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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谁养活中国 王治安著-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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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商懵懵懂懂,测不出是真是假,一个劲儿地集资抢购土地。骗子四处鼓吹,而热衷炒地者,如痴如醉,利欲熏心,在一派混乱中上了钩,订协约,缴纳保证金,少则500万元,多者1000万元人民币,外加美元。
  更有甚者,一份与外商未签字的“合同”,写着需调入资金360亿元骗局在广州闹得满城风雨。骗子被巨额利润冲昏了头脑,竟肆无忌惮。
  这一切,似乎都做得妥帖周到。然而,正当白花花的钞票像潮水一般涌进骗子腰包的时候,正当这群犯罪分子利令智昏的时候,骗局终于露出了马脚。行骗者无知可笑,只知骗人骗钱,连一般的常识都不懂。有一份伪造广州市国土局发出的“征地用地通知书”中,文头、编号、公章、签字样样齐全,可文件封面上红底烫金的国徽和用地单位,却被莫名其妙地省略掉了,编号也是几年前使用过的旧编号,牛头不对马嘴。
  更可笑的是,那些上钩者也许是赚钱心切,未辨别文本“合同”的真伪,便大笔一挥,画了押,直到把那些“合同”拿到市国土局去验证时,方才大吃一惊。
  这些上当受骗的人更不清楚用地的审批权限和程序。按政策规定,省政府的审批权在1000亩以下,市政府的审批权限更小,而有一份合同征地4400亩,这样大的面积,不仅超越了市的权限,连省上也无权审批。
  对这场骗局,只要懂法规、政策的人都是会识破的。然而,在那些房地产商中却无人知晓。许多人只顾赚钱,不研究法规、政策,受骗上当之后,方才抱头痛哭,悔之晚矣。
  房地产业是一项投资额巨大的风险产业,一旦受骗,会造成许多人倾家荡产。这起巨大的房地产骗局,正是如此,有人破产,有人入狱。
  骗子无孔不入,而且胆大妄为。在祖国的南大门广州有,在川南的山区也会产生。
  位于川南崇山峻岭中的某县,不少人对严伟的名字十分熟悉。
  20年前,他因诈骗、投机倒把触犯了刑律,锒铛入狱,整整在高墙铁窗内呆了三年。
  那失去自由的时光,那枪尖、刀影下的寒伧日子,他不会忘却。但他更不会忘却行骗的伎俩,以及坑人害人的劣卑手段。那是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常说,狗改不了吃屎。严伟绝对改不了骗子的本性。他获自由后,仿佛发疯似的手痒,不施展他的“才干”,日子便难熬。因此,仅仅过了三百六十五个自由日,他的“病”又犯了。这一回,他用诡计多端的骗术,拐骗贩卖妇女,被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
  严伟“辉煌”的历史铸成一个“骗”的技能,深深地渗进他的骨子里。
  还应该提一下的是,监狱生涯,似乎使他聪明起来。他深知行骗法律不容,于是,在“房地产热”正火爆的1993年8月,他摇身一变,打起了“某县台谊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大招牌,自任“董事长”。
  严伟顺势利用这个热门产业,继续他的行当---行骗。
  他首先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不明真相的记者为他鼓吹;接着又召开“座谈会”,邀请老干部、台属和港澳人士,为他的公司涂脂抹粉,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这一手瞒得了外客,可瞒不过本地人,严伟在本乡本土,再进行那些违法活动,群众眼睛雪亮,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于是,1994年4月,他将他的公司迁往成都,并在省上完善了注册登记的全部手续,摇身一变挂起“四川省台谊民生房地产公司”的牌子。
  这张“牌子”十分耀眼,外地人和港台人视其光辉。然而,“董事长”却是一位“二进宫”的劳改释放犯。
  到了成都,严伟会改邪归正吗?不。这一回他的招数,一个接着一个施展开来。
  第一招,他违反有关法规,未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便成立了“李硕勋烈士亲友接待站”,自己粉墨登场,当了“站长”,荣耀一番。
  第二招,未经银行批准,擅自印刷“集资券”3000万元,在成都、宜宾等地广为发售。
  这位“董事长”无论施展哪一招,都没有摆脱群众的眼睛,不到半年,有人向公安部门举报。查明,严某不思悔改,成立非法组织,欺世盗名,触犯了刑律,被公安机关送进了拘留所。
  这几年,在神州,利用房地产业大肆行骗的奇闻颇多,其特点是:利用土地行骗招财,而且数额巨大!
