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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打断他的话头说：“你需要什么，就跟我说吧。”
李坚虽然感到奇怪，但他还是告诉孩子，他们一行二十几个人奉命转移，现在天已经黑了，想找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另外，六位女同志的鞋子坏得都“张嘴”了，还想找六双鞋子。
小村长仔细地听完，说了声“跟我来”，就转身走了，二十几个大人只得服服帖帖跟着。小村长给他们找了一个大间、一个小间的套房，又不知从哪儿抱来几捆稻草作床铺，然后又给他们弄来吃的，临走时还对李坚说：“鞋，明天你们走的时候，我一定送来。”
大伙儿吃完就躺下睡了。李坚不能睡呀，一来情况复杂，环境险恶，得多提防着点儿，二来那小村长的形象总在他脑子里转着：一个小小的孩子，怎么竟当起了村长？真正的村长到哪里去了呢？
天快亮的时候，李坚起身准备到外面去看看，刚出门，就看见小村长在外面一个角落里站着。李坚感到奇怪，上前问道：“孩子，你怎么没去睡觉呀？”
小村长说：“你们太疲劳了，万一有点什么动静，我怕你们听不见，就在这儿给你们站岗。”
啊！李坚只觉得一股热流涌上心头，忍不住问：“孩子，为什么要让你这么个小孩当村长呀？”
小村长看看他，说：“你跟我来。”他把李坚领到村头一口大井旁边。
借着微亮的晨曦，李坚朝井里一看，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回事？井里填满了尸体！
小村长说：“叔叔，十三天前，日本鬼子包围了咱们村庄，村里的年轻人，除了跟着八路军走的，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剩下的人中，老的老，小的小，爷爷奶奶都七八十岁了，小的就数我大。因为最近风声很紧，我就带大家转移了，这儿由我来盯着，接应过路的同志，就这样，大家选我当了村长。我知道我年龄小，可是大家信任我呀，我已经当了十三天的村长了！”
李坚听得热泪盈眶，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自己的口袋里摸啊摸啊，他多么希望能从口袋里摸出一件什么好东西来。
小村长见了，奇怪地问：“你找什么？”
李坚说：“孩子，我想找一件东西给你做纪念呀！”
小村长一听，摇摇头，默默地从脚边拎起一捆鞋子，整整六双，双手托着，塞到李坚手里。李坚再也忍不住了，他摸着孩子的头，把这个年仅十一二岁的小村长紧紧地拥在怀里。
这时，孩子哭了，他的爸爸妈妈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他没有了亲人，八路军战士就是他的亲人，革命队伍就是他的家呀！孩子抬起头来，哭着对李坚说：“叔叔，你不要找了，我什么都不要。爸爸妈妈生前经常对我说：要这块天，要这块地，有什么能比胜利更值钱呢！”
李坚的心震动了：是啊，咱们要这块天，要这块地，有什么能比胜利更值钱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06
知 音夏雨菡
2005年的冬天，我客居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一座国际公寓里。那段时光我是一个在欧洲自由行走的旅人。所以公寓的白天常常只有我自己，只有我是不工作的人。有时候我会大声的歌唱自己喜欢的歌曲，因为不会打扰别人。
一个飘雪的下午，我在厨房煮咖啡，随口唱着我喜欢的歌，我不知道那一刻有人就站在我身后。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吓到了我。我打翻了手中的咖啡杯。他忙着道歉，他是居住在这里的一个法国人。我回过神来，也道歉：是我的歌声打扰了你吗？我以为没有人。
他说，不，恰恰相反，是你的歌声吸引了我。这首歌很好听，是否可以告诉我它叫什么名字？
我唱的是《知音》，是我喜欢的一首电影插曲。
我沉默了一会，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翻译“知音”这个词。好朋友吗？不是。爱人吗？也不是。有很多东西，用汉语是很好表达的，因为有很多深邃的含义与情感蕴含在这些词句中，不需要过多解释。但是，却不可说，因为一说就错。比如“红颜”，比如“高山流水”，再比如“知己”。所以，“知音”这个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外文单词可以解释清楚的，那需要娓娓道来。
所以我问，你想知道？
他说：是的。
我说，可是解释起来很长。
他拉出一把椅子坐下来。于是，我也给他倒了一杯咖啡，这样开始了我的解释。
