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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凯伊让我父亲主动认罪，以换取轻判。副检察官说不会判超过一年，主审的哈特利法官是个很善良的老头，最后只判父亲入狱九十天。他在牢里的时候，我只去探望过他一次。当时，母亲已经病入膏肓，我实在没有心情去管他。
我去看他的时候，问他好不好，他四周看了看，仿佛才反应过来自己身在何处，他嘴里咬着一根牙签。
他说，比这再难的时候他都挺过来了。他又恢复了强硬的姿态，但我觉得，这比他害怕的时候更加让我不安。他是一个固执又自负的人，对自己的不幸遭遇，总是以一种骄傲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态度不仅让他深受其害，最终也让我深受其害，他却说这是成熟的标志。如果奥运会里有自大这个比赛项目，他大概可以拿冠军。他安然度过了监狱里的日子，他对我没有任何感激，对给我造成的麻烦也没有任何道歉，更加没有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愧疚，他并不知道束缚自己的真正牢笼是什么。他已经人到晚年了，三年之后，他就去世了。虽然之前他做出种种令我失望的行为，但直到他去世，我才算真正原谅了他。
下午接着上午的询问继续，我们的询问对象仍然是雷蒙德。斯特恩一开始就问到了我在三月份给卡洛琳打的那些电话，雷蒙德很快就记起来，当时，卡洛琳是在准备起诉一个强奸惯犯。雷蒙德还承认，我作为副检察长，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手下的检察官准备起诉的文书，尤其是在复杂的案子中。斯特恩说，卡洛琳要准备出庭，而我白天也有着繁忙的工作安排，我们当然有可能在晚上打电话商量一下公事，或是安排起诉的时间，雷蒙德表示了认同。
然后，斯特恩又从电话谈到了我在选举结束后的那个星期三在雷蒙德办公室里的行为。我当时曾经明确表示，卡洛琳被杀当晚我是在自己家里的，检方后来把这作为我的证词，斯特恩当然要在这上面大做一番文章。
斯特恩一再强调，我的证词是我自愿给出的。梅可女士是不是让萨比奇先生什么都不要说？你，雷蒙德先生，是不是也让他不要说？你是不是严厉警告过他？你是不是让他闭紧嘴巴？但是，他还是说了，他明显很生气，是不是？他的言行举止不像是事先谋划好的吧？他的话是脱口而出的吧？然后，斯特恩又详细解释道，作为一名检察官，应该最明白乱说话可能造成的后果。实际上，他也就暗示了，像我这样一个有司法工作经历的人，如果有仔细思考后果的时间，不可能会说出那些话，尤其是在当时的状况下。斯特恩又说，当时我作为谋杀案的调查负责人，如果真的杀了卡洛琳，那我一定会事先编好说辞。只有一个真正清白的人，才会被突如其来的指控激怒，才会有那些本能的反应。看着斯特恩询问雷蒙德的样子，我似乎预料到他的结案陈词会说些什么，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不让我上庭作证的原因。萨比奇在他第一天被指控杀人的时候就已经立刻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他还有什么能补充的呢？
陪审团都清楚了我当时的反应，斯特恩开始说起了我的人品性格，他让雷蒙德详细叙述我作为一名副检察长的工作表现。实际上，他是从我在《法律分析》杂志社的工作开始一直往下说的。莫尔托表示反对，说这与本案无关。斯特恩解释道，雷蒙德曾经质疑我在谋杀案调查中的立场，所以，陪审团有必要充分了解我的工作背景，才能判断雷蒙德对我查案不力的评价会不会只是我跟他之间关于查案手法、进度的不同看法造成的。这个理由基本上无懈可击，拉伦让莫尔托坐下。于是，关于我的人生故事又开始继续。
“所以，在差不多两年前。”斯特恩终于问道，“当你的副检察长塞内特先生搬到圣地亚哥以后，你让萨比奇先生接替了这个职位，是不是？”
“是的。”
“可不可以这么说，副检察长是你在整个检察院里最信任的人？”
“可以这样说，我认为，他也是最能胜任这个职位的人。”
“很好。你们检察院一共还有一百二十名检察官，是不是？”
“差不多。”
“其中包括尼可先生和莫尔托先生，是不是？”
“是的。”
“但你选中了萨比奇先生？”
“是的。”
尼可抬起头，颇有些生气，但他和莫尔托都没有表示反对。斯特恩慢慢地通过这些问题，暗示了这可能就是造成尼可、莫尔托和我之间矛盾的原因。有两个陪审员似乎一边听，一边点着头。
“你和萨比奇先生并肩工作了十二年多，你对他的判断力和人品应该有着绝对、完全的信任，你认为萨比奇先生是不可能杀人的吧？”
这个问题很有分量，很有争议，但用意也显而易见。莫尔托表示反对，但拉伦说“反对无效”。雷蒙德认真思考了半天，才作出回答。
