？快批下来了，这怎么办？我没复习啊！我这里又上不了网。”我一听急了。我一直在打听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博士招生的事情。
“你快找王曙森啊，他不是在负责招生吗？”常隼提醒我。老常一句话提醒了我。
“曙森，忙啥？快告诉我，今年博士招生的事情，听说中心那边可以招了？”我打电话给王曙森。
“是可以招生了，今年三个。你早干啥的？这时候才想起报名，你来凑热闹啊。今天已经是2月22号了，3月12号就要考试了，再说，报名时间都过了，你快算了吧，明年报考。”王曙森劝我。
“兄弟，帮帮忙，还能不能报名？”我急切地问，汪洋大海冥冥之中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那你明天快来，我从机器系统里直接给你报，明天务必来，国家报名网后天就关了，到时我这里可就没办法了。”王曙森说。
“好，兄弟，你等我，我明天一定赶到。”我放下电话就开始了明天及如何应付考试的计划。
“老爸，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我就没见你在家里这么老实地呆着，怎么不去上班了？”从济南网上报名回来，我偷偷地找人民医院院办我的老主任刘远明盖了章，以人民医院的名义纸质报名。那梁水还是办公室副主任，硬是刁难不给盖，那眼斜看着我，但碍于刘远明的安排，他又不得不给盖了。要是通过乡镇和高密组织部，还不知道又给我设上什么绊马索，我是找共产党这种研究研究的办事方式折磨透了。我在乡镇也是经常使用研究研究来推脱处理事情。
“你小子，好好玩你的，别打扰我，老爸要复习考试。”自从济南回来，我就把自己的小卧室兼书房收拾干净，低头快看那些死记烂背还要灵活发挥的东西。有时她喊我吃饭，我爱吃不吃。她说自己肾不好，不能吃盐，可总不能一点味道也没有啊，还不如我自己做。修也吃不下她那没有任何盐味的东西，每次放学回来，总是乐呵呵地等着吃我做的。和她已经习惯不说话了，也没的多说，她也不知我为啥要考试考什么试，我也只管低头做我的事情，懒得和她多说半句。但我知道那是一个幽灵，很奇怪，我就是那么惹她感兴趣，每次偷着背着懒得和她说的事情，她总是以不同的方式间谍一样刺探。
老天爷总是公平的，这5年，没有让我在乡镇虚度。我感谢松堡的大棚倒了，感谢那些投机取巧不惜踩着我肩膀向上盘梯的小人，感谢东集田上访，感谢王来，感谢我的乡镇经历，给了我人生最坚强的磨难。也许，3月12日，在那高雅的考场里，只有这么一个泥腿子带着泥巴的土腥味在愤愤地答卷。笔试完，起风了，带着黄河故道的尘土打在脸上，没有感觉，我用手抹了抹没来得及理的长长的头发，任其卷吹。面试完，心舒了，带着一股5年孤独的悲愤，我用自己的工作实际给评委交了一份答卷。和我一起考试的还有硕士毕业留山大的同学，我发现，6年了，在大学里一直执教的她，竟然还不如我英语讲得流利。
就这样，我像贼一样偷偷报名，以本专业第一名考上了山东大学的博士，取得了唯一的一个统招名额。
6月的集田，蝉在啦啦地叫着，我突然感到今年的夏天怎么这么清凉。要走了，我把松堡老宋、王生麟、王琢理等几个要好的在我患难时仍然没有舍弃我的好朋友，开车邀请到集田喝得昏天黑地。自从离开松堡，那个党委大院的门口，我就发誓不再踏进，那里面，没有了美好，只有那些小人投机取巧留给我的恶心和呕吐。
“李书记，你还不知道？吴祝秋出事了，胶河护坡出的事，自己偷着弄了30万，让检察院弄去呆了三个月，全吐出来了，出来剩的只皮包骨头。”王生麟喷着酒气，“高密纪委对松堡党委政府和各部门机关财务大检查，包括各项工程，都不同程度地出了点事。护坡工程油水最多，出事最大，宋和风在河道工棚里喝酒，喝死了，不然这次他也干不成了，弄出了20多万。”
