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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抄家，缸里瓮里扫了个底儿朝天。吓得老婆大病一场，央告他死也不要再告了。第二次抄家，把早年准备修房子的木料全拉走了，老婆哭得寻死觅活。第三次抄家再没什么可拿的了，要封他的门。他不让，被拉到了学习班。老婆吓得不吃饭光拉稀，没几天就死了。
学习班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便偷偷跑到县里告状。县里批评公社连个戴帽子的分子也管不了。公社说打也打了，罚也罚了，家也抄了，学习班住得没有人了，公社的手段使完了。
县里只得交给专政机关实行专政。公安局要抓他没理由，集体讨论，伤了半天脑筋，想出了
妙计：学大寨白天黑夜连轴转，他进城告状就是反大寨，反大寨就是反革命，抓他“流窜”天经地义。把他在看守所押了73天，只要答应不告状就放他。他咋也不答应，人家要放他，他咋也不出来，最后还是说：“这回连你们也告。”
“刘书记，我这事太麻烦，我把材料放下，你抽空看看，也不要听我一个人说，调查调
查就清楚了。”他见我一直在听他讲述，脸上的怒气消了许多。“一次也没有处理过？”
“处理过，这不是纪委文件？你看看，原来定了286块钱，
这回定成了725块，我保存了几十年的账，他们说丢了，我说他们是毁了。你说这是解决问题哩，还是继续治我哩？”已消失的怒气又上来了。
“这文件上说给你开门、分地执行了吗？”我看了文件问他。“门是开了，窑里什么也没了，拿走的粮食呢？拉走的木料呢？都得有个说法吧？地只给分了自留地，口粮田、责任田至今没给，没口粮田我吃啥？”
我从他的材料中拣出了几份：“这几份先留下，其余的你拿着，需要时再向你要。”按照我的惯例，只要留下材料，这个案子就算接受了。
“还有一份材料，你看看最好不要留。”说着他从布兜里又取出一份递给我。这份材料上全是人名，按照上边的记载，是历次工作组调查组成员的名单，办学习班人员名单，还有临时处理过他这事的领导和承办人员名单。我数了数共169人。好家伙，这么多干部与他的案子有关，怪不得他只让看不让留。这要是在“阶级斗争”时候，还不说是一本“变天账”！我刚看完，他便伸手去接，我递给他，装作若无其事。
“别看我这个草木之人，你看动了多少像样的人。”他先把这一份材料收起来放到布兜里，然后才收拾别的。
“你这事看来一时半时解决不了，你先回去该干啥干啥，过几天再来。”
“我还能干啥呢？”说着他脱掉鞋，挽起裤子，“你看这腿肿成甚了，男怕穿鞋女怕戴帽，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哩。跑路也跑不动了，你看我拄的这棍子。咱山里狗多，狗咬败家，拄着它除了能顶条腿，还作打狗用。”他把材料小心翼翼地收进布兜里，把布兜挂在脖子上，深深鞠了一躬：“这些年了，还没有人听我说过这长时间，很对不起，你说我啥时候再来？”
“20天左右吧。”我把时间说得长点，一来怕一时调查不清，二来不愿让他跑冤枉腿。“那我到时候再来。”说着他从门后边摸过木棍走了。
送到门外，望着他的背影，他一瘸一拐地走着，木棍礅着楼板，发出“嗒嗒”的响声。我没觉得他有什么可怕，也没难缠的感觉。除了具有山里老百姓共有的特征外，在他褴褛的衣服里，浮肿的皮肉里，包着一副少有的“傲骨”。
“县委书记应该抓大事”，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各项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全县发展的思路规划和实施，基层组织建设，干部安排使用，群众积极性的调动，这些无疑都是大事。同这些大事比起来，一个人的事往往被认为是“小事”。比如眼前这个陈培基，他说他的事“比天还大”，也不无道理。他一个普通百姓，从他的角度看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就从我们的角度看，他的问题关系到党的政策，关系到法律，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干部作风，关系到群众情绪和积极性，这能算是小事吗？而且这种事，除了县委书记去抓，谁又能抓得起来，谁又能解决得了呢？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第一章（3）