我想了想，是这样开头的：这是一个中国的故事，有人将它拍成了电影。有一个男人，是一个将军，叫做蔡锷；有一个女子，是一个妓女，叫做小凤仙……。
我讲完这个在中国尽人皆知的故事之后，随即将这首歌的歌词直译过去，但是我觉得很遗憾，一是我的外语不够好；第二，有很多美好的中国诗句与歌词，原本是不能翻译的。这就是即使曹雪芹活着，《红楼梦》也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当我说到“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做长风绕战旗”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法国人表情上的动容，他的眼波变深，荡漾起一种柔情。我没有想到即使在国内，也很难找到对这两句倾心的同道，竟然在这陌生的异国有了知音，还是一个外国人。我第一次听到这两句的时候，就被深深打动，泪流满面。
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句，这其中有舍身赴死的侠肝义胆，有同甘共苦的义无反顾，还有如长发一样缠绕的满腔柔情。那是杨柳青青，那是荒原上的燃烧之火。那是浩瀚的大海，海底涌动着无限的深情，而海面上依然是波澜不惊。那是战火纷飞之中的一抹微笑，那是浪迹天涯也紧紧相偎的温暖。那是虞姬在马背上，轻轻贴着项羽盔甲的感觉。
最后，我回答那个法国人说：所以，这首歌的名字，没有一个准确的外文单词可以对应，也许应该翻译成“传奇”，在汉语里，它叫做“知音”。我这样解释，也有另外的含义。这首歌起源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故事。男女之间的友谊与情感，少一分不够分量；多一分，会滑入爱情的轨道。所以知己，单纯的知己，少之又少。
但是尽管少，还是有的。电影《知音》仅仅演到将军死，琴弦断，再未交待小凤仙的下落。真实的故事是，蔡锷走，小凤仙被袁世凯扔进监狱。出狱后，她并未回到蔡锷的身边，而是隐姓埋名，隐没他乡。蔡锷死于日本，小凤仙一生缄默其口，终生独自生活，从不提起这段传奇。也有人找到她，但是，她只是沉默。
所以真正的知音，是一种传奇。那包含相交的懂得与牺牲，心灵的默契于抚慰，心甘情愿地付出，还有君子坦荡的肝胆相照。这有几人能够做到？那是超越友谊，也超越爱情的情谊，所以，称之为“传奇”。
那个法国人盯着我，沉默了很久。他开口的时候，我打断了他。我轻轻地说，我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而已。
他还准备说话，我再次打断他，也许，也许你可以去亚洲店，也许找得到这部电影。
第三次，我说，喝咖啡吧，已经凉了。
男人不再开口。窗外大雪纷飞，一片苍茫。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可是我不会是他的传奇，也不是他的知音。
我起身告辞，轻轻唱：“高山流水，云依依；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提。”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53
真正的文明孙贵颂
有一位叫李杰的中国姑娘在英国读MBA。这一天，要从所在地坐3个小时的火车前去面试。李杰为此从早上7点就对着手表按部就班地进行准备。然而就在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手表停了，当她发现时，已经是10：43，离火车开车时间只有17分钟！从住处到火车站，跑步也得15分钟，何况还要找站台。
容不得多想，李杰飞身下楼，一路狂奔去坐公共汽车（在英国打的需要预约）。当她登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后，问司机：“这辆车去火车站吗？”司机回答说： “这趟车到下一个路口就转弯，不去火车站。”姑娘一听此话，顿时傻眼了。这时，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问道：“小姐，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吗？”出于礼貌，李杰告诉了老人遇上的倒霉事。老人安慰她：“别着急，也许还能补救。”又说：“我也是在下一站下车。我知道一条去火车站的近路，如果你相信我，我想我们能够赶上。”
车还没停稳，老人已一步下了车，她还带了四个四岁至七岁的小孩。老人说：“孩子们，这位小姐有重要的事情要赶火车，让我们一起帮助她。来，大家拉起手来快跑！”事已至此，李杰只好死马当做活马医，跟着跑吧。一路上，看到奔跑的老人和孩子，路口的司机都停下来，让他们先过。转了几个路口，老人停下来，指着一个建筑物气喘吁吁地说：“快去吧，这是车站侧门，还剩两分钟。”姑娘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老人转身便走。
