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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一般都是先取得驻上海的外国银行的支持，然后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极力宣传公司的美好前景，并声称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按票面价值押借现款。从而不仅赢得上海华商的信任，连在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大量卷了进来。
洋人不停地把伦敦的市场行情传播到上海，一家公司发行一百万英镑的股票，结果半小时即告售罄，一种面值十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一百八十元，另一种面值一百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七百元。
这类行情极大地刺激了上海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推动上海橡胶股票的疯涨，于是有些人甚至还没弄清橡胶为何物，就已投身这场股票大潮。
当然，这场大潮中的弄潮儿，要数上海的银钱业，钱庄与票号，而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正元钱庄陈逸卿、兆康钱庄戴嘉宝、谦余钱庄陆达生。
陈逸卿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外商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大股东戴嘉宝是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
这些人都自诩消息灵通，对伦敦的市场行情先知先觉，前前后后发出庄票六百万两以收购股票，这些所谓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载有一定金额并由其负责兑现的一种票据，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见票即付，远期庄票到期付现。
一般而言，讲信用而有实力的钱庄发出的庄票在百姓中接受度很高，甚至可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到19世纪60年代，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了资金融通关系，开始以庄票作抵押，向外国在华银行拆借资金，于是庄票就成了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资金拆借关系的工具。
三家钱庄发出庄票达六百万两之巨，负债率已经极高，他们却仍嫌不够，又向有往来的钱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调剂头寸。
在钱庄的示范之下，商家、个人也纷纷加入到炒股大军中来，因为贪图高利，很多人抵押了房产、首饰、衣物尤嫌不足，又向钱庄贷款。而钱庄为迎合这股风潮，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抵押贷款方式，即商家、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股票做抵押，贷出款来。又去买新股票，然后再来贷款，再去买股票，而钱庄之所以如此大方，无非是因为觉得此项股票远胜现金。甚至有部分自诩视野开阔的人，觉得在上海买还不够，又兑款去伦敦买。
华商在这轮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资金在两千六百万至三千万两之间，投入伦敦市场的资金约一千四百万两左右，两地加起来达四千万两之巨，在疯狂的炒作中，上海的资金几乎完全被冻结，其他行业已经很难得到资金，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无金可融。
按照前世的发展。橡胶股灾是在1910年6月爆发的，当时伦敦市场行情暴跌，随后消息传来，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原值一千六百七十五两的兰格志股票跌到一百零五两，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积大量股票的华商成为买单者。
在当时，陈逸卿损失了二百余万两，戴嘉宝损失一百八十余万两。陆达生损失一百二十余万两，随后正元、谦余钱庄率先倒闭，接着兆康、森源钱庄也关门歇业，再然后元丰继之后尘。最后会大等三庄也关门大吉。
捆绑炒股的八家钱庄也相继关门歇业，引起全市银钱业的极大恐慌，八家钱庄倒闭后，所欠上海外国银行庄票一百三十九余万两无法归还，外国银行便扬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给上海银钱业的款项。
《国风报》曾报道，钱庄里的华商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通融，上海金融业面临崩盘的危险。
