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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有的水系、道路已被毁坏，所以许多离开土地的待业农民不愿复耕。
综上所述，开发区撂荒地复耕之所以这么难，难就难在有人吃国有土地的“大锅饭”，难就难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得从端正党风，严肃政纪，规范政府行为做起。
妙极啦！还配了一篇短文，放在“一语中的”栏目中。文章三言两语，击中了要害，点中了穴道，耐人寻味！标题更妙：《查一查，还有多少撂荒地》。
土地既是宝贵的资源，又是巨大的资产。我省是一个人口大省，人均耕地只零点八四亩，后备资源严重不足。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如不重视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严格管理土地资源和土地资产，国务院和省政府早已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对本辖区的土地荒芜情况进行彻底清理。开发区、城乡结合部和基本农田保护区属于清理的重点。不论以出让、划拨还是以其他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而闲置、撂荒的耕地，荒芜两年或两年以上的由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荒芜半年以上两年以下的，按有关规定收取荒芜费；凡是能复耕的荒芜耕地（包括收取荒芜费和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耕地），必须限期交给被征地或附近村组安排农户耕种。既不收回土地使用权，又不收取荒芜费的，要追究政府和主管部门领导的责任。
建议各地特别是办有开发区的地方认真检查一下，对国家土地法规执行得如何？
“好！”我读完短文，不禁双手相击，高兴得跳了起来。
“本报记者”就在我楼下，我在１２楼，他在１０楼。拿上报噔噔噔地向他办公室走去，我要为他祝贺。可不巧，他外出采访去了，我扑了个空。
我暗想，对今天这篇报道，他会满意的，这样的批评，指名道姓，披露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还是第一个呢！再说，这个市近几年工业上得快，成绩在省里小有名气，怎么敢批评呢？这次他动真格了，竟敢大动“干戈”，挥毫批评一个“先进典型”呢！
那一天，我一连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找到他，不免有点遗憾。
翌日，上午１０时，我到楼下，一开电梯门，迎面碰上了他。
“哟，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嘿，我找了几次都没看见你的影儿，今天在这儿碰上了。”我在他的肩上重重地敲了一拳。
“哦，找我有事吗？”他惊讶地问道，“走吧，到我办公室去谈。”“你那篇文章写得真好呀！”
“咳，好什么？差点把人的肺都气炸了”他的笑声突然哑了，而且带着一种忧伤。
我不知所以，呆呆地望着那微胖的脸，仿佛晦气仍在他脸上涌动。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发现了什么。根据多年的观察，他是个个性耿直，办事认真的人。一旦有不愉快，首先表露在他的眼神上。对人间的邪道，对社会上的不公，他不会寂寞的，总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去抨击那些有损于党纪民风的丑事。
他虽然已年过半百，可刚毅、坦诚的性格，仍然没有变。如今的风气，像他那样心直口快，敢说真话的人不多。眼下的记者难当，批评报道更难写啊。
我没有打断他的思路，让他说下去。他稍停片刻，铿锵地说：“这是一篇难产的报道，元月２０号就发稿了，现在才登出来，真是十月怀胎呀！不。这个难产的婴儿在腹中，还经过一番折腾，磨了一次，又磨二次，棱角被磨平了。”
我理解他的心情，但又不知怎么为他抹去那些忧思。于是，我动了个小心眼，尽量说些好听的话来使他高兴。“不管怎么说，这篇报道与读者见面了，为农民说了话。”
“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值得欣慰的。唉，如今搞点批评报道真难啊！有人提出来稿件要送到省里去审查，我没采纳，后来又说要交给省国土局的领导看一看。无奈，我同意了。当稿子送到傅应铨局长那里，他一看就拍板了。他说，‘这篇报道反映的是事实’他提起笔就签了个‘同意发表’四个字。”他一阵激动之后，心里似乎平静了些。