“科技园呢？生麟？科技园有没有审出问题来？”我的舌头都不打弯了。“审了，你走的第二天郑书记就安排审计，也没什么动静。”王生麟说。
“去他妈的，审计有事我也不怕，我又没管财务，是人家管钱，我只管干活。有句话叫怎么说来？怎么说来？‘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老子堂堂正正，还怕他们审计？”我要走了，我还怕啥，我不用在乎了，从今后，我只不过就是个学生，做做学术而已，我再也用不着说那些昧着良心冠冕堂皇的话了。
我要走了，竟然收到了毛风民的一封信。
您好：
我们怀着十分真诚而又无奈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的思想和工作。
我们到乡镇工作已快四年，不必说经受的磨难和锻炼，单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就十分难堪：上边不问、下边又不管。工资没着落，提拔又靠边，家里的孩子没人看，夫妻分居多年，吃苦受累不要紧，所谓的希望惨淡。流血流汗，我们无怨，可我们的将来怎么办？曾经的年轻将成为过去，满腔的热血也冷淡，我们想回到潍坊早日与家人团圆。
请您在百忙中问一问、研究研究怎么办？感谢组织的关心，圆我们的至盼！
“涵穹，怎么着，听说你考博士要走了，就这样把兄弟撇这里了？”从潍坊一起下来的原关系是潍坊档案局的毛风民，从安丘给我打来电话。“收到我的信没有？他娘的，这乡镇工作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们几个要好的写了这封信，大家联合签名，你签好后再寄给我。你考博士走了，用不着走调动，我们还得积极要求啊！”
“好，兄弟，放心！不就是签个名吗？反正我又用不着他们调动，和大家掺和一下，能给大家起作用更好。”我说。
或许那封信起了作用，余下的30名下派干部分布在潍坊十二个县（市、区），在我走后的三个月，陆陆续续地调到了潍坊高新开发区，原级别不动，只是回城了。
悲哉！我的“知情岁月”，我要走了，回想5年“知情岁月”，历史竟然那么相似。70年代末，伴随着毛泽东1968年“12·11指示”，约有3000万知识青年开始了他们长达十多年的悲壮、凄凉、无奈、尴尬的难以名状的“上山下乡”历程。文革末期，“上山下乡”运动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这场对数千万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和前途影响深远的社会性运动，就这样仓促而起，悄然而止。如今，36年过去了，中国已经走出了那个狂躁的文革年代，绝大多数下乡知识青年也离开了当年生活过的乡村。对现在二三十岁的人来说，“上山下乡”似乎成了一个遥远模糊的名词。
在1998年的12月份，也是在共产党人豪迈壮语的号召下，我们潍坊的40名热血青年，背起行囊，抛妻别子，各怀目的或者形象为各怀鬼胎，像当年文革那样，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不同的是这40人，有6个人下去时就是乡党委书记，6人是乡镇长，其他大多为闲职的乡副书记、副镇长。事情一开始就是悲壮，明白人在当时可能一看大多数人是陪衬，40人当中，提拔的不过就那么10个人，还是一下去半年、一年就提了乡党委书记和副县级干部，余者在下面苦苦挣扎，苦苦煎熬。他们就在这两不管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而故事中的我，无奈之际，从乡镇考博士走出来。那是5年啊，人生最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的农民，中国的乡镇，中国的那些为了个人政治仕途的小人。其实，真要是奉献给了我们的老百姓，倒也心甘情愿，事实呢，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只不过成了他们摇旗呐喊的一个卖命小卒，一个过河而死的小卒子。
