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安德烈
2004年10月26日
第五章 对玫瑰花的反抗
安德烈：
读你的信，感觉挺复杂。想起跟你父亲在美国初识的时候，听他谈自己的旅行。18岁的他，也是和一两个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的朋友，从德国一路hitchhike横过整个欧洲，到土耳其和希腊。那是欧洲的1968年，学生运动兴起、嬉皮文化焕发的时代。
他提到在语言不通的国度里，发生车祸后的一团混乱；提到在西班牙设法勾引天主教堂里做弥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钱都没有的状况下，如何到希腊的农家里骗到一顿饭；提到在稻草堆里睡觉，看捷克的夜空里满天沉沉的星斗。
那时我23岁，刚从台湾到美国，很震惊为什么欧洲的青年人和台湾的青年人世界那样不一样。他们为什么显得没有任何畏惧，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闯荡？他们为什么满脑子都是玩，懂得玩、热爱玩、拼命玩？他们的父母难道对他们没有要求，要求他们努力读书，出人头地；他们的学校难道对他们没有期待，期待他们回馈社会，报效国家？我们当然也玩，但是所谓玩，是在功课的重压之余，参加“救国团”所设计的有组织的“自强活动”。“救国团”，就是和东德共产党的“青年团”一样的东西，其实是爱国爱党教育的延伸机构。你懂吗？我们的 “玩”，叫做“自强”。含意就是，透过“玩”去建立强壮的体魄、强悍的意志，目的是“救国”。我们的“玩”都是为了救国。
我们的“玩”，就是一圈人围起来，唱歌、跳舞，玩大风吹或者躲蒙蒙，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脚，做整齐划一的动作。幼儿园的孩子们做的游戏，大学生一样起劲地做。“群育”的概念藏在我们的“玩”后头，教我们从集体行动中寻找安全和快乐。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玩”，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集体的意志。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吗？他们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体意识里过日子的吗？也就是说，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实是相像的。
我记得一个西柏林来的青年说，“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拒绝在阳台上种植父母那一代人喜欢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鹃等等，反而比较愿意去种植中国的竹子，而非欧洲本土的竹子，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性、药、摇滚乐”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喊出来的渴望。
“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做了父母，做了教师，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我的安德烈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你的“懒散”，你的“拒绝追求第一名”哲学、你的自由宣言和对于“凡俗的快乐”的肯定，是其来有自的。如果说你父亲那一代的“玩”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你们的“玩”就已经是一种自然生态了。
我反对吗？我这“复杂深沉、假里假气”从来没学会“玩”的知识分子要对你道德劝说，教训你说蟋蟀和工蚁的故事吗？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儿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则无法立足？
我不想这么说，安德烈。
譬如你说你特别看重你和朋友同侪相厮守相消磨的时光。我不反对。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少年轻狂”，安德烈，是可以的。至于“玩”，你知道吗，我觉得不懂得“玩”，是一种蛮严重的缺点。怎么说呢？席慕蓉阿姨“记得吗？那个又写诗又画画的蒙古公主”曾经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接触过大自然，譬如摸过树的皮、踩过干脆的落叶，她就没办法教他美术。因为，他没第一手接触过美。
中国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作者，叫沈从文，他的文学魅力，我觉得，来自他小时逃学，到街上看杀猪屠狗、打铁磨刀的小贩，看革命军杀人、农民头颅滚地的人生百态。在街上撒野给予他的成熟和智能，可能远超过课堂里的背诵。
你小的时候，我常带你去剧场看戏，去公园里喂鸭子，在厨房里揉面团，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风筝，在花园里养薄荷、种黄瓜，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现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罗纳，看建筑，看雕塑。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那么，我是否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儿子将来变成冬天的蟋蟀，一事无成？骗鬼啊？我当然担心。但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性、药、摇滚乐”是少年清狂时的自由概念，一种反叛的手势；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路上的荆棘。
可是你18岁了，那么自己为自己负责吧。忘了说，MM18岁的时候常常逃课，每天在谈恋爱，没读什么书呢。而且，她以为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四面环海，走不出去的。
MM
2004年11月01日
第六章 一切都是小小的
MM：