这时，一个累得蹲在地上的孩子问：“奶奶，我们还回汽车站吗？”“是的，孩子，快起来，我们还得去学校啊！”原来，老人是专门为了这位中国姑娘才下车的！
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就是文明礼貌不仅施与“熟人”，而且同样施与“生人”，不仅施与“富人”，而且同样施与“穷人”的社会。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40
战争中的回形针高兴宇
她从没想过，一枚普通的回形针，竟然会让这些经历了战火纷飞、生死之痛的老兵们，深深地铭记十年。
20世纪曾经爆发过一场战争。
丽娜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从报纸上看到，参战的士兵因思念亲人倍感孤单，决定以亲人的身份给他们写信：收信人是“每一位参战的士兵”，落款一律是“最爱你们的人”。信的内容则是一首小诗、一个有趣的故事，或者是几句勉励的话语。
白天她工作繁忙，回家还要照顾孩子，但她每天坚持写完20封这样的信。寄到参战部队之后，部队军官认为这是消除士兵恐惧、提高士气的有效措施，很快将信分发给那些很少收到信件的士兵手里。
光是写信丽娜还觉得不够，她总想找一些新颖的方法，表达最真切的关爱！偶然，她看到书桌上散落着几枚五颜六色的回形针，便灵机一动，给每个信封装上一枚黄色回形针，附言道：“回形针代表我给你的一个拥抱。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摸一摸它，就会知道有人在关心你、惦记你、轻轻地拥抱你！黄色也代表胜利，我们在家乡期盼着你们凯旋！”
战争持续了40多天，丽娜一共寄走600多封装有黄色回形针的信笺。相比于600多亿美元的战争花费来说，丽娜的贡献实在微乎其微。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已经是战争结束十周年纪念日，丽娜早就淡忘了当初寄信的事情。
那天早晨，当丽娜打开自家的房门时，感到万分惊诧。
她家的门口笔直地站立着一排排穿戴整齐的男士，足有500余名，每人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对着丽娜齐声喊着：“我们爱你，丽娜女士！”
刹那间，丽娜被鲜花和笑容包围。
原来，在战争结束十周年之际，参战士兵联合会进行了“战争中我最难忘的事”评选活动，“回形针关爱”被老兵们列为首选。陈年旧事一一浮现脑海，感慨万千的老兵们商定，一定要找到寄信人。
从邮戳上看，所有“回形针”信件都是从一个邮局寄出。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但邮局还在，一位老员工恰好对热情善良的丽娜很熟悉，给了他们丽娜的详细地址。
于是，在十周年纪念日当日，老兵们相约来到丽娜家，送给她鲜花和惊喜。很多没有收到“回形针”信笺的战友们，也主动要求一起前往，表达他们对一位仁爱女人的挚诚敬意。
在后来的叙谈中，一位老兵说：“战争期间我曾想过自杀，是这枚回形针陪伴着我，让我从死亡和血腥里，看到了温暖和光明。我知道有人在想念我，爱护我，才有勇气继续战斗下去。”
另一位说：“在我收到回形针信件后，我一直在思索是谁寄给我的。是我暗恋的女孩？还是邻居好心的阿姨？或者是最铁的中学朋友？后来，我想，不管寄信人是谁，他（她）都是我正在浴血奋战、全力保护的祖国人民。”
一个年纪30来岁的年轻人，从兜里掏出那枚仍未退色的黄色回形针，感叹地说：“我参军时还很小，幸好有它陪着我，好比给冰雪中行走的人燃了一盆火，让沙漠中跋涉的人有了一眼甘泉——这种陌生的深爱，即使在战争之后也温暖着我，让我对生活永远充满期望和热情。”
……
丽娜的眼睛湿润了很多次。
她从没想过，一枚普通的回形针，竟然会让这些经历了战火纷飞、生死之痛的老兵们，深深地铭记十年。是的，一个小小的善举，或许就是一粒坚韧的种子，它会生根发芽，抽叶开花，让这个世界芬芳四溢，美如天堂。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62
月亮谷金本
在全国少年“生命”摄影大赛的终评会上，一幅作品征服了所有的评委。无论是思想前卫的年轻评委，还是资历深厚的年迈评委，都毫不犹豫地投下了自己的一票。《月亮谷》力压群芳，当之无愧地荣获了“生命”摄影大赛的金奖！
我是评委之一，也是一名资深的摄影记者。各种各样的摄影作品我见过不计其数，但如此震撼人心的作品，我还从未见过。
