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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每到月底的脸色异常郁闷。十九人的油漆队每月只能领回一千九百块钱，寄一百五十块钱给梅来家，剩下一千七百五十块钱，油盐米煤菜每人每天按两块钱开销，要花去一千一百四十块钱，再扣除牙膏洗衣粉肥皂和手纸等各项开销和每人每月十块钱零花钱，油漆队总账上只余下三百块钱。有人对每人每月只能领到一百块钱提出异议，杨树根就说：“王总是大老板，他不会赖我们这点小钱的。”欠高利贷的钱多继续申辩了一句，“既然是小钱，为什么不付给我们呢？”杨树根目光锥着钱多，“王总对我们很讲义气，我们不能只认钱不认人了。当初我都差点饿死，是王总收留了我，是王总让你们来打工的。”大家听杨树根讲得在理，也就面露愧色，不敢再提了。
杨树根决定，每月生活费节余的三百多块钱，谁家急等用钱，先给谁家寄回去，年终统一算账。情绪失落的高成海说：“我想早点筹齐了钱就去找大风，反正也不够，我就不要了。”张福贵还是那般急不可耐地说：“我家老大在县城读高中，今年学费还是借的，孩子天天熬夜读书，每顿只啃一个馍头就咸菜，都晕倒过好几次了。这钱我是要寄一些回去的。”罗小顺拖着哭腔说：“再不寄钱给我妈买药，我妈就要死了。”其
他人也都想对三百块钱申报自己的理由，杨树根在罗小顺说完最后一个字时，拦腰截断后面的声音，“高成海两百，小顺子一百。其余的人下个月再说吧。”
工棚里弥漫着劣质烟雾，昏黄的灯泡将惨淡的光均匀地覆盖到老乡们的头顶上，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杨树根听到了大伙错综复杂的喘息的声音，他说了一句，“睡觉。”
灯灭了，工棚里像山区一样安静，闭上眼睛的世界一片漆黑。躺在砖铺上的杨树根觉得自己就是再困难，但做人要讲信义，讲‘隋分。
7
冬天是从油漆工们的手上开始的。清晨爬上脚手架，举着刷子的手刚伸出去，就有一种碎玻璃一样冰凉的空气扎过来，麻麻的疼，等到呼啸的风将他们的手吹得像树皮一样开裂，裂口处凝结出细微的血迹时，冬天就正式来临了。他们的脖子和手一同僵硬了，想到一个月有四百块钱收入，每个人心里就有一股很旺的柴火在燃烧，阳光照耀在他们的手上，手和刷子飞快地将粗糙的水泥墙面涂抹得鲜亮而纯洁，他们向下的过程中，头顶上的墙壁熠熠生辉。
转眼日子就到年底了，提前一个多月老乡们开始扳着指头数着旧历过年的日子，这是一个丰收在望的年景，他们盘算着拿了工钱后给老婆孩子买城市里时髦的衣服和饼干，夜晚躺在床上还情不自禁地想起和老婆亲热的相关细节，都快半年了，他们对女人的感觉已经相当生疏了。杨树根回忆起去年过年跟梅花在一起磨豆腐的情景，心里像被黄蜂刺了一下，生疼，他真希望梅花能看到自己如今当上了油漆工程队队长的能耐和本事，如今，他说话做事时所表现出了的决绝与果断，勇气与信心，好像是做给梅花看的，好像是为梅花做的，可梅花在哪里呢？
又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工棚里很冷，他们用工地上的碎木料和断木板劈成柴火在一个油漆桶里点着，烟熏火燎中温暖的气息慢慢地铺满了火柴盒一样的工棚，他们脱掉了油漆斑斑的衣服，继续研究回家过年的话题。高成海用探讨的口气对杨树根说：“拿到两千多块工资后明年就不来了，开春就去广东找大风。”杨树根沉默了一会儿说：“行，到时再换一个来。”钱多说：“虽然我欠了不少高利贷可还是想花六十块钱买一双新皮鞋过年穿回去，那才叫威风。”张福贵说：“山里都是石子路，穿皮鞋就不怕被摔死呀。”张福贵说他想给两个儿子一人买一把牙刷和一条牙膏带回去，他说城市里的牙膏真香，不像山里的那些牙膏像石灰做的一样碜牙。罗小顺回家过年的理想就是带一只烤鸡回去，周山说：“你他妈的就是嘴馋，用得着花那冤枉钱，家里逮一只杀了不就行了。”罗小顺说：“我妈没吃过城市的烤鸡，刚来那天袁小姐请我们吃的烤鸡太香了。”高成海说他一分钱也不能花，找大风的路费还不晓得够不够，不过说来说去，说得最多的还是买吃的，吃饱吃好是山里人活着的唯一理由，为了这一目标，他们的目光必然停留在城市的食品货架上，就像一条忠于职守的狗除了守住家门外没有别的去处。
