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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放弃了举行审判前会议的权利，那么，我们现在就尽快决定开庭审理的相关事宜吧。文员。”他说，“请抽一个签。”大概在五年前，法庭内部爆出了内定法官的丑闻之后，上一任大法官弗雷便决定，要采取某个办法，确保审理案件的法官都是完全随机分派的。我建议采取抽签的方式，在法庭上，当着每个人的面抽签，这个建议当然是以雷蒙德的名义提出，后来马上得到采纳，我想也是从这件事开始，雷蒙德发现了我在管理工作方面的能力。现在，法庭会事先准备好一些小木牌，每个木牌上写着一个法官的名字，放在箱子里摇混，然后让文员随意抽取。
“拉伦法官。”他说。抽到的是拉伦·利特尔。他是雷蒙德的老搭档了，是每个被告律师做梦都想抽到的人。我顿时轻松了，肯普也握了握我的手，莫尔托却叹了一口气，我很高兴看到坐在法官席上的莫菲瑞似乎在那一瞬间也露出了微笑。
“那么，本案将由拉伦法官主持审理。请被告在十四天内提出相关申请，检方请根据拉伦法官的指示作出回应。”莫菲瑞拿起小木槌，他已经准备开始下一个案子了，但他又停了片刻，低头盯着尼可，“尼可先生，我原本应该打断肯普先生的话，但我认为本案在结案时，很有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议。我并不是赞同肯普先生的话，但他说这些都是非常严肃的指控时，并没有说错，何况被指控的是我们都认识，为法庭作出多年贡献的人。所以，我和本区所有其他普通市民一样，希望这个案子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审理，而我也正是这样做的。”莫菲瑞再次对我点了点头，然后开始了后面案子的听审。
尼可走了，和他来的时候一样，走的是衣帽间的出口。肯普努力保持着镇定的表情，他把记事本放进公文包内，看着尼可走了出去。
“他走得还挺潇洒的，是不是？”肯普问。
第二十节
巴巴拉说：“抽到了拉伦法官，你应该很高兴吧？！”我们现在已经开车上了高速公路，终于摆脱了市区中心堵塞的交通。巴巴拉开的车。最近几周，我们都认为，鉴于我心神不宁的状况，还是不要让我开车比较安全。现在，我们已经把吵吵嚷嚷的记者都甩到了后面。自我们从法庭出来，他们就一路跟着，拍个不停，还把巨大的摄像头杵到我们面前，那些镜头就像是一只只怪兽的眼睛，我们只能慢慢地走。斯特恩之前就告诉过我们，在镜头前，要努力表现得放松一些。我们和肯普一起走了两个街区，才在街角分开。他说，如果每一天都像今天这样，尼可恐怕都撑不到开庭了。肯普本性上是个乐观开朗的人，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温和敦厚的个性中又总是带着一丝阴郁的感觉。不可能每一天都像今天这样，未来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熬。我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他的表现很专业、很出色。巴巴拉也吻了吻他的脸颊。
“抽到拉伦很幸运。”我说，“说不定这是最好的选择。”但由于雷蒙德的原因，我还是犹豫了一下。不管是雷蒙德，还是拉伦法官，都从来不会在法庭之外讨论关于案子的事，但雷蒙德作为法官最好的朋友，即将上庭作证的这一情况还是会带来一些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要取决于雷蒙德到底是偏向于哪一方。我碰了碰巴巴拉放在方向盘上的手，“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不客气。”她说，“真的，这还挺有意思的。”但她立刻又补充道，“当然，我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她总是这样充满了好奇，但内心却是诚挚的。
我这个案子是律师们所谓的“热门案件”，媒体对于这个案子的关注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陪审员在还没有达到法庭之前，就已经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了。到目前为止，尼可在媒体战中处于上风，我只能尽力维持自己积极正面的形象。老实说，我被起诉的罪名是谋杀加婚外情，所以很有必要让公众知道，我的妻子还没有丧失对我的信任，巴巴拉是否出席每一场有媒体记者的活动很关键。斯特恩坚持要她去他的办公室，要当面对她解释这一切。巴巴拉一直不喜欢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对外人总是存有戒心，我原本以为她不会愿意出席这些场合，但她竟然同意了。在这过去的两个月，她对我的支持从来没有动摇过。虽然她一直认为我所遭受的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愚蠢冒失造成的，但她也发觉，这次起诉确实对我很不公平。她一再公开表示对我的支持和信心，而且在我没有开口的情况下，主动给了我一张五万美元的支票，支付了斯特恩的订金和后续各项律师费用。这笔钱是她父亲临死前留给她的，只有她有支配权。另外，她会在吃饭的时候聚精会神地听我说话，听我把尼可和莫尔托臭骂一顿，或是给她解释斯特恩所准备的各种巧妙的辩护策略。晚上，当我放空发呆时，她会轻轻地抚摸我的手，她感受着我的痛苦。虽然她表现得勇敢坚定，但我知道，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也曾经悄悄哭过。
