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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的建造分为南端和北端，分界点就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工厂西门，南端为男宿舍区，北端为女宿舍区，此时已经在南北两端各建造好了二百座房屋，最多可以容纳两万名女工和两万名男工。
经过一个月的不间断招募，整个工厂此时已经有男工四万多人，不过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只有一万多人，另外还有一千多名建筑方面的师傅，当然识字的更少。
徐卫前期的一千人护卫队就是从一万多名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青壮中选取的，其中有一半的人是识文断字的读书人。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读书人进入徐卫开设的工厂，并不是说清末的社会已经达到很高的识字率了，个中缘由还要从清政府废除科举开始说起。
1905年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
慈禧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于是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中外媒体一致夸奖，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于是乎，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此举为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但是在舆论普遍赞扬的同时，废除科举制度对当时乃至现在的中国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影响。
首先，废除了科举，等于是废除了读书人阶层的精神支柱，传统的平民上升孔道被关闭了。
以前的科举考试尽管因为名额有限实际考上的并不多，但是制度的开放，给人们一种希望、一种鼓励，而且这是一种低投入的教育，一本参考书可以用几十年，只要不是所谓赤贫，一般人也还可以负担，再加上大家族、公田等地方体制的支持，对贫寒子弟来说，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希望，多少是存在的。
科举制废除后，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的士就没有来源了，以后的读书人，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必须出自新学堂，而新学堂除了需要花很多钱之外，还有年龄的限制。
以前百岁也能做童生，并且被看作是天下盛世的一个盛举，而新学堂基本上三十岁以上就进不来了，再后来是二十五岁、二十岁，年龄逐步往下降。
习惯了新体制的现代人是不易领会年龄限制带来的影响，但是当时个人若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各种条件未能进入新的教育体制，他一生也就基本没有机会走读书上进之路了，这对当年所有怀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生阻隔。
除年龄外，废科举兴学堂之后，通过读书改变身份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还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
以前念书的人主要都住在乡村，没有多少人需要到城里去为考试而复习，后来学校集中在城里，还要有钱的人才念得起，这样对于乡下的穷人来说这条路基本就已封闭了，然而中国人口中数量最大的恰恰就是这一群体。
年龄的限制、城乡的差别和贫富的差距，导致读书人群向着特定的方向转变。
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更多的边缘知识分子。
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
另外，对于士绅们来说，废科举以后，他们叩官无路，绅权开始抛弃皇权，于是士绅们不再关注中央，而是把目光紧紧盯住所在的当地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从而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加剧。
科举制的废除，将士绅从传统官僚队伍中剥离出来，而预备立宪，又为士绅提供了一个扩张政治势力、谋求合法地位的舞台，于是全国一夜之间每一个省份都出现了资议局，这些议员们为了能够参与政事，多次进京上书，要求召开国会，但这正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贵族所不希望看到的，于是地方士绅与中央的关系更加紧张。
当然，废除科举后日子还要继续，人也还是要寻找出路，于是我们能非常明显的看到1905年以后留学海外的人数暴涨，而徐卫正好赶上了这个队伍的头班车，因为留学无异于最好的镀金，回国之后稍微运作就可以当官了。
这是对于像徐卫这样架子不菲的人才能选择的一条路，然而对于那些没钱留洋又考取不了公费的知识分子而言，加入新军也是一个选择。
于是自1905年以后，全国的新军都招收了很大一批知识分子，当然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湖北新军也是如此。
由于这些人都是一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进入军营后很快就被提拔为低级军官，这本来应该是一件歌功颂德的事情，但是这些有文化的军官对此并不感激，反而视此为贱业，从而心中充满了对政府的不满。
总之科举的废除不仅导致士子人心的涣散，且由于损害到其具体利益，使他们生出挫折与不满心理，这必然会摧毁立宪运动的社会基础。
