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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入两个硬钉子，当做滑竿，土制的滑冰工具就这样制成了。放到冰上，小心地踩上去，弯着腰，两手握紧滑竿，蜻蜓点水那样，在冰上一点，不能太深，要不拔不出来，也不能太浅，不起作用。滑板靠反作用力便轻盈地向前滑动，滑得熟了可以加快速度，单腿站立，双臂展开，像是拥抱大自然，像是蜻蜓点水，像是乳燕飞掠地平面；滑得不熟，像一岁多小孩走路，歪歪扭扭的，一不小心，跌个后仰，后脑勺疼得一阵昏黑。一人玩够了，可以两个人拉着手玩些花样。邻居娜娜那小姑娘在一边跺着脚干着急，喊着我哥哥，让我领她玩。其实我记得我们俩一样大。我停下来，让她轻轻踩上去，在后面推着她走，推着推着恶作剧一撒手，让滑板自己载着她滑出去，惊得她“呀呀”直叫。她没玩够，我干脆不用滑板了，直接在冰上推着她走，她轻颦轻笑，汗珠微透，不胜娇羞。那时的童心，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那种最天真无邪的感觉。滑冰玩够了，我们就换花样——在冰上打“尖子”，也就是打陀螺。用木头削成圆锥样，底下用烧红的炉条钻一个小眼，砸入一个钢豆子，也就是铁珠子，随便找块布条拴在木棒上，就可以在冰上或旱地上打着玩。冰上打“尖子”，陀螺转得快，轻轻一抽，飞快地旋转着，好久停不下来。看到快停下来的，再抽一鞭，边滑着边打着，飞舞着我们的童年，承载着我们的童趣。
1976年9月初，当我光着脚丫、弯着身、低着头捡着那些或硬硬的一筷子就能捡进瓢里面或费力地贴着地面将那些稀稀的“黄母脑子”鸡屎刮进瓢里面，转到学校后墙的时候，一阵阵琅琅的鲜嫩的抑扬顿挫的读书声吸引了我。
“大家跟我读。”一个女老师说。
“刘文学沿着辣椒地猫着腰悄悄地向前走，走近了，竟然发现那胖胖的身子是恶霸地主王文学，他躬着腰高高地撅着硕大的屁股，两只手在快速地撕扯着辣椒。脚底下，一个大柳条筐子已经快满了。‘呔！王文学！你个坏蛋！偷生产队的辣椒。难怪生产队的辣椒一直在丢，原来是你这个坏蛋在偷！走！跟我到生产队去！’刘文学跑上去一把拽住王文学。‘呵呵呵呵，是你啊，小孩，吃糖，吃糖！……哎，你看那边是不是王爷爷来了。’趁刘文学回头的时候，王文学用他那罪恶的手恶狠狠地掐住了刘文学的脖子，就这样，一个优秀的少先队员被恶霸地主害死了……”
“好，同学们读完了，再默写一遍。”
懵懵懂懂八年了，听过“龠龠”“苇”“百灵鸟”的婉转啾啾，听过“哨钱儿”“节柳”“赌了”“问应哇”不同声音的和谐，听过青蛙不急不慢的“呱呱呱呱”高山流水鼓瑟弹琴觅知音，听过秋虫唧唧蝈蝈唱曲，听过月光下泛着粼粼波光的使狗河淙淙地流着，听过降媚山山谷刮过的呜呜的虎吼一样的雄壮的呐喊，听过大狸猫“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里没人戴”的哀声叹息……可我从没听过这么美妙动听悦耳的声音，这声音如醍醐灌顶，如春风从降媚山谷呜呜而来，涤荡着我心中的混沌、蒙昧和无知。
破瓢掉在地上，鸡屎全跌在地上和我光着的脚丫上，我浑然无知。我驻足倾听，长久不肯离去。
回到家里，那琅琅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环绕。父亲母亲只知道随着日落日出劳作让我们填饱肚子，好像忽视了我这个到了上学年龄应该上学的孩子这个年龄应该做的事情。
“来顺、建军、建国、德顺……我们报名上学去吧？”我们六个孩子在玉米地里啃着偷来的半生不熟的西瓜，我提议说。
“走啊，我们去报名上学。”大家一致同意。
六个野孩子，趿拉着鞋子，破衣褴褛，来到了坐落在村中心的小学。
“老师，我们来报名上学。”我大胆地说。办公室里只有一个老师，以后我知道他名字叫高保水，教数学的。附近教室里仍然传来阵阵琅琅的一个女教师领着孩子诵读的声音。
“好啊，回家让你们父母给你们起个什么名字，再来报给我。”高保水老师说。
“老师，你给我起个吧，我家里不会起。”我说。
“你啊，你父亲不是李仕途吗……”高保水老师顿了顿，“好啊，你就叫李涵穹吧。”他随手在报名登记册上写下了我的名字。
“明天来上学好了，别忘了带五毛钱这学期的学费。”高保水补充说。
“叔，我今天报名上学了，老师要我准备个书包、石板和石笔，明天去上学了。”我对父亲说。母亲带着大哥、姐姐和二哥嫁给了父亲，我们统一喊父亲叫“叔”。
