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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论语》的内容、篇次更近于孔子故里流传的《鲁论语》和古文字版的《古论语》，应该说这二者会更接近《论语》的原貌。同时，今本《论语》还包括了一部分《齐论语》多出的内容，使今本《论语》既保持其真味，不影响编辑者的整体意图，而内容又更加丰富（一般古人治经籍，皆以宁增毋减为原则）。张禹、郑玄治学的态度应该是非常严谨、严肃的，我们完全可以将今本《论语》当成是《论语》的原本来读。今本《论语》流行后，《齐论语》、《古论语》皆不传矣，想必是此二版本较通行本《论语》已无多大差别，传世价值已经不大了，因此渐渐无人去另外讲承。
那么，《论语》的编辑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汉子·艺文志》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孟子题辞》赵岐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都肯定《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编纂、结集。汉代学者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论语》的结集是由某位或几位弟子所为。如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可见，一般都认为《论语》成书较早，为孔门弟子所编撰。可我却有以下疑问：
其一，如果《论语》是七十子所共同编撰，那就应该是孔门大事，缘何未见其他史料记载？在孔子弟子的论述中几乎未见援引？我们深入了解《论语》，知道它不是简单的语录堆砌，必定花费了大量心血，何以当世《论语》的流传又如此低调？又以众人的挑剔眼光，怎容得有若、冉求、闵子骞时而称子、时而不称子的错误？
其二，如果《论语》乃仲弓、子夏或子游所编撰，那他们三人在《论语》中何不称“子”？以子夏懂得“炒作”的性格（在西河讲学，名声大噪，被世人称为孔子二世，他却不避嫌，为此曾子还批评过他），他授课什么内容都讲，为何独不授《论语》？子夏后来启发了法家，想必能逃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论语》又为何会遭难？从《论语》的内容看，非常偏重于道、德，即便阐述为政的内容，都以道、德心性之学为基础，子夏被孔子认为文学有特长，不是道德方面的典范。德行突出者包括“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颜渊、冉伯牛去世较早，如果《论语》是仲弓、闵子骞编辑，同样的道理是：他们何不被尊称为子？他们的语录何其少也？他们竟没有在《子张第十九》篇出现？
那么，《论语》真是凭空冒出来的野孩子吗？后学以为，我们忽视了同样是德行突出，而行为低调的曾子。
通篇解读之后我们知道，《论语》全篇布局井然，篇篇说理通透，构思绝妙，各篇之间相互配合，是一整体，定是智慧高明之人的构思，而绝不会是多人简单凑合而成。《论语》全书义理道见隐含着强烈的曾子特色：崇礼，以礼为纲；务实，强调实行践履。如：
《学而第一》末后几章都讲“礼”对学习的重要作用，礼是学习的重要内容；
《为政第二》以四条“孝”的语录比喻为政以德的四个阶段；
《八佾第三》全篇探讨礼的本意，礼用的原则；
《里仁第四》以“孝”的四条语录阐述曾子提出的“忠恕”的深刻内涵；
《泰伯第八》有曾子的四条语录，强调以礼修身的内容；
《乡党第十》以孔子的言行表达孔子在工作生活中礼的行履；
《先进第十一》全篇讨论“礼”的演进应注重情、性的“朴野”；
《颜渊第十二》全篇贯穿“礼”对里仁的纲目性作用；
《季氏第十六》强调学习“礼”才能避免误入歧途；
《阳货第十七》强调礼乐学习应避免“巧言令色”而成伪君子；
《微子第十八》其实也是讲礼，行履、行愿。
综上可知，整部《论语》都隐含着强烈的曾子风格，贯穿着重礼、重行证的精神内涵——克己复礼、忠恕。所以，《论语》以曾子主导编辑而成的可能性最大。另外，我们还应注意以下事实：