“我确实认为他不可能杀人。”他说。这个小小的让步似乎对陪审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斯特恩一开始要对雷蒙德咄咄逼人——他必须亮出自己的观点。不是对陪审团，而是对雷蒙德。因为，有些事情是雷蒙德在走进法庭时，自己都没有想清楚的。
“很好。你认为萨比奇先生在查案的过程中，需要事事向你汇报请示吗？”斯特恩问。我猜，他可能是想为我迟迟没有催要指纹报告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一般都会给自己的属下一定的自由。”
“很好。那么，雷蒙德先生，萨比奇先生在调查波尔希莫斯女士的谋杀案时，他是知道你对他的信任的吧？因为你们过去一起办了很多案子，还包括不少大案要案，你都表现出了对他的信任。”
“我不知道他的想法，但在以前办案的时候，我确实很相信他。”
“比如说。”斯特恩接下来说的话，大家都没有料到，“你曾经让萨比奇先生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解雇尼可先生，是不是？”
尼可猛地站了起来，拉伦很不悦，他立刻让双方律师退席。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会把律师叫到一起，开个小会，但拉伦为了不让陪审团听到我们说话的内容，让我们离开法庭，站在他法官室外面的一个小厅里说话。
尼可、莫尔托、肯普、斯特恩、我，还有一个法庭记录员跟着拉伦从后门走出了法庭。大家都看出来了，法官对斯特恩很不满。法官认为斯特恩最后的那个问题太不恰当了。
“我们现在是在干吗？”他问斯特恩，“翻老皇历吗？这是把打官司变成了人品之间的较量吗？”
莫尔托和尼可说个不停。他们说，检方和被告之间过去的矛盾和本案并没有关系，拉伦显然同意他们的说法。
“法官大人。”斯特恩说，“我们并不是想指控尼可先生存心报复，故意对萨比奇提出了这样的诉讼。但我们认为，这件事可能会说明他现在为什么会受到误导，以及他是怎样受到误导的。”斯特恩没有明说，但却暗示了误导尼可的正是莫尔托。斯特恩从一开始就非常小心，他一直以来针对的就是莫尔托，而非尼可。尼可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陪审员都认识他，而莫尔托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又或者，是因为莫尔托一开始就承诺不会上庭作证，斯特恩想好好利用这一点。
“斯特恩先生，尼可有没有受到误导，为什么受到误导与本案无关。你不会是想要从这上面做什么文章吧？”
斯特恩严肃地说：“法官大人，我们认为，萨比奇先生在这个案子中极有可能是被陷害。”
我倒退一步，我很震惊。几周前，斯特恩明确表示不会采用陷害论的辩护策略，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想过这件事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没有提出这一说法，但一切的进展都还顺利。难道雷蒙德的证词真有那么大的杀伤力？我已经不明白我的辩护律师到底是想采用什么样的辩护策略了。就在之前，我还以为他向陪审团传达的是这样一个信息：莫尔托想得到萨比奇的职位，所以，才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着急地提起对萨比奇的诉讼，而尼可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对萨比奇本就有些不满。这就是桑迪·斯特恩，他总是洞悉人性的弱点，总是能潜移默化地把自己的观点传达给陪审团，从而削弱检方的可信程度，从而说明我被指控——这个荒谬的错误是如何产生的。而这种潜在的影响往往陪审员都心甘情愿接受。抛出我被陷害的这个说法是一个很大胆的策略，我和斯特恩之前一致同意，不值得冒这个险。现在，他突然这样说，我都还没有准备如何应对。法庭上的一切都会有记录，公众很快就会知道。记者在休息时间会把法庭记录员包围起来，恳求她念出记录的内容。我似乎看见了报纸明天的头版头条：律师声称，萨比奇是被陷害。天知道那些陪审员会怎么想。斯特恩的这一即兴发挥把我们的赌注大大提高了。
尼可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把这句话说了两三遍。
拉伦看着莫尔托，看他如何回答。
“荒谬。”莫尔托说。
“你的回答已经记录下来了。如果斯特恩先生真要证明这个案子里萨比奇先生是被陷害的，那么，我想，他和检方之间过去的过节就和本案有关了。”
这当然也是斯特恩抛出陷害论的原因之一吧，否则，有些问题就在陪审团的面前无法问出了。