“报户口的时候，按家谱给你起了个名字叫李来云，现在老师给你起了这么个名字，你们兄弟排不起来了。”父亲说。
“那无所谓，就按老师给我起的吧，不就个名字吗？谁让你不早送我上学，整天让我干活。”我说。
“还有，上学时，你问一下老师，能不能减免学费？给你买了石板，没钱交学费了。”父亲说。
在我的记忆中，就这么简单的上学了，从此开始了我的求学之路。
秋光明媚，早上的太阳透过老槐树撒下万缕金丝，时隐时现地映耀着深宅老院。父亲在我出生那一年栽种的楸树已长成锨把粗，枝叶繁茂，露珠闪耀。随着太阳冉冉升起，老梧桐树上吧嗒吧嗒地开始滴着露珠。我吃了两个煮地瓜，背上母亲几块花布拼凑缝制的书包，父亲村里代销点两毛钱买的一块石板和一包石笔，像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去上学了。
“当！当！当！”两棵高大的杨树中间横绑了一根木头，上面悬挂着半截铁轨，就是学校的上课铃了。
“李涵穹，你的学费呢？”一个叫高保地的老师问我。
“老师，我家里没钱了。我叔还有两毛钱给我买了石板。”我怯怯地说。
“那算了，让你班主任申请减免吧。”高保地露出鄙夷的眼光，“哼，五毛钱也交不起。”自上小学起，我就记得有些老师也是欺贫爱富。我们姓李的大多集中在村的西南住，在村里是比较穷的一个群体。那时有几个姓高的老师从心底里瞧不起我们姓李的几个学生。
我是一颗螺丝钉，祖国哪儿需要我就往哪儿拧……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愿作革命的螺丝钉，立场坚定斗志强……
伴随着我的启蒙老师王学香教唱的儿歌，我慢慢地收敛了一个野孩子的野性，开始脱去蒙昧。不管怎么说，从我上学那天起，我学习就很认真，悟性也很强，当堂课都能掌握，甚至不等老师上下一课的时候，我已经提前看烂了。小学的时光，就是语文和数学反复交叉，学习也没什么压力，轻轻松松地学习，就像玩一样，没耽误课下重复着那些刨老鼠洞，上树摸鸟掏蛋，去生产队果园偷梨摸枣，扛着竿子到处转粘蝉的许许多多儿时的童趣。但是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考试结束，我把奖状一扔就去玩自己的，也没在乎过那东西。
父亲母亲命中结合就是劳累，只知道低头忙活，锄头镰刀大镢耙子是他们的画笔，降媚山使狗河是他们的画布，年年在上面创作未果的作品。即使这样，一年到头，也所剩无几。在我的求学过程中，没有父母的家长会，没有父母的辅导，没有父母学习的关心，可学习成绩却没有落下的时候，父母的这种不太约束的管理方式促使我从小就养成了自律的习惯。
邻居小女孩娜娜是和我一起上学的小伙伴，起了个学名叫王聚华。她爸是镇上的工人，在我们眼里那是吃国家商品粮的。每天她走到我家门口，亲昵地喊我一声，我便跑出来结伴而行，就这样我也重复了很多人所拥有的青梅竹马。我家没多少零吃，她兜里经常变着花样掏出些糖果。冬天有一次结伴上学，她从对襟花袄兜里掏出了一个双仁的熟花生，细细白白嫩嫩凝脂如葱白的手轻轻地放到我手上，我第一次那样近距离地接触她那玉手，第一次知道和女孩子接触害羞的滋味，她脸也有点绯红，因为小孩子经常笑我们是小两口玩过家家。我接过那带着余热和女孩身上特有余香的一个花生，看着她穿的那漂亮干净的花袄，低头瞅一眼我破烂的露着棉絮的带着一圈一圈出汗造成的满是黑兮兮的油渍的一个冬天都不换虱子里外爬满的灰色棉袄，我汗颜与其没法门当户对。剥开白白脆脆的外壳，先把一粒带着暗粉红色外衣的花生放进嘴里，慢慢地在嘴里搅拌着，品尝着那香喷喷的味道，一直到没有什么滋味再咽下去后才将另一粒放进嘴里，重复着第一粒的感觉。含着那花生跟着老师朗诵着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故事，直到语文老师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才把那碎屑咽下去，回答问题完毕，狠狠地瞪了语文老师一眼，低头看到桌子上还有一片暗粉红色的花生外衣，我趁同桌不备，指头一蘸，舌头卷进去了。那粉红色花生外衣，竟使我想到了娜娜夏天被微风吹起的粉红色的小兜兜。多少年过去了，两粒花生竟成了我儿时最幸福最美好的回忆。
还有很多的伙伴全是光着屁股长大的男伙伴了。下了课，还是疯子一样跳进淙淙的使狗河，窜入希望的田野里，爬上妩媚的降媚山，重复着学前的那些野性。