其一，《论语》中对子张、子夏在不少地方都隐有批评的用意。相反，对颜渊、曾子等人，评价都非常正面。子夏索居于魏，讲学河西，有较大影响，若其整理《论语》，世必有载。而曾子的为人就比较低调，与《论语》的“低调”一致。
其二，曾子是孔子最年轻的弟子之一，又是在“一以贯之”之道上获得过孔子印证的人，这符合曾子在《论语》中出现的场合、身份、时间、重要性等等事实。《论语》中，曾参自始至终尊称“曾子”，曾子的语录也很多，而且非常重要。如《里仁第四》中曾子将孔子一以贯之之道，阐述为“忠恕”之门径，而忠恕（克己复礼）二字便是《论语》证道修学的核心纲领。《泰伯第八》篇还收录了几条曾子临死前的语录，也在时间上证明了曾子的弟子最后完成《论语》的可能性。因为曾子去世时，孔子一传弟子还能活着的实在是极其少了。《子张第十九》篇意在保存孔子死后各弟子教学、传承的资料，曾子的语录是压轴位置，子贡殿后却意在借子贡之口赞颂孔子（因子贡在《论语》中并不称“子”）。可见在编辑者眼里，曾子的地位超然，仅次于孔子。此篇不见有子、仲弓、闵子骞的语录列在其中。再者曾子一直生活在鲁国，也方便他进行《论语》的编辑工作。
其三，有子因言谈貌似孔子，一度被子张、子夏、子游等人拥立为师。《孟子·滕文公上》载：
昔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hào）乎不可尚已。”
“强曾子”则表明，曾子当时（年仅二十七岁）声誉日隆，逐渐获得弟子们的爱戴，是不是其他年纪大的弟子不愿意称非常年轻的曾子为师？又或者曾子之“鲁”是象金庸那样口才不佳，所以其他弟子才欲以有子“强曾子”？在拥有若为师的事件中，曾子能冒着得罪有若，及子夏、子张、子游等其他弟子的危险，力阻其事，其中原因何在？就我个人的猜想，曾子尊师、不想有若与师并尊而辱师圣名是其一；其二，若己无道，而使弟子尊之，外示圣人之状，君子不为也。元音老人在谈到宗门法卷传法时也是感慨连连：禅宗某些法脉，也不管弟子有没有悟道，只在老和尚死后，将弟子之一写入法卷，称后一祖，对禅宗的弘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有道法自宏，“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人、师尊之名，可不是几个弟子拥立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真才实学、悟道立德才行的。后来有若遭弟子“起哄”，便是才德不够的原因。
《礼记·檀弓下》有一段曾子、有子关于“晏子知礼”的讨论，反映了他们二人对于礼的不同理解：
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注意，《礼记》中曾子称“子”，有若则不称“子”）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曾子曰：“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
在曾子看来，礼最为重要的是内在的存心，而具体的礼仪形式则可以随不同情况而有所变化，晏子行礼时心存恭敬，所以他是知礼的。有子的看法则不同，他非常重视礼的外在形式，将遵守“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等的规定视为礼，而晏子违背了这些规定，因此认为他不知礼。
我们回顾《八佾第三》、《先进第十一》及《论语》其他篇章对礼的阐述，无疑是强调礼贵在用心，而不必拘于形式的观点。这就说明：曾子的观点与《论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一致。而整篇《论语》“忠恕”、“克己复礼”的纲目都是“礼”。所以曾子之好礼，确实是抓住了孔子心性之学的关键，若非悟道之人，绝无此等智慧。
其四，在孔子的一传弟子中，曾子虽然是最年轻的弟子之一，但我们在很多资料中却发现他曾直言呵责其他的一传弟子，而呵责之后，那些弟子还都心服口服。比如曾子呵斥子夏为儿子去世而失明、及令世人误以为他就是孔子等行为“不懂礼”，见《礼记·檀弓上》：