“我得说一句。”拉伦说，“斯特恩先生，你现在是在玩火。我不知道你到底下一步想怎么办。但我要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你最好对检方的应对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检方在回不回答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自主权；第二，你最好有直接的证据，否则，我会禁止你在询问证人的过程中提及任何相关的话题，而且我会当着陪审团的面驳回你的问题。”人高马大的拉伦低着头，盯着斯特恩。在这个时候，大概很多律师都会退缩，吓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但斯特恩只是简单说了一句：“我明白了。法官大人，您会清清楚楚地看到我接下来的打算，我们会摆出与之相关的证据。”
“很好。”
我们回到了法庭。
“他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们在被告席坐下来后，我问肯普。他摇摇头，显然斯特恩事先也没有同他商量过。
斯特恩很快就问完了关于我解雇尼可的事，又问了几件小事。然后，他很随意地几句话总结完，回到我们的桌子边。
“快问完了。”他悄悄对肯普和我说，“还有一件事。对了，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问他刚刚在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只是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过会儿再和我细说。肯普告诉斯特恩，他没有要补充的了，斯特恩便又回到证人席前面。
“还有几个问题，雷蒙德先生，感谢你一直以来的耐心。我们之前说过了，你曾经把一个案子交给波尔希莫斯女士处理，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案子。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雷蒙德说，他脸上带着微笑。
“那么，你知道莫尔托先生也被牵扯到这个案子里了吗？”
尼可立马站起来，愤怒地喊着“反对”，拉伦第一次在陪审团面前表达了对斯特恩的气愤。
“斯特恩先生，关于这个案子的问题，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法官大人，这和我方的辩护理由有关。”他指的是所谓陷害论，斯特恩在这里说得很含蓄，是不想让陪审团猜出我们之前讨论的内容，“我必须说出来，我们打算继续对这个案子展开调查，如果有必要，也会提供相关的证据。实际上，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证据。”斯特恩的意思是，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拿出那个B类档案，证明我确实是被陷害的。我再一次被他的话震惊了。拉伦往后一靠，双手抱头，大口喘着气。
“现在，还是不要再继续这个话题了。”拉伦说。
“那还有两个问题。”斯特恩颇为严肃地说，还没等法官说可不可以，他就转过身，问雷蒙德，“莫尔托先生有没有问过你关于那个案子的事？”
“我记得有。在我辞去了检察长的职务以后，他就检查了拉斯迪，也就是萨比奇先生对波尔斯莫斯女士谋杀案调查时的所有资料。”
“那么，这个档案现在在莫尔托先生手上喽？”
“是的。”
“据你所知，他有没有对那个案子展开相关的调查？”
“我不知道。”
“我来回答。”尼可突然开口了，他站了起来，显然已经火冒三丈了。他满脸通红，眼睛滚圆，“他没有展开调查。这个案子只不过是萨比奇故意混淆视听的计谋，他才不会上当。”在陪审团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是很不合适的。但尼可必须抓住这个时机，澄清自己。毫无疑问，他和莫尔托从外面走进法庭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过了，要在陪审团的面前为莫尔托作一次明确而高调的辩解。斯特恩没有提出反对，而是慢慢地转过身，看着莫尔托。
“尼可先生。”他说，“这个案子到底是混淆视听，还是为了找替罪羔羊。”他暂停了片刻又说，“我们心里都清楚。”
这是斯特恩对雷蒙德交叉询问的最后一句话。
拉伦这一周都不会再审理我们的案子了。星期五，他要听审其他几个案件。我等着斯特恩给我解释他的新策略，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收拾着桌子上的文件。雷蒙德在走出法庭之前，走过来和斯特恩握了握手，绕着我走开了。
最后，斯特恩终于来找我了。他用手帕擦了擦脸，看上去很轻松。他对雷蒙德的整个询问都很顺利，除了最后那一点儿小插曲。
但我还是很担心，根本没有心思去赞扬他的表现。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你不是告诉我，我们不会指控检方陷害我吗？”
