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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载《大宪章》：温莎堡草地上的羊皮纸
“法律高于国王之上，连国王也不得违反！”
——13世纪英国《大宪章》的精神
《大宪章》：温莎堡草地上的羊皮纸
离开意大利，我们法律之旅下一站的目标便是英国。这个大西洋上的小小岛国，历史上，却是现代世界许多重要的法律理论和制度产生的一个源头。
此刻，我们正倚立在一艘海轮的舷边，挥手告别了法国北部著名的敦刻尔克海港，向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伦三岛驶去。1940年5月2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联军曾有40万人，被德军的“闪电战”紧紧包围在这欧陆边缘的弹丸小镇。可能是“英吉利”这名字取的实在是太好了的缘故吧，当时海峡两岸，真的是天佑女皇，连续数日，天降大雾，令德军无法发动总攻击。而英国则趁机调集了全国大小船只，连续七天七夜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营救。直至6月4日，浓雾散去，海峡上空，阳光灿烂，德军的飞机大炮坦克才得以一齐向这小镇狂轰。3万多名守卫官兵顷刻间全部灰飞烟灭，而36万被困英军，则早已安然撤回英国，只是在码头上，丢下了遍地的轻重武器堆积如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说来也巧，今天刚好就正是6月4日，刚好就是那场“敦刻尔克大撤退”的60周年纪念日。仰望着英吉利海峡上的蓝天浮云，遥想着60年前这海面上千帆抢渡、炮火连天的悲壮场面，有一刻，我几乎忘记了我们今日要去英国干什么。
好了，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我们的英国之行这一站，第一个目标，便是去考察伦敦附近的温莎堡。因为这座草色青青的美丽古堡，是全世界、全人类第一部宪法的发源地。
温莎堡，位于伦敦西北30公里处的泰晤士河畔。这里地势高峻，周围环绕着大片碧绿如茵的绿草地和片片茂密的森林。这座拥有众多巍峨宫殿、风景如画的庞大古堡群，屈指算来，已经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了。近几年来，这座童话世界般的“王城”已大部分对公众开放，并成为了英国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我们来此，无心寻觅当今女王幼年时代的“绿野仙踪”，也更没空听导游津津有味地讲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温莎公爵（即爱德华八世）的风流韵事。我们只是随大流走马观花地游览了一下“滑铁卢大厅”和圣乔治教堂后，便走出了那座气势雄伟的大石门，来到了古堡门外不远处的一片青草地上。
这片看来普普通通的绿草地上，近800年前，却上演过一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场面。
说起来，往事如烟。1215年6月15日清晨，一阵阵急骤的马蹄声惊醒了温莎堡。几十个英国贵族身带佩剑，来到此地，齐齐聚集在我们现在站立的这一片青草地上。他们聚集在此地的目的，原来是要向一贯专横而粗暴的国王约翰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国王保证：从今以后，遵守法律，不得再侵犯这些贵族们的这个权利和那个权利。他们的随从和一大队铁甲骑兵们则隐伏在附近茂密的树林里，时刻准备着，万一，这场与国王“说法”的谈判一旦破裂，就全军出动，向会场冲锋。
以武装叛乱来反对国王，这在封建时代岂非是滔天的死罪？但“不自由，毋宁死”。这一小批意志坚定的人，在这片绿草地上为国王准备了一个小帐篷和宝座，还有一卷写在羊皮纸上的请愿书。当然，还有密林里隐伏着的几千把军刀。
在紧张的静默和等待中，连太阳也不安地躲在阴云里。终于，上午9时左右，温莎堡方向出现了一支小马队。人们逐渐看清了是约翰国王、教皇使节、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一小队卫士。国王一行在绿草地上漫不经心地下了马，然后，一个贵族代表迎上前去，简要地说了几句话，并向国王献上那一小卷羊皮纸。
约翰王展开那卷羊皮纸，大略地浏览了一下，只见上面写着：“国王在没有征得贵族同意时，不可随意收取赋税，也不能任意向臣民勒索财款……”，“不经同等身份的人的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的审判，国王不得将任何人逮捕囚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施加任何刑罚折磨……”，还有许多鸡毛蒜皮的“不得这样、不得那样”。最后的一条，令约翰王皱了皱眉头，这一条写着：“假如国王违背诺言，贵族则有权拿起武器驱除暴君……全国人民都应站在起义者这一边”，等等。
据说当时，短暂的静默，短暂的肃穆，这片绿草地上的空气严峻得似乎要凝住。之后，出乎意料地，国王竟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并将这卷羊皮纸——“贵族权利纲领”转给了他的大法官。然后，国王不失尊严地离开了这片绿草地，返回了温莎堡。
