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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二级军士长；所以我叫他负责2排。2排的林奇中士现在是二级军士长。阿利中士又喝醉了；我们只好降了他的衔。利普顿中尉正在苏格兰度假；过得非常开心。我熬到最后总算获准去英国度假；看看我的妻子和孩子。鲍尔斯中士坐卡车回家；路上车翻了；摔断了头骨；现在在住院。施特罗中士（3排的）现在正在返回美国家乡的路上。格兰特被一个喝醉了的美国兵开枪击中；他的头不是太好；现在住在附近的一家德国医院里；正在恢复中。马拉其中士刚住了很长时间的院回来。莱茵哈德中士刚从里维埃拉回来。麦格拉思不愿去休假——他正在省钱。”
斯皮尔斯详详细细地告诉古思铜质紫心奖章的事；说古思因参加了诺曼底、荷兰和比利时的战役而有权得到一枚；并许诺这件事一变成现实就尽快通知他。最后；斯皮尔斯还加了一段附言：“克拉克现在是军械技工了；伯林盖姆因为不能让你设计的杀德国佬的自动枪正常工作而重新回到了他的排里。我们在奥地利这里每天都有电和热水供应。
“顺便告诉你；现在不管你到了哪个部队；你都有权佩戴别着栎叶形小徽章的‘总统通令嘉奖单位’绶带——表明你是在101空降师赢得这个荣誉的。”
E连处于解体的过程中。泰勒将军把所有积分高而还没回过家的弟兄都调到了驻于贝希特斯加登的501团。501团就快要被撤消了；它现在的作用是把所有的高积分弟兄从师部送回美国退役。E连的其他老成员不是在医院住院；就是已经退伍。在莫米昂或阿格诺入伍的新兵现在已经算是老兵了。
泰勒将军回了趟美国；6月底回来后；他宣布；回美国休过冬假后；101师将移师太平洋。同时；陆军部坚持既然101师要重新参战；该师四分之三的成员是新兵；就必须建立完备的训练体制和严格的训练程序。
因此密集队形训练和军体操又成了家常便饭。弟兄们不得不重新温习M—1、勃朗宁自动步枪和卡宾枪的编类名称和功能。公路行军、手势信号、班战术、兵营检查、野战炊具检查、军事礼仪和军纪、急救和卫生知识、着装检查、识图、携枪体验演习、连续7天的三角测量、打靶。“就这样；”韦伯斯特写道；“我忍受着这一切；厌烦与日俱增。”
皮科克中尉回来后变得比以往更加琐碎无聊。“对于他强加给我们的超负荷训练；”韦伯斯特写道；“我们都感到忍无可忍；那些在荷兰或巴斯托涅就认识他的弟兄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这些训练弄得我极为恼火；快要发疯；要是我的积分还没有达到85分；我就宁可志愿到日本打仗；也不愿在皮科克手下多受一天基础训练。”
到7月中旬；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兵们都走了；除了长期受罪的韦伯斯特；因为他仍无法使人事参谋相信他的总积分数。辛克上校给那些高分弟兄们做了一次临别讲话：“身为团长；看着你们这些优秀的官兵离开；心情是很复杂的。我为你们每一个人感到高兴。是你们自己的努力和战斗使你们有资格回到你们的家乡和朋友身边。
“看着你们离去我感到难过；因为你们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战友。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我熊过一两次。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你们从未有过任何恶意。
“我要求你们争取总统嘉奖令；你们做到了。这将永远是你们的光荣。
“愿上帝保佑你们一路平安；愿那些在诺曼底、荷兰、巴斯托涅和德国与你们手牵着手的战友在天上注视着你们；保护着你们；引导着你们直到伟大的最后一跳！”
7月底；101师奉调乘40—8到了法国。E连来到位于巴黎南部的小镇茹瓦尼的兵营。温特斯、斯皮尔斯、福利和其他一些人在英格兰度假。8月6日；广岛原子弹的爆炸消除了弟兄们到太平洋再打一场战役的担心。从那之后；空降师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中；积分低的弟兄被调进第17空降师；其他的调到了第82师。101师的杂志《啸鹰》不满地评论道；“整个部队不像一个作战师；倒更像是一个补充兵集中配拨站。”
8月11日；辛克上校被提升为副师长。8月22日；泰勒将军离开101师；后来成为西点军校的校长。不久以后；506团全团撤出；编入了在柏林的第82空降师。据说当辛克的手下弟兄行军至茹瓦尼兵站以便乘船到82师的时候；辛克哭了。韦伯斯特认为他的这种反应也是正常的；因为他是“我们团的灵魂和核心”。1946年；韦伯斯特写道：“我们那绣着科拉希山、一道闪电和六个降落伞的漂亮的深蓝色丝绸团旗；已经卷放在盒子里；正在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里落灰呢。”
1945年11月30日；101师被撤消。E连解散了。
E连于1942年7月诞生于托科阿。差不多3年后，它在奥地利的滨湖采尔结束了使命。在这3年中；E连的弟兄们经历过的复杂情况、忍受过的艰难困苦、做出的贡献，是大多数人一生无法企及的。
