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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将中国的传统总结为“拆迁”二字。转型期的中国，“China”也时常被人们念成“拆哪”，以此自嘲中国式“拆迁文明”。虽然中国有几千年文明，然而，所谓气象万千的农民起义，都不过是一个朝代对另一个朝代的拆迁运动，而且都是先拆迁，后搬家。与此相反，由于时刻保有我之所谓“增量历史观”，文明晚于中国许多城市的巴黎却成了世界上最诗性浪漫、最有文明气息的城市。相信所有到过巴黎的人，都会感受到“增量历史”所带来的震撼。
事实上，我之所以主张废除死刑同样是出于对增量历史的考量。国家以多数人的名义将束手就擒者绑去杀头，并不会使历史有所增加。在我看来，“杀人偿命”同样是在做一种“历史的减法”。如两百年前贝卡利亚所说。电子书下载，国家对杀人犯进行报复，实际上是安排公共杀人犯杀人。断头台竖起之时，即是在杀人犯对人类做了一次减法后，再由国家做一次减法。
一个旧制度可以被消灭，继而代之以新制度，借此达到历史增量的完成。然而，杀死一个人，并不会使人类历史有所增加。死刑判决只会给人类带来长期亏损，一个人不会因为被消灭而变成一个新人，所以这种“历史的减法”将是永久的。
【从猢狲怎样到公民？】
2006年，萨达姆终于被吊死了，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有疑问的是，被吊死的究竟是个独裁者，还是个老头？
打掉王冠，割掉脑袋。有人欢呼，独裁者得到了“应有下场”。然而，在我看来，独裁者的“应有下场”是从权力体系中消失，而非在肉体上消失。事实上，萨达姆被剥夺一切权力、被剔去所有尖牙和利爪的时候，“独裁者萨达姆”便已经死了。
伊拉克没有因为独裁者被吊死而恢复安宁。在萨达姆被处死之后，伊境内发生数起暴力事件。美联社2009年4月公布的一份统计数字显示，伊拉克战争至少造成了11万伊拉克平民的死亡。截至2009年11月9日，驻伊美军士兵死亡人数已达4362人。各式冲突更给人一种“诸神渴了”的乱象。没有谁会怀疑美国政府深陷伊战泥潭，而伊拉克也已坠入内战的深渊。
12月24日，美国《时代》周刊将伊拉克人选为年度重要人物。入选理由是“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自“解放”以来，伊拉克百姓每天都在经受无尽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即使是在萨达姆当政时期，这个国家历经十二年多的经济制裁，伊拉克民众也从未遭遇过如此地狱般的生活。
在此笔者并不怀疑民主之于伊拉克的价值，但是伊拉克今天的乱局，难免给人一种“民主伊拉克”不如“专制伊拉克”的错误印象。这不是“民主伊拉克”不好，而是“民主伊拉克”的大厦根本没有建立起来，而“专制伊拉克”的流弊却在大街上明火执仗、耀武扬威。
几年来，随着萨达姆这棵大树的倒掉，原先的猢狲早已散尽。然而，对于这些猢狲来说，如果在树上曾经有过“美好生活”，或者觉着下树后的生活不如树上或想象中如意，多半要找机会重新上树。
如上所述，美国大兵将伊拉克大树锯倒，将猢狲赶跑。然而，旧树已去，新楼未建，今日伊拉克犹似花果山。臣民时代的猢狲若不能直接住迸民主时代的房屋，且逢乱世，就难免要忍受此一过渡时期的天寒地冻了。
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从猢狲到公民，此一转变决定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成长，而社会成长的关键就在于个体权利与意识的崛起。在此转型过程中，外力与内力的共同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战争的害处即在于打破或中断了原有的历史积累，并且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总结美国和伊拉克以及伊拉克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屠戮，不难发现，这两个国家仿佛被报复诅咒。如甘地所说：“以眼还眼，只会使全世界都变成瞎子。”显然，今日伊拉克最需要的是和解、宽恕与拯救，而不是将那些“罪恶者”推上绞刑架，继续做人类的减法。从这方面说，美、伊政府坚持处决萨达姆，既是放弃了萨达姆身上可资促进伊拉克和解的资源，也可能为当前的“复仇之局”雪上加霜。
第六章 网络社会
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
——索尔仁尼琴
平日里最让人着迷的是穿越藤桥……没什么比这个蜘蛛网更优雅，也没什么比它看起来更脆弱。
——安德烈·纪德
自从有了互联网
毫无疑问，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我即媒体”（I the media）的自媒体时代。博客、DV以及其他便捷、大众的传播方式正在改变新闻业的面貌。当人人都可以拍DV，都可以写网志（博客），他们也都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记者或者“议员”。