在讨论回家过年的最后一刻，大伙抽着一块二毛一包的劣质香烟，纷纷表示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完全是杨树根带来的，一种“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感恩心情让杨树根心里比烧着的柴火还要滚烫。杨树根坐在被窝里掏心掏肺地说：“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我每月多拿的一百块钱全部平分。”大伙都强烈反对，张福贵吐出一口浓痰后说：“村干部还有工资呢，你当我们的队长，本来就该多拿。”不抽烟的高成海被呛得厉害，他沙哑着声音说：“按理说呢，树根该从我们工钱里抽头。我们也不给了，你也不要分那一百块钱了。”杨树根又以队长的口气说了一句，“我说话算数。睡觉！”
已是旧历腊月二十三了，山里该是送灶忙年货的日子了，灶神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送灶等于就开始过年了。大伙问杨树根是不是该找王总发工钱了，再晚走就买不到车票了。杨树根也感到再不发工钱，年三十就赶不回家了。
嘉风公司碧溪山庄工地临时办公室里，一个留着胡子的中年人在一边烤火一边用火柴棒掏耳朵，他嘴角上叼着香烟对杨树根说：“你们才干了六个月，就要钱了？”杨树根看着漫不经心的胡子，心里很不舒服，“年底结工资，这是王总说的。”中年胡子牙齿咬着香烟头也不抬地说：“那你就去找王总吧！”杨树根问：“王总在哪儿呢？”中年胡子说：“王总不归我管。”杨树根说：“王总的电话号码你总该知道吧？”中年胡子抬起烦躁的脸，表情冷漠地对杨树根吼道：“告诉你王总不归我管，你长耳朵当摆设的呀？”杨树根也有些火了，他想质问对方的态度和立场，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咽下去的话就如同咽下油漆一样让人难受。尤其是中年胡子所操纵的方言跟拐走梅花的那个骗子像从一个喉咙里发出来的，他真想扑上去一拳砸在他鼻子上。
杨树根走出棺材一样的临时办公室，他骂了一句“妈的”，又将一个方便面盒子踢飞到空中，油漆工程队队长杨树根想自己要是嘉风公司老总，非得将这王八蛋开除了。回到工棚，高成海正在隔壁棚子里一口大锅里炒大白菜，他感恩戴德地对杨树根说：“要是能把大风找回来，你就是她恩人。”
杨树根没说话，他直奔居住的工棚翻出自己的一个黑包，里面有袁媛的名片。
碧溪山庄工地外不远处路边有一个烟酒小卖部，小卖部里的老头戴一副老花镜正在百无聊赖地看着一份旧报纸，杨树根抓起玻璃柜台上肮脏的公用电话，拨通了袁嫒手机，袁嫒说王总正在谈瑶池区法院的工程，走不开，她马上就到。
白色“蓝鸟”一点也看不出受过伤的痕迹，它从工地道路上的尘土飞扬中泥鳅一样地钻出来，急刹在小卖部门前。袁媛的技术显然好多了。袁媛跳下车，淡蓝色的羊绒围巾很抒情地将她细腻而青春的脖子围了个陪到好处，“杨队长，有什么急事吗？”
杨树根一脸忧心如焚的表情，“袁小姐，袁总经理助理，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该要结算工钱让老乡们回家过年了。”
袁嫒说：“这件事要王总亲自处理。明天你到公司去，我让他亲自给你办。”
杨树根说：“那就谢谢袁总经理助理了。”
袁媛说：“不要这么叫，难听死了，就叫我小袁或袁小姐。”
杨树根说：“是，袁小姐。”
第二天一早杨树根出门的时候在清冷的空气中打了一个喷嚏，他一夜没睡好，脑袋很重。赶到丰乐大厦二十八楼的“嘉风建筑工程公司”时，冬天的阳光从高空的玻璃里透进来，清淡如水，一位正在看城市早报的年轻女孩嘴里吸着一盒酸奶，她说王总还没来，杨树根就拨通了袁媛的手机，袁嫒说王总昨晚很累，洗了桑拿后就睡在洗浴中心了，估计很快就到。
这个偌大的写字楼里真正属于嘉风公司也只有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相当于一个长期出入歌厅酒楼而又长相平庸的女人必不可少的口红。
杨树根坐在临窗的椅子上，看窗外的高楼像山区春天的竹笋—样密集，想到了这些楼房每一扇窗子都不属于自己，他忽然就悟出了建楼的人是不住楼的，住楼的人是不建楼的，这就跟山区里养猪的人不吃猪
肉，吃猪肉的人不养猪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总有一部分人永远陪衬着另一部分人，让穷人更穷，才能显得富人更富，都差不多就没意思了。在杨树根胡思乱想的过程中，公司里那位值班的女孩心不在焉地继续喝着酸奶，她的目光停留在城市早报的时尚版上，似乎在琢磨最新上市的口红或减肥药。