陆军对他们来说是让人厌烦、没有人情味和琐碎的代名词，他们厌恶陆军。他们发现战争是丑陋的，极具破坏性的，充满了死亡，他们也厌恶战争。再没有比血腥和残杀、艰苦和肮脏、非人的肉体负荷更糟糕的事了，但是，抛弃战友却比这一切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在战争中，他们还感受到了世界上最亲密的兄弟情。他们感受到了什么是无私。他们发现他们可以爱同一战壕中的战友胜过爱自己。他们发现在战争中，热爱生命的人可以为了战友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们连曾有3个出色的担任连长：赫伯特。索贝尔，理查德。温特斯，罗纳德。斯皮尔斯。他们每个人都对E连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温特斯这位从E连建立的第一天到它解散的总共1，095天里都与连队息息相关的人，让全连弟兄最为难忘。接受过我采访的那些曾在E连服役的人都把E连叫做迪克。温特斯连。
军士们的这种感觉尤为强烈－－那些在托科阿时是二等兵，后来在战斗中成为下士和中士的弟兄们－－他们在E连生活了整整3年。军官们有来的有走的，不过他们中有许多作为2营或506团的干部继续和E连保持着联系。但是，能够见证和说明E连每一天经历的却只有温特斯和这些军士们（除非住进医院）。是他们把E连弟兄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巴斯托涅森林中遭遇的令人生畏的枪林弹雨中，在攻打福伊而斯皮尔斯尚未取代戴克的关键时刻。无论是根据文字材料还是实际情况，威廉。埃文斯、詹姆斯。代尔、卡伍德。利普顿和弗洛伊德。塔尔伯特等军士长都是公认的军士领袖。
1945年9月30日，塔尔伯特中士住在印弟安纳的本杰明。哈里森堡的医院里。他给温特斯写了一封信。他虽然远不是韦伯斯特那样的作家，但他是用自己的心在写，而且他道出了每一个曾在E连服役的弟兄的心声。
在信中，他说希望能有机会和温特斯一起交谈，因为他有许多事想要告诉温特斯。“我想说明的第一件事是……迪克，曾在你手下当兵或和你并肩作战的每一个弟兄都爱你，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你靠自己的领导赢得了这一切。你是我做梦都想遇到的最优秀的军人。
“一个人从战争中获得的某些东西从别的地方是不可能获得的。我似乎总是在增强自己的自信心或别的一些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但你明白为什么。
“好了，就暂时写到这里吧。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是能和你一样的优秀就好了。战斗中，你的我的榜样，是我的动力。那个我们都认识的小少校用两个词来总结你的为人，说你是'他所认识的最勇敢、最无畏的军人'。我非常赞同他的判断。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不过我对他说你是最优秀的。我愿永远跟随你，即使是去地狱，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和你在一起时，我知道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温特斯对弟兄们怀有感情与弟兄们对他的同样深厚。1991年，他总结E连的历史和意义时说：“第101空降师由许许多多优秀、坚强的连队组成。但是，第506伞降步兵团E连更是出类拔萃，因为弟兄们之间是通过一条特殊的纽带而彼此紧紧相连的。
“这种非常特别、纯粹和亲密的感情是在托科阿训练营地时，在索贝尔上尉施加的压力下萌发的。在那种压力下，弟兄们得以生存的惟一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后来，军士们搞兵变靠的也正是紧密的团结。
“承受了训练的压力之后，E连在诺曼底为取得对犹他海滩的控制权而争取关键性的战斗任务又遇到了新的压力。在战时，圆满地完成了一项任务所得到的奖励是另一项艰巨的任务。E连在荷兰－－巴斯托涅－－德国的征途中圆满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
“E连的弟兄们在训练与战斗中共同承担所有的压力，结果，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条永久性的纽带。”
第19章 战后生涯
1945年－－1991年
E连兄弟中，有48位为国捐躯，有100多人受过伤，其中许多人受过重伤，不少人受过两次伤，有几个受过三次伤，一位受伤多达四次。大多数人都受到过精神上的压力，而且通常是很严重的压力。所有的弟兄都把他们视为最好的青春年华交给了战争。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习惯于战场上的打打杀杀，迅猛的作战行动早已是家常便饭。他们在战前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大多数人掌握的本领只有一个－－步兵作战技术。
战后，他们决心挽回失去的时间。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这个被老兵普遍赞誉为美国立法机构有史以来制定出的最好的法案，他们迫不及待地进了大学。他们尽可能快地结婚生子，开始创造自己的生活。