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子夏年纪比曾子稍大，丧子之时已是晚年）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这一段除了表明曾子的德行、威望，连子夏都心服之外，更说明子夏离群索居，极少与其他弟子交往，他何从得到众多孔子语录而修《论语》？此外，曾子还曾呵斥立有子为师一事，评价子张“未仁”，还批评过子思说话太冲等等，其“温而厉”的师长特征非常明显。以他如此年轻的身份，何以拥有这么高的威望？相必是和他的道德学问有关，也可能与他一生精心整理孔子学说而获得其他弟子的尊敬有关。
其五，从各篇顺序与孔子《周易·序卦传》内容的吻合上看，《论语》编辑者曾仔细研究过孔子以《周易》论证道、德的内容，但《论语》内文谈诗谈礼谈乐，却刻意回避谈《周易》，可见此编辑者不是《周易》的正传，于《易》不精，而曾子也颇符合这一特点。
其六，从已知的史料看，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礼记·坊记》中子思曾引用“《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子思子死于公元前402年，所以《论语》成书当不早于公元前436年，不晚于公元前402年，此时间点与曾子主导编辑《论语》并不矛盾。例如《孟子》一书，便是以孟子手著为主，其弟子在孟子死后再续加部分内容编辑而成。
其七，如果《论语》是出自曾子，那么，为什么《论语》对有若、冉求有的语录称“子”，有的语录又不称“子”？另外为什么出现直称名字的“宪”、“牢”？
我的回答是，孔子死后，曾子看到孔门弟子分裂离散的现实，孔子学说随时面临消亡失传的危险。以他的性格为人，悟道之后根本不会醉心当“教主”，也不会想与孔子并尊。所以他一方面反对强立学识不够的有若为师，另一方面将自己全付精力用于孔子学术精华的整理。事实上，当时也只有威望强过有若的曾子有这个能力和威信去整理孔子的学说。要整理孔子的学说，则必需搜集素材，就象现在心中心法的弟子正四处向人征集元音老人生前的生活小事一样，所以《论语》各章内容均从各弟子处得来。如果是有若的弟子提供的语录，则尊有若为“有子”。如果语录是从冉求的下属处得来，便极可能称冉求为“冉子”，以尊其大夫之职。“闵子”之称可能是后人传抄时漏写了“骞”字，也有可能该语录是由闵子骞的弟子所提供。其他称“闵子骞”内容的语录，可能是闵子骞本人提供的，所以他谦虚地直称自己的字。季康子问政的几章内容，如果是从冉求等处得来，很可能就用“孔子对曰”，以示对“老板”的敬意。若是从曾子等不在季康子那里从政的弟子处得来，则用“子曰”，没拍季康子的马屁。所以，在季康子身上出现“子曰”和“孔子对曰”的不同，概属无心为之的巧合。另外，“宪问”、“牢曰”的语录可能是由原宪、牢两人提供，他们或因归隐山林而很谦虚地直称自己的字。这些语录收集来之后，曾子尽量保持了原貌，没有在称呼上进行修改，所以才出现现在《论语》中称呼、个别用词不一的现象。
另外，我大胆预测曾子只发起过一次大规模的素材搜集，其时间应在有若被立为师之后，子夏等人立派之前，此后再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搜集。因为后来立派的子张、子夏、子游等，均未有称“子”的语录，而《子张第十九》篇各家语录，应是曾子自己在编辑过程中零星收集而来，对各家均不称子。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曾子的语录在时间上涵盖较长（他自己的语录随时可以收录），而其他弟子的语录（除了《子张第十九》篇外）基本都是孔子生前时的，有极少几条是有子被立为师时期的，其他则无矣。
所以，《论语》全篇都隐含着强烈的曾子色彩，只是一般人都按章去读《论语》，难以发现曾子的整体观而已。我相信《论语》是在曾子的直接领导下，由其弟子最后整理而成的。《论语》极可能凝聚了曾子一生的心血，其编辑过程起码历时几十年，几经精雕细琢，臻至完美。《论语》的弘传则在曾子死后不久，其弟子不敢再进行大幅度的增删，而开始流传于世。曾子在整理的过程中，一方面尊重孔子学说的原汁原味，可使各弟子生起信心，另一方面经由自己的悟道体验，提领出孔子学说的重点及纲目，方便大家修学实证。所以《论语》表面看并无一字直接表露曾子自己的道见，却在全篇布局和各篇章节的逻辑、义理上，和盘托出他的心得智慧，以帮助和影响其他弟子正道而行。
子思无师自通？
那么，《论语》是不是曾子独力完成的呢？而那个最后定稿的曾子弟子又会是谁？我给出的答案是子思。
对于子思的师门问题，近代康有为等人认为子思、孟子师出子游，原因是《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批驳了思孟学派，并将其与子游相联系：
