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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住在楼上靠边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有洗澡间。室内陈设讲究，光线充足，四周静得很。吃饭由护士端来，她坐在一旁，看着他吃，一边不断地称赞着铜蒸锅里的菜，劝他多吃些。饭菜确实很好，可惜他那时吃不下。
每天晚上，医院叫他做松节油浴，白天有时还被带到大理疗室做水疗。
护士都是新从苏杭一带招来的姑娘，穿着丝绸白衣，戴着有披肩的护士帽，走起路来，轻盈旋转得天使也似的。孙犁每晚睡下后，床头柜上的蓝色灯光映在粉墙和下垂的窗帘上，像是一种梦境。他只能靠烈性的安眠药入睡，护士照顾他服药后，还站在床边替他按摩，听着他呼吸均匀了才轻轻离去。其实，他常常并没有入睡。
医院很尽心，还叫他去做体疗：病人围成一圈，拿着一根金箍棒似的棍子，在手里摆动着，走一阵就完事。他觉得好笑，心想，如果早些时候知道耍棍儿，也许就不会得这种病了，现在耍得晚了些。但是，在这里，他的病情毕竟得到了缓解：
我从来没住过医院，没有住过这样好的房间，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食。这次住进了这样高级的医院，还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和服侍。在我病好以后，我常常想，这也是我跟着革命队伍跑了几年的结果，同志们给了我优惠的待遇；那时人和人的关系，也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了。①在这期间，医院总务处长董廷璧，给了他许多具体的帮助。他是蠡县人，为人慷慨热情。北京所有的朋友也都很帮忙，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北京市委的张青季，是他中学时的同学，抗日时期的战友，也都是蠡县人，他们请来北京市的名医，为孙犁会诊。丁玲那时的处境已经不大好，叫葛文（作家，田间的爱人）带了信来看他，说是不是请湖南医学院的一位李大夫来给看看。李大夫，即哲学家、经济学家李达的儿子，后来终于来到病房。看来他主要是进行心理治疗的，他给孙犁讲解神经系统怎样容易患病、应该如何医治，还有第一信号、第二信号等等。他讲话声音很高，有时脸涨得通红，这时人会想到，他就是直观教具，因为他讲的那些内容，正在他身上起着作用。
他给孙犁讲了两三次，然后叫他吃一种药，据说是兴奋神经的药，外国学生考试时常吃——但不是加拿大运动员约翰逊服用的那种类固醇。孙犁吃过后，觉得精神好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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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夫给孙犁看病这件事，丁玲也记得很清楚，她在1980年10月30日致孙犁的信②里是这样说的：记得是1957年春天，你正住在医院，我介绍过一个专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医生去看过你，以后就不再听到你的消息。再后，我长年乡居，与文坛隔绝，更无从打听你的情况，偶尔想到也无非以为……既然你现在又写文章了，可以想象大约还过得去吧。你是一个不大说话的人，不喜欢在人面前饶舌的人，你很早就给我这样一个印象。……总之，他得到了很多同志的关心，又从死神的怀抱里挣脱出来了。
现在，医院认为这种病不宜长期住在医院，他就到小汤山疗养院去了。
他先回到天津。当他从家里动身时，母亲——她已经八十多岁——站在廊子里送他，说：“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不料这竟是他同母亲的永诀。他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报社派了一位原来在传达室工作的老同志照顾他。老同志去租了一辆车，“在后座放上了他那一捆比牛腰还要粗得多的行李，余下的地方让我坐。老同志是个光棍汉，我想他把全部家当都随身带来了。”①出了城，汽车行驶在狭窄不平的公路上。已经是7月份，两旁都是高粱地，天气干燥闷热，一路很少行人车辆。他正枯坐无主，却遇上一辆迎面而来的马车，拉着一具棺木，有一群苍蝇追逐着前进。他皱起了眉，他的神经衰弱还没有好，这景象，使他一路心绪不佳，直到抵达小汤山，他的敏感而脆弱的脑膜上，还散乱地飞舞着这不快的印象。