从信访局调来案卷，厚厚几包都是陈培基的告状材料，多数是上边批回来的。从纪委调来案卷，只有最后一次的调查情况和处理结论。调查情况是查账的材料，而账本却说是在学习班里丢失了。原定贪污286元的依据早没有了。新定贪污725元的根据也没有了，简直是个“无头案”。
这时我又想到了陈培基记录的那个名单。虽然我对整个干部情况还不太熟悉，但有不少现在就在县委部级政府局级岗位上，还有的是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且不说二分之一，就算三分之一的人是中层领导干部，这是多大的面呢？要处理陈培基的案件，理所当然要牵动这些人，特别是对他有过过火行为的人。这些人会怎么想呢？他们又会怎么做呢？老陈呀，老陈！怪不得你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为了你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谁愿意去得罪这么多环节干部呢？不冤你冤谁！此后，在同干部接触和谈话中，我便留了点心，在适当的时候，顺便提一下陈培基的事，吹吹风，摸摸他们的看法和态度。多数人说他“是个坏人，就爱告状，爱闹事。就这号人，得了告状闹事的病。死不改悔，整得还轻。”部分人说他自讨苦吃，本来问题不大，硬是越闹越大。“小胳膊偏要拧大腿”，“蝎子光往鸡窝里爬”，不是自找倒霉？这号人秉性难移。只有个别人说他确实冤枉，但他也确实闹得过分。自古以来，谁家坟里没有屈死鬼，天下事哪能都那么顶真。到头来家破人亡鬼吹灯，叫你哭娘老子都找不到坟头。
一次，去加楼公社下乡，谈完了公事，我顺便问起了纪检书记。“陈培基的问题你经手过？”
“经手不只一次，县委总算解决了，还专门发了文件。”“文件上定了的都落实了？”
“一部分落实了，一部分大队支部还有意见。”“县委决定是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吗？”
“支部书记是个老同志，老模范，县上也挂了号，现在又在公社工作，他一时想不通，慢慢来吧。”“陈培基接受吗？”
“他哪能接受。接受不接受都是那了。”“他不是还在告吗？”
“再告也没用，文件各级都有了，谁还会理他。”“原来286元，这回咋成了725元啦？”“那是从他账上查下去的。”“账呢？”“丢了。”
“怎么能丢了？”
“同其他材料一块放着，最后别的材料都在，账本咋也找不见。”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7年之后，是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宣告结束3年之后。说是给他落实政策，其实纯粹是为了应付上边，证明他确实有问题，告状属无理取闹。该增加的增加了，该纠正的文件上纠正了，这就叫“实事求是”？落实政策也不能搞“一风吹”嘛。这就是后来在《天网》官司中，原告称陈培基的问题早就解决，根本不是我解决的，仿佛我是无事找事，或贪别人之功为有。
我们的原则是：对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而陈培基偏偏做不到“宜忘不宜记”。条条桩桩、字字句句记得那样清楚、真切。对照政策条款、法律条文合辙合缝。你认为他是“变天”也好，“认真”也好，反正是白纸黑字，俨然给你摆下了一道“难题”。我把这事提到常委会上，县委决定了的事情，3年过去了还没有落实，大家虽对问题各有说法，但一致认为已经定了的口粮田、责任田该分。他因没分口粮田现在生活困难，我建议从大队提留粮里给上200斤，让他吃饭。
万没想到给一个农民分了口粮地、责任田，竟然触动了最敏感的神经，给一个没饭吃的农民半碗饭，会酿成轩然大波。有的说新来的书记不抓运输专业户、煤炭专业户，却粘上了告状专业户。有的说陈培基的案要翻了，牵连的人一个也跑不了。有的说县委不抓大事抓小事，说到天边上，陈培基的事不抓，也影响不了全县工作。熟悉的人告诉我，有人声言要为此事告状。
20天头上，陈培基来了。他说，我从加楼回来，就给他分了地，给了200斤玉米，看来有了行动。
他又拿出两张报纸，上边密密麻麻、整整齐齐贴满了火车票和汽车票，说：“几十年的票全在，一张都没丢。”又在我面前放了一份材料，是历年扣罚工分粮食和4次抄家拿走的物件清单。我又一次被他的细心和“认真”惊呆了，心想我们的基层干部在随意抄一个农民的家时，决不会记下这样的单子，而且还会把人家的账弄丢了。又感到这又是他们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一个原因。
“老陈啊，你的事大体清楚了，许多细节还得调查。”
