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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兽园的经营很顺利，所以继续在各大城市开展，每个省城的珍兽园也同样赢得了民众的喜欢和喝彩。
（本章完）
第10章 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
与此同时，杨廷和掌握着裁汰原来六部尚书以下官员的权力。
外交部，卫生部，邮传部，工业部，交通部，农业部，新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干得都是皇帝都想干的事情，由于事情进展的顺利，所以看起来越来越热火朝天。里面聘用的都是举人、秀才，监生，或是商人，有些干脆是兵工厂的员工直接调用。
他们都是实践着嘉靖皇帝主张的，这时一个尖锐的矛盾浮现了出来。原来的藩王后代经过繁衍，已经数量激增。明朝财政收入全部去购买粮食发放都有点不够。这让各位大臣头疼，连大权在握的杨廷和都不敢私自定夺。好在嘉靖皇帝英明睿智，他为解决长期困扰明王朝的宗藩问题而颁布实施的《宗藩条例》。明朝的宗藩制度始于建国初期，本身藩王还带军打仗，能起到武将的作用。后来明成祖经“靖难之役”继位，害怕藩王谋反，就让藩王除了混吃等死读书之外，什么都不许做。
在这个制度下，宗室家族世代承袭，只享受优厚的待遇，但却无所事事，成为由朝廷供养的一群寄生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生齿日繁，人数不断扩大，朝廷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洪武时，山西惟封晋王一人，到世宗时剧增为两万余人；朝廷所支付的禄米也由每年1万石，增至87。2万余石。
这还仅仅是在山西一地，明王朝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越来越无法忍受。面对严重的“宗藩”问题，嘉靖皇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解决。更要命的是，湖北有全国四分之一的藩王。所以封在武昌的楚王要为自己建个坟，还得以二换一的将樊哙等人的后裔迁走。区区楚王府，第一代楚王朱桢的后裔，居然膨胀到近万人。当然，到这时只有少数人领到禄米。别的人只能靠自己谋生路，于是偷盗者有之，欺行霸市者有之。更有甚者，还有人勾结在一起盗掘坟墓的。明代时，汉代楚王刘交坟墓被盗。虽然，汉楚王刘交在自己墓碑刻上了“薄葬墓中无宝”字样，还是没有逃脱毒手。居然，这就有明楚王旁支庶出后代的一分功劳。这楚王从朱桢开始，与帝王血脉日渐疏远，但是因为楚王会来事。不断和各个皇帝交流，所以首任楚王居然获得了宗人府掌管的位置。以后的楚王，也很得皇帝们宠信。楚王对自己的位置看得很清楚，所以没有过谋反的举动。不过，官府对楚王系的庶出也不客气，犯罪的也不判罚，直接扔进长江里了事。后来上海滩的大哥们，绑人扔进黄埔江就是学的武昌府的官员。
嘉靖颁布实行的《宗藩条例》，它一方面限制诸王宗藩的请封活动，另一方面减少亲王的禄米，规定了数十条具体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室贵族势力的膨胀，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一方面允许藩王后代们自谋生路，从事各个行业。
为了鼓励藩王们自谋生路成功，嘉靖以河南，山西，湖北，四川，河北五地作为试点。从嘉靖元年开始，所有的藩王只有长子一脉可以继承王位，而且首代藩王以亲王礼，后代则是郡王。以后，不断削爵，直到镇国中尉。最后，降为庶民。此外，都直接降低为庶民，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以前明朝的藩王制度，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历代分封不断，只要是皇室子弟，就要分封给爵，就是要用国家的财政，把王爷们养起来，日久天长，越养越多，财政负担也就越大。
明朝养藩王的开支有多大？看看制度规定就知道：皇帝的其他儿子，要封亲王，亲王的世子袭爵，其他儿子都是郡王。郡王的长子袭爵，其他儿子要封镇国将军。再往下，镇国将军的儿子们，要封辅国将军，辅国将军的儿子封奉国将军，奉国将军的儿子封镇国中尉，如此世代传承，宗室里靠国家财政养活的寄生虫，可以说是几何级数增加。
