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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月8日，清晨4点多钟，天很黑很冷，路上没有行人。他们就各带一把尖刀，乘坐汪家礼家的130货车，倾巢出动了。不过，他们不是去抢劫夏任凡家，而是抢劫南塔鞋城的一个经商富户。没有想到出师不利，那天早上，那家里里外外人很多，正在组织货源，不能下手。于是，他们垂头丧气地开着车往回转，经过“安乐窝”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哎，那不是夏任凡家么？干不干？”
“贼不走空，”又冷又气的孙德林吐口唾沫成钉，“干，咱不能白出来一趟。”
他们都是作案老手，孙德林命令一下，不用多说，一看四处无人，汪家礼迅速地把车停在那栋楼东北角隐蔽处，他们各自都带上了大口罩，遮掩住脸，便敏捷地窜上四楼。没想到，他们一敲门，没费一点口舌，门就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保姆。很凑巧，原来夏任凡的妻子告诉保姆，夏的二弟要来，她以为夏的弟弟来了，便问都没问就开门了。说时迟、那时快，她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那个身高1。8米，带着大口罩的陌生男人，已经脸露凶光，一把把她拽住，用刀尖逼住她的脖子：“别吱声，吱声我就要你命！”这时，躲在他身后的劫匪才一拥而上，三下五去二将保姆的嘴封上，用绳子把她反绑好，扔到客厅里。
继而，他们迅速地上了楼，分头查看了三个房间，都没有人。孙德林便轻轻推开了卧室，他一看，一个女人躺在床上，原来是夏妻身体不舒服，正在睡觉。他立即粗暴地把她弄醒，用刀尖逼住她。
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第二章（4）
老色鬼汪家仁一看夏妻有些姿色，便按捺不住心中的欲火，撩开被子，就去扒她的短裤。这时，孙德林一眼看到挂着的警服，知道她是交通公安分局的警察，便把汪家仁推到一边：“怎么狗改不了吃屎，别因小失大，快把她绑上弄客厅里去。”当时夏任凡家是四室一厅，他们把夏妻与保姆制服后，立即翻箱倒柜、大肆掠夺。其间，夏任凡的弟弟携妻女来串门，自然也被他们捆绑起来。夏弟挣扎，被孙德林用刀柄狠狠砸了一下后脑勺，流出了鲜血，他也不敢反抗了。
那一次，他们在夏家究竟抢劫到了什么财物？我们可以从他们落网后的供述中了解一清二楚。
孙德林供述：“那次，我们从后进来的一男一女身上搜出1000多元钱，我们回来后平分了，那个摄像机在我手上保存，后来没有用被我踹坏了。”
汪家礼说：“我们回来后，把抢来的东西都放到炕上，现金能有三四万元，是平均分的，
首饰不少，是扒大堆分的，分四堆，还有五六块手表，谁看好谁拿。”
众口一词：他家钱不多，金银首饰不少。
案发后，尽管夏妻在向警方报告被抢的清单时，有意打了“埋伏”，她没有说多少钱。但被劫的首饰中，她不得不说其中价格不菲的贵重珍品，有红宝石、蓝宝石戒指、白金钻戒，单是一条纯金项链就有三两多重（夏弟告诉我那个项链是马来西亚商人送的），还有“欧米茄”男表、瑞士坤表等。
有人说，夏任凡家被劫案发生在1993年，他作为公职人员，即便是一个国有企业总经理，他当时的工资也不过千八百元。那么他们家被劫的首饰扒堆分，就不得不使人惊讶其富有，不得不在心中问几个为什么。尽管当时公安部门为了保护改革者，封存了消息，知道底细的人并不多，但是已经变成人们的口头文学，散布在社会档案里。
当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许反贪的正常渠道还没有完善，贪官被发现、能暴露出来，一般都很偶然。往往不是被小偷偷出来曝光的，就是被抓嫖抓赌抓出来的，因此，他们轻易不会让人发现。
我想，如果这时夏任凡能把这次有惊无险的抢劫事件，当成一个警世的信号，注意自己
以后的行为；如果他能在社会上听进去一些说法，接受一点教训，哪怕是消极的，听进“一点点”，就凭他的聪明才智，也会把以后萌发的那点念头消灭在萌芽中，恐怕就没有了今天的故事，一个不该发生却发生了的故事。那末，他也许还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一个有着温馨家庭的丈夫，一个有着天伦之乐的父亲……到后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凄惨命运。
但是，历史拒绝“如果”，像天要下雨，人要老死一样，事物都有着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当时就有人跟夏任凡说“绑匪为什么盯上你家，你要注意”时，他拒绝了提醒，他大手一挥：“我哪能吃一百个豆不嫌腥，经济问题没有，生活问题抓住算。”在以后有关会议上，交通局一些领导与群众多次反映要制约他手中的权力，在干部考察中，也有人对夏任凡的素质提出异议。这些问题也都以正式和非正式的形式，传达到夏任凡的耳朵里，遗憾的是，夏任凡非常抵触这些意见，他把这些当成人事间的矛盾，当成别人对他的嫉妒。他的口头禅就是让他们去嫉妒吧，我就是在嫉妒和打击中挺立的。 一念之差，使他坠入红尘。