为挽救危局，上海道蔡乃煌会同上海商会总理周金箴于钱庄倒闭当晚星夜驰往南京，拜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程又去苏州拜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请求他们向朝廷奏明上海的危机并设法加以挽救，其实这两人之所以这么关心股灾的事情，更多的是他们两人也将大半的积蓄投进了这疯狂的橡胶股票中去了，所以他们相与其让自己为橡胶股灾买单，还不如让国家买单，毕竟再大的大款也比不上公款。
朝廷的旨意还没有下来，源丰润票号的老板严义彬偕刘安生又来找蔡乃煌，希望上海地方政府赶紧采取措施，维持市面，无奈此次风潮影响面太广太深，仅严义彬与刘安生合开的德源钱庄，在投机中就亏损二百余万两，损失额已与倒闭的正元钱庄相当，只因有了源丰润的竭力支持，才得以不倒。
可是，处于倒闭边缘、急待救助的何止德源一家！
随后朝廷下旨，命令张人骏电奏上海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同时歇业，债务纠葛，沪局岌岌，筹议大致办法等语，着即按照所筹各节妥为办理，并饬上海道将善后事宜悉心筹画，慎防流弊，以维市面，而定人心。
于是，蔡乃煌收了严义彬、刘安生价值三百万两的地契、股票之后，出面与汇丰、荷兰、花旗等九家外国银行订立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三百五十万两，另由道库拨借官银三百万两，存放在源丰润、义善源，终于使市面暂时得以稳定。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赔款，按例上海道应承担一百九十万两，这笔款子平时由上海道经手存放于资本雄厚而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钱庄，但在前世1910年的9月的时候，离正元等钱庄倒闭尚不足两月，市面银根吃紧，而上海官库又将官银拿去救市，早已库空如洗，无法调剂，因此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从大清银行拨银二百万两垫付。
由于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中央的资政院、度支部等处官员们出于各种理由开始谴责蔡，指出上海道为借款作担保违反了商借商还的原则，认为蔡在上海收购《时事报》《申报》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于是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挑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
巡抚参道台，自然是一参一个准，随后朝廷颁旨，斥责蔡乃煌接管道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将其革职，并勒令两个月以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职令，又羞又愤，向源丰润等钱庄火速追还官款，而就在这时，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二十一家上海钱庄的庄票，于是源丰润应声而倒，其亏欠公私款项达2两千余万两，它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十七家分号也同时歇业。
《东方杂志》报道，源丰润天津分号歇业，天津总商会不得不帮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家银行借银一百万两以稳定人心。
义善源是上海银钱业的另一支柱，它的大股东是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楚，李经楚任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时，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1910年底，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夺回被袁世凯抢去的权、利并打击梁士诒的势力，秘查梁士诒在交通银行经手的帐目。
当源丰润倒闭时，李经楚曾向交通银行借款二百八十七万余两，帮助义善源渡过了危机。
听说盛宣怀查帐，李赶紧将交通银行借款归还，导致义善源上海总号仅剩现银七千两，命悬一线的义善源试图用手中所持有的上海各企业的股票向上海道借银十万两，却为新任道台刘燕冀一口拒绝，不久之后义善源计无可出，只得宣布倒闭。
在这一世，有了徐卫的干预，橡胶热提前爆发，而且由于徐氏汽车公司使用了超过前世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橡胶用量也使得这次的橡胶涨价的速度比上一世更快，涨价的幅度也比上一世更高。（未完待续。）
第四百一十六章 肃清（）
其实在辛亥革命这个重大的历史变革中，最悲惨、最无辜莫过于曾收复藏地的赵尔丰，此人之功绩决计可以与之前的左宗棠和之后的徐树铮相提并论，但是却被新任四川总督尹昌衡杀害。
1911年4月，原四川总督、赵尔丰之兄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朝廷将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不过在赵尔丰到任之前清政府已经宣布铁路国有，借国有的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从而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
