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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份不见了，是不是？”我问。
“确实少了一份。”他说，“可能是编号出了错。”
“一共有六十多份档案，有可能是编号编错了。”肯尼利说。
我问他：“但也有可能确实是不见了。”
“是有这个可能。”
“法院应该还有记录，对不对？”我问。
肯尼利看着古尔拉什，古尔拉什又看看我。我把档案的编号写下来，应该还有存档的，到时候让利普兰泽去查。
古尔拉什走后，我又和肯尼利待了一会儿。
“你不想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他问。
“我不能说，肯尼利。”
他点点头，但我看得出，他有点不高兴。
“好吧。”肯尼利说，“都是陈年旧事了，故事不少啊！”他的眼神显得很随意，似乎是想让我知道，我们都有各自的秘密。
外面的天气很热，有二十六七摄氏度的样子，算是四月份气温的最高纪录了。我坐上车，打开收音机，调到新闻频道，是市长办公室的直播采访节目，只听到了结尾，但市长大人的一堆废话已经让我了解了大概。他说，检察院需要新鲜的血液，需要一个新的方向。社会大众需要，也应该得到这个。
看来，我真的要开始找新的工作了。
第十四节
少儿棒球赛。在春天傍晚昏暗的光线中，奈特所在学校二年级学生的父子棒球联赛开始了。开阔的棒球场上，天空低垂，原本是一片沼泽的地上现在则是一片草坪，斯特朗梅尔·斯丁格斯老师漫不经心地站在场上，穿着运动夹克的小男生小女生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高，都戴着棒球手套，他们的爸爸站在赛场边，喊着各式各样的口号。夜色在慢慢降临，一个叫洛基的八岁大个子男孩站在本垒，把球棒在空中绕了两三圈。在他旁边，一个长长的橡皮球座上放着一颗已经很破的棒球。他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把那颗球远远地击到了外场，球落在左边偏中的位置，超过了斯丁格斯老师防守的范围。
“奈特！”我拼命喊着。很多人也都在喊：“奈特！”他好像才突然清醒过来。一个扎着马尾辫、戴着棒球帽的小姑娘迅速朝球跑去，奈特先她一步抓到了球。奈特抓着球，绕了绕胳膊，一下子就把它甩了出去。球划着大大的弧线，朝场内飞过来，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声，落在了游击手和三垒之间，而洛基也正好在这个时候跑过了本垒。
我不好责备自己的儿子，只能沿着边线来回走动，使劲拍着巴掌说：“醒醒！快醒醒！”奈特一点儿也不怕我。他只是耸耸肩，伸出戴着棒球手套的手，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他嘴里缺了几颗牙，看上去像是南瓜灯上的那些鬼脸，新长出来的牙齿也是参差不齐，有点像胡乱插在蛋糕上的小蜡烛。
“爸爸，我输了。”他喊道，“我真的输了。”旁边的一群爸爸和我同时一阵大笑。我们都重复着他的话，他输了。克里夫·纳德曼拍了拍我的后背。虽然这孩子打球一塌糊涂，但还是很可爱的。
不知道其他男人在年轻时会不会想象自己儿子未来的模样，我那时候，可是带着激情和希望展望了自己未来二十年的生活。我总是想象着他——我的儿子，是彬彬有礼、听话懂事的孩子。他会非常优秀，会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很多很多的特长。
但奈特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模样。他不是个坏孩子，我们家对这一点还是达成了共识。自从他两岁以后，巴巴拉和我就一直在向对方说着这句话。我们说，奈特其实不是一个坏孩子。我拼命地相信这一点，带着满满的爱坚信这一点。他很敏感、很善良，但他也很野，很容易分心，从小就自行其是。我给他念故事书的时候，他会自己去翻页，看看后面是什么。他不太听话，或者说是看上去不想听话。在学校，他一直是老师头疼的问题儿童。
但幸好，他无忧无虑的乐观性格和长相救了他。我的儿子，他很帅。我所说的，不是那种普通的帅，我的儿子有着精致的五官、光洁的皮肤，双眼深邃而敏锐，让人一见就喜欢。这样的长相不是从我这里遗传的，我的长相有点粗糙，鼻子太大，眼窝又太深。巴巴拉一家人则个个都是娇小玲珑、英俊美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她们家遗传基因的功劳。但是，私下里，我也经常会想起我的父亲，他深邃冷静的样子，也是一种斯拉夫人风格的帅气。也许是因为担心奈特会继承父亲的某些性格缺陷，我总是在内心默默祈祷，希望奈特的帅气不会让他走上歪路，不会让他骄傲自大，更不会让他冷酷残忍。这些特点都是我所遇到的帅哥美女们经常会有的，他们会觉得这是他们天生的宿命，甚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权。