疗养生活纪略之一
小汤山在北京西北方向，属昌平县，以温泉闻名，泉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湖泊，从湖旁的残碣断石，可以认出这里原是清末民初阔人家的别墅，解放后，盖成一座相当大的疗养院。他能来这里疗养，是李之琏给办的，李认识一位卫生部的负责人，正在这里休养并管事。
疗养院的一排两层楼房，头起是两处高级房间，有会客室和温泉浴室。孙犁居然住进了楼上的一间，他至今认为是一生中难得的幸遇。因为房间里有引来的温泉水，“有时朋友们来看我，我都请他们洗个澡。慷国家之慨，算是对他们的热情招待。女同志当然是不很方便的。但也有一位女同志，主动提出要洗个澡，使我这习惯男女授受不亲的人，大为惊异。”①
在小汤山，呼吸着从西北高山上吹来的风，这风掠过湖面，变成一种湿润的、带有硫磺气味的新鲜空气。他还学会了钓鱼和划船。钓鱼技术虽然不高，也有过从水面上钓起一条大鲢鱼、或从水底钓起一条大鲫鱼的记录。至于划船，他自度不只技术不高，姿态也不好看。但在这里划船不会有任何危险，“可以随心所欲，而且有穿过桥洞、绕过山脚的种种乐趣。温泉湖里的草，长得特别翠绿柔嫩，它们在水边水底摇曳，多情和妩媚，诱惑人的力量，在我现在的心目中，甚于西施贵妃。”①
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证明之一，是我开始又有了对人的怀念、追思和恋慕之情。我托城里的葛文同志，给在医院细心照顾过我的一位护士，送一份礼物，她就要结婚了。
证明之二，是我又想看书了。我在疗养院附近的小书店，买了新出版的拍案惊奇和唐才子传，又郑重地保存起来，甚至因为不愿意那位老同志拿去乱翻，惹得他不高兴。②
他和老同志已经很熟了，对方赶过大车，傍晚他们坐在小山上，老同志给他讲了不少车夫进店的故事。他们还到附近野地里去玩，那里有许多据称是公主坟的地方。从这样的地方回来，他有时看《聊斋志异》。疗养院的医生知道后，对那位老同志提出要求：“你告他不要看那种书，也不要带他到荒坟野寺里去转游！”
孙犁不以为然：“其实，神经衰弱是人间世界的疾病，不是狐鬼世界的疾病。”
到了11月，天气渐渐冷了，清晨黄昏，湖面上升腾着蒸气似的白雾，水草也渐渐褪去那翠绿的生命的色彩。在红十字医院时，他不看报，也不听广播。这里却有高音喇叭，在湖边散步，能听到大张旗鼓地批判右派。有一天，他听到了丁玲的名字。
过了阳历年，他决定转到青岛去。在北京住的那天晚上，李之琏坐了小车来看他。李虽然没有谈什么时事，但孙犁看出他的心情很沉重。不久，就听说他也牵连到“右派”案件中去了。
大约在1958年1月，报社派了小何把他送到青岛的疗养院。
他住在正阳关路一幢绿色的楼房里，为了安静，他选择了三楼一间孤零零的，虽然矮小一些，但光线很好的房子。
在疗养院，他遇到了一些知名人士，如哲学教授、历史学家、早期的政治活动家、文化局长、市委书记等等：“这些人来住疗养院，多数并没有什么大病，有的却多少带有一点政治上的不如意。反右斗争已经进入高潮，有些新来的人，还带着这方面的苦恼。”①某市文化局长，和孙犁见过一面，孙犁到该市游览时，曾为介绍住宿。原是精明能干的人，现在精神沉郁，烦躁不安，竟不认识孙犁了。新婚妻子是个年轻、漂亮的东北人，每天穿着耀眼的红毛衣，陪他并肩坐在海边上，从背后望去，该是多么幸福、愉快的一对。但他终日不说一句话，谁去看他，他就瞪着眼睛问：“你说，我是右派吗？”
没有人能回答这问题。只有一位质朴、诚实的大夫，有一天和气而肯定地说：“你不是右派，你是左派。”
病人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这一保证没有治好他的病。右派问题越来越重，他的病也日益严重。不久，在海边上再也看不到那一对引人注目的背影了。
和孙犁比邻而居的哲学教授，带来一台大型留声机，每天在病房里放贝多芬唱片。他热情地把全楼的病友都叫来听，只是有一件：谁也不能摸那留声机。留声机的盖子上，贴有一张注意事项，每句话的后面，都挂着一个大惊叹号。这位教授写起文章来，也是很爱用惊叹号的。
孙犁对西洋音乐，向不留意，每天应邀听贝多芬，颇以为苦。不久，教授回北京，他才松了这口气。
比起听西洋音乐，他倒愿意选择黄鹂的鸣啭。他觉得这是一种天籁之音，对病中的他，尤感亲切。在他楼下的那片杨树林里，他发现了两只黄鹂。每天清早，当听到它们的第一声啼叫，他就轻轻拉开窗帘，从楼上观赏它们互相追逐、逗闹的姿态。随着两团金黄｜色的羽毛的不停抖动，那一声声鸣啭，串铃似地撕破了宁静的空气，报告着大地的苏醒。
他很愿意这两只小生命和他永远作伴。但有天早晨，他到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位病友正在举着猎枪向树上瞄准，他赶紧问：