网络不仅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而旦创造历史。在这个“人各有志”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记录自己的生活与遭遇，并且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介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做一个寂寞而真实的桅顶了望者。若得幸运之神的眷顾，还会凭着自己无意的一瞥，撞开历史多情的一页。正是看到这一改天换地的变革，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网民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锄头、流水线与电脑】
在过去，在网上冲浪被当做一种时尚，而现在更是一种必须的生活方式。阿尔文·托夫勒曾经在《再造新文明》一书中断言：世界迎来了第三次浪潮。第一浪潮是以锄头为标志，第二浪潮以流水线为标志，而第三浪潮则是以电脑为标志。第二浪潮的大众化社会已经为分众化社会所取代，同质性社会为多样性社会所取代。如今，伴随着各种社会性软件（Social software）和社会性网络（Social working）的兴起，互联网文明早已经开花结果。
对于流行于网络上的意见，有人可能会说，网络意见是一种不全面的意见，不代表民意。这种批判多少带有一种乌托邦的意味，因为直至今天，历史上大概也没有什么民意是全民一致达成的，要不怎会有更像是权宜之计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事实上，在分众化社会到来之际，如何维护少数派权利更是现代政治的首要任务。如果将网络意见视为民意中的一部分，就应该相信任何网络意见，哪怕只是从网上发出的一个孤独的声音同样值得政府与社会重视。
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可谓轰轰烈烈，当有些人将“全民打虎”的起因归咎于政府的“诚信危机”时，我却更愿意看到社会变迁的另一面，并将此归功于中国公民探寻真相和表达意见的能力的崛起。而“厦门PX”事件之解决，同样得益于网络（包括短信）。拜其所赐，一场“无组织、有纪律的散步”在一夜之间得以酝酿。
尽管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与“错误言论”的传播，让一些多愁善感的正人君子心怀忧惧，甚至竭尽所能掩饰这个时代亟须医治的溃疡。然而，即使如此，在关键时候互联网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温暖、惊喜与光亮。自从有了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地成为一个“新闻社”、一个“编辑部”、一部“电台”，一个“伸张权利的终端”，从“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到“厦门PX”事件中“手持短信”的散步者，这一切无不表明：如果有可以持续的自由权利，每位公民都能顶天立地。
中国之民意崛起，来自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来自现代网络科技的发展。如果承认在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暗合了“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承认中国在逐渐地告别过去那种一切以政治为中心的“上下高度一致”的时代，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互联网发展，客观上都是在个体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横向的联合。如前所述，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差异就在于：前者的信息是垂直流动的，而在市场经济中，信息主要是水平及对角流动，买卖双方在各个层次交换着信息。
与此同时，互联网的过度繁荣也映照出现实生活的满是无奈。试想，若不是现实生活不如人意，无处可去，谁会整天泡在网上？若不是没有相濡以沫的爱情，谁又何苦天遥地远地与未来网恋？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网络似乎更像是现实世界的流放之地，寄居其中有时亦不过是在失乐园后自慰与自救。互联网见证了转型期中国人的怕与爱，当人们不能种好自己现实中的田地，无力在大街上获得权利的收成，便只好对着小小的鼠标称颂不已，仿佛那是漂荡在浩瀚波涛之上的装载着国家未来的夜航船。
【自古英雄出博客】
开放时代是个“人各有志”的时代。网志的兴起，无疑是开放时代最好的注脚。
人有表达的欲望，就像《西游圮》里，孙悟空不忘在如来佛祖的指根书写“齐天大圣到此一游”。世界各地，凡是能书写的旅游景点，我们都能看到会有人涂鸦。同样，古代文人墨客到某处都是心血来潮，留下墨宝，比如说古代的题壁诗，这种艺术形式始于两汉，南朝时渐多，至唐宋更是盛极一时。这些可以理解为最早的博客或BBS。
当然，那时题壁诗盛行，主要原因是雕版印刷能力有限，大量诗歌不能刻印出来，而题壁简单易行，只要把作品写在墙壁上，天南海北的人读到它，就可以传播开来，题壁也因此成了诗人“发表”作品的重要途径。
宋代可考的著名的题壁诗及其作者有王禹偁《题僧壁》、苏舜钦《题花山寺壁》、王安石《书何氏宅壁》、杨万里《题龙归寺壁》、陆游《题酒家壁》、苏轼《题西林壁》等等。由此可见，旧时飞檐走壁的并非只有金庸笔底的武侠，还有才高八斗的诗人。
