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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转型国家政治改革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如何将“利维坦”关进笼子。纵观人类历史，其具体路径不外乎权力主导、权力裂变、外部输入及社会反叛（革命）等几种。比较而言，权力主导无疑是社会总体代价最小的一种方式，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至于这种渐进式变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权力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以及社会在赎买权力时究竟愿意支付多少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这方面来看，中国当下的改革，无论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奋进，种种利益交换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钱买宪政”的救赎意味。
有理由相信，发生于大革命之后的中国转型从本质上说是要完成一场关于国家权力的转型。即完成权力（或者国家）之于社会领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既要避免社会动荡，又要使权力能够安全归位。这是一场新的革命，其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历史真正“告别革命”。
而眼下的中国，社会生机初现。一切正如罗曼·罗兰眼里当年的法国：“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有些岩石的峰尖已经露出水面了。”
爱国如何主义
“一个爱国，各种表述”。曾经被视为高尚的情感为什么渐渐沦为一种“脏话”？爱国还是不爱国，以及怎样爱国，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为什么也成为问题？
如果站在三十年来社会成长的角度来加以审视，不难发现，这些问题的提出便已经彰显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至少，这种“精神分裂”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走出旧有的“国家至上”的价值体系，开始重新审视一个现代国家的价值内涵以及国民应该就此秉持一种怎样的情感。而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未来，必首先决定于全体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国家抱持一种怎样的态度。
【加塞特的不安】
爱国必须讲逻辑。归根到底，国家只是全体国民缔约产生的一个组织，是国民用以谋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在此意义上，爱国主义者真正要做的不是忙于督促每个人去爱国家，而是要让国家能够爱每一个人。不认清这一点，不对潜藏于爱国主义和国家之中的某种进攻性设限，事情便有可能走向善良愿望的反面。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早在上世纪初，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便在《大众的反叛》一书里条分缕析，发出警告：“欧洲文明构成最严重威胁的一件事物，同其他的所有威胁一样，它也是文明自身的产物，甚至可以说，还是欧洲文明的一大荣耀——它就是尽人皆知的现代国家。”此时，加塞特已经意识到国家变成了一台可以操控一切的庞大机器。“一旦国家在社会中拔地而起，只消轻轻一摁按钮，它就可以启动无数操作杠杆，并以它们势不可当的力量作用于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个部位。”
让加塞特不安的是，国家作为人之造物，它是由某些特殊的人所发明的，并需要某些美德和基本品性来加以维持，而这些美德和品性虽然人类过去曾经拥有，但明天很可能就会消失殆尽。威胁文明的更大危险是：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因为这等于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当这种自发性被国家的干预打断，就不会有新的种子能够开花结果。社会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将不得不为政府机器而存在。就这样，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对人类生活推行进一步的官僚化，上紧官僚机器的螺丝钉无异于把社会改造成一个军营。在加塞特看来，“国家至上主义”悖谬的悲剧性就在于：为了使整个社会可以生活得更好，人们建立了作为一种手段的国家，但是，国家随即盘踞于社会之上，反而使社会不得不开始为国家而存在。同样糟糕的是，谋求同质化的国家必将压垮那些保持特立独行的个人或小群体。
大众要求同质化和极权政治一样，都会压垮每一个反对派。在《大众的反叛》中，加塞特这样谈到“大众人”（A Mass…Man）：他从不根据任何特殊的标准——这一标准的好坏姑且不论——来评价自己，他只是强调自己“与其他每一个人完全相似”。除了这种可笑的声明之外，他感觉不到任何烦恼，反倒为自己与他人的相似而感到沾沾自喜，心安理得。一个真正谦逊的人则会试图评估自己的特殊价值，努力发现自己可能拥有的这种或者那种才能，或者任何一方面的特长——尽管他可能最终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非凡的禀赋，资质平平，但他永远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众人。
就像平常的讨论中我们经常见到的“愤青”与“精英”之争。加塞特将人分为两种，一种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与使命；另一种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前一种人，即所谓“精英”。“精英”与“大众人”的区别，不在于禀赋，而在于对人生和周遭事物的态度。或者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独立思考者，另一种是想当然的附和者。按照这种区分，每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都是精英。
加塞特的洞见预言了发生在上一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同样是今天欧洲国家让渡主权，建设欧盟的一个重要精神来源。正是因为这一洞见，该书出版不久后，《大西洋月刊》称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之于二十世纪，有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于十八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之于十九世纪。
