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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领事一样，岑春冥这一次仅仅和在前面迎接的徐家家主徐锡客气了一番就将精力全部放在了徐卫的身上，不仅大肆夸奖了徐卫一番，更是询问徐卫在英国的吃穿住行，但是在言语之间一直在试探徐卫对革命党的态度。
在对待革命党的问题上，徐卫一直是敬而远之，在徐卫的理解中，中国的革命党只懂得破坏，根本不懂得建设，更不要说治理这个国家，更何况此时还是在和岑春冥整个清政府的封疆大吏谈话，所以在言语之间尽是对革命党的不屑和反感，也使得岑春冥大感欣慰。
在谈话中，岑春冥表示慈禧太后对徐卫非常感兴趣，想见上徐卫一面，和徐卫谈一谈，或许是慈禧太后已经知道了徐卫在英国的影响力，这次的邀请并没有使用命令的语气，只是希望徐卫有空的时候转道北京一趟。
此时的慈禧太后已经被洋人吓破了胆，完全没有庚子年间对万国开展的霸气，就连面对徐卫这个只是在英国有点影响力的二鬼子都没有了底气，看来这个大清就算没有辛亥革命也存活不了多少年了。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徐家相邻的人家当然不是那些贩夫走卒，也是长沙城的士绅富商，这些人对日本领事、英国领事以及巡抚大人的车驾非常的熟悉，当日本领事的车驾驶入徐家大院的时候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随后跟来的英国领事更是增加了这些邻居们的兴趣，最让他们吃惊的是湖南的最高长官湖南巡抚岑春冥竟然也亲自拜访一个已经致仕的前任翰林，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不同寻常之处必有妖孽，这些邻居们纷纷派遣家里的仆人到徐家大院打听，因为都是相邻的宅子，各个府上的丫鬟仆役大多都比较熟悉，在老爷的命令下都跑到徐家大院寻找平时比较要好的朋友，打听发生了什么事。
虽然上午的谈话打发了周围的丫鬟仆役，但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徐卫的那些伯伯们都对自己的老婆孩子谈论了徐卫在英国的产业，虽然没有谈论具体的数目，但是旁边伺候的丫鬟还是将四少爷家的孙少爷在英国发财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徐家大院。
另外，日本领事等人来徐家寻找徐卫的时候旁边都有伺候的丫鬟仆役，除了英国领事在和徐卫谈话的时候应为大多用的是英语而没有听懂，日本领事和湖南巡抚岑春冥的谈话都被这些人听了去，等到各府上派人来打听的时候，这些人添油加醋的都说了一遍。
第三十六章 买地（）
徐卫火了，至少在长沙城火了，这年头有两家不能得罪，一个是官府，另一个是洋人，无论是西洋还是东洋，就连官府都不敢招惹他们。
俗话说一百年不死都是新闻，长沙城终于出现了一个牛气的人，不仅官府上赶着巴结，就连洋人也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最振奋人心的就是徐卫把一直牛气熏天的日本领事骂了，而且还是白骂，转天还得舔着脸上门找骂。
这次日本领事就是找骂也找不到人了，周围的邻居听到徐卫的英雄事迹后都和看大马猴似的拜访这个名人，为了避免麻烦，徐卫直接躲了出去。
当然不是徐卫一个人出门，他先到客栈接了在客栈内无所事事的耿文倩和依伦姐妹，尤其是依伦姐妹一直对将自己与徐卫分开非常不满。
除了自己雇佣的二十名军人，徐卫将自己带来的所有的人都领了出去，虽然长沙城已经习惯了洋人的存在，但是一个中国人带着洋婆子逛街还是没见过的，尤其是里面还有两个小洋婆子，引起了路人的驻足围观。
古色古香的长沙城有着两千年的历史，可惜在后世被一场文夕大火给烧的精光。
现在的长沙城大多都是一些木制的建筑，门面房一个接着一个，街上的人川流不息，甚是繁华，甚至徐卫还发现了一座发电厂，不过已经歇业倒闭了。
徐卫之所以注意这些对长沙人来说还是比较新鲜的工业设备，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这次回国除了招募人手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长沙开设工厂。
徐家在长沙算得上名门望族，在自己家门口开设工厂有很大的主场优势，不仅长沙各地的地方官员给徐家面子，就连本地的地头蛇也不敢扎刺，因为徐家不是过江龙，而是盘踞在长沙的卧龙，最主要的是徐家在长沙有很强的百姓基础，长沙府周围的百姓都相信并拥护徐家。