我觉得你呀，过度紧张。记得夏天在新加坡时，有一天早上，弟弟还睡着，我一醒来你就挨过来跟我说话，抱怨我“不爱”你啦，玩得太多啦，念书不够认真什么什么的，记得吗？你自己也知道其实你自己有问题——不懂得“玩”的艺术，不懂得享受人生。就拿我们的通信来说吧。两个礼拜前你就开始“写了没有？”不停地问。老天，我知道今天是截稿日，那么我就今天坐下来写，但是我的写，是一边听音乐一边和朋友写MSN一边写信给老妈。我要我写的过程本身是个好玩的、愉快的过程，而不是工作压力。你呢，足足烦了我两个礼拜。
我想这是个生活态度的问题。“人生苦短”你总听过吧？
年轻人比你想象的，MM，要复杂得多，我觉得。
让我用音乐来跟你说说看。譬如“狂放的”1920年代jazz和swing流行，所有的人都在跳Charleston。1950年代的代表作是叛逆性极强的摇滚乐而新的一代等待崛起。然后来了1960年代：披头士的狂热引领风潮，Flower Power，Woodstock，Hippies and ****** babies。
接着就越来越复杂了。1980年代分流成poppers跟rockers；Michael Jackson和Madonna的文化含意远远超过仅仅是一个歌手。1990年代已经有多元混合：rap，techno，boy band，pop……然后现在呢？已经是21世纪，当你看一眼德国的排行榜前10名的时候，你会很惊异地发现里头有德国pop，美国pop，techno，德国摇滚，美国摇滚，另类音乐，拉丁音乐和salsa……甚至有古典的歌曲。
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哈，我们的代沟就在这里：我上面所说，没有一句我的同侪听不懂，而且，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需解释。
好，我要说的是，MM，从今天排行榜的多元和分众分歧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每个人都自己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选择自己的品味，玩自己的玩法，建立自己的对和错的标准。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缺少“伟大”的任何特征。电视里老是有特别节目在讨论或回忆逝去的1980年代或1990年代，让我觉得，好像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被“做过”了，这个社会不知为什么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对现在又充满了幻灭，往前看去似乎又没什么新鲜的想象。我们的时代仿佛是个没有标记的时代，连叛逆的题目都找不到。
因此我其实并不同意你所写的，说我们是“六八年代”的“后裔”，所以特别叛逆或“清狂”、放荡。我觉得你不了解我们，MM。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很少冲撞体制，搞什么叛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设法去改变一些成规，而是，该有的规范我们就让它留在那儿，该打破的才去打破。而且，有什么大事能让我们去碰触，什么重要的议题让我们去反叛呢？我们能作决定的都只不过是些生活里的芝麻小事。你说“清狂”，我是挺“懒惰”的没错，但我很多同学可“勤奋向上”得很喔。很多人早就计划得好好的明年夏天毕业了之后要干什么，很多人已经准备是要读到博士了。老师们也越来越紧张，给我们极大的压力。从现在到明年毕业前，我们会每个礼拜都有考试。德国失业率如此之高，年轻人其实有点战战兢兢，几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他们几乎太知道，没有好的教育就得不到好的工作机会，人生毕竟不是一场没完没了的party。
而我，有多爱玩呢？即使是旅行，够了也就够了。新鲜的地方、新奇的经验，也会让人疲倦。这时你就只想蜷在自己房间里安安静静地看一张盘片或者和一两个好朋友坐下来喝杯饮料、聊聊天。MM，我不是个兽性发达的叛逆少年，所以请不要下断语“判”我。
问我，了解我，但是不要“判”我。真的。
安德烈
我想狂奔一番，在学校里。我想嘶吼一番，用我的肺。我刚发现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你想法穿越——John Mayer《没这回事》青年日记
第七章 有没有时间革命？
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你想法穿越。
这歌词，很触动MM。在一个18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18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34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脆。
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1970年，穿着白衣黑裙读女校的MM正在日日夜夜地读书，准备夏天的大学联考。
今天发了数学考卷。我考了46分。
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
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
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阴冷的影子里。
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定？
我能不能“叛变”？
这一页纸上好几行字被水渍晕染了，显然是在泪眼模糊之下写的。与这一页并排摊开的是日记本的彩色夹页，印着一篇励志的文章，“笃守信义”。前半段讲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已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可视为中国儒家哲学的宣言书，而亦表示吾民族力争上游、崇高的理想……国父提倡大亚细亚主义，和那些霸道的什么斯拉夫、大日耳曼及其他什么主义绝然相反，完全是道义之交，而不是横暴阴谋和武力侵略……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了解”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要复杂、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习“问”你，“了解”你。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问”和“了解”都需要全新的学习，你也要对MM有点儿耐心。鼓励鼓励我吧。