四天后，以这卷羊皮纸为蓝本、经大法官们修饰敲定的“英国人民自由契约”——《大宪章》诞生了，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宪法的雏形诞生了。
一场伟大的请愿，诞生了一部伟大的法律。在后来的岁月里，迄今还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的这卷羊皮纸，其内里基本的内容，已逐渐发展成为英国全部关于人民的自由、平等、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法律制度最初的基石，也逐渐发展成了英国宪法和法治传统的基本支柱，这倒是当天批准了这份文件的约翰国王，以及全体参与了请愿的贵族们所远没有预料得到的事。
我们暂且撇开宪章中琐碎的内容不谈，而来研究一下这场“羊皮纸事件”本身，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在13世纪的英国，贵族们并不懂得，也不关心人民大众的自由权利和议会的民主，但他们却坚信着一条光辉的原则，这原则就是：法律高于国王之上，连国王也不得违反！
国王也要受法律的约束？这是咱们中国5000年来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国王从来都是至高无上的“天之骄子”——天子。皇帝手操对天下万民生杀予夺的一切大权，法律只是他手上用来惩罚人民的一件工具。中国人民除身受比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惨重得多的压迫之外，对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民”可以有什么权利、应得到什么权利，可以说，是自古以来，便一概不知。而对待秦始皇、约翰王之类的暴君，中国人一般都只知道这两种方法：一就是“逆来顺受”，忍受、忍受、再忍受；二就是忍无可忍之时便群起而“造反”，把那家伙一刀杀掉，把他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再随便弄个刘三、李二出来当皇帝。而从来就没有人想过：要用法律去约束皇帝。因此，在中国，5000年来，社会矛盾的解决，从来就只有一种激烈破坏的暴动，而从来就没有一条中间的和理性的道路可走。
但英国人就不同了。据说，英国人最自豪的便是他们的“自由”。他们个个都自称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Free－born Englishmen），就像我们人人都自称是炎黄子孙一样。但自由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来保障，因此，英国人对专制暴君的斗争，一般地，总是不愿简单地把他推翻，而总是想在保住他的王权、保住一个国家的稳定的情况下，去争取臣民自己最多的权利和最大的自由。温莎堡草地上的那卷羊皮纸，便正是英国这种民族传统的一个最好写照，这传统就是——通过诉诸法律的方式，来确定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君主与人民要互相尊重对方的权利，但谁也不准“越位”，以避免社会陷入一种急剧动乱，来求得一种社会的和平、经济的进步与民族的团结。当年的约翰王很懂得适时妥协，而当年的贵族与人民，亦很懂得适当的退让。于是，法律在英国，便日渐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东西，君主与人民，大都懂得“依法”来自我克制。传统得以延续，历史更没有割断。所以，今日的英国，尽管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山河却依旧青葱，国家依然会有女王、有贵族，女王依然能保有王室华丽的马车和庄严的皇宫古堡，而人民，却享有一种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自由和安宁的生活。
今日游客来到温莎堡，有人欣赏风景的美丽，有人惊叹王室的奢华，有人只看到大英帝国的衰落，有人在嘲笑英国革命的“不彻底”。而对第四种人，我只想建议他：先生，你不妨走出温莎堡的墙外，去欣赏一下那片——碧绿了一千年的青草地。
选载贝克街游记：不死的福尔摩斯
“任何使人类社会生活不诚实、不完满的社会条件，都是足以引起犯罪的社会因素。”
——19世纪意大利法学家恩里克·菲利《犯罪社会学》
贝克街游记：不死的福尔摩斯
世界上有一个人，像耶稣与圣诞老人一样，是纯属被人们虚构出来的，而且，他也像耶稣与圣诞老人一样，被世人寄托了很多的崇拜、热爱和希望。以至在100多年前，他连“死”都不得安生，被公众的狂热迫着要再次“复活”。他的故事，被全球各国拍成了211部电影，他的名字，在百年间可说是响彻全球。直至今天，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依然还活跃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里，还拿着个放大镜，到处去侦查罪犯的行踪……说到这里，已不消再说，你一定会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就叫福尔摩斯。