清末立宪本有“固结民心，保全邦本”之目的，然而废除科举却首先离散了士子之心，欲实现“朝野一气”怕也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科举废除与留**动，意味着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已经割断，诸多旧式知识分子的内心固然充满了无奈的怨恨，而新式知识分子也在感情与行动上转向立宪或者革命，形成为对政府的巨大威胁。
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
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
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但是自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就绝了，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
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参加革命后能在新政府里做官，获得权力。
所以民国成立后，士绅也好，新式知识分子也好，都争相当官去了，所以在民国以后，国民党大佬胡汉民在一次聚会中说了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意义：“如果科举不废，谁还来革命！”
历史走到徐卫这里突然产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变故，那些没钱留洋又考取不了公费的知识分子在一个省内何止数万人，但是一个省内的新军又能有多少，像湖北这种重镇也就一个镇一万人左右，而湖南这种不算太重要的地方只有一个混成协，而且至今都还没有开始招募士兵，于是许多衣食无着的贫困书生转投到工钱还算丰厚的徐卫的纺织厂。
知识分子与文盲最大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能够明白准确的领悟长官的指令，并且认真正确的执行下去，于是这些文化兵很快就在训练中脱衣而出，甚至有的人能够让徐卫聘请的洋教官记住他们的名字。
这些学生兵里面还有当年教会学校免费培养的一批学生，这些学上大多都是在教会学校开始收学费的时候退学的，所以学到的只是比较有限，但是有的人竟然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甚至和洋教官交谈都没有问题。
这些人都是家境贫寒之人，想要出人头地只能依靠徐卫，这也正是徐卫所希望看到的，所以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徐卫经常与他的一起训练，并且在训练之余也喜欢和他们一起聊天，多接触一些他们内心的东西，同时还向他们讲述一些自己在欧洲的见闻以及欧洲的历史。
徐卫虽然在行为和态度上亲近并了解他们，但并不是像普通朋友之间的那种平等的交往，更不可能互相嘻嘻怒骂，而是以一种上位者的态度与他们相处，让自己这个同龄人在他们的心中永远保持着一种敬畏的状态。
第四十五章 护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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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机器的安装几近完工的时候，徐卫便开始大力发展宁乡的煤炭开采，以便能够跟得上开工以后发电机对煤炭的需求，所以招收的四万工人除了一万十八到二十五岁的青壮外，剩余的三万来人全部分配到煤矿上。
宁乡最大的煤矿在煤炭坝镇，前世徐卫在长沙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说过煤炭坝镇的煤矿，而且还知道其中跃进、竹山塘、五亩冲和西峰仑四个最大的煤矿的大体位置，不过在清末煤炭坝镇虽然已经开始了煤炭的开采，但是只有前世跃进煤矿的位置一处矿井。
徐卫凭借着自己的印象将其余的三个煤矿找了出来，将三万工人全部安排在这四个大型的煤矿内，根据煤矿上最有经验的师傅估计，以现在没有先进的机器的情况下，四个煤矿每月可以开采一万吨左右，这些煤炭除了供应自己的发电厂之外还有剩余。
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徐卫的护卫队规模已经从原来的一千人迅速扩展到一万人，将所有的十八到二十五周岁的工人全部征集到护卫队中。
徐卫一改往日五十人为一队让二十名英国教官带领的模式，而是将护卫队按照小队、中队、大队、总队的等级编制在一起，其中一个小队十四人，一个中队下设四个小队和一个七人的中队部，一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和一个二十八人的中队部，一个总队下设四个大队和一个五十一人的总队部，合计一个总队一千一百七十一人。
所有的护卫队分为十个总队，总队长则是从原来一千个护卫队中表现比较好的知识分子担任，下面的军官则是根据徐卫的考验和总队长以及教官的推荐来任命，而那二十名英国教官则不再负责护卫队的日常训练，转而变成徐卫安设在工厂的内的士官学校，教授小队长及其以上军官的军事知识。
另外，徐卫还在招募的时候招收了很大一部分年龄在二十五到四十岁之间的读书人，这些人大多出身在贫困家庭，由于在读书方面有所天分成为了整个家族的希望，可是随着清王朝废除科举考试以后，这些人在家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
由于整年的沉迷于科举考试，这些人对于种田的技能一无所知，为了生存不得不来到城内以卖字或者说书为生，生活极度艰苦，所以在徐卫以高新招收工人的时候进入徐卫的工厂。
整个大清的现状是全民文盲率极高，但是相对于读书人那些极少的岗位来说这个比例又显得太高了，尤其是清政府还将其中一个最尊贵、最有诱惑力的科举做官废除之后。
对于中国当今社会本来就缺少的读书人。徐卫当然不会让他们和那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人一起到煤矿上做工，而是将他们安置在护卫队的后勤方面以及工厂和矿场的收支管理方面。