  执法,何以难潇洒
  那天,从五福村采访回来,已是晚上八点了。
  车,绕过一段盘山公路,穿过一片密林,走向河套,路渐渐平缓些,困倦似乎有所缓减。
  然而,今天在会上所听到看到的那些情景,仍然盘旋在头脑中。
  在车上,大伙不约而同地又谈起土地执法难,那十分恼人的事。
  土地监督处长李德远,在这条战线上已是苦熬苦守、爬摸滚打,干了数年。是酸?是甜?是苦?他体会最深,碰的“钉子”最多。
  李德远给我的印象,和几年前相比大不一样,黝黑的皮肤增厚了,额上的头发更稀疏了,人也显得更加严肃、老成。但有一点没有变,他执著的事业心、紧迫感没有变;高嗓门,大气度没有变;为土地的赤诚之心,为人类的生存而呐喊的声音没有变
  他心急,看到脚下的土地一片一片被吞噬,人类生活的地盘一天天变小,他的心似乎被人捅了一刀,正在流淌着热血!
  在这场圈地与护地、捍卫与抵赖的争夺中,他算是豁出去了,那根永不松弛的神经,紧紧系在黄土地上。
  他肩上的担子不比局长轻松,热法、监察,成天装着“黑脸包公”,在党风民风遭到践踏的年代,他花去的力气更大,而获得的效果往往仅是三个字“讨人嫌”。
  “唉,执法难啊!”他又一次感叹。
  “执法难,是人的法制观念的淡薄,特别是干部,”他急切地说,“在他们的脑壳里,就是缺乏国法、党纪,甚至是明知故犯。碰上这种人,气得你七窍生烟呀!”
  他说,土地执法,许多旧的案子执行不下去。国土部门执法手段不齐备,人员不足,受到种种制约和束缚,管不了,致使许多案件有法难依。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只好求助于政法部门,而公安人员已捉襟见肘。有些案件,即使借助政法部门,也依然执行不下去,许多案子一拖数年,土地占了,房子建好了,生米煮成了熟饭。干部为避免流血冲突,只好以罚代法,从轻处理或不了了之。
  1992年初,某市一位区政协副主席,是一位不大不小的知名人士,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违法占地建营业铺面,国土部门多次打招呼,他不理不睬,国土部门要处分他,上面有人为他说情,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前些年,某县以县水电局局长为首的三位干部,违法占地建私房12套,县纪委查处了此案,省监察厅、省纪委都支持,依照《土地管理法》作出处罚决定:非法修建的12套房屋全部没收进行拍卖,所得收入上交国库。然而,由于个别领导的干预,依法作出的决定成为一纸空文。
  李德远越说越激动:“这桩案子,省上跑了七八趟,我也走了四五趟,就是执行不下去,你说气人不气人。”
  “土地官司难断,土地执法更难啊!”李处长又一次激动起来。“峨眉山市有一位国土干部被打残。梓潼县国土局一位股长被打伤,一气之下,不干了”
  他讲了许多执法引起的恶性事件。
  自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土地官司在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中,一直位居第二或者第三。几年来,河南省各级法院共受理土地案件3000多起,占行政案件的30%。徐州市3年间受理土地案300起。四川省仅1993年全省土地案件就达2.5万件。
  旷日劳神的土地官司,使土地管理部门疲于奔命。
  为什么土地案件居高不下呢?分析其根源,大多是涉及的当事人手中有权,或不服土地管理部门和政府对其行为进行的处罚。这里既有法律意识薄弱的问题,也有社会风气不正的问题,还有当事人“通融”无效后拒不执行的情况。
  这些案件,大多数是陈案旧案,发生在一些基层干部,或农民身上,新近发生的违法案件更有它的特点。
  李德远越说越气愤,嗓门也越高。他说:“特别是1992年以来,违法的主体变了,是部分地方政府、政府官员。他们越权批地,或划整为零,或少批多占,有的‘开发区’自己建立土地管理机构代替政府的职能,权很大,可以直接越权批地、转让、制定政策。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官员的违法行为猛增。他们还制造了种种说法:“啊,2000亩地要国务院批,外商来了,不可以‘特批特用’吗?等上面批,要什么时候才能批下来?等到批下来,外商都跑光了,还要地干什么?”他们违了法还找出遁词,怪上级,怪国土部门。
  近几年情况复杂,弄得国土部门顾了东,顾不了西。一方面旧案未了;另一方面新案不断。
  他说,川中某县农民自筹资金办丝厂,这是好事,可占地30亩,应报省上批。他们一合计,办用地手续要交税费40多万元。县里几大班子的头头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未批先用。他们拍板:“将来有错我们承担。”
  川北某市有一家饲料公司决定在本市建一家联合企业,占地50亩。土地未经上面批,而且征地费每亩8万元,只收3万元,让国家资金流失。
  更有甚者,地处成都平原的某县“旅游开发区”,于1995年10月在省报刊登一整版广告,公开拍卖土地。广告称,无论是远近的来客,只需交900元钱,即可在本开发区拥有一分土地土地第三次失控之后,土地案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大案要案剧增。
