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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都称北海为“东方夏威夷”。
这是名人要人的定语，但不是名人要人的造化，而是大自然的杰作。
北海，原来是个小镇，自从１９８８年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以来，游客逐年增加，１９９１年达１２０万，１９９２年突破１５０万！随着“北海投资热”的高涨，１９９３年游客突破２００万人！
火热的北海，沸沸扬扬，至１９９３年已有５０余家海内外客商投资，总金额达８３亿元。１２０幢别墅和一批娱乐设施已初具规模。北海将号称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海洋运动娱乐中心。
那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呀！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海的发展似乎梦幻一般，美元少了，投资者节节后退。潮涨潮落，生产停滞，生意萧条，土地荒芜，一些高楼刚冒出地平线，就蔫气了，停产了。昔日沸腾的景象消失，海滩上的游客稀稀拉拉！
盛世不惧危言。越是改革开放越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越要不避左见。要有一些“杞人忧天”，从大好之中管窥不测，从盛况之下预见危机，从而才能知荣辱，明兴衰，制对策。
人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弊端，常常爱用“忧患”二字来表达内心的情感，文人更是如此。其实，“忧患”一词并非今人所造，自古有之。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其曰：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在中国，也许是一种民族的特征，历来许多文人都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也就是常说的“安不忘危”，“居安思危”。
总结历史，忧患意识的重心有两点：一点是忧国；一点是忧民。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忧患意识始终是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文人面对各种社会矛盾和各种隐形的危机，产生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并发展成一种自觉意识。
追溯历史，忧患意识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范仲淹。他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范仲淹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影响着许多文人。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明代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书院一伙文人忧患朝政的腐败，写下的留芳千古的一幅对联。它更富有典型性。
在今朝，对土地忧患的人也不少呀，他们纷纷撰文，发出呼吁，充分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
中科院学部委员、西南农业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的土壤学专家侯光炯，在１９９２年岁末，从长期蹲点研究土壤的长宁县到成都，一路耳闻目睹，对一些城镇乱占耕地和农村土地抛荒十分痛惜。对眼下出现的办开发区热感到既高兴，又担忧。他向全社会呼吁：“寸土寸金，请珍惜土地！”
１９９６年３月，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志福在《毁了耕地，愧对子孙》一文中说：“我国耕地负载量已到了临界状态。农业科学家预测，我国现有耕地至多可养活１５亿人，我国目前现有耕地实际能种植的只有１６亿多亩，待开发的土地资源非常有限，大约只有一亿亩，两项数字加起来仅有１７亿亩。”“前一段时期不少地方的领导在考虑工作时，只顾眼前利益，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导致毁坏了大量的耕地，这实际上是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毁了耕地既愧对列祖列宗，更愧对子孙后代。”
