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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声笑了，但是，是苦笑。巴巴拉说的这些话已经证明了我们之间是多么遥远，我们之间已经不再有共同语言了。我对公众视线中的生活已经彻底厌恶，但我没有跟她说，她也不会明白。
“如果我说，我想经常能看看儿子，想搬去离你们近一点儿的地方，你会生气吗？当然，我不会跟你们住在同一间房子里的。”
她看着我。
“不行。”她说。
我盯着墙壁看了很久。我在想，我的生活中都发生了什么啊！然后，我又开始想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又是怎么结束的。
我已经快四十了，我不能再假装对这个世界不了解，也不能假装我对它有多么热爱。我是我父亲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宿命。我们都是对生活充满悲观态度的人，都认为生活中的残忍丑恶不是个人智慧所能理解的。我并不是想强调我受了多少苦，但我确实经历了很多。我见过父亲在战争中被折磨扭曲的灵魂，我也见过在愤怒驱使下人们做出的各种可怕罪行。作为一名检察官，我想打击这些丑恶，想将所有犯下暴力罪行的人绳之以法。但是，谁能够在见过令人失望的现实后，还能保持乐观？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这么多不幸，也许保持乐观还能容易一些。但是，我的邻居格兰·查夫的儿子生下来就是瞎子。梅可和她的丈夫开车转了一个弯，却冲进了河里。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能有那么一丁点运气，让我们躲开最倒霉的遭遇，也许我们就不会如此失望。一个个聪明的年轻人肆意酗酒作乐，渐渐丧失才华。一个个美丽的女人生下孩子，开始发胖走形，步入中年，失去了最初的理想和希望。我觉得，每一人的生活都像是一片雪花，有着各自的痛苦经历，但幸福却是那么少。灯光渐渐暗下去，熄灭了，一个人的灵魂只能承受那么多的阴暗。我想卡洛琳，全心全意地想。我不能假装这是一种偶然，或是一种缘分。我想卡洛琳了，这就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盯着墙壁，我大声说着那些我原本打算永远都不说出口的话。
“我曾经想过你这样做的原因。”我说，“也许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你可以说那是一种混合了愤怒与愚蠢的疯狂，才会让一个人去杀死另一个人。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无论是杀了人的人，还是其他人，大概都想不明白，但我很认真地想过。巴巴拉，我首先想跟你说的是，我要向你道歉。也许有人会觉得这很可笑，但我还是要向你道歉。”
“还有一件事，你必须要知道。你一定要相信，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觉得她比你更重要。老实说，在她身上，我找到了一种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感觉。这是我的错觉，我承认。你曾经说过，我当时对她是鬼迷心窍。如果要让我解释为什么，大概几个钟头都解释不清楚。她就是有那种力量，而我又是那么软弱。但我很明白，只要她还在我身边出现，我大概很多年都会对她无法释怀，也许永远都无法释怀。我这么说不是要为自己找理由、找借口，我也不想假装这其中有什么理由或借口，但至少，我们都应该承认这个事实。”
“我一直都觉得，谈这件事对任何人都没什么好处。我猜，你也是这样想的。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但我总是想，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猜，每一个检察官最后都会发现，我们和罪恶之间的距离比想象的要近得多。幻想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你产生了一个念头，一个精心设计的计策，你每次想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兴奋、很刺激，你不断去想，甚至还迈出了实施的第一步。你觉得更兴奋、更刺激了，所以，你继续下去。最后，你深陷其中，你对自己说，这又没有造成什么实际的伤害。最后，当你感觉到最兴奋的时候，感觉到一种飞翔般的自由的时候，这一切就真的发生了。”
我把目光从墙壁上收回来。巴巴拉已经站了起来，站在椅子的后面。她的表情很警觉，她显然没有料到我会说出这番话。