【替罪羊和替罪狼】
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的结尾，戈培尔夫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六个孩子全部毒死，是因为她深信没有“国家社会主义”，人类就没有希望和未来，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国家。由此可知，生而为人的纳粹分子，不仅屠杀了犹太人、波兰人，同时也是为意识形态预设的疯狂逻辑的受害者。当说，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流行，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预言“唯一未来”（人间天堂）的最大恶果，也是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费尽千辛万苦走出大劫难的人类的最大教训。
“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为国家献祭通常不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将自己奉献出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一种个人自由；另一种是将别人奉献出去，此时“爱国”便与寻找替罪羊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方面，当年纳粹无疑是将两者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如果说二战期间犹太人是替罪羊，那么二战结束后人们将纳粹犯下的罪恶完全推给希特勒则无异于寻找“替罪狼”。毕竟，希特勒是民选总理，他在组织吃人的时候每个选民都在场，甚至领到了自己的一份血和肉。
尽管旧时代已经翻过去，但“爱国者”热衷寻找替罪羊的事情并没有结束。“爱国者”假定国家和自己永远正确，一方面当国家面临所谓“危机”时，“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并认定他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另一方面，又会单方面赋予某些人以“爱国”责任，然后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在此逻辑下，监督者永远爱国，而且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寻找替罪羊”因此成了“爱国”者只赚不赔的买卖。显然，这些“爱国者”有多“爱国”，不在于自己做了多少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在于他们认定多少人“有罪”，从国家内部圈出了多少个“汉奸”。
如果我们洞悉了国家因何而生，为谁服务，就不难理解，爱国的当务之急是爱国民，而不是爱某个空洞的国家理想或者宏大概念。
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社会曾经有过“我爱国家，国家为何不爱我”式的伤情追问。应该说，任何时代都会有或这或那的不足，任何国家都会给人还不够美好的印象。然而，正是因为看到时代有不足，看到“国家还不够爱我”，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才有机会大有可为。近两百年来，几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困苦，努力建设一个梦想中的现代国家，就在于实现公民与国家相爱的宪政爱情。
【被策划的情绪】
哲学家萨特说过：“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如果这堆激情被策划、被煽动，恐怕就很有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表明了民族主义情绪可以卖钱。十来年后的2009年，一本由五个人拼凑而成的《中国不高兴》出版，据说这是上一堆情绪的“升级版”。
该书高呼中国要“持剑经商”，与西方“有条件的决裂”，面对外部的“欺压凌辱”，中国要有改造世界体系、领导世界的雄心，要明确“惩罚外交”概念。而一大批公开支持中国走西方市场经济道路，或者赞同西方式民主人权的国内精英：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钱锺书、王蒙、王朔、王小波夫妇……从经济界到文化界，从官员到体制外知识分子，都成为“中国不高兴”的对象。这本书里的许多极端观点被媒体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不高兴，但是写这书的“五人帮”与出版商却很高兴。事实上，只要看看《环球时报》的头版标题，你就知道，在中国谈政治还有比民族主义生意更好做的吗？
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韩咏红就此撰文：“以情绪化的对抗姿态作为卖点，这在书名中尤其一览无遗。所谓‘不高兴’就是情绪用语，而非理性措辞。实际上，这些年来每当中国社会高调张扬民族主义时，晃出来的往往不是民族主义精神，而是民族主义情绪。”
据报道，《中国不高兴》的策划者就是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策划人。2008年10月3日，该策划人把几位作者召集到北京郊区的一处农家乐一住三天。“这三天，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干，就是讨论、神侃。我们刚开始讨论的时候，是从去年10月的两件大事开始的，然后就发散思维说下去，结果三天三夜的讨论，讨论出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书的内容。”三天“闭关”结束后，学者们各奔东西，而策划者和出版社的编辑们则根据这三天的讨论录音进行分类和梳理，整理成文字资料，“书中99％的内容都是这三天讨论的”。对于书名，也是从图书市场的角度考虑的。
有人批评《中国不高兴》是一部“山寨作品”，并非没有道理：其一，它的确是五个人在山寨子里商量出来的，而且商量了“三天三夜”；其二，是该书基本上只是copy网上部分“愤青”的部分言论，内容也谈不上什么创新。
有趣的是书的封面竟然写着“为国直言，替天行道”。想想宋江当年“替天行道为招安”，想想洪秀全从金田村杀到九江东进南京为称帝，再为争帝位几位天王互相杀，我本以为那种以“替天行道”为名、以“替天行房”为实的年代已经翻过去了，谁知这几个字如今还是被人拿来当做封面女郎招揽顾客。
而如果你把几位“熬夜”与“替天行道”连接起来，就不难发现几位作者为何能在农家乐里大辩“三天三夜”而乐此不疲——莫非他们是在给上天打电话、发传真、写E…mail？只是不知道当时上天是如何批准了他们要行的道，给了他们救世军的授权书，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口吐白沫，倒在地上，胡言乱语，传达了上天的旨意。又抑或经过三天三夜的辩论，最后论定上天不死亦废，于是自作主张，自封为二十一世纪的天兵天将了。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的利益被人莫名其妙地代表着，而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也要被人代表了。众所周知，中国本无情绪，有情绪的只是每一个中国人，而且人们情绪各不相同。所以，“中国不高兴”远不如“我不高兴”来得真切与诚恳。陆游当年写《书愤》，写“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其所表达的都是内心的真实感受，对北伐的渴望。而现在的“中国不高兴”，却是几个日日夜夜享受着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人不眠不休策划出来的。