而从财政开支说：亲王的固定工资，即禄米，每年就有一万石，郡王是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其他的各类爵位，更都有数额规定，累积下来，本身就是个天文数字。另外还有每年不固定的各色赏赐，有时候甚至比固定工资还多。
而对于藩王来说，政治上没自由，吃饭穿衣受限制，但生孩子的自由，却是绝对有，大多数的藩王，都是逮着机会可劲生。生了就要给待遇，世代繁衍下来，人数滚雪球一样增加。就拿《天潢玉牒》里的记录说，到了嘉靖元年，明朝的宗室总数，就比明初膨胀了上千倍。
现在一改革，王朝负担的总量大大减轻。更重要的是，为了给明朝政府增加收入，并给藩王子弟一条出路，规定藩王不得纳妾，除非藩王妃离婚再嫁。各个宗室，以前娶了侧室的不用离婚，但是添加新的侧室不允许，除非原配离婚或者死亡。
同时，为了给宗室子女找出路，鼓励他们投身新设立的学校医院，以及航海部门。此外，农学，以及新设立的药学，化学行业，以及工业制造业鼓励他们参加。那些辅国将军以下的宗室对此非常欢迎，因为禄米虽然好吃，可是人微言轻的旁支未必能拿到手。更重要的是，有些贫困的宗室宁愿自谋生路，但是以前因为制度所限，他们不能如愿。
现在给了他们一个出路，这些宗室自然非常欢迎。同时，宗室可以充当营以下的低级军官，并鼓励操纵技术兵器。但是营以上的军官，不鼓励他们充当，这自然是为了防止他们谋反。
以前，各个藩王因为没有儿子就要除国。所以，有的藩王弄出了养子冒充亲生子的丑剧，还因此获罪。现在，只要你有女儿，女儿一样可以袭爵。儿女都没有的，收养子女也可以。宗室子女一般都有文化，干干老师医生，以及农学、化学行业，比起一般的平民子弟更加在行。同时，和他们一起充当老师医生的，则是举人，秀才以及童生们。
按照嘉靖皇帝的命令，学校校长，医院院长一律优先以举人，秀才，蒙馆主事，从医多年者和宗室后代首先充当。一时间，大明国内人才济济，兴旺不已。以前多是睁眼瞎的大明国民，在新制度下，也开始学会了写字，至少他们都学会了自己的名字。
一方面是杨廷和大量裁人，一方面是嘉靖皇帝主持的新部门大量招人。那些被杨廷和裁汰下来的官员们，大多也找到了自己的新职位。有些去学校当教师，有些去当医院管事，还有些到了生产一线。
杨廷和曾经传达武宗遗令，裁汰威武营的各团练部队；周边部队入卫京师的都给以重赏，然后各归本镇；废除皇家商店和军门办事官校，原办事人员全部遣回家乡所在的卫所；哈密、吐鲁番、佛郎机各国进贡使臣都给以奖励，送他们回国；豹房的番僧及少林僧、教坊的乐队、南京的快马船等，凡不是经常例设置的，一切都被裁撤、解散。
又借口武宗遗诏，释放南京被逮捕、关押的囚犯；送回各地进献的女子；停止京城里不急需的工程建设；收回了宣府行宫中的金银宝贝，放回到内库中。
当时，廷和起草了登极诏书递上去，文书房的官员忽然到内阁来，说想把诏书中几件不便利的事删除。廷和说：“以前有了不同意见，你们动不动说是皇上的意思。现在也是新天子的意思？我们一会祝贺新天子即位后，当面上奏，要问一问是谁想删削诏书草稿。”蒋冕、毛纪也相继陈述利害，来人无言以对。过后诏书发布下来，正德年间的弊端几乎被淘汰净尽。所裁减的锦衣各卫所、内监局的旗校工役人数达十四万八千七百，节省漕运粮食达一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那些宦官、义子及奉特别诏命而侥幸做了官的人大半以上被排除了。
朝廷内外都称颂新天子是个圣人，并且称赞廷和的功德。而那些丢了官的人们对廷和恨入骨髓，廷和上朝时有人身带利刃在轿旁窥视。嘉靖知道后，命令从新军中选一百名士卒保护廷和出入。世宗到经筵讲习，廷和负责经筵的事情。编《武宗实录》，也由廷和担任总裁。廷和以前已被加封为特进，一品官满九年时，同时领取大学士的俸禄，嘉靖还亲自颁布敕令做了表彰。这时，又被加封为左柱国。世宗再三召见他谈话，对他格外加以慰劳。
廷和因此更加想要揽权，提拔听话的官员上来，在朝廷中分掌各种事务。在他的授意下给事中、御史们递上奏章检举了王琼的罪证，王琼被投入京城的大牢中。王琼被逼急了，就上书攻击廷和，来为自己解脱。法司用奸党的条例判王琼死刑，王琼极力为自己辩护，得以减免罪过，充军边疆。
嘉靖怀疑法司断案得到过廷和的示意。正好石珤以礼部尚书的名义掌詹事府事务，即将改任吏部尚书，廷和又奏请皇上改派他掌管詹事司的诰敕。有人因此说廷和太独断了。然而廷和自信可以辅佐皇上致天下于太平，因而事事都有所劝谏。
嘉靖皇帝当政之后，就将钱宁、江彬杀掉了。可是张锐、张忠、于经、许泰等的官司久不能决。陈廷和等人说：“不杀了这些人，国家的法律就不算正大，天下的公道就不算彰明，祖庙的神灵不安，百姓的心里不服，祸乱的根源还算未除，太平政治就不会实现。”其实，这些人，当初是反对钱宁、江彬的，当初还有所贡献。现在陈廷和一概杀之，外面的风传很不好。