毛主席这个名字，没上学的时候，就每天往耳朵里钻。上学了，学会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的金山上》《我爱北京天安门》《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许许多多的颂毛歌曲和《长征》等诗词。烦人的是每天上课前唱，中间老师看着我们打哈欠也唱，下了课还唱。我们小孩子就像木偶，被老师玩着皮影戏。王学香老师既教语文又教我们权当是音乐的音乐，全是琅琅上口雄壮激烈的革命歌曲，没有今天歌曲的萎靡婉约。有时，她还边唱边翩翩起舞，单腿站立，双手展开，左右向着太阳，示意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1976年9月9日，上午平淡的如日落日出的每一天，找不出任何异样。大街上两只狗在追来追去，互相靠近，有一只胯下长枪挺立，憋急了，抬起后退，“哗啦”对着刚刚剥下的玉米皮子撒起尿来。大哥和二哥低着头剥玉米外衣，姐姐把他们剥好的玉米一个个用玉米棒子尾端留下的内衣皮系起来。父亲在用镢刨坑，准备埋几根粗大的木头，挂起刚刚剥好编起来的玉米，我嘴里啃着一个熟玉米，吃力地帮父亲拖着木头。
放在墙头上的破旧的收音机一会儿播音一会儿停，像一个患有慢支的老人咳嗽起来上气不接下气，父亲不得不停下来在半空中晃一晃。
“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广播，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广播……”中午收音机广播该结束的时候没有结束，老是重复着这一句话。
下午四点，收音机传来了著名播音员夏青悲痛、庄重、充满哀悼气氛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
接着，我还听到了一句“不可估量的损失”。
再以后是长达六分钟的哀乐。哀乐之后奏起国际歌。
我当时很奇怪地想：“毛主席不是万寿无疆吗？整天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不是白喊了吗？”
广播里反复播着《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
父亲愕然，镢头“当啷”一声砸到了脚上。
几天后，村委大院布置了个灵堂。高高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摆放着苍翠的松树枝和纸扎的簇簇白花。上面横挂一幅会标：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哎哟……俺的毛主席啊，你让我们怎么活啊！”我看见同学王余臣的母亲和其他妇女老远掩面恸哭着扑向村委大院，那情景真的比失去自己的亲爹亲娘还痛苦。
主席逝世后的那几天，故乡天气老是阴沉沉的，乌云紧紧拥抱在一起不留一丝缝隙，黑糊糊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秋雨萧瑟哭泣不停，从星星点点滴滴答答到密密麻麻连绵不停。记得当时小学校长姓莫，他按照上级指示，组织所有师生都去参加追悼会。我们吃完午饭就按秩序在大院里排着方队，主席台上不断有人替换讲着什么，我也听不清，估计是在表达对主席的哀悼。我们像玩偶一样在雨中站着，雨开始很小，我还不以为然，说不出什么心情，但当时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像众多描述的“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哭声溃，九州上下穿肠泪。穿肠泪，恸悲难忍，绞人心碎！巨星陨落从天坠，五洲四海哀长睡。哀长睡，遗容瞻顾，万群千队”。雨越下越大，没有任何雨具，人们只好任凭那雨水带着冰凉，灌着头顶向下淌，全身淋得湿透透的，再顺着衣服沿着肌肤流到脚跟流到地上，整个会场上人群默然肃立，没有一个因为雨大而离开追悼会场。不管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那个年代那个场合，谁也不会离开的，我们小孩子，20多个8岁左右的小孩子，像傻蛋一样也跟着大人这样站着，其实也不知为什么这样站着，只知道最最敬爱的毛爷爷去世了，这样是纪念他老人家。语文老师王学香淋得实在受不了了，我看见她眼吧嗒着，或者雨水沿着她长长的睫毛滴到眼里了，或者泪水和着雨水，她不停地擦着眼睛。莫校长看到了，拉她一把到了屋檐下，头倒是淋不着了，雨水照样沿着她胸脯向下淌。