这是一幅黑白摄影作品。画面上，两座山峰的形状很恐怖，山体是交织纷乱的网状物，透着阴森森的黑色。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眼前跃出的是两颗骷髅。然而，在这两座阴森网状物的顶端和一侧，却出人意料地闪现出耀眼的亮色。这亮色是那样不可抵御，不可战胜。这是一道神奇的灵光！山峰的背后，是漆黑的墨色。墨色的深处，一轮明月挂中天。这山峰上的亮色就来自这轮皎洁的月亮。哦，这是一道黑暗与光明对峙的幽谷，一道死寂与喧闹对峙的幽谷，一道死亡与新生对峙的幽谷！
月亮谷——惊心动魄的生命之谷！
《月亮谷》的作者是谁？他何以创作如此杰作？
作者的一封附信揭开了秘密。
……我是一个癌症患者，今年12岁。
5岁的时候，身为摄影爱好者的爸爸把我的手，在照相机上按下了快门，我拍出子平生第一张照片——花盆里刚刚破土的绿芽。我高兴极了，我没想到我的小手竟能拍出如此美妙的照片！从此，摄影便与我的生命连在一起。
每到星期天，爸爸便骑上自行车，带上我外出拍照。大山、大河、树林、原野、海滨、湖畔、都市、村庄，无处不留下我的足迹。
我拍出了一张又一张照片，感受了一次又一次生活的启示，受到了一次又一次心灵的陶冶，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精神的升华，我终于成了一名颇有成绩的少年摄影爱好者。我的作品多次参加过展览，多次在报刊上发表，多次在比赛中获奖。
就在我对摄影的兴趣越来越浓的时候，我突然患了癌症。
那是去年一次登黄山的拍摄中，下山时我突然觉得大腿一阵剧痛。回到上海后，我马上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对我犹如晴天霹雳：骨癌。已扩散。
这一年来，治病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内容。然而，在我心中，摄影依然是全部内容。然而，在我心中，摄影依然是第一需要。治病的空余时间，我一直没有停止摄影活动。我想：我的生命可能极为短暂了，越是短暂，我越要加紧拍摄，多拍一张照片，我的生命就多延长一分。
上个月，医生坦率地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必须如实地告诉你：最近的一次癌细胞切片检查，表明你的生命已经临近了终点。”
我没有惶恐，也没有痛苦。此时此刻，我竟然萌生了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震惊的构想：
用我切片中的癌细胞，拍摄我生命历程的最后一张照片！
医生被我的构想感动了。他把我癌细胞的切片在仪器上为我展现出来。看到这怪异的图景，我惊呆了：癌细胞是如此地丑陋，丑陋得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在仪器的一束强光的照耀下，它又竟是那样美丽，美丽得震撼灵魂！丑陋与美丽之所以如此对立而又融合，大概缘于光明的照耀。于是，我在电脑上把两个癌细胞图像扫描了进去，构成了两座大山，在悠远漆黑的苍穹之上，我制作了一轮明月，这轮明月是我在初春的第一个望日拍下的。
这幅作品的名称，我想了很久。最终，我把它定名为：月亮谷。我想用这幅作品告诉人们一句话：
只要心怀光明，死亡也是美丽的！
……
太动人了！
太动人了！
记者的本能驱使我，赶快去采访这幅作品的拍摄者，我一定要写一篇重头报道，发表在报纸的头版头条！
我按照作者所写的地址，很快到了上海市××中学，继而又到静安区的××里弄。然而，老师和爱长告诉我的是同一个消息：他已经去了！
他已经去了！
在弄清我的来意之后，悲痛的父亲转告了儿子临终时的嘱托，并希望我成为他儿子临终嘱托的完成者。我坚定地答应了。
回到北京，我一丝不苟地照着死者的嘱托履行了。我把《月亮谷》用最精美的镜框镶嵌起来，专程送到了中国抗癌基金会，请他们转赠给所有的少年癌症患者。作品的下方，我用金字印上了死者用生命铸就的箴言：只要心怀光明，死亡也是美丽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10
有一颗行星以他命名江华 张蔚
田家炳，一个88岁的香港老人，20多年来，在大陆和港台，共捐助130所中学、80余所大学、40多所小学、9所专业学校、9所幼儿园、1150间乡村学校图书室。迄今为止，他已累计捐资10亿多港元用于中国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益事业，其中教育所占的比例高达90％。他还捐出了自己名下80％的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来自香港，连普通话都说不流利的老人，一个曾经是香港“人造革大王”，曾获英女王荣誉奖章的“小本买卖的生意人”，比更多真正的大陆公民，更关心大陆。
显然，“教授、博士”这些彰显身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