回想往事，并不如烟，很清晰很清晰的，不像昨天，就像在今天。历史和今天竟然有着那么惊人的相似。我担心，只要根本的东西不变，这种惊人的相似还会继续演下去，只不过谁来当演员的问题。
乡镇5年，我负责所谓的现代化高科技园，盖大棚、养羊，种日本菜、巴西旱稻；设计白羊山，分管草莓市场；各种花样的招商引资；出国学习；抗洪及救济处理；人代会、党代会、农民上访、费改税，可谓丰富多彩；最后偷着报考博士，断燕西飞去济南。
由于毛风民等人的上书，最后无奈的余者才被原级别调回开发区，无非就是科级、副科级。这不由得使我想到了文革期间，要不是李庆霖在1972年12月20日给毛泽东上书，中国知青的命运哪会得以改变？李庆霖的信毕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要走了，心中仍是一番缱绻和挂念。很久没有她的电话了，我也不能主动给她打。6月的一天，阴雨霏霏，朦胧着我的眼睛、我离别的心。我开着车子，缓缓地停在她门口的对面，摇下车窗，顾不得细雨飞进，老长时间，我看见她男的进进出出指挥着手下的人在搬运焊接的广告架子。老长时间，她出来了，还是那么匀称，披着短发，扭着圆圆的美臀，拿着一只画笔，在门口的一个广告牌上潇洒地写下了“Wele”，又勾勒了一幅儿童卡通画，可能是为了暑假招美术班，然后晃了晃她黑油油的短发。我多么希望她回头，她回头一定能看见我在对面。可惜，带着无限的惋惜，她没回头。车子缓缓启动，我打开雨刷，缓缓地刮着细雨，刮着泪珠，刮着无限的回忆。回忆就在我寂寞清苦的时候，她来到办公室突然抱住我。半夜醒来，无法入睡，回想过去与她一起的时光，一切都仿佛发生过，又好像什么都不存在。想想与她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的关系，就像握着一块碎玉，细致斑驳，心疼的感觉总不能消除。但随着岁月流逝，又欣喜地发现，这应该是一段彩虹般美丽的情缘。如果继续发展，即使任何欲望都被满足，手里攥着的也不过是一块长满苔藓的废旧砖头。再完整，也不足以令人珍惜和惋叹。此时才发现，真正用心灵感受过的东西，就像风化的岩石，只有经过多少年后，才能显示出她真正的沧海桑田。
从此，没再见她一面。
我要走了，她也不知我去干啥？我也没告诉她，我应该告诉她，可确实没话说。直至有一天她电话打到我原来的办公室，才有人告诉她，我已经离开集田政府去济南读博士了。每每夜深难以入睡，辗转反侧，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难道她就希望这种已死了的关系永远这样死死地维系下去？
就这样，2003年7月1日，怀着无限的感慨，没有眷恋，没有眼泪，只有淡淡的忧伤，如胃酸丝丝划过黏膜，带着丝丝伤痛。我终于走了，离开这我奉献了最好五年青春的地方；我终于走了，离开这给了我人生最难得经历的地方。我要走了，我还是忍不住，泪水模糊了双眼，模糊了记忆，模糊了伤痛……
我要走了，斜风细雨中，掉头独往，免得折腰向人俯仰，天留老眼，看煞江山，漫拖一条藤杖。
＇1＇为了行走方便和夏天透气的半门。
第二十九章
“涵穹，修他妈不知道怎么欺负你娘，你娘哭着回来的，走到棉纺厂差点找车撞着。”已经在济南读博士了，父亲打电话向我哭诉着。
“怎么回事？”我问老父亲，带着幽怨的愤怒。我虽做不到“卧冰求鲤”“恣蚊饱血”，但对于父母，我是唯尊至上，谁敢欺负我父母，那是我最不能容忍的。