另外长沙府位于湘江下游和长浏盆地西缘，从湘江可以溯流而上进入长江主干道，而长沙府内河流大都属湘江水系，支流河长五公里以上的有三百零二条，其中湘江流域二百八十九条，形成相当完整的水系，河网密布全市。
这年头中国真正的公路一条也没有，铁路也是一小段一小段，根本达不到交通的要求，水运便利才是王道，这也是为什么湘江边有这么多的码头和洋行。
在矿产方面，长沙府东部位于是我国重要铜多金属的成矿带上，全境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品种比较齐全，可称之为“非金属矿之乡”。
后世已发现的矿产多达六十一种，探明有储量的矿种四十一种；在国家确定的四十五种主要矿产中有二十三种，列入十五种支柱性重要矿产中有十种，共发现各类矿床二百九十二处，其中规模大型矿床七处，中型矿床二十七处，小型矿床九十四处，矿点一百六十五处，铜矿、硫铁矿资源储量居全省之首，磷矿、银矿、耐火粘土、重晶石、水泥用灰岩、高岭土六种矿产资源储量居全省前列，是个不可多得风水宝地。
虽然此时的长沙各个矿藏还没来得及开发，尤其是在工业生产中占很大比例的煤矿，但是长沙府濒临江西，江西萍乡的矿此时已经名誉全国，完全可以供给自己所需。
对于自己看到的那个小型的发电厂，经过徐卫多方打探才知道事情的经过。
原来这个发电厂是在清朝光绪二十三年由长沙地方绅士王先谦、黄自元集股创办的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开始为官督商办，只办年余，因经营不善而亏损，遂改官办。湖南巡抚陈宝箴委派裕庆为该公司总理，并决定开办电厂。
1897年，该公司开办了一个小规模发电厂，设在巡抚衙署附近．安装机组，开灯试用，随后学堂、报馆和主要街道的商店用上电灯。
开始有些市民视为“鬼火”，甚至掷石击灯，加之抚署辕门曾发生一次漏电失火事故，有些市民相诫不用。
1898年，谭嗣同在《湘报》二十九期发表了《论电灯之益》一文，说明电灯光线好，对眼睛无害，随着科学文明思想的传播，加之宝善成公司的大力宣传，用户迅速增加，开灯达400多盏。
1898年，为满足繁华地带的用电，宝善成公司在长沙南门口增设南厂（原厂称北厂），供应照明400多盏，至此南北两厂共开灯800多盏，“而到厂挂号定灯者不下1700余盏”。
当时公司进行多项生产，其中获得成效的，仅有制辫机和发电两项。
1898年6月，戊戌政变，9月清政府下令停办一切维新事业，加之宝善成公司制造其它产品亏损，难以维持，年底北厂停办，1899年5月南厂停办。
现在的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已经交由官府处理，徐卫还真打听了现在那些机器的状况。
自1899年起，湖南巡抚衙门就开始兜售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的机器，其他的机器都被湖南巡抚用几乎废铁的价格卖与外省的机械制造公司，唯独这两个发电厂的机器无人问津，政府每年还要花上百两银子雇人维护机器。
现在的长沙这个发电厂这点工业设施，所以想在长沙发展自己的事业，前期根本不能考虑那些需要工业基础比较厚的工厂，适合在长沙开设的工厂只能是轻工业，所以在到达长沙的时候，徐卫就已经向伦敦发电报，让伦敦的人员先购买一批轻工业设备，主要是一些纺织设备、日常用品生产设备以及火柴生产设备，另外还有一套大型的火力发电设备。
按照徐卫的打算，只要自己的纺织厂能够在长沙站住跟脚，徐卫就会花大力气打通官府的门路，让官府允许自己开设铁厂，就是官督商办也可以接受。
逛长沙城并不是徐卫最主要的目的，徐卫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块足够大的地皮，能够让自己开设工厂招募员工，所以在出长沙城的时候徐卫从家里给自己找了一个向导。
徐卫的向导其实也不是别人，就是上次跟着福伯去上海的阿才。
虽然整个徐家几十口子住在一个大院里，但是大多都有自己用的习惯的丫鬟仆人，福伯就是徐卫父亲私人的管家，与府内的大管家不同，福伯只是负责徐麟那座小院的管理，只有两个丫鬟和三个长随，阿才就是其中一个长随，用当时比较阔气的说法就是徐卫家专职的奴才。
阿才老家也是长沙府的，家里从祖宗八代向上数都是雇农，真真正正的无产阶级，只因家里遭了灾，连雇农都当不下去了，于是就流落到长沙府做了一名流民，最后被福伯看重做了徐家的奴才，连卖身契都签了。
在做流民的时候，阿才就已经游荡了整个长沙府，对长沙府的地形和风土人情非常的熟悉，于是徐卫就让他做了自己的向导。
也许是经常代替福伯跟着徐麟去和洋人谈生意，阿才对于徐卫领着几个洋婆子并没有过多的惊讶，也没有询问。