有关题壁的佳话很多，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崔颢的《黄鹤楼》一诗了。崔颢题写了《黄鹤楼》之后，李白惊为绝唱，自愧“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唐代，题壁诗骤然大增，开始形成一种风气。元稹写过一首诗：“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周邦彦曾经填过一首《浣溪沙》，其中一句便是“下马先寻题壁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下车就钻到网吧里顶帖子去了。
《水浒传》有一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写的是宋江醉酒题壁。一首“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惊动了朝野。这算是早期的“政治博客”了。至于武松在杀人后，还在墙上吹牛“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倒像是武松给自己的“打虎牌”搞推广，算是“营销博客”。
当然，除了写反诗，其他类型的“题壁”也可以完成政治传播的目的。比如说宋朝有个叫卢秉的，原是县里文书小吏，一个副科级干部，比在重庆彭水县遭遇“短信狱”的秦中飞的官大一点，他在旅馆墙壁上写了首诗，后来被王安石读到，因此得到了升迁。
类似的佳话还有：清代诗人袁枚有一次路过扬州，读到一首好诗，由于当时的政府没有搞“题壁实名制”，作者具名时只留了个“马甲”，因此害得袁枚到处打听，忙了一年多，所谓“好叠花笺抄稿去，天涯沿路访斯人”。在信息沟通困难的古代，旅店、寺院等供人歇宿的地方，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场所，但也只是传播而已，双向交流就困难了。
囚禁自由人的墙壁也时常为自由人所用，变成一台维护“政治博客”的服务器。比如说，谭嗣同在狱中便写下了“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最有风情的题壁当属郁达夫。1931年，在游桐庐严子陵钓台时，这位忧郁的才子乘着酒兴在祠堂高墙上题了一首名为《钓台题壁》的诗，其中两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早已广为人知。
有人感慨，中国是个“口号国家”。无论城里，还是乡下，今天人们见到最多的政治宣传就是标语口号。诸如“谁放火，谁坐牢”“宁可血流成河，不许超生一个”等等，这些烙有这个时代鲜明特征的宣传也算是“组织博客”或“官方博客”的重要内容了。
类似的博客形式还有很多。黑板报，就是这样一个博客。有一年，我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学，站在学校的黑板报前看了许久，感觉自己像在读博客。读到其中一句话，也颇有一些感慨——“时间不会流逝，流逝的是我们。”其实，人生最大的不幸或无奈还在于，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旧制度不会流逝，流逝的是我们”。我有位朋友在MSN上签名：“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这个制度一起慢慢变老。”
【让博客口述历史】
最早接触“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一词是在几年前读唐德刚的时候。
唐德刚有本书叫《胡适口述自传》，它为我从此打开了胡适之门，同时让我对口述历史有了深刻的印象。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多年坚持口述历史，最具影响的就是《胡适口述自传》。
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口述历史一直是西方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1948年，美国史学家A。 内文斯（Allan Nevins）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近代中国的许多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如《顾维钧回忆录》《何廉回忆录》《蒋廷黻回忆录》等便是由这家机构组织完成的。
按照唐德刚的说法，自古以来，中国便存在口述历史。而“口述历史”的历史至少可以推到“荆轲刺秦王”。司马迁的《史记》，很多章节便是依靠古人的口述写就。
什么是口述历史？美国作家唐诺·里齐（Donald A。 Ritchie）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中给了一个学理上的定义：“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汇集传记者谈自己关于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一些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就是一个准备完备的访问者对受访者提出问题，以录音或影像的形式问答，当然，同样会整理成文本，以便于流传。”