“调查吧，过去凭权哩，现在是由他们口说哩。”他对这次调查很不放心。
“你不想让调查？”
“我最愿意让调查，越细越好，调查多少次了，我有根有据，他们都是凭口说。光找我的问题，不看我的损失。”
说到他的损失，两张报纸上贴的车票加起来大几千元。连同抄家拿走的东西，上了万元，老伴的死，几年没分地，儿子……这损失如何计算呢？我一时也不知该咋说好，便要他先回去，让我再考虑一下，他问我啥时再来，这回又说了20天。临出门时他说：“我记名单，不是要报仇，我记账不是为了算细账，只是证明我不是胡说，是有根有据的。过去的事不说了，但不能胡说，总得有个公道，还我个清白。”
去地区开会，一位领导对我说，县委领导要抓全县性的大事，特别是过去处理过的事，不要再去翻它，容易引起麻烦。话音里我听出有人告了我的状。看来陈培基这个普通百姓的事还真不简单。
在一次县直机关副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针对当前干部思想情况，我亮出了陈培基的事，提了几个问题让大家讨论：286元的问题为什么告了20多年，是陈培基生来爱告状，还是因为越告越冤？他是告共产党的状，还是找共产党告状？封门、抄家算不算侵犯公民住宅权、个人财产权？捆绑打骂算不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离县城8里路，进城算不算流窜？任意扣押73天是什么性质？286元查成了725元，为啥偏偏把人家的账本丢了？陈培基的老伴是病死了，每次抄家后就病，第三次得了“拉屎痨”，怎么解释？事关人民生命财产，是大事还是小事？该不该搞清楚，该不该有个交代？
当然问题形成和发展有许多原因，当时也有当时的形势和情景。除极个别人外，谁同他也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陈培基也说过，过去的事不说了，他只是为了讨个公道，讨个说法。为啥就这还放不过他？让一个农民有地种，让一个百姓有饭吃，怎么就犯了天条啦！我们共产党讲为人民服务，讲党性。什么是党性？我说党性就是良心，就是共产党员的良心。一个人如果连起码的做人的良心都丧尽了，还讲什么党性？若要公道，打个颠倒，把陈培基的事放到我们头上或者放到我们亲朋好友身上，我们将作何感想？我摆出一副要动真格的架势，老实讲这件事要动真格的，不少人是很害怕的。
我带了信访局和纪检委的同志，又叫上公社书记，来到了陈家垣，让人们知道我就是要正儿八经抓陈培基案件了。
吉普车直开到陈培基土窑前，我坐上陈培基的炕头，端起陈培基的破碗喝水，听他讲抄家封门的情况，听他讲老伴死的情况，看了堆放木料的地方，让他说了个痛快。他拿出一摞书来让我看，是20多年的历书，原来那些书上标着他上访出门和归来的日期，在外边的行踪。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去了哪个机关，见了谁。哪一天进出学习班，哪一天进出看守所，有人名和记事。用这种形式记事，我还是第一次发现。干了几十年的办公室工作，常常因一些人名和时间问题烦恼，却没想出这个办法来。我又一次感到这个人不简单。整他的人，接待过他的人，给他做了不负责任答复的人，见了这些证据，会被惊得无话可说的。
原支部书记已调公社，现任支书没有到场，说是不在家。老百姓听说来了县委书记，而且是在陈培基家里，而且呆了一上午，院子里、窑顶上站了不少人。我让叫几个人进来，谁也不进来，最后进来几个年纪大的，座谈中说了些情况。说到陈培基的遭遇他们都落了泪。
别看山区交通不便，这号消息却传得很快。舆论180度转弯，成了“一边倒”。都说陈培基的案件，早该平反。我深知这样说的人不一定会出自真心，但有了这样的舆论总比阻力强，心里想着“宜粗不宜细”的解决方法。
平时说让他啥时候来，非常准时。这回却超过几天了不来。打电话问公社，公社不知道。派人去问，说他病了。我让安排他住院，他咋也不去，说顶几天就过去了。知道他是因为没钱，便硬拉着住了院。我去医院看了他，见他病情较重，更使我有了从粗从快解决的想法。
调查组汇报：原定陈培基286元的问题和后来725的问题，因惟一的依据账本丢失，无法再查。后来扣款抄家的问题，大队没记载，而且不能算作陈培基的问题，无需再查。
我把情况提交常委会，一致同意，并本着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做出如下决定：一、给陈培基彻底平反；二、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三、退还粮食500斤（由公社和大队负责），救济现金3000元（由民政局救济款支付）。