作家那家伦在１９９４年１月发表的《漠茫的土地》一文中，重笔疾呼：“民，以食为天，以地为本；无天就无生，无本即无根。当今纷乱的世界，有的国家正经历着‘无天，的困苦，有的民族正饱受着‘无粮’的苦难。任何民族，都应在求生存求发展中，顶起天，立住根，否则将会自掘坟墓。”
在第六个“土地日”到来的前夕，书法家、画家和爱国志士廖静文、秦岭云、李铎、刘艺、杨力舟等，云集首都，挥毫泼墨，为纪念《土地管理法》颁布１０周年留下了墨宝。
他们把深怀的激情，一齐吐露在笔尖之上和书画之中：
“土地是人类之母，万物之本！”
“惜地如金，造福人类！”
“但留方寸地，传与子孙耕！”
“老土地”的箴言
“老土地”，这名字听起来很别致。
时下，人们喜欢给人取绰号，而且绰号越幽默，越耐人寻味。绰号的成因有种种，或根据其职业的性质和资历，或抓住某一特征。叶荣聪，这位和土地有着深远交情的老人，在大伙的眼里，他就是“土地”，“土地”便是他身上的一块“肉”，所以，在他退休时，大伙给他取了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美名“老土地”。
我第一次认识他，是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在四川省地价评估委员会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那天到会的人很多，省里管土地的副省长在座，一批土地专家和新闻记者也在座。个头高而瘦的叶荣聪，看上去朴实无华，像一位农村干部，然而，他的发言却刺激了我的神经。
他用明镜般的大眼晴扫视大厅之后，便如数家珍地倾吐他蕴藏在腹中的“财宝”，阐述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土地管理的绝招，评估在资产管理中的现实意义。他的发言令人惊讶，让人不难发现，他有满脑子的“土地经”。在会议休息时，他热情地邀约我和他合著一部土地管理和评估的论文集。他说，在大陆，这方面是个空白，绝对的好，绝对的受人欢迎。
他长期研究土地，摸透了土地的脉络，精通土地韬略。近几年，他研究的新课题是土地的估价。在这方面他是位行家里手，是我国第一代土地估价的专家。我对这位土地老人十分感兴趣，对他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新领域，想刨根究底，闹个透彻。
一个春风融融的日子，我找到叶荣聪，邀请他介绍土地管理的真情实况。
他是一位健谈而谦虚的人。说话直来直去，没有三弯九拐，一根肠子通到底。
他哗哗啦啦地，仿佛在作讲演不打底稿，不要麦克风，要把肚里的话，倒个精光。
他说，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党和国家赐予我们的批地权既不能让，更不能放唉，可是我们有些领导却把权放了我一边听，一边记，全神贯注。然而他忽然封了口，不再言语。
我疑惑地盯着他，耐心地等待，希望他再次敞开“喇叭嘴”。可他不说了，一双眼珠儿，圆圆地盯着墙壁，一动不动他的心极不平静，还有许多话，堵在胸口上
“老土地”，自他５０年代中期参加革命工作后，就一直与土地打交道。先在市计委、建委等一些政府部门任干事，科长。他说，无论在哪个部门任职，他都干他的老行道：管土地，跑田坎，做“农二哥”的“贴身”兄弟。是的，你若稍加注意，即可以看出，他的语言、动作，特像一位地道的老农。他把“二”说成“噫”，把“吃”说成“溪”。他爱土，爱农，对“农二哥”有一片永不泯灭的深情。
自那次参加学术研讨会后，我们常常会面。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又碰到一起，寒暄起老话题。
“大记者，你竟然也迷上了土地？这两年，社会确实进步了，大部分人都重视起土地，重视起农业来啰！哈哈，我们这些管地的人，也被人瞧得起了。要不，我们干笨重活的人，没哪个器重。”他笑时，脸上的皱纹全动起来了。
“哎呀，‘老土地’，人不是菩萨，要吃饭，没粮心里慌呀，还能不器重吗？”我顺着他的话，接上了头。
“你最近忙不？”
“不怎么忙。”
“那好。哪天晚上欢迎你来家摆龙门阵，咋样？”
“行！”
“啪。”两只粗大的手一合，“协议”定妥了。“老土地”尽管现在已经退休了，但大伙还亲切地这样称呼他。他的精力很充沛，仍在潜心钻研土地的学问。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老土地”住在市政府的宿舍。我兴致勃勃地骑车去拜访他。