这时的夏任凡，在沈阳已经到了上街可以不带钱的程度。甚至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抢着为他付账，他又何乐而不为呢？说心里话，他是贫苦出身，从小就知道节俭，没有乱花钱的习惯，现在成了名人与企业家，这种有点小抠的习惯也没有改变，既然有人愿意“出血”，他何必装大个呢？为此，他的口袋里很少带钱。当然，他的账面上也没有多少大吃大喝的报销单。据说有一次，他在马来西亚请一位一起来的老朋友在一家饭店吃饭。吃完后，正准备结账，饭店的小姐比比划划地告诉他，已经有人替他买单了。买单人并没有露面，只留下一张中文的名片。他拿在手里，左瞧瞧、右看看，歪着脖子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摇摇头，怎么也想不起来，露出很遗憾的样子。一个人活到这种份上，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想就是在最富有的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恐怕也做不到。美国的盖茨上街如不带钱，那一定得带上支票。
他如果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不再向前跨一步，他今天仍然是那个愿意滔滔不绝、指点
江山的夏任凡。因为任何法律也很难制裁一个上街不带钱的人。
事实上，夏任凡在经历了官场上的大起大落之后，这个时期无论从外表到内心都有一些非常大的变化，虽然他还没有发展到行贿的地步。在法庭认定的夏任凡罪状中，还没有找到他的犯罪事实，但已经基本变成“吸烟靠送、滴酒不沾（他有糖尿病，不敢喝酒）、工资不动”。
工资可以不动还好说，可老婆基本不碰就麻烦了。这两件事对后来夏任凡堕落产生了很
大影响。
说心里话，夏任凡的堕落从客观上看，还真有点原因。夏任凡的患难妻子（从保护个人隐私权的角度，不在文章中出现她的名字，以下简称夏妻），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她出身在当时最好的家庭，军人之家。她是家里老大，个头1。6米，身材匀称，眉眼也好看，她在外边不爱交际，工作岗位上是模范，在家里做饭、洗衣服、缝缝补补样样都是一把好手。拿夏任凡父母的话说，咱儿媳妇属于“五好女人”，属于那种各个方面都不错的贤妻良母。他们1975年结婚，不久有了一个女儿。
他们的生活一直是比较美满的。据说，沈阳灰尘太大，夏任凡又很爱干净，因此每隔两天就得换一次衬衣。夏妻也上班，每天回家还得做饭。但是再忙也要把他的衬衣熨得平平整整的。这时候，夏妻把对他的爱、对家的爱，都熨进他那贴身的衬衣里。
夏任凡对她也非常感激，她本来在大东粮食局工作，属于算账快、算盘快、数钱快、业务精那样的技术能手，在家里又忙得脚不沾地，还在沈阳财经学院念电大。夏任凡看她太累了，曾于1984年动了恻隐之心，将她调到电车公司修理厂。但是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意叫人说三道四。到这里不久，当她听说沈阳市要成立交通公安分局，就自己通过考试，成为一名交通警察。由于她是财会出身，最大特点是算小账，不算大账。她相信夏任凡，不管他的事。这样，两个人各忙各的，很少交叉，倒也和和美美。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伴随他女儿一天天长大，他们的心里也一天天难受。因为他们的女儿有先天性的糖尿病，并且不断发展，一天比一天严重，发展下去，那就是综合症，心脏和肾脏都会衰竭，随时可能死亡。这就意味着他要断子绝孙，与他生机勃勃的事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感到一种深深的苦闷与失落，似乎没有了“精神寄托”。
这样一来，他作为“五子登科”的名人，总认为美中不足，完全有理由去再找一个“精神寄托”。这也为他后来找二奶生儿子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纵观夏任凡的一生，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笔者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清楚。那就是他这个农村出身、成长为高级知识分子型的领导干部，是人的本性难移、想随潮流玩玩女人呢，还是面对家里的“万贯家产”，没有完全脱俗，非要儿子传宗接代继承不可呢？以至更可怕的是，还把要儿子当成“借口”，是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我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