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mào愚昧）儒，嚾嚾（huàn）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这段文字是批评子思造说而附于孔子之口，文中将子游与仲尼并列，只可说明子游在孔子死后，是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个支派而已，并不能说明子思和孟子就是师出子游。而且，孟子生卒时间与子思生卒时间没有重叠，孟子并非子思的亲传弟子。所以“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不能说明孟子是子思的弟子，“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也并非指出子思师出子游，此结论乃康有为随意臆测得出，不可征信。康有为之所以架构出“孔子—子游—子思—孟子”的道统，是想借“子游”道统的权威性诉求他提出的维新政略的权威性，是出于提高“大同”、“小康”学说理论地位的需要。
现代学者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和郭店楚简出土的早期儒家言论看，都认同子思的思想受《论语》影响很深。比如子思学说注重情、性的特点，与《先进第十一》篇讲孔子的喜、怒、哀、乐、弹、赞、爱几乎一致，其他如中庸、天命的观点，都难逃《论语》的影子。而且，近代有学者考证《大学》作自子思，我深以为然。
《大学》中有“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一句，若作者是曾子本人，似不可能将自己的话引用为“曾子曰”，若《大学》为曾子门人所记，则文中其他非“曾子曰”的内容，就应该出自该弟子之口。
郭沂在《子思书再探讨――兼论作于子思》一文中提到“明代丰坊曾说家藏魏三字石经《大学》榻本，有虞松《校刻石经表》引贾逵说：‘孔伋居于宋，惧先圣之学不明，而帝王之道坠，故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我们若细读《大学》、《中庸》，确可看出二篇意趣之相通之处，比如慎独、天命、性、诚等的理解，如出一源。不少史料记载，子思作《中庸》原有47篇，《中庸》、《大学》极可能是《中庸》一书的头两篇，经纬之说并非妄谈。又据黄以周《子思子·内篇》卷一说，早在丰坊以前，“如《学斋占毕纂》、《古小学讲义》、《三经见圣编》、《樗斋漫录》等书皆以《大学》为子思作，则其说固不自坊始也。”其中，《三经见圣编》甚至认为《大学》与《中庸》原为一篇，乃《中庸》之后小半。另据冯友兰先生说：“《大学》，……王柏以为系子思作。”这说明，子思作《大学》之说，在宋明时期还是相当流行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述“《曾子》·一卷”时说：“是宋时原有《曾子》行世……其第一篇即《孝经》，而削去经名，别为标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即《大学》，考自宋以前有子思作《大学》之传，而无曾子作《大学》之说，归之曾子，已属疑似，又改其篇目，与前篇武断亦同。”表达了编辑者对宋人（朱熹）学术之风的鄙视。当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宋以前从未有曾子作《大学》之说，而只有子思作《大学》之说，为什么到宋就一下子就全变了呢？
原因就出在朱熹身上。朱熹这个人曾熟读佛教经典，借佛教典籍的感悟而读儒书，颇有心得。可他为了配享孔庙、吃冷猪头，居然反脸刻意排斥佛、道，希望以此重新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和正统地位。大家知道，佛教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历代高僧辈出，传承不断，而儒家思想却常常“断层”，几百年才出一个圣人，在传承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