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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读兰州大学中文系。在兰大读了两年书兰州就解放了。兰州
是1949年8月26日解放的。在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之前学校就
停课了，——也正好是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没啥人了，我也不
敢住校了，就住到一个远亲家去了。兰州解放的第四天我就迫不
及待地到学校去了一趟，看什么时候开学。我的亲戚家在小西湖
住，那几天还没有交通车，我就步行着进城去。我路过萃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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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西关什字一带的时候战场还没有打扫干净，这里一具尸体，
那里一摊晒干了的血迹，血迹黑黑的。我到了学校，学校里空荡荡
的看不见人，只有门房有人。我问问门房的人什么时候开学，门房
也说不知道，可能还得些日子。于是我心里嘀咕开了：这可怎么办
呀，学校开不了学，家里不寄钱来，我又回不了张掖，——那时候河
西走廊还没解放——光在亲戚家吃闲饭哪行呀。就在我忧愁之
际，遇到了一个名叫章宗昌的同学。他是陕西人，从陕西到兰大来
读书的。我问他学校不开学怎么办呀。他说他已经决定不上学
了，要去参加解放军。——他认识的同学有人已经参军了，说解放
军很欢迎学生参军。他当时还动员我，你的情况和我一样，家里寄
不来钱，干脆咱们一起去参军吧。我当时就同意了，参军就参军，
我早就想参加革命了。于是我们就到军管会去了。那时的军管会
设在后来的兰州饭店跟前，我们去了说要参加解放军，军管会的人
问了问我们的家庭情况说好呀，欢迎你们参军。部队就是缺少像
你们这样的知识人才。可是临到军管会要写介绍信叫我们去部队
报到时我又犹豫了，我说我想参军可是又怕走远了，再见不到父母
了。父母没有儿子，今后的生活要我照顾呢。军管会的人态度非
常好，说怕走远你们就不要到部队去，革命工作干什么都是光荣
的。我们说那还有什么革命工作可干呀。军管会说现在最缺人的
就是治安部门，新解放的城市需要大量的警察维护社会治安。起
先我还犹豫，因为旧社会人们对警察很反感。军管会的人看出我
的心理，说，革命工作干什么都光荣，人民警察是为人民的，也光
荣。我参加革命心切，说那就当警察吧。看我愿意当警察，章宗昌
也同意了，军管会写了条子叫我们到隍庙那儿去报到。隍庙那儿
原来有一所国民党的警察学校，军管会已经接收过来改成了人民
公安学校。
我和章宗昌去了公安学校报了名，填了表，过几天就通知我们
被录取了，叫我们来参加学习。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兰大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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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比我们高一级的外语系的那秀云和历史系的陈毓明也报名当警
察了。他们是夫妻，已经有个孩子了。
按计划我们要在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可是兰州市的治安工作
极端缺人，才学习两个月，就把我们四个文化水平高的人调到军管
会工作。陈毓明去水北门附近的军管会反动党团登记处工作，我
们三个人负责经济方面的治安保卫工作。后来省政府成立，我们
就都到公安厅了，陈毓明和章宗昌在二处搞外勤——就是侦察员，
我和那秀云到了政治部搞内勤，就是抄抄写写，搞宣传，办学习班
对基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辅导。
1951年，我和章宗昌结婚。
章宗昌出身大资本家家庭，1954年内部肃反之后就把他调到
兰州客车厂管犯人去了。过了一年，河西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
张掖县要改为省辖市，省公安厅从机关各处室抽调十九个人去张
掖县成立了张掖市公安局。领导说我是张掖人，照顾我回老家把
我也调过去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计划中的张掖市并没有成立，倒是嘉峪关
成立了省辖市，于是刚成立的张掖市公安局就撤销了。而在将撤
未撤之际反右斗争开始了……
我是个马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期间，领导始终也没重用过
我，哪儿忙就抽调我去那儿，我自己呢也大大咧咧叫干什么就干什
么，说话也随便。所以在公安厅干了五六年也没当过什么官，也没
挨过批评。我把自己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张掖市公安局，结果就划
成了右派。真的，我划成右派连我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像中央
的大右派章伯均当右派是有原因的，他和毛主席争高低，说国家主
席要轮着做；甘肃的大右派杨子恒，有人攻击他提出甘人治甘的口
号是有野心，他还顶人家：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是想治理国家来的。
这些人能不挨批吗？你跟共产党争权嘛。我没那些大右派的资