“拉斯迪，很明显，我改变主意了。”
“为什么？”
斯特恩朝我露出一个拉丁美洲人特有的微笑，充满了神秘。
“直觉。”他回答说。
“我们有什么证据？”
“你这倒提醒我了。”他说，他比我矮很多，要把手搭在我肩上还有点难度，于是，他换了另一个表达亲密的动作，整了整我的衣领，“现在，就由你来操心这件事吧。”说完，他转身走了。
第三十节
今天晚上，我说我累了，很早就同斯特恩、肯普道了别。其实，我还有一个约要赴。我离开法庭，给肯尼利打了电话，他在一个名叫“六兄弟”的小酒馆里。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那里的时候，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这片地区是波多黎各人和黑人的地盘，倒并不是没有白人出没，只是，在这里出入的白人不会穿着笔挺的西装，拿着高档的公文包。这里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仓库和工厂，中间夹着住人的简陋小屋。街对面有一家香肠加工厂，空气中全是辣椒和大蒜的味道。六兄弟酒馆和这一路上所有的小酒馆一样，地上铺着复合地板，餐桌上铺着塑料桌布，镜子上方装着灯，门口挂着霓虹灯的招牌，投下奇怪的光影。
肯尼利没有在外面等我。我一走进酒吧，他就站起身，我跟着他走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房里有四张桌子。他说：“在这里没人会来打扰我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虽然笑着，但语气却并不是那么友好。他是警局的主管，而我是被告、是检方起诉的对象、是一个被指控犯下了杀人罪的人。像他那样的警察，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地方。
“谢谢你能来，肯尼利。”
他挥了挥手，让我有话直说。一个女服务员把头伸进来。我本来想说不用喝什么，后来想了想，还是要了一杯威士忌。肯尼利手上已经拿着一杯威士忌了。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四月份我去警局找你的时候，就应该问你的。”
“什么问题？”
“在八九年前，北区分局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意思？”他盯着我，他希望我说得更明白一些。
“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有人受贿了？”
肯尼利喝了一口酒。
“你知道你现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吧？”他问。
“当然知道，我又不是瞎子傻子。”
他看着我，“你想往这件事情上查？”
我告诉了他实情。
“我觉得用不着。斯特恩很有本事，他能打赢的。陪审员都很喜欢他，已经有三个人巴不得约他吃饭了，你从那些人的表情上都看得出来，他今天对雷蒙德的询问也很成功。”
“他们都说尼可没什么胜算。他们说，他对这个案子的起诉太仓促了，是莫尔托在推波助澜。他们还说，如果尼可动脑子想想，他就应该找个你很相信的人，给那个人装上窃听器，让他来套你的话，而不是自己来跟你当面对峙。”我现在才意识到，肯尼利对尼可很生气，我原本还以为他只是喝多了在闹脾气。他对这个案子非常了解，他知道警方犯了个错误，这是他难以容忍的，“我认为你肯定会被定罪的。你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去过她的公寓，还用过她的那只玻璃杯，你撒了谎。”
“你想让我亲口告诉你，我没有杀她吗？”
“那你说啊！”
“我真的没有杀她。”
肯尼利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目光很犀利。我知道，他并不相信我的话。
“你真是奇怪。”他说。
酒吧的女服务员端着我的酒进来了，她穿着一件荷叶边的衬衫，露出一点儿乳沟。她给肯尼利又拿来了一杯威士忌，放在他面前。
“你知道吗？”我一边喝，一边对肯尼利说，“我一直以来也不是很了解我自己。我母亲是个奇怪的女人，跟那些满大街拎着购物袋的女人一样。我父亲在‘二战’时期曾经见到狱友吃生的死马肉，他们都对我产生了影响。真的，我人生中的一切都很奇怪。在这个案子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个普通人，就是那种普普通通的邻家男人。我经历了这个案子，你今天又告诉我，我是个奇怪的人，我心里好像也有个很小的声音在说，你说得对。所以，我要谢谢你。”我和他碰了一下杯。
我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