“打什么鸟儿？”
“打黄鹂！”那位病友兴致勃勃地说，“你看看我的枪法。”他几乎扭头闭眼。这时候，他不想欣赏那位病友的枪法，但愿他打不准。他正瞄着，两个乖巧的小精灵飞走了。乘此机会，他向那位病友进言：“不要射击黄鹂，我很喜欢这种鸟儿。”
对方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没有丝毫不平之气：“养病么，喜欢什么就多看看，多听听。”
他非常感谢这位病友的高尚情谊。这位病友患的也是神经衰弱，他以为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他玩猎枪，也是为了养病，能在兴头上照顾旁人，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①由此，他想起了另一件事：有一次，在海岸的长堤上，一个穿皮大衣戴皮帽的中年人，只是为了取悦身边的女友，就开枪射死了一只在天空回翔的海鸥。海鸥像一块黑色毡布似地摔落在海面上，被怒涛拍击漂卷。猎物无法取得，女人请在海面上操作的海带培养工人帮忙，工人们愤怒地掉转船头而去。这件事，给孙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可惜的是，那两只黄鹂没有再来。从此，清早起来，楼下白杨萧萧，楼上形只影单，寂寞相对，怅然了很长时间。直到夏天到来，他忙着到浴场游泳，才把这事渐渐淡忘。
在青岛住着，因为不能读书作文，不会弹琴跳舞，又不喜欢下棋打扑克，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捡石子了。时间一长，收藏遂富，居然被病友目为专家，就连他低头走路，也被看做是从事搜罗工作养成的习惯——当然，这是近于开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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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在寂寞无聊之时，爱上或是迷上了什么，那种劲头，也是难以常情理喻的。不但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在海边溅沙踏水地徘徊寻找，有时刮风下雨，不到海边转转，也好像会有什么损失，就像逛惯了古书店古董铺的人，一天不去，总觉得会交臂失掉了什么宝物一样。钓鱼者的心情，也是如此的。
……
我的声誉只是鹊起一时，不久就被一位新来的病友的成绩所掩盖。这位同志，采集石子，是不声不响，不约同伴，近于埋头创作的进行，而且走得远，探得深。很快，他的收藏，就以质地形色兼好著称。石子欣赏家都到他那里去了，我的门庭，顿时冷落下来。在评判时，还要我屈居第二，这当然是无可推辞的。我的兴趣还是很高，每天从海滩回来，口袋里总是沉甸甸的，房间里到处是分门别类的石子。①
正当他兴致勃勃地摆弄那些五光十色的石子的时候，有一天下午，一位二十年前他在抗战学院教过的女学生来到他的房间。女学生很关心老师的养病生活，看见他房间里堆着很多石子，就劝他养海葵花。女学生也是来养病的，住二楼，很喜欢海葵花，房间里正饲养着两缸。
女学生借了铁钩水桶，带着老师到退潮后的海边岩石上，去掏取这种动物，她的手还被附着在石面上的小蛤蜊擦伤。回来，她把孙犁室内窗台上的鱼缸——那里泡着孙犁最得意的石子——取下来，倒出石子，换上海水，养上海葵花。然后，坐下来，高兴地问老师：“你喜爱这种东西吗？”
“唔。”
“你的生活太单调了，这对养病是很不好的。我对你讲课印象很深，我总是坐在第一排。你不记得了吧？那时我十七岁。”
时间太长了，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很多，他的确不记得了。岁月已经把她推向中年。他们见面的时候，还是冬天，她穿一件黑大衣，围一条黑色大围巾，样子像外国的贵妇人，哪里去寻找当年抗战时那个单纯、热情的小姑娘的影子？
女学生喜欢去公园看猴子，有一次把孙犁拉上，带了水果食物，站在草丛里，一看就是一上午。她对孙犁说，十七岁出来抗日，父亲在土改时死亡，她没有思想准备，想不通，因而得病。但这话只能向老师说，不能向别人说。
孙犁实在不喜欢那些海葵花，他认为这种东西，从捉到养，整个过程，都令人讨厌，“它的生活史和生活方式，在我的头脑里，体现了过去和现在的强盗和女妖的全部伎俩和全部形象。”终于，他把海葵花送给了女学生，在缸里又养上了石子，虽然他知道这实在有负于女学生的一番好意①。