说心里话，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就社会整体而言，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社会政治与经济活动中，男人所承受的压力远比女人大。而在变革中的发展国家，男人这种压力更大。
其实，再成熟再坚强的男人，也有懦弱的一面。且权力越大的人越脆弱，这是相辅相成的。每当他们遭遇打击的时候，每当精神苦闷的时候，每当感到有苦无处诉的时候，一般都在潜意识中希望得到女人的慰藉，希望去找一个女人倾诉，希望把平时看上去高傲威严的头，埋在女人温柔的怀里去稍息片刻。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些责任越重大、越道貌岸然、自我约束力越强、越是“正人君子”的男人，尤其是遭受过“重大失落”的人，越容易在失而复得后，非常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时光。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找个理由”轻松一下，以享受美好人生。如果平时有女人对他好感，对他崇拜，那么此刻，他就会撕去伪装、顺手摘瓜，发展关系。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女人，他们就会找个酒吧、找个歌厅去喝酒消愁、去跳舞解闷。如果这些还是排泄不出苦闷，他们也可能到足疗屋、按摩房里，去和那些特种行业的异性女人接触，致使这些女人乘虚而入。而这样的男人，一旦迈进了这个门坎，就像吸了毒上瘾一样，会一发不可收。因此，我们常常会对一些非常非常正派的人去嫖妓、层次非常非常高的人与小保姆鬼混，感到惊讶、感到不可思议。
夏任凡比别人高明之处在于，他不随波逐流，他知道许多官员有情人，都有时忙里偷闲地潇洒潇洒。但是，他在沈阳从来不去那些与色情沾边的场所，他倒不想表明是什么“圣人”，也不是没有什么欲望，而是有很强的自制力。再说了，在沈阳一旦沾上“腥味”，不传出去倒好，一传出去，他的那些“政敌”们岂能饶过他？岂能不用唾沫星子淹死他？岂能不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他太了解中国国情了，在中国你犯什么错误，人们似乎都能原谅，惟有“淫乱”大逆不道。他岂能给别人提供口实？据说有一次，他到大连，晚上酒饱饭足之后，一位大老板为了表示亲近，请他洗桑拿，他也没有拒绝。然而，当那个浓装艳抹、又不失漂亮的小姐，锁好门款款上前，告诉他钱已经交完了，可以“做”了，便贴过来要给他宽衣解带“共享鸳鸯浴”时，他大手一挥拒绝了。小姐以为他太着急了，想直奔“主题”，便告诉他这是“第一道服务工序”。他笑了，他说，他倒不是坐怀不乱，而是“三不能做”。一不能做，因为他不是野兽，一点交流没有，上来就“做”，他“做”不来；二不能做，是他怕小姐有病沾上后，说不清道不白；三不能做，是这事不传出去还好，一旦传出去，便永远受制于人。气得小姐说他有精神病，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事后，他曾把这件事大肆渲染，一时成为他拒腐蚀的美谈。以至今年，他被全国一家很有影响杂志披露的《情变’夏宫’：不做二奶的小保姆挺起了胸膛》（写夏任凡与小保姆小春的关系）时，人们还惊讶万分，都根本不相信，况且这篇文章的许多主要情节还不是那么回事。事情是这样，1996年夏天，夏任凡家想雇一个小保姆，便托老家东陵区深井子镇亲属，帮助找个托底的。亲属来到张家说明来意。张家父母满口答应，因为张家有个女孩儿没有考上高中，正呆在家里，准备复习一年再考。那个女孩个头虽然不高，也不算太漂亮，但人倒满聪明伶俐，心气也挺高。父母一说，她就答应了。她是个很现实的姑娘，她知道即使自己考上大学了，又能怎么样？将来分配没有门子，也照样没有工作。况且夏任凡在家乡人眼中是个神仙般的人物，是个管3万人、手握大权的沈阳市客运集团公司总经理。要是在他家干好了，把夏任凡伺候好了，别说她能跳出农门，就是家里人也能借上光呀！她就是抱着这样一份希望，来到了夏家。
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第二章（5）