接着，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谈起这篇报道在采访中的精彩场面。“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采访，是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８日的事。噢，我记得那次你也去了，是吧？”我点了点头。他继续刚才的话题：“那次调查回来，许多人就怂恿我写。当时有些顾虑，怕伤了一些领导的面子，同时也想再等等看，让他们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许会尽快改变。嗬，真是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大半年过去了，中央和省里的指示，文件不只一两个，他们都无动于衷。一天我再去市里采访，听几个知情人摆龙门阵，‘哎哟，现在土地撂荒真有点不像话，××市荒了几千亩，至今没种上庄稼。老百姓饿肚皮，他们把肥田沃土围起来，刮凉风，还有一点良心没有’我进一步打听，他们讲的正是那个开发区。”
“今年元月，我和省局一位主任，再次踏上那片荒原。事前，我们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来了个‘越级式，采访，直接找到那些被开发区赶出来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他们泪流满面地诉说：地收了，失去了生活的手段，说得好听是‘农转非’；说得不好听是从此失业了。我们干啥呀？一无技术，二做不来买卖，闲着无事。每月每人给７０多元钱的生活费，喝米汤都不够呀！顾了身子，顾不了嘴，买了米，就没钱买盐巴了”
“去年种小春，也动员过农民种上庄稼，可没有人动，农民说，要种，就把土地真正还给我们。无奈，开发办去找村干部做工作。村干部说，我们都被撤了职，说话有谁听。再说，良田已经被糟踏，乱七八糟，坑坑洼洼的荒原，水利设施毁了，表面的黑色土层没有了，咋种呀？许多人‘农转非’，农具都没有了，拿啥挖地呀？后来，开发区搞了一次‘飞播’，撒了一些油菜籽。我们远远看去，确实青一片，红一片，好像种了粮食。嘿，细看哪是种的庄稼呀，全哄人。”
我越听越入神，不断发出唉叹声。待他暂时把话题画上句号时，我便赞扬道：“好哇，你们这一招真神，直接听取农民的意见，了解真情实据。”
“不”，他又打断我的话题：“其实许多材料，还是他们给我们提供的。开发区也动过一些脑筋，外资不来，他们决定把乡镇企业引来。天哪，乡镇企业有多少油水、多少资金进高技术开发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随后他们又把一部分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公司，搞商品房。哎，那地方离城一二十公里远，住房修好谁来买，谁来住呀？”
“嗨，这些人真会动脑筋！”我愤愤不平地说。
“这篇稿子的出台，也有社会的支持。”他理直气壮地说，“见报前几天，正在召开的省人代会上，我把这篇报道捅给了代表们。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还有许多代表积极主张：作为提案，交到大会。就这样，高技术开发区撂荒的事儿才捅到了省人大常委会。他们纷纷要求把这篇批评报道公诸于世。”
“老王呀，开办这种开发区，浪费土地，群众不欢迎。开发区搞了３年啦，不仅不发，而且还耗费国家资金一亿多元。这笔帐如何算？是谁亏了呢？”
末了，他还告诉我一个信息，在上月召开的省人大会上，当他把开发区撂荒数千亩肥沃的土地时间长达３年的风吹出去之后，一位省上的领导立即找了该市的那位市长，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地区不负责，不把老百姓的意见和生存放在心上。
这个开发区，问题是明摆着的。上上下下都有意见，可他们还不服输呢！
１９９４年初夏，新华社、四川日报社、西南经济日报社等七八家新闻单位的记者，一行１０余人出发去采访。采访是由四川省国土局组织的，我也参加了。大伙揣着好奇心，风尘仆仆，踏上了××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全国大搞“开发区”的年代，我们对它的关注就像对待一个初生婴孩一般。
这是国家级的“开发区”，远比一村一乡几个跑田坎的“黄泥巴脚杆”自发搞起来的“开发区”的档次要高出十倍、百倍。
我们去的那天，阳光明媚。田野上绿油油的庄稼煞是喜人。我们乘坐一辆“本田”车，顺着市外宽阔的大马路，向东驶去。
那地方，我熟悉，在××市上高中读书时，常去那里支农，劳动锻炼。老地名叫永兴镇，浩瀚的涪江从她的身边流过。一片平展展的黑土地，自流灌溉，一年两季，旱涝保收，是粮仓。那里的种地人，从不愁吃不愁穿，即使老天爷与他们作对，也不会危及“农二哥”的吃饭问题。他们说，有了这些田，祖祖辈辈等于守着粮仓。秋天到了，金灿灿的谷子，真喜人呀！那粮食仿佛关在仓库里，到了收割时节，打开仓门，便是一粒粒饱满的黄谷。
变了，变了！
车到永兴，我认不出那地方了，好像走进了荒原。一阵吃惊之后，有种异样的感觉。老农户的房屋不见了，那种农茂粮丰、农民安居乐业的景象不见了。
一条笔直的大路，把这片土地划成两半，远远望去不见高楼大屋，也不见人流涌动，唯有青蒿、野草长得密密匝匝，昔日的农田，变成了野草地。在开发区的中部有少许平房，那便是开发区管委会。平房的附近有几处修了半截的钢筋水泥建筑，看模样像是厂房，也许老板的腰包空了，房子刚冒出地平线就夭折了。
管委会是在一片平房内，中间簇拥着一幢楼房，有三四层，房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倒是那大门外，宽敞雪白的墙上，挂着１０多块吊牌，吸住了我的视线，什么国土局、工商局、税务局公安、政法都是齐全的。