现在的长沙虽然有很多的人没有耕种的土地，但是长沙城外依然有大片的荒地无人开发，这些大多是一些不长庄稼的盐碱地或者是一些没有了肥力的土地，这些地由于拥有者也不知道到底可以做什么，于是就让它荒在那里，顶多做一做墓地使用。
阿才带领徐卫所去的地方位于长沙城的东部地区，距离长沙城的东门有十几里的距离，那里有上千亩的荒地，属于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
这片土地不远处就是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属于湘江的，据阿才交代，这条河的发祥地在湖南与江西的交界处，属于湘江支流中比较长的一条。
经过徐卫近距离的观察，这条河的水量还是比较足的，太大的轮船可能放不下，一百吨左右的小货轮还是没问题的。
真正的土地买卖并不是徐卫所长，所以感觉块地皮比较满意后徐卫就上车返回长沙城，购买地皮的事情交给自己的父亲办理就可以了，他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午饭的时候徐卫赶到了长沙城，将耿文倩和依伦姐妹安顿到客栈之后徐卫并没有回家，而是去了电报局，因为今天是西元1908年5月26日，对徐卫和波斯的石油勘探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按照前世的记忆，波斯石油就是在1908年5月26日清晨四时有了他的收获，井孔喷出的石油高出井架大约五十英尺，溅到钻井工的身上，迸发出来的天然气使工人们感到窒息，这昭示着波斯的石油终于开采出来了。
这一天正是国王签署石油开采特许权协定七周年差二天，作为英国在波斯保护石油勘探的武装力量的最高长官威尔逊中尉也许是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伦敦的第一个人，当然他也兼任着英国在波斯的情报人员。
传说他是用暗语发的电报，见《赞美诗》第104篇第15节第三句，《圣经》中这句话是：油能润人面。
第三十七章 王先谦（）
正如徐卫所料，波斯那边出油了，消息也不是波斯的负责人雷诺兹传来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确定这口油井是不是含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虽然它已经发生了预示着丰富石油资源的井喷，这则消息一如前世是威尔逊中尉用密报发给伦敦的。
徐卫相信这口油井将是波斯石油的转折点，不过由于波斯此时还处于极度落后的状态，整个国家的交通状况还是非常的糟糕，政治状态依然令人堪忧，前世的英波石油公司就因为这样在钻出油井的情况下依然出现了财政危机，不得不让英国政府注入了二百二十万英镑才缓解了财政的短缺，也使得英国政府占据了英波石油公司的大股东。
现在的徐卫并不存在任何财政短缺的危机，虽然徐卫自身没有足够的资金，但是他的银行有钱，就在昨天从英国传来了他的银行在美国华尔街正式成立的消息，银行的资金将会越来越多。
通过电报，徐卫指示伦敦在财力上全力支持波斯的石油开采，并且要求从伦敦招募人手赶赴波斯，帮助雷诺兹尽快建立一条输油管道，管道的终端依然在前世的终端阿巴丹，那里是一个狭长的土地泥泞的岛屿，座落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卡伦河交汇的遍布棕榈树的沙特阿拉伯河湾上，交通非常便利。
前世的伯马公司在建立这道运输管道的时候用了一年的时间，而且由于资金的匮乏，一直到一二年才将炼油厂建造完毕，但是生产出的燃油连英国海军部这么低的标准都没有达到，这一世在自己接手之后绝对不让他出现这种情况。
徐卫最大的法宝就是他那所还在扩建的实验室，这所实验室现在已经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工业，所以徐卫不仅指示伦敦在财力上支持波斯的勘探，而且还让实验室的冶金部门专门设计出一款适合原油长途运输的管道，同时派遣几名工程师到波斯的阿巴丹，指导工人建立输油管道和炼油厂。
徐卫给伦敦的指示是让伦敦将一百三十八英里的输油管道勘探好路线后分段铺设，争取用半年的时间将管道铺设完成，同时让雷诺兹出面尽快搞定在阿巴丹土地租赁的事情，以便尽快建立炼油厂。
在这里不得不夸奖一下雷诺兹，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在波斯不仅扮演者徐氏石油波斯负责人的角色，而且还在扮演者英国在当地的外交人员的责任，最雷人的是他也可以扮演当地土著人纷争的调解员，这样的人员放在外交部门绝对是个百年难见的天才，就因为他的这个长处，才使得波斯的石油勘探不会因为各国的压力和当地土著势力的骚扰而无疾而终。