当时夏家住在沈阳市和平区的一栋建筑面积1150平方米、楼高五层的豪宅里（这栋楼名义上挂着海城某公司的招牌，实际上是夏任凡私人的豪宅），那种由大小两间高级会客厅、七间卧室、花房、书房、餐厅、卫生间、厨房、佣人卧室（对了，在一楼暗门内，还装有一部直通五楼的电梯）组成的夏家，令她感到什么是侯门似海，羡慕赞叹不已。这时夏家已经有一个女厨师，30多岁，高高的个儿，据说是沈阳一个区机关的炊事员，因饭菜做得好，被夏家挖来的。而农村来的她没有什么技术，自然在夏家收拾卫生。但她很有眼力，手脚也勤快，很得夏任凡信任。尤其是她母亲脑溢血住院钱不够了，夏任凡知道后，立即给她拿了一万元，使她感激不尽。那年6月的一天晚上，夏任凡在一个四星级宾馆给她打电话，她去了，尤其听到夏任凡倾诉没有儿子的烦恼，她心里非常同情，并愿意献身去完成这个“神圣任务”。在这样一种水到渠成的气氛里，夏任凡也不是“圣贤”，欲望终于湮没了他的理智，使他终于没有守住最后那道防线，他堕落了。
像他这样的人，轻易不会张口，一旦张了口，那就是贪婪的血盆大口，胃口大得惊人，最终把自己也吞下去。果然不久，夏任凡为了达到目的，便以她在夏家呆的时间太长为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她安排到集团公司工作。这样她名义上有了工作，拿着工资，离开了夏家。实际上，夏任凡是怕妻子知道，在华阳大厦又买了一套160平方米的房子（实际上是200多平方米），“暗渡陈仓”地把她包起来，养金丝鸟般地关进了大房子里。她也怀着有一天做总经理夫人的憧憬，不负重托，1998年12月，为夏任凡完成了传宗接代的这个神圣的任务，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她哪里知道在半年后，夏任凡的妻子也生了一个胖小子。那一年夏任凡可谓好事成双，在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得了两个儿子，使“夏家江山”后继有人，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呀！如果一般贪官遇到这种情况，这绝对是敛财的最好机会，是万万不能放过的。但是他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是怕摆不平呀还是怕漏了信息，反正低调处理，他没有办（至于那篇文章说大奶与二奶争夺儿子，二奶为了恢复尊严，挺起胸膛，光明做人，写了上告信，这些都是杜撰。因为夏任凡东窗事发后，小保姆为了保住夏任凡的孩子，已经跑了），只请了全家40多口人吃了一顿便饭。再往后来，他劳苦一生的母亲去世了，他是大孝子，按理也应该好好孝敬孝敬。在弟弟与妹妹的一片哀求声中，他还是坚持不办，忍受了。这也许正是他高明、不平凡之处。这样一来，他的内心还感觉到自己是一丝不流世俗、保持着一份高傲的一个人。但是，这样手握大权的领导人，一旦放任自己，一旦尝到了“甜头”，就会按捺不住，一发而不可收，自然权力越大，造成的危害越大。那真是蚁穴虽小，但可溃堤千里。 看破红尘，夏大胆贿赂黑市长。
说心里话，刚开始，他还苦心经营着单位和家庭两个“小天地”，看到与他肩膀头齐为弟兄的厅局级干部们，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有风行风、有雨行雨，变戏法般地升上去。他当初心里并没有着急，反而有些骄傲，耻于与他们为伍，甚至于有点瞧不起他们。而这时社会生活习俗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异。尤其是江山易主，沈阳市长换成了慕绥新后，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领导送礼的，已经变成了可以理解的不正常政治生活的补充。
毫无疑问，这背后隐藏着严重的“钱权交易”，他的想法骤然就越来越大了。
当时，这种不正常政治生活的“补充”，在沈阳市选拔任用干部上，就更离谱了，往往是主要领导说了算。致使那些跑官的人，只要抓住一两个领导，敢下大赌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如愿以偿、官运亨通。而领导们敢于接受这种“投资”，不仅万无一失，还有三个好处：一、这都是“一对一”的活动，两头保险，十分安全可靠；二、两头害怕，送钱的怕不收，收钱的不敢轻易不收，因为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官僚阶层，许多人都想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化解矛盾；三、一箭三雕，几头都好。首先是名义好，过年过节，大事小情来看领导。其次是两厢情愿，改善关系，加深了解。再往下来，送、收双方过手的大多是公款，皆大欢喜。于是，在这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来而不往非礼也”的观念影响下，沈阳市给领导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