如果承认中国自古以来便存在着口述历史与口述神话，就不难推断里齐的定义十分片面。真正的口述历史并不像他所描绘的那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处于被动讲述的状态。所谓“被动讲述”，即在别人的选择之下叙述历史。从传播学的角度上来说，每个人都是信息源，如果有史料可述，通常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以各种形式将它叙述出来，不是一定要等到有媒体或类媒体来采访。
而一切历史都是残缺的历史。真相如果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就难免像“祖传秘方”一样失传。我们今日所见“通史”“全编”亦不过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如马斯洛所说，“整个思想史就是说人性坏话的历史……我不认为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精神”，“历史只是抽象的统计”。——正是在这种僧况下，大家都来“不被选择地口述历史”便成了历史叙述进步的关键。
哥伦比亚大学的王际真教授曾经批评那些写“自传”的人多半是自己“卖膏药”“胡吹一通”。不难发现，这是王际真的逻辑出了问题——通过自传“吹牛”并不是自传出了问题，也不是吹牛出了问题，而是“只有一个人吹牛”出了问题。皇帝老儿给自己作传，自然是英明神武；丐帮帮主给自己作传，小乞丐的功劳也都是归于其领导有方。
一个社会的诚信只能靠“互相纠正”来争取。没有这个可以互相纠正的前提，让一＇文、＇个社会的＇人、＇大多数人＇书、＇遵守诚信＇屋、＇是绝不可能的。而如果大家都来口述历史，交叉验证，吹嘘者自然害怕原形毕露，因此“被迫诚实”。
【“人各有志”】
时下风靡中国的Blog似乎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虽说是“博客”，写博客并不需要博古通今，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人们只需记录自己的日常思想与生活即可。无论是指点江山，还是八卦江湖，一切皆随个人心意，并不需要权威来引领思想与价值观。
从字源上说，Blog是“Web blog”的缩写，准确意思是“网志”，一种简单即时的“个人出版系统”。在古汉语里，“志”除了“志向”外，更有“记录”的意思，比如地方志、人物志、山海志等等。在此意义上，博客大行其道似乎预示着，我们将迎来一个人人皆可记录自己命运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人各有志”的时代。
“人各有志”的时代，在不侵害他人自由的前提下，人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诠释和记录：自己的生活。因为“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权威话语将从此失去往日威风。
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丹·吉尔默说“我们即媒介”，应该说，他们都是深得传播与媒介真谛的人。博客成为“由所有人面对所有人进行的传播”的自媒体的一个标杆。在这个“我有机会讲话”的年代，如吉尔默所说：“你的声音是重要的。如果你有值得说的，人们会倾听。你可以做自己的新闻，我们都可以。”
博客使全民表达成为可能。每个人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或无数个麦克风，而且这是个跨国麦克风。每个人代表自己说话，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做到同时进行，叙述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一样简单平常。此一历史进程或可概括为“科技改变传播，传播改变生活，生活改变文化/政治”。
在一个“人各有志”的开放时代，人人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它意味着人人都是自己历史的权威叙述者；意味着人人都是整个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当那些书写博客的人，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者思想——无论是出于自恋还是出于责任——搬到公共领域，如阿伦特所说，它们将在公共领域获得生命。
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正在积极推进社会转型的国家而言，“有志者事竟成”在文化或政治上也被赋予另一层含义。
【“墙倒众人Twitter”】
2009年6月的某天，笔者偶然读到一则有关荷兰国会议员疯玩儿微型博客Twitter的新闻。据说，他们当中许多人利用开会时间在键盘上埋头苦“推”，沉浸在Twitter网站上。“Twitter疯”就好像传染病一样，愈来愈多议员被感染，直到“议长终于忍无可忍，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