  从全国来看,情况相仿。1995年7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分析:随着土地的不断开发利用,土地的价值日益提高,近几年广东的土地纠纷案件连连发生,全省有几万宗案件未处理。
  “昨日埋隐患,今日上法庭。”特别是1993年的春天,土地批租,房地产经营中埋下的不少隐患逐渐暴露出来。
  海口,是“炒地皮”、“炒楼花”最火爆的地方,所以这里的纠纷层出不穷。人们总结出一个教训:“炒”得越火爆,就越混乱,纠纷必然就越多。有的土地尚未办完手续,便开始卖项目,售期房;有的一“权”数卖,即一个项目先与张三签了合同,接着又与李四签合同,后者比前者出价高,便随意推翻已签的合同;有的甲方出钱,乙方出地,结果一方的价格上涨,顿觉吃亏,要修改合同,直至对簿公堂中国有句古训:“地安百安,地乱百乱。”土地执法令人堪忧!如何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排除干扰,加强法制建设,从根本上依法管好管活国有土地,迫在眉睫!
  违法,根在何处
  在本章,披露了众多的土地纠纷,令人吃惊。那么,还应该看看根在何处?症结在哪里?
  应该说,第三次土地失控,致使大量耕地荒芜,有其前因,有其根源。
  目睹一个现实,由于土地案件增多,给社会带来不安。面对扑朔迷离的土地案件,许多省、市为了专门审理这类案子,不得不列入专题,建立专门的法庭,受理房地产官司。可见,土地违法案件的涌现,给社会和主管部门增加了多么大的压力啊!
  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的行为是令人质疑的,他们面对中国人口猛增,土地锐减的局势而不顾,一张条子,一句“戏言”,大片大片的土地就被圈了起来。倘若说他们“失职”,不会接受;说他们“违法”,会一跳三尺高。他们很聪明,对这样的违法行为,上级还没有给他们下结论时,他们自己早就作了“结论”,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托词:“哈哈,那都是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呗!”
  这话,既动听,又轻巧,一笑了之。这种态度,也许有其历史原因。多年来,由于体制的局限性,领导干部失职也好,渎职也好,违法也好,没有什么具体法规,即使有,能执行吗?因此,酿成了许多积弊。
  古人早有先见。位于“天府之国”的首府成都市郊的宝光寺内,有一副对联,便是历史的写照。
  上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下联: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妙极了!
  据了解,第三次土地失控与前两次失控的特点,绝不相同,有它的个性。这种个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于少数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对法律的“随意性”、“灵活性”,甚至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产生的,老百姓说他们是“和尚的脑壳,无法无天”。由此涌现出的违法批地,违法卖地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施政行为,致使大量土地非法占用,非法倒卖。
  土地违法花样种种。这里将其几种表现展示出来:
  无视法律,越权批地。
  越权,是近几年来最多、最普遍的一种违法活动。领导本是执法者,可到了关键时刻,为了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利益,他们便按捺不住,把法律和政策束之高阁,随心所欲,大笔一挥,成片的土地便加上了围墙。他们还找出一些“理由”,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为了引进外资”,“提高办事效率,减少环节”。这种混乱现象,其中不仅违反土地法规,而且漏洞很大,行贿受贿一系列的不正之风,也随之而来。越权批地一度很盛行,仅1994年全国就有1.3万多件,占用的土地面积,是同年违法占地面积的13%。
  下放权力,助长歪风。
  权力,有时似乎比金子还贵,有时又显得很贱,随便乱踢。土地审批权,在关键时刻,有些省、市图方便,下放了。也许最初他们没有估计到,它的重要,它的含金量,它对控制耕地流失的重大意义。尽管从1992年以来国务院三令五申,权力不准下放,却没能引起一些当权者的醒悟。
  权力下放,似乎正迎合了“越权者”的需要,权一下放,他们便可为所欲为,名正言顺。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行为呀!