我们现在就正站在英国伦敦老城区的中心、一条繁华热闹的大街——贝克街221号B座的门前，站在那个塑有福尔摩斯头像的椭圆形门牌下，向你们讲述着这个世界伟大的“侦探之王”的神话。
说实话，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个神探，只不过是苏格兰医生柯南·道尔在他一系列侦探小说里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我们的世界法律之旅，与其说是对福尔摩斯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对柯南·道尔更感兴趣。所以，早在来游览贝克街之前，我们便先驱车去了一趟爱丁堡，因为爱丁堡，才是这位伟大的侦探小说先驱者——柯南·道尔的故乡。
苏格兰东部的名城爱丁堡，素有英国“北方的雅典”之称。这座古城的绿阴之下，到处都矗立着一座座希腊式的古老建筑，而“城堡岩”山麓的旧城风光，更是几乎与雅典的卫城一模一样的翻版。此地历史上，曾涌现过一大批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沃尔特·司考脱等等杰出的文化学术名人。漫步在林荫匝地、塔尖高耸的司考脱纪念碑下，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优雅的文化气息。
1859年，柯南·道尔就诞生在这座古城里，长大后，就在这座著名的爱丁堡大学里学医，并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当过随船医生，又到伦敦开过诊所，但由于当医生收入实在太过微薄，柯南·道尔便开始转向小说写作。谁知这一转，便使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887年，柯南·道尔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在这部精彩的小说中，福尔摩斯的形象首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这部小说里面，柯南·道尔广博的医学知识大派了用场。一炮而红以后，他又接连写了许多篇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如《四签名》、《巴斯克维尔庄园的猎犬》等等。不仅名声大振，收入颇丰，而且，《猎犬》一书出版后，他更被英王室册封为爵士。写小说，居然可以写出个“爵士”头衔，这真是这个高大俊朗、留着一撇威严的英式小胡子的苏格兰医生，当年所远远没有预料得到的。
在柯南·道尔的笔下，福尔摩斯是一个研究犯罪学的专家——他年龄大约在30—40岁左右，永远穿戴得像个大学生。他的标准形象就是任何时候都叼着个大烟斗和手持放大镜，仔细地勘察着犯罪的现场。在他创作这个角色时，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光辉成就如电力、电器、内燃机、电报、电话等新发明，令那时的英国人豪情万丈。那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的一切难题。而在司法界，侦查犯罪、获得证据，却基本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刑讯逼供、酷刑恐吓等古老手段上。柯南·道尔怀着一种“知识就是力量”的人文主义激情，塑造出福尔摩斯这位与时俱进的、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疑难犯罪案件的高手，不仅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在客观上，也有力地推动了当时英国刑侦司法活动的科学化。漫步在爱丁堡大学的林荫道上，我们在心底里默默地，向这位现代法庭科学的先驱者致敬。
说起来也真有趣，尽管柯南·道尔写侦探小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对自己的成功却
很不以为然。他真正的梦想，是要当一名历史小说家。因此，1893年，他曾狠狠心，在《最后的难题》一书里让福尔摩斯死去。岂料，痴迷的英国读者们竟然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个噩耗，成千上万的伦敦警察、工人、市民们情绪激动地上街集会，浩浩荡荡的人们抬着棺材，在贝克街221号门前游行，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福尔摩斯，复活！”的口号。这种情景，让柯南·道尔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他不得不让福尔摩斯在下一个故事里面又一次“起死回生”。