初夏，蓉城的夜是寂寞而又清凉的。她没有广州“不夜城”的风采，更没有上海外滩那通宵达旦，灯火通明的景色。与其说蓉城人缺乏激情，没有迷恋夜生活的习惯，不如说蓉城人腰包内缺钞票。因此，人们常常是饭碗一丢，便围着电视机，看闹热，欣赏别人如何度过良宵。
我绕过一幢幢高楼，七弯八拐，在高楼的腋下，一排矮小的平房内，找到了“老土地”的家。
“老两口”正围着一台黑白电视机，在观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
朴实而洁净的小屋，没啥豪华摆设，几件古老的家具，都已褪色陈旧。
此时，我有一种异样的心思冒了出来。看来管土地没啥油水，要不，这位干了４０多年的“老土地”日子不会如此清平。
家是清平的，可他那颗炽热的心却是满盈的。
交谈开始前，似乎他有难处，我只好慢慢启发。
有关土地的学识他极其丰富，对马克思的极差地租，对西方国家土地市场的研究谈得头头是道，有滋有味。
“我省特殊，人多地少。土地失控的原因很多，但土地审批权下放是要害，是最大的失策”
突然他关上了话匣子，长吁短叹。我急切地望着，等他说下去。可足足等了两分钟，他才抛出一句：“唉，我们只有一个川西坝呀！”顿时，我领悟到他心中忧郁的缘由。
他说，法律应该是神圣的，然而，这些年代一些领导头脑发热，把法律置之脑后，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我行我素。
某市，一度也曾把土地权下放了。由市上掌管的征用耕地２０亩以内的批准权，放到了区、县。似乎他们的思想“开放”，有“远大”目光。殊不知，这一放酿成了灾难，哗啦一下，大块大块的土地失去了。
下面的“官老爷”们，再略加动作，来个“化整为零”或“分散征地”，今天批一块，明天划一块，百亩、千亩的土地，“县太爷”大笔一挥，就“化”了。
可怜的川西坝，在２０世纪的末期，被折腾得遍体鳞伤，五官残损！
老叶激动起来，颈项上的青筋直跳。他说，俗话说“一碗泥巴一碗饭”，土地乃人类生存的根本。近年来，我市粮、油、蔬菜基地被征占的情况十分严重！
“人属于土，土地的命运，便是人的命运。土没有了，人之难存。这道理很简单，但至今未被引起广泛重视。唉，真叫人生气。”他气愤，许多话仍在胸中涌动。
休闲的时候，人们总想到郊外去透透气。然而，当你走出四门，便觉沮丧，那景象已经变了。茂林修竹的景观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高楼、别墅，或是红砖砂石圈占的“阳光”工程。
在大批的“阳光工程”中，有些是如前所述，正儿八经地经过批准占用的。而多数是乡、村企业占用，或出租变卖的。
他说，外地人一提四川，都竖起大拇指说，那里是“天府之国”。其实呢，５６万多平方公里的四川，真正最富裕的地区在川西平原。严格说，川西平原也就是成都周围的一些县市，总面积不到一万平方公里啊！耕地在急剧减少，如果失去了成都平原，“天府之国”还名副其实吗？
两千多年前，蜀太守李冰父子尚知施出良策，凿离堆，开水道，使川西千里沃土，水旱从人。并警示后人：“深淘滩，低作堰，惠泽至今。”如今的一些“父母官”却鼠目寸光，给人一种“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感觉。
土地太广袤厚重了！
相传女娲造人的原料，都是泥土。我们任何人的归宿，也是泥土。珍惜每寸土地，就是珍惜人的生命和人类的未来！
历史的诉说
戴世荣，一位忠诚的“土地卫士”。
一天下午，也就是第五个全国“土地日”的前两天，我忽然想起去找他聊一聊，探访我国土地三次失控的情况。
他正在忙碌着，准备“土地日”的宣传材料。文件、资料，以及红红绿绿的报纸、书刊，摆满案头。
我在他对面坐定后，他发话了：“老王，你稍等一等，我改一份‘土地日’的宣传材料，正等着打印呢。”
“嗯！”
我会意地点了点头，便坐在一旁静静地观察。戴世荣，身为四川省国土局办公室副主任，专管土地宣传的“大臣“，实际上，他和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宣传上，他是一位行家。自成立省国土局，他就一头扎进了这个“土地庙”。
年过半百的戴世荣与同龄人不一样，性格刚毅、倔强，无论大小场合，他都在侃谈土地，土地！他的嗓门高，中气足，总是不知疲劳地宣讲土地的管理，土地的命运，土地对人类生存的意义！
我心中的老戴，相识几年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他那密匝匝的头发，由黑变黄，由黄变成花白，又由花白变成了灰白，也许这是土地给他的馈赠。
土地管理是艰辛的。在全省，可以说在全国，一代国土“元老”，仅经历了１０年，太多太杂的大事、小事，时代浪潮的冲击，土地官司的纠缠，生活的折腾，给他们镌下了许多难以忘却的记忆！
“很久不见，又在写什么大作呢？”他放下笔，微靠在木椅上。
“没写啥，最近有个打算，许多关心土地的‘土地卫士，和文友，一直鼓励我，再写国土。去年想提笔，有同志劝我，不是时候，许多问题闹不清楚。我听了，没动笔，我想现在时机到了。”