有人为此而担心，裁汰的官员们也很不高兴，说：“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意思是，陈廷和独断专行，砸人饭碗，取人性命。
嘉靖皇帝对杨廷和的作为则表示赞同，这可省得自己动手了。当然，对于尽退哈密、吐鲁番、佛郎机各国的使臣，他是不赞同的。”
但是，现在还要借用他的名义裁汰和减少藩王的供给，所以他宣布杨廷和的所作所为是忠君的表现。
（本章完）
第11章 大败佛朗机人（）
佛朗机使者带着嘉靖皇帝的国书回到了葡萄牙，没想到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对明朝皇帝并没有放眼里。
他命令自己的使者做好两手准备，要是明朝武力不行，就强行征服，如果武力强大就结成同盟。
国王便授权印度总督派遣一支远征船队向中国进发，司令官为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船队中还有一名叫做托迈·皮雷斯（Tomé Pires）的药剂师。
这个人是一个东方通，在此之前撰写过一本介绍马来西亚、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区概况的书籍。此次来华，他肩负着代表葡萄牙国王拜见中国皇帝，以便签署贸易协定的使命。托迈·皮雷斯首先来到广州，会见了当地官员，获得了北上的授权。得到允许后他们立刻启程，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到达北京便被迫折返了。回到广州后这些外国人立即被拘押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此时舰队司令官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等不及托迈·皮雷斯，自己先回马六甲了；中国方面的指挥权被交给了他的弟弟西蒙（Sim？o de Andrade）。这个弟弟远不如哥哥稳重，以为中国和几内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印度、马六甲等地一样，也是个不堪一击的主儿，只要按照以前的做法就能很快将其控制。
1521年八月底（此时嘉靖皇帝已继位），时年56岁的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奉命驱逐佛朗机人。此时葡萄牙人由阿尔瓦雷斯率领，已占据“屯门岛”附近若干年，不久前又新加入了卡尔佛（Diogo Calvo）的一艘大海船。汪鋐已料到葡萄牙人不肯轻易离开，因此先加强了军事力量，汪鋐主要的备战措施如下：加强了南头寨及东莞守御千所的兵力；收集战船及渔船，以备军用；加强保家卫国的宣传，组织兵力；在望族乡绅吴瑗、郑志锐的帮助下，招募民兵，并询问海情。
汪鋐探知葡萄牙人的战船体形巨大，火炮射程远，命中率高。
完成备战后，汪鋐对葡萄牙人宣诏，要求葡人尽快离去，但葡人对此并不理会。于是汪鋐派军队驱赶葡人，遇到武装抵抗。汪鋐亲率军民猛攻葡人船队，此时又有科埃略（Duarte Coello）及雷戈（Ambrocio do Rego）各带两艘大船前来援助葡人，明军终因葡人火炮猛烈而败阵。
汪鋐在第一次进攻失败后，新制定了作战计划。准备了一些装满油料和柴草的小舟，待一天刮起很大的南风，汪鋐率军士4000众，船只50余再次攻打葡人船队。先将一些填有膏油草料的船只点燃，火船快速朝葡人船只驶去，由于葡人船只巨大，转动速度缓慢，无法躲开火船进攻，很快燃烧了起来，葡人大乱。汪鋐又趁机派人潜入水下，将未起火的葡人船只凿漏，葡人纷纷跳海逃命。然后汪鋐命军士跃上敌船与葡人厮杀，葡人大败。最后剩下三艘大船（卡拉克？），在9月7日趁天黑逃到附近岛屿藏身。天亮后，风向逆转，葡人才借强劲的北风勉强逃过明军的追击，逃回已窃据的满剌加。至此，中国收回被葡人盘踞的“屯门岛”及经常滋扰的“屯门海澳”及“葵涌海澳”。
此战明军出动兵力为4000，船50；葡萄牙兵力据说为1000，船5艘，比例要小于葡萄牙在印度洋的许多仗，但明军还是成功利用了16世纪的欧洲船依然不够灵活的弱点取得了胜利。当时明朝人士的心理底线还是比较高的，对这样以多胜少的胜利评价为：“不数年间，遂启佛朗机之衅。副使汪鋐尽力剿捕，仅能胜之”，一个“仅”字就能看出对此还并不满意啊。
嘉靖皇帝得知广东的胜利后，下令对汪鋐进行嘉奖。但是，又命令不要自高自大。下任使者，如果来到大明，马上派人护送他们由陆路进京。这时，大明的陆路运输已经发展起来。使者可以乘坐大车直接进京。