球赛结束了，我们三三两两地朝停车场走去。如果是五月，天气渐暖，球队在打完比赛后会一起野餐，有时候会订比萨外卖，各家的爸爸则负责每周轮流带啤酒。吃过晚餐，孩子们讨论比赛的情况，爸爸们躺在草坪上，随意聊聊各自的生活。我很期待这样的活动，对这些男人，我并不十分了解，但待在一起，却感觉我们之间有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就像是从教堂一起出来的教徒一样。这些带着孩子的父亲们，暂时抛开工作日烦人的职场生活，抛开家庭婚姻的喜怒哀乐，抛开各种沉重如山的责任义务，在周五的晚上，寻得一点点的轻松。
但现在这个季节，天气还有点冷，天色也已经很暗，我之前也跟巴巴拉约好了，球赛完后一起去市区吃晚饭，所以，球赛打完，我和奈特便离开了。我们到达餐厅的时候，巴巴拉已经坐在红色的沙发椅上等着了。她亲了亲奈特，听着他喋喋不休地说自己差点胜利的经历，但与此同时，她也朝我投来冷冷的、带着责备的目光。我们现在正处于冷战期，巴巴拉对我参加卡洛琳案子调查的事还余怒未消，但今天晚上，我感觉到，她的愤怒中还有一点儿别的原因。我首先想到的是，是不是我们迟到太久了，但当我抬头去看餐厅的挂钟时，我发现我们甚至还早到了一分钟，我不知道到底又做了什么惹到了她。
不过，巴巴拉就是这样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外界的人和事，过往的种种经历，都会让她觉得压抑。她曾经在北区教过六年书，对社会改良失去了信心。有奈特后，她便放弃了工作，安心当起了家庭主妇，但这样的生活是局限的、狭隘的，渐渐地，她变得越来越安静，越来越愿意独处。三年前，她的父亲去世，她感觉父亲又一次抛弃了她。她父亲一辈子从来未关心过她和她母亲，所以才让她时时都处在孤独之中。我们原本快乐的婚姻生活还能让她稍稍抵御这些抑郁的情绪，但渐渐地，我们之间也开始缺少沟通。她几乎对所有的人都失望透顶，那种情绪是那么明显，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如果我抓住她的手，舔一舔她的皮肤，那味道一定是又苦又涩。
后来，这种状态就被打破了，原因是我的出轨。这导致了我们婚姻生活中最长的一次冷战，但即便是到了现在，巴巴拉也从来没有说过要请律师或离婚之类的话，所以，我仍然希望还有改善的机会。她现在就那么平静地坐着，让我也感觉很平静。我就像是沉船上的幸存者，牢牢抓着一片破木板，等着救援的到来。我相信，我迟早会再见到那个幽默乐观、聪明睿智且爱我至深的女人。我到现在都认为，那才是我的妻子。
现在，那个女人脸上挂着冷若冰霜的表情，排着队等餐厅的位子。奈特已经悄悄溜了，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卖糖果的柜台。他的棒球裤松垮垮地挂在腰上，快被他的鞋底踩到了。他一只膝盖和两只手全都紧紧地靠在玻璃柜上，专注地看着一排排的糖果和巧克力。他一边看，一边轻轻摇晃着，显然是已经锁定了目标。我和巴巴拉都盯着他。
“所以呢？”她突然问我。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必须要保证答案能让她满意。
“‘所以’什么？”
“所以，你的工作怎么样？那个大案子破了吗？”
“没有线索。”我告诉她，“也没有什么结果，全是一团乱。老实说，整个检察院都是人心惶惶、垂头丧气。你也知道，现在波尔卡罗已经公开宣布支持尼可了。”
听到这句话，巴巴拉似乎退缩了一下，然后又用酸溜溜的眼神扫了我一眼。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发火了。昨天，我回家的时候非常晚，我待在楼下，以为她已经睡了，但她突然穿着睡衣走下楼，站在楼梯上问我在干吗。我告诉她，我在写简历，她立马转过身，重新上楼了。
“今天雷蒙德没有说推举你当法官的事吗？”她问。
我自己也哆嗦了一下，我后悔一时糊涂和虚荣，在她面前提到了这件事。现在，我的希望还很渺茫。两天前，波尔卡罗已经明确表示，他并无意讨好雷蒙德。
“你想让我怎么样，巴巴拉？”
“我不想让你怎么样，拉斯迪。我早就没想让你怎么样了，你不是就想这样吗？”
“巴巴拉，雷蒙德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他为你做过什么？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有家庭，现在却随时可能失业。他让你为他干活，帮他解决问题，当他要辞职的时候，却还要拖你一起下水。”