赵尔丰甫任，也曾一度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一面开导民众，一面电恳内阁筹商转圜之策，后又参劾盛宣怀，请求朝廷查处盛宣怀，但清廷对赵尔丰等所陈各节，不但置之不顾，反而电饬赵尔丰解散群众，切实镇压，赵尔丰被逼无奈，只能忠实的执行清廷的旨意。
在前世的时候，橡胶股灾导致橡胶股票大跌，致使几十家橡胶公司倒闭，让数以万计的股民的投资全部化为乌有，但归根结底这些橡胶公司不过是一些趁着市场管理不健全胡乱挂牌出售股票的皮包公司，对于那些真正拥有大片橡胶园的橡胶公司来时其股票还是有很大的保值的，毕竟橡胶股票就算暴跌，橡胶的价值一直在那里。
在上海真正的橡胶公司确实有二十几家，这些橡胶公司虽然受到橡胶股灾的影响其股票的价格一落千丈，但有着大片橡胶园的保障总是有落到底的时候，这时候的股票价值虽然相距被炒高时差了甚至十倍，却能够让购买这个股票的股民回收一部分资金，甚至有的橡胶公司的股票在股灾过后还有不少上涨的趋势。
不过由于徐卫的介入，这一世的橡胶股灾不仅比前世来的更早更猛烈，也比前世破坏性更大，实用性合成橡胶的一经上市，马上就以其低于普通橡胶一半的价格迅速抢占了低端汽车轮胎的市场，其中自然以廉价、耐用的徐氏汽车公司为最。
以现在的科学技术。合成橡胶自然不如后世那样在某些方面已经让天然橡胶望其项背，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的性能上都比天然橡胶差远了，但是依然将天然橡胶的价格顶的大跌，疯狂之下在期货市场的橡胶期货甚至快要接近合成橡胶的价格了。
天然橡胶这种疯狂之下的价格自然算不得数。但是却是压倒那些真正橡胶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让那些在前世本来还能够保值的橡胶股票一跌再跌，很多小型的正规橡胶公司抵抗不住这种压力宣告清盘倒闭，其旗下的橡胶园自然也低价卖出。
在这场橡胶股灾中受损最严重的自然是花高价钱从徐卫手中买走南洋橡胶公司的日本政府和财阀，当时他们一每股九十六中元的价格买走了实际价值不过每股二十中元的南洋橡胶公司。现在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橡胶股灾中其股票的价格已经跌至两中元一股，甚至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不稳定，随时都有跌破两元的可能，为此直接导致主导收购南洋橡胶公司的负责人剖腹自尽。
遍布全球的橡胶股灾是导致铁路国有化的罪魁祸首，也导致了南方以及西南诸省政局的动荡，不过这对徐卫的老家长沙却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不过却有另一场危机慢慢向长沙逼近，那就是粮食。
湖南号称鱼米之乡，其种植出来的稻米可以供给周边数个省份，这要造成了每到粮食收获之际各省的粮商都要云集到长沙。而长沙最大的粮商出售商莫过于湖南巡抚岑春蓂。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鱼米之乡自然吃粮食，自岑春蓂上任湖南巡抚以来他的触角便开始伸向粮食这个湖南省的经济支柱，然后通过自己的权柄不断兼并了十几家自恃朝中有人的粮商，其吃相之难虽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绝对是前无古人。
清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实行的是督抚制，当时全国划分为二十三个省，每个省设一名巡抚，为主管一省民政的最高长官，总督权力比巡抚大得多。但与巡抚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总督和巡抚都是对上直接听命于皇帝。
也就是说，满清朝廷委派的湖广总督虽说是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但其真正拥有绝对权力的地方不过是他的驻地湖北一省而已。不管是前任的总督陈夔龙，还是现任的总督端方都对湖南一省的事务影响甚少。
前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简单说，真正说来，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约和没有制约的监督，都是危险的。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和控制，它就可能发生异化，这是因为就权力的属性来说，客观上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扩张性，如果不为它设定法律上的边界，它随时都可能利用其控制的财富和暴力，不适当地膨胀起来，从而得以超越或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
就权力的效应来看，它具有使权力指向的对象服从掌权者的功能，正是这种服从的效应，使它有可能成为攫取利益的工具，有可能被用作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本身就存在着腐化的自然趋向。