王奎中午十一点多的时候到公司，他将公文包扔到桌上，就给杨树根递烟，然后歪过板寸头对正在沉思默想的女孩骂道：“我说小刘，你他妈的还想不想干了，连水都不给杨队长倒一杯。”那位叫小刘的女孩表情麻木地站起来在饮水机里倒了一杯白开水送到杨树根面前，然后坐下去望着窗外的城市发呆。
王奎给杨树根点上火，还没等杨树根开口，他先声夺人，“今年你们就不要回去过年了，碧溪山庄工程任务很紧，还有二十多幢楼的外墙和室内要粉刷，要是不能跟土建同步完工，就违反合同，一分钱也拿不到。”
杨树根一听说不让回家过年，他有些慌了，这么多老乡怎么交代。他面露难色，“王总，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人，不回家过年在乡下是说不过去的。”
王奎的脸色突然变了，“我说你他妈的怎么了？你们回去过年，耽误我工期，其他道路施工、管网铺设的钱一分也拿不到，这个责任你担当得起吗？”
杨树根根据他有限的经验推理，问题不会有这么严重，于是他还是试探着说了一句，“过年只呆三四天就赶紧回来。”王奎将半截香烟按灭在烟缸里，说了两个字，“不行！”
当初来的时候虽然没有讲好必须回家，但老板答应过年底结算工资，家家户户都在等着这些钱过年呢。杨树根心里虽然窝火，但又不敢发作，他清了清嗓子，小心地问道：“这半年的工钱，王总？”
王奎眼一横，粗重的眉毛向上竖起，“你他妈的在这干，还能少得了你们工钱？”
杨树根说家里等着工钱过年呢，王奎说：“把工钱都付给你们，人全跑了。我的工程怎么办？”杨树根说我们不会跑的，王奎说我怎么知道你们不会跑，杨树根说我向你保证。王奎说保证有个屁用。杨树根发觉自己总是讲不过王总，工钱在王总口袋里，有钱就有理。这话是对的。
杨树根一时说不上话来，他感到自己全身的骨缝里凉风飕飕。
王奎看着杨树根像一只中了毒的猫一样软弱无力，就从烟盒里拔出一枝烟扔过来，口气温和地说：“兄弟，我一见你面就很信任你，你忠厚老实可靠。我实在也是没办法，工程这么多，油漆工这么少，只能委屈你老弟了，算是帮大哥的忙了。”他凑过来给杨树根点上烟，“麻烦你给其他老乡做做工作，不要回去了，我给你们每人发两百块钱奖金，再请弟兄们到大酒店好好喝一场，放三天假，你不能说我不讲仁义了吧？至于女人嘛，不就那么回事。过年我带你到飞天娱乐城去找两个又嫩又小的姑娘让你过过瘾。”
这时，站在窗口的那位叫小刘的女孩走到王奎的面前，脸色冷冷地说道：“已经查过了，我有了，怎么办？”
王奎抬起头骂了一句，“你他妈的去医院打掉不就得了，还跟我讲这种屁事。”
小刘伸出苍白的手，“钱！”
8
杨树根回到工棚后，丝毫没有暴露出他内心的危机，他像一个优秀的辩护律师替王奎进行辩解，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说出了王总的难处以及回家过年将会让整个工程合同违约，将会让王总损失得倾家荡产，更何况王总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了他和大伙打工的机会，做人要讲良心，要讲情义。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冬天昏黄的灯光下，没有人看到他额头上冒出了许多汗，那是冷汗。因为杨树根对王奎的良心和情义是不是像他口袋里的香烟一样真实，毫无把握。
油漆工们的身上都是油漆的味道，他们简单的内心就像他们简单而粗糙的手，他们没有油漆遇到墙壁后的敏感和细腻，这就注定了他们在听到王奎要给每人发两百块钱奖金和请他们大吃大喝一顿时兴奋得脸涨得通红。“是真的吗？王总这么讲情义，我们还有什么话说的。”张福贵从铺上跳到铺下，觉得这像天上掉下馅饼。杨树根说当然是真的，年三十晚上请我们到“福兴”大酒楼喝酒，奖金明天就发。在确认了这一真实的消息后，大家开始议论起回家过年的种种弊端，比如，路费就要花上一大笔，买东西要浪费好多钱，回到老家走亲访友难免还要花钱，不回家不仅不需要花钱，还有两百块钱奖金，工钱虽说到明年年底发，到时候可以拿得更多一点，扣除每月提前支取的一百块钱生活费差不多每人能拿五千多块钱，五千多块钱回到乡下就是大款。想到一年后衣锦还乡的幸福情景，每个人的脸上都弥漫着男子汉顶天立地的灿烂光辉。高成海闷着头抽烟，他在想女儿，但事已如此，他也不好多说，周山安慰他说：“大风也许遇到好人家，正在享清福呢。”周山这一安慰竟让高成海哭了起来，他抹着眼泪鼻涕说：“要是遇上好人就好了，可她是在干那种丑事，我的脸都被丢尽了。”罗小顺蜷缩在被窝里抽泣着说：“我想我妈妈。”他像一个瘦小的猫一样，哭的时候瑟瑟发抖，肮脏的被子盖在他身上如死水微澜。