早在若干年前，龙应台先生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这篇文章中，龙先生说：“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生气的。”而且，“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不高兴派”当然有理由告诉国际社会自己很生气，但是冒充中国着实有越界之嫌。本书作者在国外也经常见到“一个人的示威”，比如有一年在柏林的马路边上便看到一位中年男子举着个纸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但是这位男子只代表自己。如果他自诩代表德国，代表所有德国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经变成一个“侵略者”、一个“意淫犯”了。
是做时代进步的生意，还是做时代退步的生意？是促进人类和解、共享文明成果，还是煽动极端民族情绪，发“未来的国难财”？相信许多读者心中都有定论。无利不起早，就生意论，在推销思想上商人往往会比哲学家更有热情。如罗伯特·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一书中介绍，在十八世纪，一个天才的狄德罗身后，往往有十个更天才的书商在忙碌。像《百科全书》这样一部象征着整个启蒙运动的时代之书，最初就是在一个书商提议下上马的。或者说，“启蒙运动的生意”的主角，不是狄德罗，而是那位叫庞库克的书商，一位巴尔扎克式的资产阶级英雄。这位十八世纪的法国红顶商人，一边和哲学家们称兄道弟，一边想方设法在政界寻找保护伞。从庞库克到狄德罗，这些人之所以能为时人与今人津津乐道，显然在于他们做了一桩促进时代进步的生意，而不是策划一堆无用甚至有害的情绪，从中牟取蝇头小利。
粗看“不高兴”，也的确是一堆情绪，更谈不上什么思想原创。“不高兴学者”说，“我们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多少人我不知道，总之人数不能太少，我不相信一两人就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英雄集团带领我们这个民族，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管理、利用好更多的资源，并且除暴安良的任务。我们要有制度建设，也要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就是我说的尚武精神。”这些“绕口令思想”基本上语无伦次了。
显然，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英雄”集团，而是在一个更开放的环境下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见解，能够人尽其才，能够在他们拥抱世界时不被“英雄集团”的推崇者们动辄列上“汉奸排行榜”。更何况，如果只靠着“英雄集团”来为中华文明延续香火，万一遇到张贤亮小说《一亿六》里那种“有精英，无精子”的尴尬，中国将如何是好？
至于尚武的精神，早在上世纪初胡适等先贤就已经讨论得很透彻。一方面，中国要以一种开放的精神学习西方的文化、科技与制度；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长期以来中国“学得了西方的文明，却学不了西方的野蛮”，而这里的“西方的野蛮”，即尚武精神。所以胡适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建立起一种“有兵的文化”。然而，面对时代的困顿时，胡适那一代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反省自身，而不是拿“帝国主义”当做本国政治或者文化一无所成、一塌糊涂的替罪羊与遮羞布，更不会言必称“决裂”，在嘴巴上做“救世主”，解放全人类，除暴安良。在胡适看来，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最紧要的是自救，每个人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换句话说，每个人救出自己，也是救出国家。而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完成文化与制度上的改良：一方面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另一方面实施宪政这平常人的政治，以清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五大祸害。
对比两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命运的思考，两个时代的开放与自闭，难免让人觉得一代不如一代。好在，拼凑《中国不高兴》的五位虽然毫不犹豫地代表了中国人“不高兴”一回，但实际上他们还不能代表中国知识界，更不能代表中国的全部。
【中国会走德国的老路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受到了海内外学界以及各国政府的持续关注。如果极端民族主义有朝一日再次遗祸中国，可以肯定，现在有些媒体对这一思潮采取一种暧昧甚至怂恿的态度，无异于在发“未来的国难财”。
有人曾这样形容时代变迁的动力：后一种思想战胜前一种思想，未必都是因为前一种思想不好，而是因为坚持前一种思想的人慢慢过世了。此说并非没有道理，人既是社会存在，同时也是自然存在。自然死亡的循序渐进与内生秩序，足以消化人世间许多无谓的挫折，使世界重新回到寂静中的生长。
几年前，我与法国民族主义问题研究专家德兰诺瓦先生聊天。他与我谈到二十世纪有三件大事，其中一件便是“中国往哪儿走”。国外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总是疑虑重重、寝食难安，一会儿“中国崩溃论”，一会儿“中国威胁论”。前些年，甚至有人担心，同样有着历史屈辱与极端民族主义浪潮的中国，会不会像德国一样崛起？
当然，类似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然而，以目前的中国人心与世界大势，中国当不会也不可能重蹈德国的覆辙。首先，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吞并“社会”的主义，在复兴与复仇的狂热中形成并且壮大，其崛起是在德国社会由开放走向封闭的呼声中完成的。与此相反，今日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虽然观点纷呈，或有对立，但在努力接驳世界、充分世界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