我拿上这个决定去征求他的意见，老汉泣不成声地说：“给个公道就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共产党还是真的。我还得活下去。”
果然，他出院了，又一次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这问题要是早十年解决了，我还能为社会作点贡献。现在老了，什么也干不成了，你为我的事花了很多时间，以后再不麻烦你了，让你有足够的时间为咱全县的人办事，也算是我一点贡献。”说了这话他还不走，我问他还有啥事。他面有难色，想了半天才说：“叫我怎么感谢你呢？我什么也没有，只好给你磕几个头。”说着已溜下椅子趴下了。我忙去拉，怎么也拉不起来。他说到做到，再也没来找过我。第二年五月端午，他提着10个黄米粽子来看我。说是他种的，亲自包的，我没有推辞收下了，当着他的面吃了一个。
3年后他病逝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沉沉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为了清白，苦苦追求了30个年头。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难得啊！维护法律的威信就是维护党的威信 人世间的不平事，实在太多了。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第一章（4）
民谚说：“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身处逆境，头顶高压，违心屈服。大有忍受屈辱，接受不白，无可奈何之感。这种“低头”如果是暂时的，又有“好汉不吃眼前亏”、效韩信“胯下之辱”以图未来，以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说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有“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尽管为此碰得头破血流，却“宁折不弯”，呼号着“还我清白”，硬是要“讨回个公道”。
社会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了，偌大一个汾西县，还没有一个律师。说要“以法治国”，喊着“以法治县”，虽还不能说是空喊口号，总还是觉得缺了什么。我没有感到惊讶，山区贫困县嘛，什么事都来得慢点。交通闭塞所致，哪能同平川地方相比。我也顺便问过法院：开庭审案，没有律师辩护，不成了“一边倒”？回答是没有这玩意儿倒省事，有了它们光为罪犯说话，往往弄得我们下不了台。法院的回答，真使我有点惊讶了，心里沉甸甸的。
再问别的干部，回答说几年前律师考试，考中两人：一个是经委的干事，另一位是中学教师。他们同获兼职实习律师资格，办了几案，声名大振。后来经委的那位在“严打”中违法受审，被吊销律师资格；中学那位吓得不敢接受案子了。我心里记下了这件事，没有再去细究。新来乍到，忙得像腊月里的王八，哪能顾得上，只得搁置一边，随后再说。
时过半年，六个干部子弟和两个农村女子的案件判处了，农民曹建祥状告公社副书记的
案件处理了。“律师违法受审”的事，才“千呼万唤始出来”。
忙了一天公务，晚上又看了堆积几天的文件，时至深夜，突然断电，通讯员点燃蜡烛，催我早睡。山区断电三天两头有之，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一般都是八点左右高峰期掐断，十一二点低谷期才又来。怎么今天都破了常规？幸喜没人来找，只有睡了。躺在床上，很快便迷登起来。
这时有人敲门。我还未来得及搭话，听见通讯员已经出来，把敲门人引入他的房间。经验告诉我，大凡此时来找的人，多是紧要事情。不是发生什么急案，就是山林着火，或者……大凡如此，都是先来电话后来人。非如此者，深夜造访，定是告状人了。我忙穿衣起来，打开房门，通讯员闻声端着蜡烛进来，身后紧跟着一人。通讯员说：“我说你已睡着，又停了电，让他明天来，他说怕碰上他哥。”“他哥是谁？”“赵科长。”
“你是赵黄龙的弟弟？”
“嗯，我叫赵水龙，在经委工作。”烛影里看他有点不好意思，又愠怒满面，用拳头擦了一下眼睛，有点想哭，却没有流出泪来。“我就是那个兼职律师。从看守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