“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
“他是在利用你，你老是被人利用。你不仅任由他们利用你，而且你还很喜欢这样。你是真的很喜欢这样。你宁愿被外人虐待，也不愿意关心一下真正关心你的人。”
“你说的是你自己吗？”
“有我、你妈妈，还有奈特。你这辈子都是这样，你没救了。”
我差一点儿就反驳她了，但理智让我忍住了。餐厅的服务员来了，是一个个子娇小的女孩，像是健身俱乐部的模特，她带我们走到餐桌旁边。巴巴拉和奈特就晚餐应该吃什么开始讨价还价。“想吃炸薯条，可以，但是要喝牛奶，不能喝可乐，而且必须吃蔬菜沙拉。”奈特哼哼了几句，转过身。我轻轻搂着他，让他坐好。巴巴拉用菜单遮着脸，显得很冷淡。
我刚刚认识巴巴拉的时候，她是不是开心一些？一定是，但我有点记不起来了。当时，我按照大学自然科学课程的要求，选修了微积分，真是疯了，但幸好，后来有她帮我补习。再后来，她不向我收补习费了，她爱上了我，我也爱上了她。我爱上了她的冰雪聪明、她的年轻美丽、她的朴素大方，也爱她是医生的女儿。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通得刚刚好”的女人。我甚至爱上了她阴晴不定的个性，爱她总是能把我觉得非常遥远的事描述得那么生动。最重要的是，我爱她对我的热情。在我的生命中，还没有哪个人如此想要得到我的陪伴，如此欣赏我的每一个方面。我知道，至少有六七个男孩也都很喜欢她，但她只要我。实际上，一开始是她热烈地追求我，那种热情我都觉得有点难为情。我猜，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让她想要抚慰我这个笨笨的、阴沉又满怀着各种悲伤秘密的男孩，她也知道，她父母会觉得这样的男孩配不上她。
她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和我一样，也和奈特一样。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她也觉得很压抑。她父母对她的关心让她觉得窒息，从某些方面看，甚至觉得有点虚伪。她说，她的父母掌控着她，一直都把她当作实现自己未了心愿的工具，并不去真正了解她的梦想是什么。她经常告诉我，我是她所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个像她自己的人，不仅仅是独生子女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也时时刻刻都带着一种孤独感。这难道就是那可悲的爱的相互性？人们总是觉得自己给予了什么，就想得到什么。巴巴拉希望用她的关怀和爱心，让我从青蛙变成童话中的王子，走进她被囚禁的阴森树林，带着她从四周的妖魔鬼怪中逃离。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却时常让她失望。
餐厅里热闹喧哗，一张张桌子旁，有夫妇情侣在聊天的，有下了夜班的工人一个人吃饭的，服务员来回穿梭，倒着咖啡。而我——拉斯迪·萨比奇，也坐在这里，我三十九岁，肩上压着一辈子的重担，身上带着工作后的疲惫。我催促着儿子赶紧喝牛奶，自己吃着汉堡包。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我说我已经爱了将近二十年的女人，却对我不理不睬。我明白，她有时会失望。我也明白，她有时会悲伤。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感觉得到，但我什么都做不了。不仅仅是无聊重复的生活让我失去了力量，在我身上，也缺少了一种人性的真善美，我们只能成为我们可以成为的人。我有我的过去，我的回忆，我也有想要解开的谜团，我也经常茫然失措。我能听见巴巴拉内心的呐喊，我了解她的需要，但我只能用沉默和痛惜去回答。为了完成成为拉斯迪这一伟大任务，我必须隐藏自我——隐藏得太多，太多！
第十五节
选举的那一天天气晴朗。头天晚上，我和麦克·杜克、拉伦还有雷蒙德一起坐在雷蒙德的办公室里，他们觉得好天气对选举很有利。目前，党内已经表示支持尼可了，雷蒙德需要选民真正关注候选人，而不是受党派意愿的支配。过去的这一周，情况有点奇怪。每次出现不利的发展局势时，你会说，没希望了，但过后，你还是会充满希望地向前看。昨天晚上，在雷蒙德的办公室里，他们还在讨论有没有赢的机会。《论坛报》和第三频道又联合举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就在波尔卡罗宣布支持尼可的那一天，结果显示，雷蒙德的支持率只下降了五个百分点。麦克说，他觉得从那之后，情况开始不断好转，雷蒙德暂居下风的形势反而让他又获得了一些同情的支持票。我们四个大男人，就那样满怀信心地坐在那里。