我还在继续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说出这些话，但我现在说了，因为我想，这些话是应该一次说清楚的。我不是要威胁你，一点儿要威胁你的意思也没有，我只是想把话都说出来。只有上帝才知道你当时是怎样想的，巴巴拉。我不想我们俩继续猜来猜去，猜对方到底知道什么，又在想什么。我不想让这种猜测影响到我们以后的生活。你大概听到我说这些话，也会觉得惊讶吧？但我觉得，这些话必须说出来。原因很多，首先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奈特，我想把这件事给我们生活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除此之外，我还希望你能从那次疯狂的举动中得到一些教训。而最重要的，我想给自己一个解释，卡洛琳到底是怎么被杀的，又是为什么被杀的，是怎样一种缺乏理智的冲动导致了她那样的结局，这太难解释了。我一直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她的被杀是因为我们俩，主要还是因为我。我想说清楚，是想看看这些话对你有意义吗？能让你有所改变吗？”
我终于说完了，我感到一种奇怪的满足，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说出这些话。巴巴拉，我的妻子，在哭，哭得很厉害，哭得很安静。她低着头，泪珠不断地滚落。
她喘着气，“拉斯迪，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只能说一句抱歉，我希望你有一天能够相信我。”
“我明白。”我告诉她，“我现在就相信你。”
“我已经准备好说出真相了，一直都准备好了，从最开始到最后。如果我被传唤为证人出庭，我会说出发生的一切。”
“我知道，但我不希望那样的情况发生。老实说，巴巴拉，你说出真相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你的这番说辞听起来就像是借口，就像是你故意撒谎来救我，没有人会相信你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这些话又让她开始流泪，最后，她终于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她似乎释然了，她用手背擦着泪眼，做了下深呼吸。她低着头，看着餐桌，开口说话了。
“你知道那种发疯的感觉吗，拉斯迪？完全疯掉的感觉，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我觉得我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我觉得我随时会倒下去，我不能再继续这样。如果我和你生活在一起，我觉得，我永远都没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知道这些想法很可怕，不管我怎么想，在经过了这件事以后，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拉斯迪，我只能说，这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直到案子开庭，直到我坐在法庭里，直到我看着你所经历的一切，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是真的发生了，我才终于发觉，我一点儿也不想这件事发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的感受。我已经没有正常的生活了，我只感觉到害怕。当然，还有……用‘羞愧’好像也不恰当，应该是‘内疚’吧？”她慢慢地摇着头，低头看着餐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
“我们可以一起面对的，你知道吗？”我说。但这话听起来有点虚伪。巴巴拉抽泣了几下。她突然咬紧嘴唇，把头偏到一边，又哭了起来。
她一再摇着头，“我觉得这样不对。”她说，“就这么结束吧，拉斯迪。”
这就是她说的全部的话了。我以为她还有更多话要说，但没有了。她起身准备离开，但又停了下来。我抱住她，抱了很久，最后，她还是挣脱了，我听到她上楼的脚步声。我太了解她了，她会躺在我们的床上，继续哭泣，然后，她会站起来，开始收拾、打包，准备离开。
第三十九节
在感恩节过后的一天，我到市区采购，为圣诞节作准备，我看见尼可在大街上走路。他紧紧拉着外套的领子，皱着眉头，显得忧心忡忡。他似乎在左右看着路上的车辆，他朝我这边的方向走来，但我敢肯定，他没有看到我。我想躲进旁边的大楼，倒不是因为害怕，只是觉得我们两个大概都不想见到对方。但这时他看见我了，径直朝我走来。他没有对我微笑，但向我先伸出了手，我握住他的手。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涌上一种可怕的情绪，痛苦、难受，好在这种情绪很快就消失了。我站在那里，友善地看着这个曾经想毁掉我的人。有一个戴帽子的男人显然认出了我们，他转过身看着我们，但并没有停下脚步，很快，他就消失在街上的行人中。
尼可问起我的近况。他的语气很真诚，就像是大家最近对我说话的语气一样，所以，我猜他已经知道了，但我还是告诉了他。
“巴巴拉和我分开了。”我说。