10月8日，我们正在课堂上默写生字，语文老师王学香兴奋地举着报纸进来。“同学们，天大的好消息！‘四人帮’完蛋啦！”
报纸上赫然刊登着“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此后各地开始疯狂的庆祝活动。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幅漫画是四个妖魔鬼怪，有一个雌的拖着长长的尾巴，一个大镢横刀把尾巴切下来。接着就是每天参加“深揭狠批‘四人帮’”活动，跟着老师学唱：“敬爱的华主席！我们的领路人。敬爱的华主席！我们的掌舵人。毛主席把航船交给了您，永远向前进！革命航船有舵手，永远向前进！向前进！”还有那当红的女歌手郭兰英《绣金匾》《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山里出了个华政委》……接着我们的小学课本也增添了华国锋在河南当通讯员的一篇课文。
政治活动、学习活动没有耽误我们童心天性的破坏活动。晚上批斗四人帮会议结束，已是一轮皎月升上东山，筛破树影。我们三个小孩子看着几个上初中的孩子在嘀咕偷西瓜吃。
“涵穹，今天轮着你去偷了，前两次都是我们去的。”我的小伙伴高秋亮说。我们偷西瓜是轮流上阵的，一个主偷，其他望风，或分散看瓜老头的注意力，大多采取的是最笨的“调虎离山计”。故意弄出动静，把老头吸引过去，这边趁机跑到地里抱着西瓜猫身就跑，偷回大家一起吃。偷来的西瓜有时熟有时不熟，甚至瓤子都发白，干脆啃两口扔掉。偷的时候无暇刻意敲敲哪个瓜熟哪个不熟。
“今晚看我的，非弄个包熟的回来。不像秋亮你上次偷的那破瓜，没法吃。”我满怀信心地说。
生产队的西瓜地就在家南边不远。几个大孩子从西瓜地南边迂回包抄，为防被抓，我把衣服都脱掉放到牲口棚里，全身裸体匍匐钻过密密的芝麻地，来到离西瓜地只有十多米远的地方。大孩子则趴在另一侧的沟里，准备同时动手。
西瓜地中央打了个窝棚，一个老头在棚下坐着，烟头一明一暗，不断地咳嗽着。我们搞不清他是真有病还是为了吓唬小偷故意装咳。
紧打鼓来慢打锣，
停锣住鼓听唱歌，
诸般闲言也唱歌，
听我唱过十八摸。
伸手摸姐面边丝，
乌云飞了半天边，
伸手摸姐脑前边，
天庭饱满兮瘾人。
两个社员手持手电筒围着西瓜地四周转悠，不时搞点下流小调打发寂寞。我突然感觉像是战争片里面八路军偷袭日本军火库的样子。芝麻树轻轻地晃动着，我慢慢地向前爬呀，爬呀，头脑里冒出的满是绿油油滚圆圆的大西瓜。突然，一道电光射来，一个社员沿着芝麻沟走来，芝麻树刷刷作响，脚步越来越近。妈呀，就差薄薄的一道芝麻树，那社员就能踩到我头上了，我大气不敢出一口。
“妈呀！谁啊？”另一个社员一脚踩在路沟里面埋伏的一个大孩子身上。
那孩子如惊弓之鸟跳起来就跑。那个社员自己都吓坏了，也没去追那孩子。还有两个孩子一看暴露目标，也悄悄地溜了。
“什么事啊？老大。”我旁边这个社员听到那边喊叫，反而不向前走了，站着问。
“几个毛孩子趴着想偷瓜，把我吓了一跳。”那边回答。
我的娘啊！这场面我哪见过，还偷瓜，自己胆都吓破了，也太惊险了吧。我悄悄地向回退，感觉四周晃动的芝麻树都是看瓜的社员在打着手电筒乱摇晃。哆嗦着退到差不多的时候，站起来撒丫子就跑。回到牲口棚穿衣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小鸡鸡都不知何时被什么东西扎得红肿。
唉！出征壮怀激烈，回来垂头丧气。
“哈哈，你个笨蛋！”我的偷瓜经历让小伙伴高秋亮和李升光笑话了老长时间。还是李升光胆子大，他年龄比我大两岁，论辈分我还得喊他叔。
晚上，昏暗的煤油灯下，我和李升光比赛捉虱子，谁捉的多，谁就不用到大队果园里当偷地瓜的探子。学校里发动我们勤工俭学刨地瓜，每个学生每天都要交20斤地瓜。一放学，我们都要背着筐子扛着镢到处转悠，漫山遍野都让老百姓和我们学生把地不知翻了几遍。实在没地方刨了，李升光想到了大队果园里还有未收获的地瓜。在他带领下，我俩钻进去，“嘁哩喀喳”，白花花的地瓜几镢就满了筐子，任务超额完成不说，还得到了老师的大力表扬。今天比赛捉虱子，就是为了决定明天谁去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