格，也没那么高的水平说出那么大的话来。我只是在反右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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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逼着我提意见，我就提了。单位发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
却发给当官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不是和国民党一样了吗？
结果局长就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
我作检查。我也知道这话说得有些偏激，叫检查就检查。可是检
查的时候我说了句我这人毛病多，毛病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大家多批评帮我改正。他又逮住我这句话
说，你是一心和共产党对抗到底。散会后找我个别谈话。我们的
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
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
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
睛看着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
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了一天他就布置人开
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气，跑到专署去找公安5二处
长黄钲，说我们局长要把我打成右派。那时候我丈夫章宗昌已经
划成右派了，从兰州客车厂送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监督劳动。黄
钲是老公安，认识章宗昌，也知道他已经去四工监督劳动了，我带
着两个孩子很难，就去找我们局长说情：戚淑英是个有口没心的
人，言论性质也不太严重，她男人已经划成右派了，她还要带几个
孩子过日子，就不要把她搞成右派了。黄钲的说情可能起了点作
用，局长叫秘书跟我谈话。秘书对我说，局长讲了，只要你揭发另
外两个女同志的问题，就不把你划成右派。我当时想不通，心里也
委实不忍心把那两位女同志搞成右派，就问秘书：这是局长说的话
吗？秘书说是局长说的原话。我说是局长说的不是局长说的空口
无凭，你叫局长给我写个条子，写个条子我就揭发别人。秘书回去
照实汇报了我的话，局长可是火了，跟秘书说，啊呀呀，这个女人真
厉害，她想抓我的把柄。这一来他就怀恨在心了，一定要把我整成
右派。可是当时的局党委七个人，听他话的只有三个人，他不能强
行通过表决把我打成右派。于是他就把我吊起来拖着。拖着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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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偏向我的领导调走了两个，他的人占绝对多数了，1958年3月
初就把我划成右派了，而且对我的处理比对我丈夫的处理还重：开
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第二天，我回了一趟家，把两个孩子放到
我姐姐家，和父母说了我的情况。转天我就去地委办手续。地委
的李英秘书认识我，一看我是来办去夹边沟的手续的，偷着跟我
说，像你这样的右派是可以回家自谋生计的，你就回老家去吧，到
夹边沟干什么？我说我没有家可回了。他说你不是张掖县平安堡
的人吗？我说我是张掖人，可是土改以后我们家的土地被没收了，
留给我父母的几亩土地我父亲也交给农会了，我父母土改后就离
开平安堡投奔我姐姐和姐夫去了。父母在人家房檐下过日子就够
难肠的了，我再去姐夫的房檐下过日子那日子不好过呀。
李秘书叹息着给我开了介绍信。翌日我就自己坐火车到酒泉
县去了夹边沟。那天是三月八日，世界劳动妇女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中夹边沟农场有三千人劳动教养，大部分是右派，
一小部分是在反右斗争中有言论问题的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人
们都叫我们劳教犯，尊称劳教分子。
三千人中有十九名女右派。十九名女右派编成一个女子组，
归农业大队的一个分队管。女子组的组长是那秀云。
我到夹边沟的时间还算是早的，只到了五六名女右派。大批
男女右派是四、五、六三个月送到夹边沟来的。以后零零碎碎来了
些人，那是没完成右派指标的单位补漏补进来的。
李怀珠和毛应星比我来得晚，是六月底来到夹边沟的。毛应
星你知道吧，就是文革中被枪毙的那个女右派。李怀珠是河北省
人。我不记得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了，反正她是大学毕业生。她
和毛应星都在兰州农校当老师，一起划成右派，一起押送到夹边沟
来的。李怀珠长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她的皮肤和毛应星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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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反差：毛应星是南方人，黑黑的皮肤，典型的南方人。
我们十九个人住在一个小院里。我说的小院实际上就是把一
栋平房从中问砌了一道墙接到前边一栋平房的墙上，把我们住的
几间房和另几间房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那边的几问住着男右