“我听说了。”他说，“我很抱歉，真的。离婚很难熬，你也知道。我曾经在你面前为这事哭过，我的孩子最后也没有归我，你们俩说不定可以商量商量。”
“我觉得已经没什么商量的余地了。奈特现在跟我住，等巴巴拉在底特律安定下来以后，他就会去那边了。”
“没办法。”他说，“真的，没办法。”我想，尼可还是老样子，什么话都要说两遍。
我转过身让他先走。这一次，我先伸出了我的手。当他握住我的手时，他朝我靠近过来，脸上的表情很凝重，我知道，他接下来想说的话让他觉得很痛苦。
“我并没有陷害你。”他说，“我知道大家都这么想。但我真的没有派人去伪造证据，没有派莫尔托，也没有派熊谷。”一想到熊谷，我又差点退缩了。他现在已经从警局辞职了，他没有退路，要么承认伪造证据，要么承认渎职失误，他选择了比较轻的那项罪名，他的选择是对的。他当然没有伪造精液样本，但如果当时他能多看几眼自己的验尸报告，我大概从一开始就不会被起诉，但没有人能预知未来。也许莫尔托也是有过错的，他太过于急进，案子证据不足，还贸然提起诉讼。我猜，他认为只有我的倒霉才能抚平他的痛苦或者说嫉妒，因为他对卡洛琳也有感觉。
尼可还在继续说，仍然是那么真诚。“我真的没有陷害你。”他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要告诉你，我没有这样做过。”
“我知道你没有，拖拉王。”我说，然后，我告诉了他我认为是怎么一回事，“你只是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做自己的工作，你只是所托非人。”
他盯着我。
“我这份工作大概也不会长了，你听说他们要对我撤职的事了吗？”他问。他又左右看着街上的人群，“你肯定听说了，大家都听说了。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们都在对我说，我的职业生涯算是结束了。”
他不是在恳求我的同情。他只是想让我知道，他也是受害者。卡洛琳把我们俩都拽入了她死后留下的黑洞，我突然很想鼓励他一下。
“说不好，拖拉王，你永远也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
他摇摇头。
“不，不。”他说，“不，你才是英雄，我是狗熊，这挺好的。”尼可突然笑了，我知道，他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奇怪、很可笑，“一年前，你完全可以在竞选中打败我，你现在更加可以。这不好吗？”尼可·德拉·戈迪亚在大声笑着，是对自己的嘲笑，他站在大街中央，伸开双臂，他说，“一切都没有改变。”
第四十节
在这幢我住了八年多的房子里，现在是一片混乱。到处都是纸箱，有的敞开着，有的装了一半，四周都是从书架上、抽屉里拿下来的东西。家具已经都搬走了。我一直就不喜欢那些沙发和双人椅，但巴巴拉希望把它们摆在她底特律的新公寓里。我会在一月二号搬到市区的一处新家，地方不错。房产中介说，我能租到那房子很幸运。我决定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要慢慢来。
奈特已经去了底特律，这些收拾打包的任务简直没完没了。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每一样东西都勾起我的回忆，每一个角落似乎都充满痛苦和忧伤。当我在某一个地方无法承受的时候，我会换一个地方。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也想起了马蒂·波尔希莫斯当初在搬家时的情形。在我母亲去世后的那一周，我发现父亲在收拾整理家里的东西，而这个家是他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抛弃了的。他当时穿着一件无袖的背心，大大咧咧地把自己过往生活的见证装进一个又一个箱子。他在房子里到处走动，遇到堆在路中间的纸箱，会一脚踢开。
我上周接到了马蒂的消息，他给我寄来一张圣诞卡，“很高兴听到你一切顺利的消息。”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大声笑了出来。唉，这个孩子确实很奇怪。我把卡片扔到一边，但随之而来的孤独感却比我想象的还要强烈。几个小时后，我开始在客厅翻箱倒柜，想找到写有他地址的信封，我想给他写封回信。
我从来没有给我父亲写过信。在他离开家去亚利桑那州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偶尔给他打个电话，那是因为巴巴拉拨通了号码，把话筒塞给了我。他根本不想同我说话，也不愿意跟我说他的生活状况，其实也没有必要。我知道他当时在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生活，在一家当地的面包店工作，每周工作三天。他觉得亚利桑那州很热。