他们很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决心大，有抱负和工作勤奋，部分也归功于他们在陆军这三年里所学到的东西：他们学会了自信、自律和服从，他们能够忍受各种出乎预料的艰难困苦，他们具有能够和其他人协同工作的团队精神。他们曾自愿成为空降兵，因为他们想与最优秀的人并肩作战，并使自己也成为最优秀的人。他们成功了。在退役后的生涯中，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丝毫没有降低，他们同样也成功了。
他们具有岩石般的性格。他们出生于1910年到1928年之间，是大萧条中的孩子，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中的战士，战后快速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接受了大兵法的赐予，但并未就此止步。他们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们中，有几个成了富翁，有几个拥有了相当的权势；他们几乎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子，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养活着他们的家庭，过着好日子。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充分利用了他们在战争中为之奋斗所保存下来的自由。
让我们还是从受过重伤的人说起吧。沃尔特。戈登下士在巴斯托涅时背部中弹了，瘫痪了。在英格兰的医院里，他无助地躺在T形支撑夹里待了6个星期后，下肢开始有了些感觉。为他疗伤的斯达迪厄姆大夫经常站在床尾拿话激他：“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懒汉，戈登。”戈登也总是生气地跟他顶嘴。由于斯达迪厄姆医生不愿放弃他，一直千方百计地救治他，戈登说：“当时，我根本就没想过我会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残废。”
支撑夹拿掉后，斯达迪厄姆扶戈登练习走路，其实只不过是挨着地面拖着脚走。到1945年春天，戈登被列为“能够行走的伤员”，乘坐医疗船回到了美国。他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劳森总医院缓慢地恢复。欧洲战场上的战事结束时，他还在这个医院里。无论是走、坐还是躺，他都要忍受着背上的伤痛。他什么体力活也不能做，很显然，他对陆军已经没用了。6月中旬，他的父亲问他什么时候能够退役，戈登做出的惟一回答只能是“我不知道”。
6月16日，戈登做了一次体检。年轻的医生告诉他，他将被转到本宁堡，被列为适合有限勤务者。就戈登的理解，这位医生的理由是：“神经上的损伤恢复起来很慢，像我这种伤残程度的老兵如果退役，将会获得一大笔补偿金。再多留我几个月，我的情况无疑会好转起来。”
戈登打电话给他的父亲告知他这一消息，却激起了他父亲的满腔愤慨。“他向我指出我已经受了两次伤，而现在呢，用他的话来说，是个残废。他觉得我已经做了所有我应该做的，现在是该让我回家的时候了。”然后他命令儿子把他这个口信告诉军医。
尽管有点难为情，戈登还是照父亲说的做了。戈登详细解释了他是如何从父亲那儿得到这个想法的，并申明他与这个想法没有任何关系。
“滚开！别胡扯了！”医生大声呵斥，意思是他忙得很。
“我父亲叫我告诉你，如果我被送到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他都会过来带我飞到华盛顿，而且，必要的话，他会到参议院扒光我的上衣给议员们看。”
医生的脸拉了下来。戈登知道这招奏效了，也许他在想：“哦，上帝呀，我正需要一个密西西比的参议员。那可是张飞过太平洋的机票啊。还是放他走吧。”
那位医生说道，“好吧。把你列为完全残废，可以马上退役了。”他叫人给戈登领了一套新军装，带他到牙医那儿补好了牙，并让人给他结了帐。
戈登进了田纳西州莱巴嫩的坎伯兰大学学习法律。除了美国军人人权法案中规定发给的津贴外，他每月还能取200美元的全残补助金。他说：“我是个富有的学生。”同时，他也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在取得法学学位之前，他就通过了密西西比的律师资格考试。“于是，我成了一个仍在就学的拥有执照的辩护律师。”毕业后，他在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为几家从事石油产业的大公司工作。1951年，他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度假时认识了贝蒂。露迪欧。一年以后他们结了婚，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后来，他们有了5个孩子，其中有4个是女孩。“我意识到我没有足够的薪水来满足贝蒂的需求，”戈登说，“于是，我开始自己干了。”