今天菲利普放学回来，气鼓鼓的。早上他带着iPod到学校去，坐在教室外头用耳机听音乐，等候第一堂课的铃响。一个老师刚好经过，就把他的iPod给没收了。东西交到级主任那里，说要扣留两个礼拜。
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
“先不要生气，”我说，“你先弄清楚，学校的规定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它是说，‘上课’时不许，那么你有道理；但是如果规定写的是‘在学校范围内不许携带’，那你就错了，不是吗？”
他马上翻出了校规，果然，条文写的是“不许在学校范围内”。好了，没戏唱了。
他服气了，顿了一会儿，又说，“可是这样的规定没道理。”
“可能没道理，”我说，“校规合不合理也是可以辩论的。问题在于，你想不想为这一件事花时间去辩论？”
他摇摇头。小鬼已经知道，搞“革命”是要花时间的。他踢足球的时间都不够。
“可是，”他想着想着，又说，“哪一条条文给他权力把我的东西扣留两周？有白纸黑字吗？而且常常有学生听，也没见老师‘取缔’啊。”
没错啊，有了法律之后，还得有“施行细则”或者“奖惩办法”，才能执行。校规本子里却没有这些细则，执行起来就因人而异，他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而且，这个级主任很有威权性格，”他说，“他的口头禅就是，凡是我说的你们就照着做，别跟我问理由。我觉得他很霸道。MM，你觉得做老师的应该用这样的逻辑跟学生沟通吗？”
“不该。这种思维的老师值得被挑战。”我说。
“你知道，MM，我不是为了那个随身听，而是因为觉得他没有道理。”
“那——”我问，“你是不是要去找他理论呢？”
他思索片刻，说：“让我想想。这个人很固执。”
“他会因为学生和他有矛盾而给坏的分数吗？”
“那倒不会。一般德国老师不太会这样，他们知道打分不可以受偏见影响。”
“你不会因为怕他而不去讨道理吧？”
“不会。”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那——你希望我去和他沟通吗？”
“那对他不太公平吧。不要，我自己会处理。”
安德烈，你怎么处理冲突？对于自己不能苟同的人，当他偏偏是掌握你成绩的老师时，你怎么面对？从你上小学起，我就一路思考过这个难题：我希望我的孩子敢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去挑战权威，但是有些权威可能倒过来伤害你，所以我应该怎么教我的孩子对“威武不能屈”而同时又懂得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可能吗？
我是这么告诉15岁的菲利普的：你将来会碰到很多你不欣赏、不赞成的人，而且必须与他们共事。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属，这人可能是你的市长或国家领导。你必须每一次都作出决定：是与他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困难地找出一条路来。
你呢，安德烈？你小时候，球踢到人家院子里都不太敢去要回来，现在的你，会怎么跟菲利普说？
MM
又：我去征求菲利普的同意写这个故事，他竟然很正经地说他要抽稿费的百分之五。这家伙，很“资本主义”了。
第八章 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MM：
我在前封信里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好像没什么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场电影，想法有点改变。
这个德国片子叫做《好日子过去了》。三个年轻人，觉得社会很不公平，想继续上世纪70年代德国左派“赤军连”的革命精神，只不过，“赤军连”用暴力试图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这三个人则想用非暴力的方式。他们闯进富人的豪宅，但是不拿东西也不破坏，只是把豪宅里的家具全部换位，然后留下一张纸条：“好日子过去了！”他们“恐吓”富人的意思是：再多的钱也帮不了你们，我们进来了。
三个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车曾经撞到一个富人的奔驰车，所以欠了一笔修车赔款。有一天夜里，发现他们所闯入的豪宅正巧是这名奔驰车主的家，正巧他们又被这个人撞见、认出了。所以他们不得已只好将这人“绑走”，也就是说他们成了“绑匪”。
躲在阿尔卑斯山的破木屋里，几个人开始交谈。他们发现这名富人竟然也曾经是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青年”，曾经充满改造社会的理想和斗志。三个人逐渐反省，觉得他们的“绑架”行为其实不符合他们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而被绑者回忆起自己的“愤怒”岁月，也表示不会报警，而且债也不要讨了。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却改变主意，马上报了警。警察循线追到了三人的住处，发现已经搬空，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些人，永远变不了。”
电影的最后是这三个人闯进一个电视台，把频道关闭。他们认为电视是愚民最彻底的工具。
这是一个关于阶级跟贫富差异、社会公义的电影。我在想，好，我和爸爸来看这个电影，他开着BMW745的车，我穿著一件Ralph Lauren的白衬衫，我们住的小镇，是全德国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镇——那我不正是这电影中的“坏人”？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饿死的边缘，我们开豪华的车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还赚不够吃的，而我只是上学，什么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个小王子一样，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我也知道，电视在操纵、玩弄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