“对！写，应该写。我一千个支持，需要我们做点什么，就直说！”他稍加思索后，随即又说：“明明白白我的心。过去糊涂，今朝明白。上面明白，我也明白。中央对土地的态度，对几年的恩与怨，功与过，都有了个底。”
“该如何去理解近几年在土地管理中冒出来的案件和纠纷呢？”我打断了他的话。
“成绩要写，问题也应该写，光歌功颂德是引不起大家的兴趣的。这一场土地争夺战，教训深刻啊！应该猛击一掌，让几代人都不要忘记。诚然，唉”他似乎有啥心事，刹住了话题。我耐心地等待了一阵，他又漫不经心地往下说：“要讲真话。作为一个人，我没啥追求，就是讨个实情，不能昧着良心去讨好别人。老王啊，可讲真话难啊！我曾和新华社一位记者，合写过一份‘内参’，向中央反映土地第三次失控的情况，作了如实反映，结果至今还有人不理解我，耿耿于怀。我为了啥呀？一不图当官，二不图晋级，就是为了求个真理，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命线！”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黄色的笔记本，哗哗啦啦地一边翻，一边说。
我国土地管理的历史教训很多，也十分深刻。多少年来，没有设立专门机构，最早是建委管，后来由农牧部门管，城建部门也在管，再往后是三家合管，实际上谁也管不好，占一块，荒一块，浪费一块，无人问津。这是土地管理的历史沿革。
他扳动指头，如同在数万人的广场上演说：我国多少年来，在农村一直保持着自给自足的格局。农民手握锄头、刀把这些简单的工具，进行着世代相传的简单劳作，无需对外界，对市场有更大的求索，便可养家糊口，繁衍生息。这就是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也是小农经济的弱点。它像一根绳索，把几亿勤劳、富有创造力的农民，紧紧地系在黄土地上。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浪潮从城市转向农村，长期沉闷的“农二哥”醒悟了。在广大农村，突然兴起了一场工业变革，农民大办乡镇企业，学着城里人，部分农民当上了工人。
这一波澜壮阔的浪潮涌来，很快在偏僻的山乡、小镇，建起了一个个小工厂，搞食品，造机器，冲向市场。
这无疑是件大好事！
然而这又是一件对土地强占、浪费的一次大冲击。
“土地是我们自己的，占点、用点，天塌不下来。”这是一些人的想法、做法。一个全国性的占用耕地的严峻事实产生了。
接着，他又翻开笔记本，告诉我一串惊人的数字。
从全国来说，占用耕地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六五”期间，农村掀起一股占地盖房热，每年违法占地建房案件２００万起，平均每年减少耕地７００万亩。
“七五”期间，干部违法占地建私房，每年违法案件在１０万件以上，平均每年减少耕地４００万亩。
“八五”期间，兴建“开发区热”，出现了占用耕地的第三次高潮。特别是１９４９年，全国耕地减少了１０７１万亩，如果减去同期开发复耕的面积，净减５９７万亩。
在我国历史上，这一年耕地锐减达到了高峰。这个数字发布后，警钟轰然鸣响，引起国人对耕地保护的高度重视。
我国耕地年年急剧减少，可长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造成人均占有面积越来越少。据有关资料记载，历史上，人均占有耕地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变动的情况大致是：汉代人均占有耕地１３．８亩，隋代４２．２亩，唐代２７亩，明代１１．５亩，清代２．３亩，１９４９年２．７亩，１９９３年不足１．３亩。
前二次全国性的土地失控，完全是人为的，也是违法的。
不知从何处刮起一股邪风，那些富有自私心和小农经济特征的地、县、乡的干部，在“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民意识的熏陶下，掀起了一场违法占地建私房的鏖战。
那场具有毁灭性的举动，从东到西，从南向北，在一些中小城市和乡镇延续了两三年之久。
我多次外出采访，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在城外、路边、镇旁，一个个矮小的土围子，如雨后的毒麻散一般从地下冒了出来。他们互相攀比，你占一分地，我比你的官儿大必须要占二分三分；你占半亩，我比你的资格老，千方百计要占一亩两亩。一片片好地，一块块良田，被那些“自私鬼”吞食了。
可以说，他们对土地母亲犯下了滔天大罪，应该对那伙人进行声讨！
第二次土地失控，四川又是重灾区。那些典型中的典型，被群众形象地称之为“官街”、“华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