  冲破法规,不利统管。
  历史的经验证明,管而不乱,有法可依,自然会杜绝混乱,违法者也就无计可施了。当权者乱了套,法制乱了套,没有不出问题的。近几年出现的另一种危险,也是十分惊人的。随着土地市场开放,人们观念的转变,看到土地不仅是宝贵的资源,而且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寸土寸金。土地增了值,升了位,管地批地有油水,因此一股冲击波出现了,许多部门伸手争权,争着要管地。
  建委说:土地历来属于他们管,现在土地局应该解散,土地管理应归建委。
  农业局说:农民是土地的主人,土地理所当然属于我管。
  城建局说:土地就在我们的脚下,为了市政建设的需要,土地该归城建局管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市、县的国土局被吞并,土地管理出现分裂的局面。
  另一种局面是,“开发区热”热了一阵子,如今已到了低潮。因此,一些开发区的土地闲置,他们将低价收来的土地,自批自卖,没有法律约束,更逃出了统一管理的范畴。
  农村土地,任意分割。
  农村,天地广阔,土地执法更难。一些乡镇用地批地,更不规范,最突出的是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擅自用地。这些年,乡镇企业有了大的发展,是好事,但也出现了混乱,乱占耕地,乱出租,问题严重!
  花样百出,无奇不有。甲地这样搞,乙地立即仿效。在东南沿海,有个县级市,乡镇企业占地,未经审批的达9000余亩。邻近一个省级直辖市,1993年乡镇企业用地达1.3万亩。还有一些离城市近的乡镇,把土地随意出租、批租,使大批集体土地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就擅自进入土地市场交易。
  确实地“大”,加之现行“以块块领导为主”的土地管理体制,很难体现中央政府作为国有土地所有者的权威,山高皇帝远,缺乏上面对下面的监督机制,因此,各行其事,各谋其利。这也许是发生大量土地违法事件的重要原因。
  由于土地失控,市场混乱,全国每年大约有300亿元国有资金流失。这是一个罕见的数字,难道不让人痛心吗?

  第三章
  『蛀虫』“房地产热”酿成的腐败
  钻进一串“硕鼠”
  黄土
  蜀中有群“土耗子”
  地祸水横溢
  鹰眼·铁嘴·神仙肚
  八号岛上的罪恶

  第三章“蛀虫”钻进黄土地

  清代陈景登任晋州官时,见土地瘠薄,百姓生活潦倒,便在州衙门前悬挂着一副自警联:“头上有青天,作事须循天理;眼前皆瘠地,存心不刮地皮。”此联除了自警自戒外,还讥讽那些“刮地皮”的贪官。这副对联确实生了效,使众多的官员廉政清白,不“刮地皮”,不“吃”农民的血汗钱。
  然而,数百年之后,在神州却出现了一批“刮地皮”,“吃”土地,坑农民的贪官。本章将向读者例举一桩桩奇案,一个个罪恶行径。
  “房地产热”酿成的腐败
  斗转星移。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末,全球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各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成为中心。
  随着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腐败现象如同瘟疫一般滋生、蔓延。一些政府官员的丑闻叠出,频繁曝光。
  腐败的侵蚀,使一些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受到冲击,经济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因此,人民尽皆痛恨腐败,而腐败现象,已成为全球面临的亟待解决的政治难题。
  在日本,最大的政党自民党,执政40年,由于接二连三的丑闻迭出,首次在大选中失败,成为在野党。社会党,也因此失去了一半的席位。“祸水”殃及,使战后“自民党一社会党”主导的政治结构宣告结束。
  在韩国,贪污腐败日益盛行,已成为严重的政治积弊和一大“社会痼疾”。在近几年发起的反腐败斗争中,已有成百上千的政府官员和军官,因涉嫌贪污受贿而被撤职起诉。前总统卢泰愚被送上法庭之后,紧接着另一位总统全斗焕又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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