那个女人叫旺达，后来，是她给我打来电话，通知了我父亲的死讯。那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但它带给我的震惊却让我一天都无法忘记。父亲曾经是那么强壮，我一直觉得他能活到一百岁。旺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父亲的遗体已经火化了，她是在收拾遗物的时候发现我的电话号码的，她坚持让我去她那里，处理父亲余下的一些东西。当时，巴巴拉已经怀孕八个月了，但我们都认为，这是我能为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于是，我们便去了亚利桑那州。旺达是纽约人，快六十岁了，个子很高，长得并不难看。她说起父亲的时候并没有“口下留情”，我一到，她就告诉我，实际上她在六个月前就已经搬出去了。父亲的死讯是面包店的人打电话告诉她的，他死于冠心病，他们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亲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他找到你。真的，我跟你说。”她喝过了几杯酒后说，“他就是个浑蛋。”
我开玩笑说，这句话应该刻在父亲的墓碑上，但她并没有觉得好笑。
她留下我一个人整理父亲的东西。父亲的床上有几双红袜子，衣柜里有六七十条男士的紧身裤，红黄相间的、条纹的，圆点的，菱形花纹的。看来，在父亲生命中最后的几年，他终于找到了一种嗜好。
门铃响了，我突然感觉一种隐隐约约的期待，我觉得应该是邮递员，我很想和他聊两句。
“利普兰泽，是你啊！”我站在门口和他打着招呼。他走进门，跺掉鞋子上的雪。
“家里不错啊！”利普兰泽一边看着狼藉的客厅，一边说。他站在门口的脚垫上，递给我一个小包，上面还系着一个绸缎的蝴蝶结，包裹本身比那个结子大不了多少。
“圣诞礼物。”他说。
“你太客气了。”我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互送过什么礼物。
“我觉得你应该开心一下，奈特已经走了？”
我点点头。我昨天把奈特送到了机场，他们让他提前登记。我想陪他一起上飞机，但奈特不让。我站在登机口，看着他穿着深蓝色的球衣，一个人孤单单地走着，好像已经迷失在了自己的梦境里。他到底是我的儿子，他没有转过身朝我挥手。我心里是多么希望，多么希望我的生活能够回到从前的样子啊！
利普兰泽和我对视片刻。我愣在那里，忘了接过他脱下的外套。太尴尬了，我最近和谁在一起都是这样，无论是在大街上碰到的人，还是很熟悉的熟人，我经常说着说着就开始走神。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我永远也预料不到的事。大家也都不知道该对我说什么，说虽然你妻子离开你了，但至少你没有被判谋杀，这话怎么说好像都不太恰当。
最后，我终于回过神，递给他一瓶啤酒。
“你喝，我就喝。”他一边说，一边跟我走进厨房，厨房里一半的东西也都已经装进了箱子。
我从橱柜里拿出一只玻璃杯，利普兰泽指了指他带给我的礼物，我已经把它放在厨房的餐桌上了。
“我想看着你把礼物拆开，我准备很久了。”
礼物包得很仔细。
“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包礼物包得这么严实的。”我说。
拆开包装，里面是一个白色的小盒子，盒子里塞着一个信封，信封上贴着红白相间的证物条。我撕开封条，正是那只在审判期间消失不见的玻璃杯，那只从卡洛琳家里吧台上找到的玻璃杯。我把杯子放在桌上，退后一步？我再怎么猜也没有猜到这一幕。
利普兰泽在自己口袋里摸了半天，拿出一个打火机。他拿起证物信封，打火点燃，然后把烧着的信封扔进了厨房水槽。他把杯子递给我，上面全是蓝色的指纹粉，三个指纹印还在上面，给我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我把杯子迎着窗外的光线看了很久，很想看出到底哪个是我右手的大拇指，哪个是我右手的中指。我一边盯着杯子，一边同利普兰泽说。
“这是个问题，我到底是应该觉得感动呢。”终于，我盯着他的眼睛说，“还是应该生气呢？”
“这话怎么说？”
“隐藏凶案证据是重罪，利普兰泽，你这个错犯得可不小。”
“没有人会知道的。”他把我刚刚开瓶的啤酒倒进杯子，“再说，我什么都没有做，犯错的是他们。你还记得，他们让施密德来取走所有的证据吗？他当时就没有拿走这只杯子，是我把杯子送到迪克曼那里的。第二天，我接到化验室的电话，说已经化验完了，我可以把杯子拿走了。我到化验室的时候，拿到了杯子，结果发现居然有人已经签收了，‘证物已归还’。你知道吧？我是想把杯子放回去的。但是，当时我已经不再负责这个案子了，我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儿。所以，我就把它扔进了我的抽屉。我想，迟早会有人来找我要的，但没有人来找我要。这个时候，莫尔托又糊里糊涂的，没有把证物和收条进行比对，就在所有的收条上签了名字。三个月之后，他只能自食其果，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利普兰泽举起酒杯，把里面的酒差不多一口喝完，“没有人知道这只杯子到底在哪里。他们说，尼可把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还让他们把地毯都全部掀了起来。”
我们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