十月深秋，潍坊大街上，草木摇落，阔大的法桐摇曳着粗硕的身体，不甘情愿悲秋作客，枯黄的叶子飘飘悠悠梦一般洒落在黑糊糊的柏油马路上，粘着脏兮兮的水珠，零落成泥。秋风中，一个弯腰的老人，任西风吹乱了她的残发，吹起她的大襟衣服，她一边啜泣着，一边拾起衣角擦着眼泪，一边用浑浊的眼光看着恍惚迷离的马路。
“吱——”一辆黑色奥迪轮胎下冒着淡淡的黑烟，擦起十多米的痕迹。“你瞎眼了？你会不会走路？”一个平头青年从前座探出头，喉头蠕动着，“啪”一口，吐到老人脚下。
“大娘，你走路可要小心，这是超车道。来来，你到这人行道上走路。”司机下车搀着老人慢慢地走到路边。
“对不住了，我糊里糊涂地走路，不知道走错道了。”老人抱歉地说，“前面就是棉纺厂了吧？我要去安丘。”老人问。
“是，大娘，你走到前面路口向左拐就有去安丘的车。你看大娘，你这么大年纪了，还一个人走路，多危险啊！”司机说。
“呜呜呜呜，不知道，你娘回来也不说，只是哭。你说咱要这样的儿媳妇干什么？这些年了，你娘去伺候她和修，就差裤头子没给她洗了，到头来赚的这样对待。大冬天着，她在家里弄孩子不出门，哪次不是你娘走出200多米去倒屎倒尿。她说她肾不好，她忘了你娘扛着镢上山给她刨茅草泡水喝了，她腰不好，她忘了我骑着三轮车20多里路给她弄铁砂子（暖）腰了……”老父亲声泪俱下。
“行了，等我回去问问是什么原因。”我安慰老父亲。
放下电话，独倚窗前，看着古典的校园飘洒着老槐树叶子，一位老师傅腰系蓝色毛巾正慢悠悠地用一把大扫帚打扫着，像是一只大画笔勾勒着人生。他看起来那么和善那么悠闲，扫得那么和谐。我感到自己竟连那位老师傅都不如。唉！没有必要多问了，没有必要多想了。十年了，对老槐树来讲，或许是短暂，可人生有几个十年，难道还再这样继续？没有必要多思考了。我现在是一介书生，也不必担心注意原来干政府的形象和那么多流言蜚语，读博士这怕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机会了。转而想到她那幽幽的眼神，那深藏十年而不露的她的一切，秋风中，我陡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谁知道，如果迈出一步，结果如何呢？一旦迈出去就是不归路。我想到了大爷村北锄头一扔那一幕……
2004年10月，从济南回去的一个晚上，半夜，在客厅里睡得正香，隐约听到洗手间冲马桶的声音，继而感到一个影子站在客厅中央，我蒙着眼睛，感觉是她，只穿上衣。人趿拉着拖鞋挪步上床，我感到一团暖乎乎的东西贴在身上，我把头仰面天棚，枕着胳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咱们离婚吧！”从1998年开始产生距离躲避了6年，我还是把那个憋了6年的念头说了出来。我知道，我要是再不说，我会憋出病，我不会虚伪，至少我说出来了。
她出奇的静，没说话。
我也很平静。我从最初短暂相识，从她第一次领着她大弟弟媳妇来县医院找我做B超性别签定，当时只是告诉我她的朋友怀孕了想做B超看看性别，到我在她娘家有一天碰到了那女的把我吓一跳，到我1997年去安丘办户口，后面那个让我毛骨悚然的幽幽的眼神和影子，到一系列的鸡毛蒜皮，到她的年龄，到她的生日，到她的疾病，到就是因为我喝酒带了一程办公室的小王她便在外面到处扬言“砸断我的腿她养着”，到垃圾场的生活方式，到常不于齿的性生活时她在阴部喷药说是怕我给她传染上性病，到她和孩子半夜聊天说“你四爷爷是大麻风”……我一个人一气说了两个多小时。太多太多，就说这些，我提出离婚的理由也足够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终于说出来了。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