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
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比男右派强多了——男右派住地铺。同样大
的房子，男右派十二三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问房子住四五个人五六
个人。
我和那秀云、李怀珠、豆维柯四个人在一间房睡一张大炕。
那秀云，我前边不是说了吗，1949年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一起
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当内勤的。和我丈夫一样，她丈夫陈毓明也是
在内部肃反后调出了公安厅，在省劳改局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
陈毓明五七年也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那秀云是在公安
厅划成右派的，也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她们两口子已经有四个孩
子了，划成右派后把一个送了人，三个托放在亲戚家里。
豆维柯是省交通厅送来的右派，那年二十三岁，是宣传部的干
事。她也是撇下两个孩子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初到夹边沟右派们
都痛不欲生，近乎活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离开了原先
工作的岗位，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在戈壁荒漠上生活，吃不饱，住不
暖，落差太大。再就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大部分右派都是二十
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四九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
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解不开想不通，觉得这一
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还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配偶
离婚，孩子没人养育，老人没人管，真是妻离子散……
我们女右派的院子里，只要收了工休息下来互相一说话，一问
对方的历史，就有人哭起来。一个人一哭，其他人也就同病相怜痛
哭起来。经常是一个房子的人哭成一片。
我们当中最悲伤、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张启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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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
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
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
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
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
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
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
学生了，蓄意陷害她……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
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
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
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
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
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草场上去，不想活了……到夹边沟之
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着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
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
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
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屈辱！
我和那秀云好多次将心比心地劝过她：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
要是像你这样想，难道我们就要把孩子掐死吗？她说我们：你们是
劳教之前生的呀，生在家里。我可是要在这里生孩子呀！难道叫