徐卫回到家的时候日本领事田中次郎刚刚离开，不过徐卫的便宜舅舅却领着王家的族长王先谦在徐家大宅的正厅等着徐卫。
王先谦生于道光二十二年，4岁启蒙，18岁补禀膳生，20岁时父亲去世，因糊口无资曾三次佐幕于军营。
咸丰十一年赴安徽安庆，任长江水师向导营书记，数月后辞归，同治三年，在湖北提督梁洪胜营充幕僚，同年乡试中举人，明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翰林院侍讲，光绪六年任国子监祭酒，复在国史馆、实录馆兼职，充云南、江西、浙江三省乡试正副考官。
十一年督江苏学政，任内延揽文人，在江阴南菁书院开设书局，校刻《皇清经解续编》，成书1000馀卷，还刻有《南菁书院丛书》，其间还疏请筹办东三省边防，罢三海工程，弹劾徐之铭、李莲英等。
光绪十五年，王先谦卸江苏学政任，回长沙定居，次年主讲湖南思贤讲舍，并在讲舍设局刻书，十七年任城南书院山长，二十年转达任岳麓书院山长，主讲岳麓书院达10年之久。
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湖南一些士绅开始兴办近代工业，王先谦投资银1万两，与黄自元、陈文玮等集股，并拨借官款，于光绪二十二年创设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始终经理其事，公司开办数年，折损颇多，不久交给官办，终因经营不善，于二十五年停办。
王先谦与士绅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人，有所谓长沙“四大豪绅”之称，这四大豪绅在湖南政坛到处寻找代言人，使他们能左右湖南政局，保证他们自身的政治、经济权益。
王先谦幼时还因为丧父而穷困潦倒，却在举进士之后便大富大贵，这就是旧中国的现状有权才能有钱，一旦丧失了权柄，钱财就成了招祸的根源。
王家本就是长沙的名门望族，又经过王先谦的一番经营更是使王家在长沙如日中天，就连巡抚岑春冥都要忌惮三分。
徐卫的舅舅叫王承宏，是王先谦的远方侄子，虽说两人之间有亲戚关系，但是早已经出了五服，很少有交集。
王先谦之所以领着徐卫的舅舅拜访徐家，主要是听到了昨天发生在王家的事情，虽然不清楚徐卫到底在英国挣了多少钱，但是能够让英国领事和日本领事亲自拜访，应该是真正的发达了。
徐家虽然也是长沙城有名的士绅，但是和王家比起来却显得不值一提，所以当徐锡听说王先谦亲自拜访徐卫的时候，徐锡一边亲自出门迎接，一边派人寻找徐卫。
出门寻找徐卫的人和徐卫正好在大门口相遇，于是不由分说赶紧将徐卫带往正厅，并且在途中简单地给徐卫介绍了原因。
进入正厅后，徐卫首先给坐在上首的徐锡行礼，然后是自己并不认识的舅舅和王先谦，见过礼后徐卫才认真的打量了王先谦这个长沙城的无冕之王。
从外表上看王先谦是一个比较消瘦的老者，鬓发和胡须都白了，个子不高，顶多有一米六五，但是仔细看就能发现这老者两眼炯炯有神，身上的气质一看就是久居上位的人。
王先谦属于坚定的保守派，曾经坚决反对过维新变法，攻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等是伤风败俗、志在谋逆以及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之人，并且指斥南学会和《湘报》宣传民权平等学说为一切平等禽兽之行”，同时纠集张祖同、叶德辉等提出《湘绅公呈》，呈请抚院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驱逐熊希龄、唐才常及梁启超等维新人士，随后又致书陈宝箴，提出停刊《湘报》，还串通省内士绅，鼓动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部分学生，齐集省城学宫，商定所谓《湘省学约》，用以约束士人言行，对抗新思想传播。
及至戊戌变法失败后，其门人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一书，集中攻诬变法维新，并颂扬王先谦能事先洞烛其奸，摘发备至，并且在唐才常等所领自立军起义失败时，联通叶德辉等人向巡抚俞廉三告密，搜捕杀害自立会人士百余人。
与思想保守相反的是，王先谦却对热衷于洋务，他不仅创办了前文所讲的发电厂，还投资举办近代工矿产业。
在交谈中，徐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