杨树根的心里很乱，心脏有一种锯树般的疼痛，不过，他总是往好处想，王总是不会在乎他们这一点小钱的，要拖到明年，主要也就是怕他们提前开溜。他知道本地的油漆工曾为涨工资闹过好几回，听王总说离开工地后小八子的腿被车撞断了，他有些害怕，反正他不会带头闹着涨工钱的，因为四百块的工资对山里人来说已经很高。想到这，杨树根混乱的心就慢慢地安静下来，他端起茶缸咕咕噜噜地喝了一气水。
第二天已是腊月二十六，奖金真的发下来了，来到工棚发钱的是那位工地临时办公室的中年胡子，他自我介绍说是新来的财务处长黄彪，儿子比较有出息的张福贵拿了钱后悄悄地问杨树根，“处长是多大官？”杨树根告诉他，“处长就是坐在工地临时办公室里一边烤火一边掏耳朵的那个人。”张福贵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声。
领了奖金后的油漆工们非常兴奋，这是他们半年来见到的最多的一笔钱。每人将钱全都寄回家了，寄钱的感觉真好，等于是将自己的贡献寄了回去。这个月油漆队生活费中剩下的二百块钱就不再按重点照顾轮流转了，他们要用三百多块钱好好地过个年，更何况每人还有十块钱零花钱，除了几个抽烟的，大多数人每月的零花钱都花不完，罗小顺都攒下了五十二块，还有几人攒了三四十块，这钱就像是意外之财一样让他们激动。
腊月三十下午，他们在工地外的小卖部里给老家村委会打了一个电话，由杨树根向村主任报告了他们不回家过年的情况并转告家里，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都很好，村主任在电话里很有水平地表扬他们说：“好，理想远大，顾全大局，是我们新农村新农民的榜样。”村主任还要继续表扬，这边小卖部里的围着杨树根的张福贵一下子按下了电话，他紧张地说：“快到两分钟了，不能再打了。”他们的长途通话共用了一分五十二秒，花去了两块八毛钱。
年三十晚上，一辆运沙子的大货车将他们拉到城边上的“福兴”大酒楼，王奎和袁媛都没有来，财务处
长黄彪将他们安排好后说：“你们就自己吃好喝好吧，钱已经付过了，十斤白酒，五包香烟，还上了狗肉火锅，王总很关心你们，要你们一醉方休。”虽然王总没来，但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只有杨树根的心悬在半空，像挂在树杈上的一个气球。
大伙猜拳行令，大吃大喝，情绪膨胀，十瓶白酒和两桌鸡鱼鸭肉被他们扫荡干净，看着大家脸红脖子粗地满足与陶醉，杨树根鼻子酸酸的，想哭，但他不能哭，他是这帮老乡们的顶梁柱子。
在远处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吃饱喝足了的油漆工们心满意足地睡了，他们在梦中回到了故乡，梦中的故乡如同一位亲人。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年了。
9
大年初一集体去北郊监狱看望正在服刑的梅来。
早晨太阳升起来后，城市在守岁熬夜的精疲力竭中依然沉睡，公交车穿过安静的市区和马路上遍地的鞭炮碎屑，一路顺风地抵达了北郊监狱。监狱冰冷的铁门上空悬挂起了大红灯笼，铁门两边大红的春联紧挨着几十年如一日的白底黑字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不过大年初一的狱警们显得相当仁慈，一点也不凶，甚至还有些客气和温柔。他们安排杨树根的油漆队在一间摆放着瓜子花生糖果的“会见室”里见面，一个年轻的狱警还拎来了两瓶开水。
梅来穿着蓝色的棉袄，棉袄上的白底黑字编号是0346号，看上去有点像电影里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俘虏。梅来见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就羞愧地低下了头。杨树根将一条香烟和几斤苹果递给梅来，说：“我们都说你在工地上打工。每个月给你家秋萍寄一百五十块钱，她们都挺高兴的。”高成海递一枝烟给梅来说：“谁还没有犯错误的时候。”在他们的意识中，梅来不过是一时不小心犯了点错误，反正又没弄到钱，肯定算不上犯罪。
梅来在老乡们的安慰和温暖下，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一家老小。”
大家又说了许多安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