此时的岑春蓂就是出于这种情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去年，也就是1909年的春夏之交，湖南湘西和湖北荆江发生大洪水，沿途各县十堤九溃，田禾淹没，颗粒无收，被灾者达数百万人，同时湘南衡州、宝庆、长沙各属又闹旱灾，收成不及七分，湖广两省产粮大减。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本应高度重视，积极采取应对之方，妥筹善后之策的清朝湖南巡抚岑春蓂全然不顾，且反其道而行之。
岑春蓂不仅听任邻近歉收省份沿袭过去的办法来湘采购粮食，而且他所控制的粮行竟然还与日、美、英三国洋行签订关于运米出境的照约，并且通过自己在朝廷的关系网得到清廷外务部的批准。
当运米出境的照约签订后，岑春蓂则利用其巡抚特权。指使其亲信朱祖荫、冯锡嘉等人，分驻长沙、汉口两地，借口全部收为官买，挪用官款抢购囤积。勾结英帝国主义私运出洋。
有了岑春蓂的鼓励，于是乎这些外国商人携带巨金来湘抢购，并勾引大批外地奸商深入产地，坐收分购，轮船装运。络绎于途，明运可查的每月二三千石，而至派司转口，不领运单，偷运出境者，为数尤巨。
湖南谷米的大量出境，引起了一些有志之士的关切和忧虑，要求湖南巡抚岑春蓂禁运谷米出省。
不过一方面由于畏外人甚，另一方面也关乎自己的利益，岑春蓂先是不允所请。后虽迫于事态的严重性，电请中央批准解除与日、英、美所订购粮照约，通知各洋行禁运谷米。
禁运告示发布后，各国驻华使领却依恃1902年中英商约的规定，宣称在禁令公布二十一天之后才能施行，在此期间，外商运米出境的行为变本加厉，华洋商贩，争相购运，趁此两旬之内。盈千累万，连樯下驶，岳州关每日收米厘三万余串，兼旬以来。出口之米，已数百万石，全然不顾湘省粮荒的极端严重性，岑春蓂这种满清腐败官员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再次暴露无遗！
谷米的大量出境，长沙乃至湖南境内的商绅地主也开始参与了粮食的囤积活动，命令自己控制下的粮店颗粒粮食不售。坐等粮食价格暴涨，这使得遭受严重灾荒的湖南粮荒更加雪上加霜。
由于徐卫的影响，此时长沙乃至湖南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其湘江河段码头运输货物昼夜不停，码头上的龙门吊更是被竖的林立，甚至有人讲长沙成为小上海。
不过，长沙的发展不过是徐卫回国这段时间的事情，其底蕴与已经开埠几十年的上海自然是无法相提并概论的，虽然因为徐卫的影响，在长沙确实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但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百姓依然是仅够衣食。
对于徐卫在长沙设立的工厂，长沙本地的百姓有了一个进去又出来的过程，在早先的时候长沙城内的百姓羡慕徐卫开出的优厚待遇争先恐后的进入徐卫设立的工厂，但是随着长沙来往商人流量的增加，他们发现自己在长沙城做点小买卖比在工厂内朝六晚六的辛苦工作要挣得多，于是他们又纷纷从徐卫的工厂内辞职，然后利用自己在长沙城内的房屋做起了生意。
随着湖南湖北两省的灾荒愈演愈烈，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甚至发动了旨在反清的萍浏醴起义，由此可见这场灾荒的严重程度。
所谓的灾荒大多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湖南的这场灾荒如果政府反应及时决计是能够平安度过的，但是岑春蓂的贪婪无度却加剧了这种灾荒的破坏程度，随着长沙周围受灾百姓的大量涌入，长沙城内出售的粮食愈来愈少，而价格也愈来愈高。
当时虽然还没有炒粮食之说，是长沙的的士绅确实都在做着这样的一件事，他们一方面充作百姓的救世主，给湖南巡抚岑春蓂施加压力让他开仓放粮，另一方面却自己却在家里大肆囤积粮食，其行为与贪婪无度的岑春蓂委实是一丘之貉。
开仓放量自然是岑春蓂所不愿意的，其一是政府所管辖的义仓内用来抵御灾年的粮食全部都被他贪墨后运往省外，另一方面他也明白长沙士绅的嘴脸，这些人明着是为百姓请愿，让自己放粮，其实政府所售的粮食决计不会有一粒进入百姓的口腹，反而会让这些士绅囤积更多的粮食。
两方的对立自然苦了长沙的百姓，随着粮荒的日益加深，那些做小生意的城内百姓所赚取的利润越来越不足以日常的消费，最重要的是随着粮食价格的高涨，他们的利润也在不断的被降低，甚至有的行业已经达到了不赚钱的地步，开始逐步走向破产的边缘。
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加深，长沙城内的治安状况也越来越坏，外地来的商人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走财物，外来商旅稍有反抗动辄就会被饱以老拳，这让来长沙经商的人心中多了忌惮，于是来往之间也不再在长沙城内停留，从码头上岸后便直奔徐卫所开设的工厂，如果时间来不及他们宁愿住在工厂早期建设的那种大宿舍内。
进入长沙城停留的商人越来越少，长沙城内做生意的百姓所挣得利润自然也越来越少，如此一来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破产的边缘，与之相伴随的是长沙城内的治安更加混乱，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最终被害苦的自然是长沙城内普通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