孩子在劳教中长大吗？这对他的心灵会造成多大影响呀！我们
说，孩子生下了，不管是好长还是赖长总是要长大的！我们的劝说
不顶用，管教干部也怕她出事，就破例地把她在农业队劳教的丈夫
毕可成叫来，和她在一起住了几天，叫毕可成做她的思想工作。
毕可成也是农校教师，戴一副近视眼镜，瘦长的身材。
夹边沟有几对这样的夫妻右派，可其他的夫妻没他们这样的
福气，不要说同房，想来串个门见个面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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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和丈夫陈毓明只同房过两夜。那还是
因为陈毓明早就认识农场场长，场长特意指示大队长梁敬孝，梁敬
孝事先叫李怀珠、豆维柯和我到别的房子去睡觉，叫他们夫妻同房
一次。
时间消磨心灵的痛苦，我们慢慢地适应夹边沟的劳动生活了，
接受残酷的现实了，精神的压力减轻了，开始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
想了。
李怀珠也不大哭了。
初到夹边沟农场，女右派的劳动是分散的。我们的组长那秀
云带着六七个人在磨坊磨面，毛应星和几个人在蔬菜队种菜，——
毛应星是西南农学院毕业，学的林果和蔬菜专业——还有几个人
在农业队劳动，豆维柯、李怀珠和我都在农业队。
在田野上劳动，对于男右派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夏收一天要收
割一亩小麦，夏收后翻地也是一天要翻一亩，挖排渠的时候一天要
挖十五方土，不管干到夜里九点十点，必须完成定额，完不成不给
晚饭吃。对于女右派是优待的，只要跟着干就行了。可是，所有的
女右派都竭尽全力拼命地劳动。我印象太深了：排渠挖到一公尺
五深地下就出水了，那是十月中旬的天气了，天已经冻冰了，站在
水里挖渠扎骨的冷，可我们干得浑身出汗，只穿身单衣。尤其是豆
维柯，为了显示干活积极劳动卖力，上身穿件背心，下身只穿条红
裤衩。引得右派们都往我们这边看。
挖排渠的时候，李怀珠的肚子已经挺得很大了，她弯不下腰来
了，根本就不能抡搞和使铁锨了。她的预产期是十一月中旬，可是
管教干部不叫她休息。这对她来说很痛苦：干吧，怕累着了导致早
产，不干吧，怕管教干部说她不好好改造。她只好挺个大肚子站在
二台上往外翻土。后来还是那秀云跟农业大队的大队长梁敬孝说
了说，才把她调到磨坊磨面。
磨面也是很累的，要早晨六点起床就去干活，天黑透了才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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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一天围着磨转，还要淘洗粮食，晾晒粮食，搬动面口袋，罗面。
那时候磨坊就有七盘石磨，七头毛驴拉磨。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她
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幸亏姐妹们照顾她，大部分时间叫她光
是看看磨，看住驴不要偷吃面粉……
‘ 谢天谢地，李怀珠终于平安地熬到了生产的那一天。那是
1958年11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格外冷了一下，因为从昨天傍晚就
开始下雪。天亮时雪小了，但是刮起了寒冷潮湿的东北风。这天
吃早饭的时候我们被告知：今天休息。夹边沟是没有星期日的，刮
大风，下雪或者偶尔下雨的日子才是我们的星期日。这天我什么
也没干，吃完了饭就关起门来睡觉，因为房子里没有炉子冻手冻脚
的。大约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而且敲得很急，那秀
云的声音喊，开门，快开门！我跳下去开门，那秀云搀着李怀珠走
进来。李怀珠的脸是惨白的。我吓了一跳，问出什么事了。那秀
云说怀珠肚子痛。我知道她要生了，急忙把被褥铺好，把李怀珠扶
到炕上躺好。我问她疼得厉害吗？她说这阵儿轻点。那秀云说，
我说不叫她干活，叫她坐着，她非要扫磨。我想扫磨就扫磨吧，我
罗我的面。我正罗着面听见她哎呀了一声，回头一看，她扶着磨盘
蹲下了……
我问那秀云：等会儿才能生吧？
那秀云：得到夜里了。你把炕烧上吧。
还在半个月前，梁敬孝在挖排渠的工地上看见了毕可成，说，
收工后你抽时间打些柴去，存下，媳妇生娃时把炕烧热。毕可成是
个真正的书生，大城市长大的，哪会打柴呀，打了两三天，就背回来
两小捆碱蓬放在女右派院子里。我看见了又生气又可怜他，说他：
你就是这么打柴的吗？他说那要怎么打？我叫他找工具保管员借
了两个耙子，拉了一辆排子车，带他到一片骆驼草草原上，教他如
何打柴。河西走廊干旱缺雨，草原上根本就没有树林，没有硬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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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小时候见过父亲打柴：每到冬季，父亲就和邻居家的男人们结
伴赶着牛车到远方的骆驼草滩上去。他们在荒原上住两天，用耙
子把成片的骆驼草的茎秆贴着地面捣折，再扒成堆，再用权子叉到
牛车上。把车装得高高的，用大绳勒紧，拉回家来。打一车柴要花
两天的时间。一个冬季要打十几车，打够一年烧的柴。
那天我教毕可成怎么打柴，并且打了一排子车拉回来。后来
他就每天收工后打点柴，拉回来堆在我们的小院里。
此刻我忙忙地从院子里抱柴，把炕烧上，然后把李怀珠先前准
备好的婴儿用的小被子和尿布翻出来。她准备的尿布不多，我把
自己的几件洗净的旧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