我们不仅共同面对这些变故所带来的压力，我日常行程的变化也给我们增添了新的内容。我每天都会去图书馆，为自己的辩护词想一些方案，闲时会在花园里毫无目的地拔拔草，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夏天放了暑假，巴巴拉在学校基本没事可做，我每天把奈特送到夏令营后，我们会边吃早饭边闲聊。午饭的时候，我会去院子里摘点蔬菜做沙拉，而我们之间的性关系也开始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下。”有一天下午，她躺在沙发上，一边看杂志一边吃巧克力时，突然对我这么说。于是，我们便形成了一个新的习惯：每天下午做一次爱。鸟儿在窗外歌唱，卧室百叶窗的缝隙里透过明亮的日光。我会深深地进入她的身体，她翻来覆去，全身开始紧绷，她闭着眼睛，眼球却在转动，原本平静的脸颊变得越来越红润，然后又会开始放松。
巴巴拉是个充满想象力和活力的女人，我并不是对她失去了兴趣才去找卡洛琳的。我对巴巴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即便是在我们最难熬的时候，在去年冬天我愚蠢地对她坦白之后，我们之间的性生活也并没有中断。我们是开放的一代人，我们开诚布公地讨论性。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就像一盏魔灯，我们不断寻找着它合适的位置。我们成了追求身体快感的专家，去学习各种让自己愉悦的方法。巴巴拉是一位新时代的女性，她认为，没有性生活的婚姻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
现在，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影响我们之间关系的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即便如此，我还是在巴巴拉对我的爱中感觉到了一丝绝望和悲伤，我们之间还有一段需要跨越的距离。在那些甜蜜的下午，我会躺在床上，巴巴拉在我身边小睡，在吵闹喧哗的市中心生活多年后，这种城郊午后的宁静显得格外令人放松、令人陶醉，而身边的妻子也让我觉得她是一个谜。
在我对卡洛琳最疯狂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巴巴拉。我和巴巴拉之间的婚姻生活有时会显得乏味而无聊，但我们的家庭生活却从来不会如此。我们都对奈特全心全意地奉献着一切。在我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就知道别人家和我们家不太一样。别人一家人会在晚餐的桌上聊天，会全家人一起去看电影，逛公园，在开阔的草坪上玩球。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我羡慕他们。所以，我小时候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家能够像一个家，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而这种伤痛也从来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合。
但如果说奈特是我们夫妻之间唯一的纽带也过于夸张、过于悲观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妻子巴巴拉是个漂亮的女人，可以说很迷人。她很在意自己的外表，也一直精心打扮、细心保养。她的胸部还很挺拔，尽管生了孩子，腰身还纤细得像个小姑娘，她五官精致，身材不胖不瘦，匀称得恰到好处。她当然也能找到情人，但她没有去找。她还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父亲去世后，给她留下了十万美元的遗产，所以，她一直没有离开我也并不是贪图我的钱财。有时候，我们在激烈争吵的时候，她也会伤心地说，除了奈特，我是她唯一的男人，是她唯一爱过的人，想来应该是真的，不过这对她来说，是好是坏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我们的关系开始缓和，巴巴拉开始对我倾注全部的爱和关怀。我成了她了解外界的窗口，告诉她在尼尔林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的案子进入审判阶段后，我到家时经常已经是晚上十一点，甚至十二点多了，但她还是会穿着睡衣等我，帮我热饭菜。我们坐在一起吃东西时，她兴致勃勃地听我说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就像以前坐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小孩子。我嘴里嚼着东西，夹着碗碟碰撞的叮当声，跟她描述着各色各样的证人、警察和律师，她会笑着、感叹着。也许只有通过我，她才能了解外面这样的世界吧。