葡萄牙人取代了阿拉伯人成为了印度洋贸易的实际控制者；这直接导致了地中海的衰落，而南大西洋取而代之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航道；里斯本发展成为非洲贸易和东方贸易的超级中转站，所有来自这些地方的商品都被运送到里斯本，在几内亚公司或是印度公司进行分配调度后才能发往欧洲各地；在贸易活动丰厚利润的吸引下，大批的农民涌入沿海城市寻找出海机会，葡萄牙的农业出现了衰落的迹象，国家开始依赖于海外贸易；在向其他欧洲国家出口许多异国商品的同时，本国也开始大量进口外国的产品。
由于农业的衰落，农村劳动力的缺乏，依靠土地生存的教会和传统的贵族阶级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与此同时，从事商业活动的资产阶级和参与海外扩张的贵族或掌握钱财，或握有大权，成为了时代的宠儿；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的奢华之风也开始在社会上盛行；有钱人开始使用黑奴；在这片铺天盖地的铜臭味中，中世纪纯朴节俭的民风一去不复返了。
在航海活动的带动下，天文学、数学、地图绘制技术等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医药学等方面的知识也在此背景下大大丰富了起来；欧洲人认识了新的人种、新的民族、新的风俗习惯、新的宗教形式，开阔了眼界；葡萄牙文化在此时打上了深深的海洋的烙印，而葡萄牙语也开始成为一门世界性的语言。
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航海活动是在文艺复兴的背景下进行的，反过来航海活动的发现又为文艺复兴运动注入了活力。建筑上的表现就是“曼努埃尔式”装潢的出现。文学上，记述航海活动的游记性质的散文开始流行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费尔南·门德斯·平托。他记述其远东之行的《游记》。因为这本书大大褒扬了中国和日本的文明和富饶程度，致使葡萄牙人都不愿意相信；还拿作者的名字开玩笑：Fernã；o Mendes Pinto 变成了Fernã；o， Mentes？— Minto！（意即：费尔南，你撒谎吧？—对，我就是在撒谎！）。另外就是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澳门译做贾梅士）了。根据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几本东方游记，再加上自己远航到印度和澳门的经历，他写出了歌颂达·伽马远航印度事迹的长篇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Os Lusíadas）。除了达·伽马的事迹之外，他还借诗中人物之口，讲述了从阿丰索·恩里克斯开国以来的葡萄牙历史，字里行间洋溢着无比的爱国热情。据说这部史诗最精彩的篇章就是在印度和澳门写就的。
至今澳门东方葡萄牙协会旁边的白鸽巢公园里面，还留有当年他曾经避过雨的山洞，旁边立有纪念碑。他逝世的日期六月十日（1580年）如今被定为葡萄牙及葡人社区日（Dia de Portugal e das Comunidades Portuguesas），供全世界的葡萄牙人纪念那段辉煌的过去。比卡蒙斯稍早的吉尔·文森特（Gil Vicente）被称为“葡萄牙戏剧之父”，写出了许多讽刺社会现状的戏剧作品。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发明的十四行诗（Soneto）也在这个时候传入了葡萄牙，被卡蒙斯等人发扬光大，一直到十九世纪也仍然是葡萄牙文坛的主流。
但是，在这片繁荣背后隐藏着危机。从达·伽马远航开始，海外发现活动便不再是某个大商人或某个王子所能负担得起的了，庞大的远洋船队，军队的粮饷和弹药等等，都必须从国库拿钱。而这些付出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回报。葡萄牙人总是在世界各地碰到驻军被杀害、商行被焚烧、舰船被击沉的厄运。开始时他们的巨舰大炮还能形成威慑力，但是时间一久兵员不足的劣势便暴露无遗。在印度的几个要塞总是受到当地人或阿拉伯人的围攻，日后马六甲等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