上个世纪20年代，有个美国医生误以为福尔摩斯是个真人，便不远万里地来到伦敦，找到车水马龙的贝克街那幢钉有221号B座的门牌下。谁知，贝克街除了一个镶有福尔摩斯头像的门牌之外，便什么也没有。今天游客想参观福尔摩斯的“故居”，便应该去附近的另一条街——诺森布兰德大街10号的一家小酒店。由于这家酒店是建在柯南·道尔小说里的一个破案现场上，于是，英国的侦探迷们便把它改建成一家福尔摩斯的博物馆。走进小酒店的大厅，只见大厅的一角，完全布置成与柯南·道尔笔下所描述的“贝克街221号B”——福尔摩斯住宅的场景一模一样：全套古色古香的维多利亚时代家具，放大镜放置在壁炉上，壁炉旁边，是福尔摩斯研究分析各种犯罪证据的化学试验设备。这里还成立了一家“福尔摩斯公司”，专门负责管理这家博物馆和开展一个叫“贝克街顾问俱乐部”的活动。这个俱乐部规定所有参加的成员都必须是男性，凡是懂得一个福尔摩斯故事里的暗语，就有资格加入并登记成为会员。因此，这个俱乐部的门前，经常聚集了一大群女福尔摩斯迷在集会示威，抗议该俱乐部的“性别歧视”及要求“男女平等”。我女儿余君慧也是一个小福尔摩斯迷，如果她此刻置身此地，我想她也一定会愤愤不平地加入人群，高呼口号，表示抗议。
除了“男女不平等”之外，这家俱乐部其实办得还是很不错的。他们经常开展关于福尔摩斯破案科学的知识竞赛，竞赛中的优胜者，会被授予“贝克街顾问侦探”的荣誉称号。有趣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加入过这个俱乐部，据说，他还认认真真地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福尔摩斯的祖先是一个美国人。
在今日的世界上，福尔摩斯还真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世界各地的读者们都仿效“贝克街”，成立了许多福尔摩斯的俱乐部。福尔摩斯的形象，从书店海报登上舞台，步入银幕，甚至还出现在时装表演的T形台上，百年以来，长盛不衰。据说，1987年，在“福尔摩斯诞辰100周年”之时，世界各地的影迷们曾蜂拥而来伦敦，各种不同性别、不同肤色、不同种族、操不同语言的人们，都无一例外地头戴各式各样的双舌呢子帽、披深灰色斗篷、嘴叼大烟斗、手持放大镜，云集贝克街，来纪念他们心目中的这一位平民英雄，来寻找一回自己的英雄梦。那种壮观的盛大场景，想起来也令人动容。
从这些福尔摩斯迷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公民参与法治、推动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伟大动力和热情。
临走前，在这家“福尔摩斯”公司里，我们还见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小姐，她的职责就是专门处理每年从世界各地像雪片般寄来给福尔摩斯的信件。她热情地展示这些信件的原件给我们看，有些是从英国各地寄来的，有些是从德国、法国，最多的是美国。这些信封上都写着：“Mister Sherlock Holmes； London ；England； 221BBakerstreet”。在这些热情洋溢的来信中，人们向这位“Holmes”先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人问他最近身体健康如何和婚姻的状况，有人向他请教破案的灵感，有人请他发表对墨西哥禁毒问题的看法，竟然还有人会向他报告——他发现了拉登在阿富汗的行踪！
用一位名作家的名言来说就是：在世人的心目中，这位神勇的大侦探，显然是长生不死。
法学链接
西方刑侦科学的历史，最早虽然可追溯到18世纪的中期，但走上有方法、成体系的正轨，应该是从柯南·道尔爵士“用放大镜仔细勘查现场”的创意才真正开始。100年以后，福尔摩斯在世界各国的同行们已经在使用紫外灯、激光、光谱仪、中子活化分析仪、电子扫描显微镜、计算机软件、血液分析、DNA检测等现代手段，来进行更科学更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时移世易，有些东西却永恒不变，福尔摩斯的放大镜，仍然是现代刑侦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选载伏尔泰故事：“欧洲的良心”
“每一位公民，都应有一种受到平等关心和尊重的权利。”
——当代美国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
伏尔泰故事：“欧洲的良心”
如果说，法国人与英国人一样地热爱自由，我相信这句话人人都会同意。但英国人争取自由的方式是靠“改革、渐进和法治”，而很遗憾，法国人却花了将近200年才能学到这一点。曾经有人很挖苦地说过：在争取自由的问题上，高卢雄鸡们只懂得一件事，那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敲响警钟、暴动、“革命”和热血沸腾。
但历史上那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其最初的种子，却又是由英国人播下的。英国有个著名的法官约翰·洛克，曾写过一本法理学的名著：《政府论》。他在这本书里写道：“人类天生是自由的、平等的和独立的。人人都享有这些由上天赋予的、不可让与和不可侵犯的人权。”他这句“天赋人权”的口号一出，便如暴风雨般刮遍了大西洋两岸。在美洲，它激起了那场惊天动地的美国独立战争，孕育出了一个“美利坚合众国”；而在欧洲，它引发了一场为“自由平等”而战的法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