我呢？我又是怎样的呢？当然，我也看重夫妻之间的忠诚与奉献、宽容与关怀，她对我倾注的无私的爱抚慰了我受伤的心灵。如果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她，那也不是事实。我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我从小就饱受辱骂，而巴巴拉阴沉悲观的性格有时候真的让我无法招架。在她冷嘲热讽、恶言恶语的时候，我真有恨不得掐死她的冲动。渐渐地，我学会了在这样的时候装得冷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装出来的冷淡变成了真正的冷漠。我们之间总是发生矛盾，这时，两个人就好像陷入了一场拉锯战，双方在不断退让中达到了平衡。
不过，那样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甚至都已经快被我们忘记了，我们都在期望中等待着。到底是什么支撑了我？应该就是希望吧！在那些慵懒的午后，我似乎快要抓住了它们，我内心充满了对巴巴拉的感激，我们之间也有过激情爆发的时刻，有过开心的经历，和她在一起，我也享受到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那几年，大家都充满了激情和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神秘感。我会经常陷入对她的渴求之中，思来想去。我就像科幻小说里被留在地球上的某个外星小人，伸出触角晃来晃去地走着，恳求着飞船上的同类，让我进去吧！让我进去吧！
当我还在法学院读书，巴巴拉在大学开始教书的时候，我们住在一套破旧的两室公寓里，房间不仅年久失修，而且还害虫肆虐。冬天，暖气管里会突然喷出滚烫的热水，水槽下面的柜子全是老鼠和蟑螂的地盘，如果它不是学生公寓，大概早就会被贴上贫民窟的标签了。我们的房东是两个希腊人，两口子一个比一个体弱多病。他们住在院子对面的楼上，无论春夏秋冬，都能听到丈夫剧烈的咳嗽声，而妻子患的则是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衰竭。每个月我去交房租时，都会觉得害怕，因为只要他们的房门一打开，我就能闻到一种衰败的气味，那么浓，像是正在腐烂的蔬菜。但当时，我们只住得起那样的房子。巴巴拉刚开始教书，薪水不高，我还要支付学费，我们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接近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
我们当时经常开玩笑，我们没钱出去玩，唯一的娱乐活动只能在床上。不过这个笑话更像是为了解释我们之间的尴尬，因为我们都知道，实际的情况是，我们都很喜欢这种床上运动。那真是充满激情的年代，每周末都是我最期待的时候，我们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周末节目：一起吃晚餐，喝瓶红酒，然后便开始长时间甜蜜又缠绵的性爱。我们可以从公寓里的任何地方开始，边脱衣服，边往卧室去。有时候，我们会持续一个多小时，我全身又酸又痛，巴巴拉也会挺着高耸的胸部，我们翻来覆去，缠绵不尽。有一天晚上，我领着巴巴拉朝卧室走去时，突然看到卧室的百叶窗居然是拉开的，窗户对面是那对老头老太，正朝我们这边看。他们的表情是那么震惊，又是那么无辜，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就像是受了惊吓的小动物。对了，就像是小白兔，瞪圆了眼睛，满脸的疑惑。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故意偷窥，但我还是觉得无地自容。那一刻，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巴巴拉手里握着我勃起的阴茎，上面还涂满了杏仁油。我知道巴巴拉也看见他们了，因为当我赶紧去拉窗帘时，她阻止了我。她握着我的手，然后又握住我的阴茎。“别看他们。”她说，“别看他们就行了。”她喃喃道，她甜蜜又温暖的呼吸吹在我的脸上，“他们就会走了。”
第二十一节
听审会一周后，斯特恩和我来到了雷蒙德·霍根目前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他从五月份开始，就成了这家公司的合伙人。我们站在事务所的接待前台，公司的实木地板上铺着一块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波斯地毯，浅蓝色的底色上是玫瑰的图案。墙上则挂着各种各样抽象的艺术画，看上去都价值不菲。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摆着玻璃小桌，上面整整齐齐地放着《福布斯》、《华尔街日报》之类的报刊。豪华的红木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金发美女，登记着来访客人的名字，要请到这样一个甜美漂亮的女孩子，每年大概要好几千美元吧。