由于徐卫的纺织厂仅靠长沙北部靠近洞庭湖的三个府种植的棉花完全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所以在工厂的生产效率赶上去以后，徐卫准备向湖南全省以及湖北、江西、贵州、广西等地的产棉地区大量收购棉花，而这些读书人则会作为书记人员随行。
同时，徐卫在各总队设置了生活委员处，从这些读书人中选出一部分表达能力表较强的人作为各总队的生活委员，负责护卫队员出训练以外的衣食住行，甚至家庭状况。
生活委员处的标准版配置为五人，其中一名为生活委员处的处长，平时就在总队办公，其余的四名为则作为生活委员设置在每个总队的四个大队。
这些生活委员是有徐卫亲自培训，并且在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每隔五天都要到徐卫在工厂内的办事机构接受徐卫的再次培训，并且向徐卫报告各总队队员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
这些生活委员在总队乃至大队被徐卫赋予了极大的权利，可以说除了训练之外，就连各总队的总队长和大队长都要接受这些委员的监督和领导。
当年袁世凯在小站训练新军的时候，每次的列队训练都要被军官们询问“我们吃谁的饭？我们穿谁的衣？”之类的问题，而士兵们则高呼“我们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来增加袁世凯在新军中的威信，而袁世凯能够在致仕之后还能够领导整个北洋除了因为他的政治手腕以及满清权贵极力争权夺势排斥汉人外，与这样深入内心的洗脑是分不开的，当时整个北洋系统依然唯袁世凯的命是从，甚至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拒绝执行朝廷派往镇压起义的总统制荫昌的命令，最后不得不再次启用袁世凯。
徐卫就根据袁世凯的先例，在每次早晨列队集训之前都要求生活委员们在前排领着护卫队员们高呼“我们吃谁的饭？我们穿谁的衣？”，而下面的护卫队员则回应“我们吃少爷的饭，穿少爷的衣。”
值得一提的是徐卫在外面比在徐家大院在辈分上涨了一辈，他从徐家大院的孙少爷摇身一变成了少爷，而徐家真正的四少爷徐麟则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婆，变成了老爷，而且前面不带“四”这个数量词，当然徐家现在的家主则从徐家的老爷一跃而成了老太爷。
对于工厂和宁乡的煤矿，徐家排的上号的少爷和孙少爷都没有参与，不是徐卫不让他们参与，而是他们根本看不上长沙的这点产业，都将目光放在了徐卫在英国的产业上面，甚至从经常和徐卫有往来的英国驻长沙领事口中探听到徐卫的资产远远地超过徐卫所说的两万万两银子后更是对这种不超过一百万英镑的资产不屑一顾。
唯恐徐卫将他们留在家里管理长沙的纺织厂和矿场，在工厂建造一个月里面，徐家的这些少爷和孙少爷都没有敢来过一次，倒是徐家旁支有不少的子弟通过徐麟的关系找到徐卫，被徐卫按照能力的大小都委派了差事，甚至有一个徐家的子弟还成为了十个总队长中的一个。
由于徐卫购买的武器只能够供给一个总队的使用，所以徐卫将十个总队分为十个波次，每个总队实战训练三天，这样一个月就可以训练一次，剩余的九个总队则是安排一个总队看守四个煤矿，八个总队在体能训练之余拿着木枪练习刺杀和瞄准。
虽然从英国回来后，整个湖南包括巡抚岑春冥在内的所有官员都对徐卫这个在英国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年轻人报以最大的善意，但是徐卫并没有被这种善意迷失双眼，有前世血的经验教训告诫他不作死就不会死，所以徐卫依然没有在厂房内打仗旗鼓的给护卫队进行实弹训练，而是将护卫队拉到长沙与江西交界的山区训练，顺便练习护卫队的长途拉练以及后勤的战时补给能力。
对于整个护卫队的训练，徐卫并没有学习先贤的同甘共苦的经验与护卫队的队员们一同训练，只是隔三差五的进入各总队巡视，以便让底下的队员们认识自己这个大老板，并且时不时的和在训练的队员们谈谈心，同时邀请一些平时表现比较好的队员一起吃顿饭。
徐卫虽然不和护卫队的队员们同甘共苦，但是他依然要求护卫队的所有军官在训练时必须和下面的队员同吃同住，决不能搞特殊对待。
除了这些人员外，徐卫还有一个人数达到了七千多人的大型建筑队，这些人在老师傅的带领下在工厂盖了一个月的房子，熟悉了所有的建筑工序，甚至有些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人已经在最需要技术的垒砖方面可以与带领的师傅比肩了。
和徐卫所办的砖窑内烧砖的师傅一样，这些人都是徐卫手中宝贵的资源，等到长沙的所有产业都上了轨道以后，徐卫将会把这些工人带到自己的领地皮尔巴拉，让他们在那里建造移民所用的房屋。
虽然现在欧美各国已经有了钢筋混凝土作为承重墙的使用先例，但是以目前的建筑水平依然达不到后世那种只需要钢筋混泥土框架承重的水平，依然需要砖体承重，所以这种精通建筑的师傅是必不可少的。
自从女工搬到工厂内后，徐卫的纺织厂就正式工了，而徐卫依然延续了以往的简答明了的做事风格，将纺织厂命名为徐氏纺织厂。
女工虽然都被安置在了工厂内，但是在长沙城内的制衣手艺依然被保留了下来，一些在制衣方面比较精湛的女工被徐卫区分了出来，这些女工则被安置在纺织厂一个新成立的制衣部门，专门制造新员工进厂所用的衣服和被褥，同时也负责制作老员工以后更换的衣服。
由于工厂内随处可见的都是女员工，徐卫便规定还在工厂内的所有的护卫队员和建筑工人平时不能无故在工厂内晃荡，以防这些少男少女们因为荷尔蒙过剩做出一些让长沙城的老夫子们深恶痛绝的事情。
第四十六章 无法收拾的务工狂流（）
工厂和宿舍完全建好已经是七月中旬的时候了，由于进入七月份后徐卫招收男女工人待遇优厚的名声已经在湖南以及周边的省份传遍了，从各地涌来的工人是六月份的十几倍，等到七月中旬的时候已经招募男工二十万人和女工六万人，尤其是贵州和广西贫困地区，更是一个村子的青年结伴而来。
此时，徐卫从英国定制的开矿机器已经到达长沙，由工人肩挑背扛的运到各矿山，然后让技师安装机器后开始开采各种矿石，其中宁乡的煤炭和浏阳县的水泥用石灰岩是用工人最多的地方，大约安置了五万工人。
与内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