在办公室里，和往年一样，随着选举的临近，气氛却越来越轻松，大家都感觉快要熬到头了。检察院的这些人都是擅长阴谋诡计的政客和受雇文人，但在雷蒙德任职期间，却由于雷蒙德的反对，没能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以前，曾经有副检察官在法庭上出售竞选活动的门票，大捞了一笔，那样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在十二年的时间里，雷蒙德从来没有以捐赠的名义向自己的下属要过一分钱，也没有请求过任何人帮忙，很多在雷蒙德上任之前就已经在这工作的人，为了保住各自的饭碗，都暗中保持着对党派的忠诚。十二年前，雷蒙德曾经和波尔卡罗达成一个协议，协议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在选举的这一天，雷蒙德会给检察院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放假一天，这些支持党派的人会挨家挨户敲门分发传单，开车把年纪大的选民送到选举站，全程跟踪选举结果，等等。今年，他们做的这一切都将会是为了尼可。
我和其他人倒是没有什么特定的任务。我那一天基本都待在办公室，在这艘即将触礁沉没的轮船上继续担任大副的角色。还有一些人也在，大多是律师，有的在准备总结材料，有的在收拾桌子。大概有二十多个年轻点的检察官被安排去配合联邦检察院的工作了，或进行反舞弊宣传，或回答选民提出的问题，或处理应对各种投诉。例如，哪台投票机坏了，哪个投票点有人带了一支枪，哪个监票员佩戴了一枚支持某个候选人的徽章等。我在办公室里，也会偶尔接到打来汇报最新动向的电话，或是媒体打来询问情况的电话，我会尽职尽责地向他们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暗中破坏民主选举进程的迹象。
四点半左右，我接到了利普兰泽的电话。他说有人打开了大厅里的一台电视机，还有一个半小时投票才会结束。现在，每个人都在故作轻松地谈论着可能出现的结果。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好报告的了。
“他肯定输了。”利普兰泽告诉我，“我在第三频道的朋友看见了他们的初步投票结果。他说，以目前的趋势看，尼可可能会以八至十个百分点获胜。”
我的心再一次猛烈地跳动起来，我的五脏六腑都纠在了一起。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我是真的相信了。我看着窗外一排排的法庭大楼，看着市中心一排排建筑的沥青屋顶，看着两个街区外的小河和河里污浊翻腾的河水。我已经坐在这栋大楼里的这个位置差不多七年了，但眼前的景色却还是让我觉得很陌生。
“好吧。”最后，我终于沉重地说，“还有什么？”
“没了。”利普兰泽回答，“就是跟你说这件事。”他等了一会儿，又说，“我们还要继续查卡洛琳的案子吗？”
“你难道还有别的事要做？”
“没有。”他说，“没有啦。今天，有人来我这里拿走了所有的报告，是给莫拉诺警察局长的，他想看看。”
“那又怎么样？”
“我觉得奇怪。你也知道，三年前他丈母娘被持枪抢劫时，他都没有看过那份报警报告。”
“如果你有个丈母娘。”我说，“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了。”利普兰泽听懂了我的笑话，他知道，我这是在为我之前的不耐烦道歉。“他们大概只是想让尼可知道最新的情况。”我说，“莫尔托大概从一开始就拿到了所有警方报告的复印件了。”
“有可能。有些地方不太对劲，今天施密德亲自来了，表情还很严肃，像是有人枪杀了总统一样。”
“他们就是做做样子罢了。”
“可能吧。我等会儿就要去北区法院，找一找那边的文件档案。”利普兰泽说的是我上次去过三十二区分局以后，我们一直在找的丢失的那份档案，“他们说五点之前能从档案室拿到资料。我想早点去。你今天晚上在哪里？我万一找到什么，去哪儿找你？”
我告诉他，我会在雷蒙德的聚会上，应该是在酒店。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急着要一个调查结果了，但利普兰泽说，无论有没有发现，他都会来看看雷蒙德，多多少少表达一下自己对他的敬意。
“况且，爱尔兰人的聚会。”利普兰泽说，“还是很好玩的。”
利普兰泽的预计一点儿也没错。聚会上有乐队演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有容光焕发的年轻女孩唱着歌，跳着舞，她们胸口挂着印有选举口号的小牌子，头上戴着印了选举宣传画的小帽子，都用浅绿色的艺术字写着“雷蒙德”的字样。在舞厅前面，空无一人的演讲台两侧，竖着两张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