他开始从事一种高风险的生意：买卖石油租约，投资期货交易。他成功了。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里斯琴、密西西比、新奥尔良和阿卡普尔科都有公寓。他身上的疼痛仍旧没能消除，走起路来有些困难，但戈登夫妇却大享了好儿孙的福气，他们夫妇依然相爱，他们喜欢拿自己开玩笑，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陆军里的那几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在3天的采访结束后，我问他。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戈登回答，“这3年对我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那时候的战友情谊是我所拥有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我活下来了，这真是太幸运了，更幸运的是我曾与这群杰出的兄弟共同战斗。”
1991年12月，戈登在格尔夫波特的《太阳先驱报》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的是荷兰艾恩德霍芬的简。瑞特塞玛市长拒绝与诺曼。施瓦考将军会面，因为这个美军指挥官在海湾战争中“双手沾满了鲜血”。瑞特塞玛评论施瓦考时说，“是他策划了尽可能多地杀人的办法。”
戈登给瑞特塞玛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1944年9月17日，我参加了解放你国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动。作为506伞降步兵团E连的一员，我在一个名叫索恩的小镇附近着陆。第二天我们开始向南行进，解放了艾恩德霍芬。在执行任务期间，我们遭受了伤亡。战争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里呆了两个多月。我们像动物那样住在战壕里，谷仓里，什么苦都吃过。天气又冷又湿。尽管有这么多不利条件，我们仍然顽强地坚守着历尽艰辛才拿下来的阵地。
“当鲜血从侵占你们城市的德国人身上流出时，荷兰的平民们并不像你这样反感流血。我们遗忘得太快了。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如果你们的德国邻居周末感到沉闷或他们的高尔夫球场有点拥挤的话，荷兰就有被再次侵占的可能。
“请别让你们的国土再被列支敦士登或梵蒂冈吞噬了。我不想再回去了。现在，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
乔。托伊中士描述了他的战后经历：“我在巴斯托涅中弹后（因为这次负伤我得到了第4枚紫心奖章）经历了一系列的手术。一个主要的手术就是右腿膝盖以上的截肢。在这之后，我又做了两次手术，都是为了去除我上部胸腔中的榴霰弹片。为了取出弹片，手术从我的后背做进去的。
“我是1945年12月15日结的婚，那时我仍在大西洋城的医院里。1946年2月8日，我从陆军退役。”
医院为他开具了80％残疾的退伍证明。战前他在一家铸造厂当铸工，但现在，带着一条木头假腿的他已经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他在位于宾夕法尼亚的雷丁的一家纺织厂找到了工作，后来又在伯利恒钢铁厂做了20年磨工。
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常带男孩子们去打猎，钓鱼，但我从不拿枪－－我总是担心摔倒。你知道，如果有什么东西绊住了这条假腿，我就完了，但我会带他们去打鹿和钓鱼。每年我都和他们到加拿大野营。”
从1946年起，他的假腿有了很大的改进。托伊觉得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医生对他很好，始终为他使用了最先进的设备。但他确实也有点儿不满，他想要两条腿，一条在假腿的联结处能够稍长一点儿。但医生却说一条已经足够了，“我的体重不能有任何变化，否则这该死的玩意儿就不合适了。”
比尔。瓜奈若中士也是在巴斯托涅失去一条腿的，它从膝盖以上被锯掉了。1945年夏天退伍后，他同样被定为80％残疾。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做过印刷工、销售员、退伍军人管理局职员和木匠，所有这些事都是带着一条假腿做的。他的履历中有一些混乱不清的地方，这使他经济上受到了损失，为此，他多次到退伍军人管理局去说理。1967年，他最终以全残的证明书得以退休。在后来的24年里，他扔掉了假腿，依靠T形拐杖移动。他能移动得很快，比大多数双退健全的年轻人走得还要快。他和他的妻子弗兰住在费城南部，他也正是在那儿长大的。他们生育了5个孩子，长子在越南当空降兵。瓜奈若非常积极地参与101师战友会的活动，而且在召集E连弟兄聚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