在夏天，前来探望病人的家属很多，疗养地变得热闹起来。孙犁的妻子也带着小儿女来了，见他病情明显好转，她很高兴。
每天上午，孙犁跟着人们下海游泳，也会了几招，但不敢往深处游。一天，某少年倜傥的“九级工程师”和他同游，渐渐把他引到深水，如果不是他发觉，退回得早，险些喝了水。在病人中间，这位工程师资历最浅最年轻，每逢舞会，率先下场独舞，招徕女伴，围观者愈众，他愈洋洋自得。对此，孙犁不免有些感想：
这是病区，这是不健康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病。在这里，会养的人，可以把病养好，不会养的人，也可能把病养坏。这只是大天地里的一处小天地，却反映着大天地脉搏的一些波动。②
疗养院的管理和医护人员都是山东人，朴实，热情，照顾病人很周到。因孙犁初来时是重病号，家属来看他，都是住招待所。后来看他好多了，疗养院的人很高兴。冬天，妻子又来看他，他们就搬来一张床，把病房变成“洞房”，还照顾妻子和他一同吃饭。于是，这位农村妇女，也算见了世面，不仅大开洋荤，还学会了一些烹饪技艺。她对孙犁说：“我算知道高汤是怎么个做法了，就是清汤上面再放几片菜叶。”
“插播”的故事
正在这时，在孙犁的感情生活里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不大，在他的疗养过程中，算是一个插曲。
且说青岛疗养院的护理人员，都是来自当地农村的姑娘，她们一到大城市，特别是进了疗养院这种地方，吃的、看的、接触的，都是农村没有的新东西。来疗养的，一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照样出出进进，走走跳跳。疗养生活，说来好听，其实也很单调、无聊。每天除去打针散步，就是和这些姑娘打交道，日子一久，也就有了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两方面的感情都是容易付出的，也容易接受的。”①这年（1958年）冬季，新来了一位护理员：二十来岁，个子不高，梳两条小辫。不算漂亮，但眼神和说话，都透着妩媚，而且面孔白皙，招人喜欢。她正在烧锅炉，夜里还要炼钢。渐渐地，她和孙犁熟识了，送给他一副鞋垫。鞋垫用蓝色线绣出一株牡丹花，很精致。孙犁收下了——我觉得这是一份情意，农村姑娘的情意，像过去在家乡时一样的情意。我把这份情意看得很重。我见她还没穿棉衣，就给她一些钱，叫她去买些布和棉花做一件棉袄，她也收下了。
这位姑娘，平日看来腼腼腆腆，总是低着头，遇到一定场合，真是嘴也来得，手也来得。后来调到人民大会堂去做服务员，在北京我见过她。她出入大会堂，还参加国宴的招待工作，她给我表演过给贵宾斟酒的姿势。还到中南海参加过舞会，真是见过大世面了。女孩子的青春，无价之宝，遇到机会，真是可以飞上天的。①数月后，孙犁转到太湖疗养，心总安静不下来。他思念青岛，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有很多熟悉的面孔，有很多朋友。
他也非常思念那位女孩子，虽然他知道，这谈不上什么爱情。他觉得对自己来说，青春才有爱情，中年以后，有的只是情欲。他认为对那位女孩子来说，也不会是什么爱情。分别的时候，她只是说：“到了南方，给我买一件丝绸衬衫寄来吧。”
孙犁明白，这样说自然也是一种情意。但这可以从好的方面解释，也可以从不大好的方面解释。他想到，无论如何，应该保持冷静：“蛛网淡如烟，蚊蚋赴之；灯光小如豆，飞蛾投之。这可以说是不知或不察。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年纪，陷入这样的情欲之网，应该及时觉悟和解脱。”①他从口袋里掏出女孩子送他的一张半身照片，还有一幅手帕，捡了一块石头，包在一起，站在岩石上，尽着力气向太湖深处抛去。他以为这样一来，所有的烦恼、苦闷，所有的感情纠缠和忏悔的痛苦，都可以抛开了。实际上，“情意的线，却不是那么好一刀两断的。夜里决定了的事，白天可能又起变化。断了的蛛丝，遇到什么风，可能又吹在一起，衔接上了。”②这里说得很清楚，事情还不是那样容易了结，还有没理清的相思债。这些没有完结的故事，请到他的《芸斋小说二篇·无花果》③里去读吧——我们多次说过，这是纪实性极强的小说；但，作家既然题名“小说”，我们姑且先当小说读。下面，我们就把这些片断抄下来，已经和本书的传主共同走了这样长的路的读者们，自己是可以判断这个故事的可靠程度的：
四十三岁时，我病了，1958年春季，到青岛休养。青岛花木很多，正阳关路的紫薇，紫荆关路的木槿，犹为壮观，但我无心观赏。经过夏天洗海水浴，吹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