斯特恩小声跟我交代着，那些穿得西装革履、来来往往的年轻律师们大概都看不到他的嘴在动。他让我不要和雷蒙德说话，他会提出问题。按照他的说法，我的作用就是来露个脸。他还说，最重要的是，无论这次会面发生了什么状况，我都一定要保持冷静。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我问。
“听说了一些事。”斯特恩说，“不过现在没必要去猜，我们马上就知道答案了。”实际上，他听说了很多事，一个好的辩护律师有复杂广泛的人际网络，客户会带来消息，记者也会带来消息，有时是警察朋友，当然还有其他律师。我当检察官的时候，总觉得这些律师都有着自己紧密的小团体，一有风吹草动就开始通风报信。斯特恩告诉我，在尼可刚刚上任后不久，他就传讯了雷蒙德，雷蒙德以涉及工作保密内容的借口回绝了。斯特恩说，他是从一个很可靠的人那里听来的这个消息。既然如此，我猜雷蒙德和尼可之间应该还是相互敌视的，但雷蒙德的名字出现在证人名单上，又表示他可能还知道别的什么事。但不管是谁告诉了斯特恩雷蒙德出庭的真正原因，斯特恩也绝对不会对我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雷蒙德的秘书出来迎接我们，在走往他办公室的路上，雷蒙德就迎了过来，他穿着衬衫，没有穿西装。
“斯特恩、拉斯迪。”他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又长胖了，腰围那一圈的衬衫被撑得有点紧，“你们之前没来过这里吧？”
雷蒙德带着我们逛了一圈。现在的律师事务所和跨国大公司一样，出于规避税收的原因，都装修得像凡尔赛宫一样富丽堂皇。雷蒙德给我们介绍了墙上的画，我猜那些画家的名字他大概也只是从杂志上看来的，什么斯特拉、琼斯、劳森伯格之类。他指着一幅全是波浪线和正方形的画说：“我最喜欢这一幅画。”会议室里，摆着一张九或十米长的桌子，是用一整块绿色孔雀石雕成的。
斯特恩问起了雷蒙德的工作状况，雷蒙德说：“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处理各种联邦检察院方面的工作，还不错。”他继续说，“我有一个客户把绳子有问题的降落伞卖给了国防部，现在正在打官司。完全是由于疏忽。”雷蒙德带着一个邪邪的微笑对我们说，“百万分之一的概率。”
最后，我们终于走到了雷蒙德的办公室。他们给他安排的办公室在一个角落，但是面朝西南，风景极好。雷蒙德的荣誉墙也搬到了这里，还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现在挂在正中间的是雷蒙德任职检察长时站在讲台前的大幅照片，照片里除了他，还有四十多个人，我也在里面，不过是在右边的角落里。
雷蒙德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之前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叫皮特还是别的什么名字，是雷蒙德的助理，他拿着一个本子和一支笔，他将记录下我和雷蒙德会面的全过程。如果以后我们对这次会面的内容出现了争议，那么将由他来作证。
“二位，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呢？”雷蒙德让秘书把咖啡送进来之后，便开口问。
“首先。”斯特恩说，“我和拉斯迪都很感谢你抽空和我们见面，谢谢你！”
雷蒙德挥挥手，“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话有点奇怪。我猜，他的意思是说，他也很想帮忙，让我们不用客气。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拉斯迪最好还是不要参与到我们的谈话中来。他听着就好了，希望你不要介意。”斯特恩说这话的时候，朝皮特看了一眼，皮特正拿着小本，记个不停。
“当然没问题了，你做主。”雷蒙德开始整理自己的办公桌，装作拂去灰尘的样子，不过，无论是我，还是他，都没有看到桌上有什么灰尘，“你让他也来了，我觉得有点惊讶，不过你们决定就好。”
斯特恩习惯性地皱起眉头，这是他们拉丁美洲人典型的表情，大概是因为有些话实在不知如何开口吧。
“那么，你们想让我说什么呢？”雷蒙德又问。
“我们在尼可的证人名单上看到了你的名字，这就是我们来的原因。”
“当然。”雷蒙德一边说，一边举起双手，“你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斯特恩。检方给你发来了传票，那你就必须出席。”我见过他这个姿势上千遍了，他这是在虚张声势。雷蒙德说话的时候手势很多，他总是喜欢微微笑着，却很少直视对方，这是他同辩方律师谈判时的技巧。他这个表情的潜台词是，我很想帮忙，但我无能为力，其实等对方一走，他就可能开始破口大骂。
“如果你接到了法庭的传票，你一定会出庭了？”
“是的。”
“我明白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你的证词，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还没有跟检方说过什么？”
“那倒不是，我和他们谈过了。你也知道，我和你们谈，也和他们谈，我和莫尔托坐下来谈过好几次了。不过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