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是“开发区城建国土管理局”的×局长，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西装革履。
他说：“我们开发区是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国家科委、省上批准的全国５２家国家级高科技开发区之一。１９９３年初正式挂牌。占地面积１３６００亩。我们的基建工程进展很快，仅花了一年工夫，道路、九种管道、进水、排水就全部竣工。总投资１亿多元，其中管委会投入１．２亿。现已向３００多个单位转让土地数千多亩。其中外商一家，因资金未到位，退出去了。我区实际首批起动区２．５平方公里，路南１．１平方公里，还有外商区，，他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主要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还强调了两点：一是这个开发区是全国罕见的高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级”的；二是两年来许多高级首长、高级干部，从省里到中央的领导都给予“支持”，有的还亲自来考察过。
中央和省领导支持是对的。但是应该把开发区搞好。开而不发，３年过去了，几千亩耕地撂荒，这一事实是摆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的。如何向群众、向中央交待呢？
我们走出管委会，去周围参观，看到的不是火热的工程，不是竣工的楼，而是冷冷清清的景象。于是，大家走进了荒草地，高一脚，低一脚，边走边看，谈天说地。市里的同志说，实际上，进入开发区的单位到目前为止，只有４８家，这４８家单位有的只是立了项目，交了点定金，却没有动土；有的是圈了地，筑起了土围子，却没钱建房；比较先行一点的单位，房子修了一半就没劲再干了，只好停下来歇息又说：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而更重要的是，眼下有一万多农民没有安排好，每月发７９元钱的生活费，农民呼天喊地，叫苦不迭。
市国土局的同志告诉我们，叫人担心的是，农民的生活艰难。他们经常上访、流落街头，形成一种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开发区管委会的干部经常被围攻，那倒不打紧，更使市长不安的是，农民不时光顾市长楼、书记楼，问他们要饭吃呀！
今年初（１９９４年），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伙农民风风火火地闯进了市府大院，“咚咚咚”地敲打一位副市长的门。正熟睡的副市长不知啥事，从梦中惊醒，他提心吊胆地打开门，一群满脸怒气的农民站在他的面前，吓得他打哆嗦故事讲到这里，大伙儿真有点为×市长担忧。即使有三头六臂的领导，也难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倘若惹出大问题，如何了结呢？
我竭力打听，农民到哪里去了？我顺着市国土局的同志手指的方向望去，着见山包上有一片房子。他风趣地说农民都进入“集体农庄了”。
“农转非”狂潮汹涌
土地，几千年来是农民的命根子，为什么有人忽然要抛弃它，不再眷恋呢？
早有社会学家这样说，“民工潮”的汹涌澎湃，表明中国这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偌大的乡土社会，正在孕育着一场新的变革，新的走向，将跨越农村与城市的“藩篱”。
但这位社会学家可能没有预料到，在“民工潮”涌来的时候，另一种“农转非”的狂潮，如山洪暴发，一泻千里，冲击着社会机体，一批世代眷恋黄土地的农民，冲破了陈腐观念，跨越城乡之间历史筑成的城郭，走向城市，变成了离去土地的市民。
一时间，如同潮水般出现了“农村人口大迁移”，收费“农转非”。在山里，一批批农民，不惜倾家荡产，花上三五千元，为孩子或自己买下城市户口。
“喂，老兄，你帮我打听打听，大城市的户口啥价？嘿嘿，我想为儿子闹一个。”
“进城，好呀！也让你们松松肩不过，进城来，没工作，图个啥呀？”
“哎呀，我们村已经有１０多户人转到县城啦。我们家老伴，逼着我转个户口。哦，进城，图个清闲呗”
一时间，买户口，成为乡下人议论的中心，行为的主攻方向。他们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找门路，拉关系。
不多时，亲戚来了，老同学登门了，小叔子也提着大包小包求情来了。他们正被狂潮卷了进去，四处奔走，一心要闹上个城市户口，才心安理得！
冲击波直接影响到农村的安定。热浪不仅冲击着大城市、小城市、平原和交通方便的小镇，也成为山里人涉猎的方向。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隔房一位叔叔来了。他是我的父辈中年龄最小的。我在离开家时，他还未长大成人，如令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而且老大已上初中。
以前，他家穷，父亲没有机会上学。他也只读过小学，深知在社会的大家庭里，没有文化，是社会中最吃苦的一个层面。
他的父亲是一位勤劳而又聪颖的老农。我上大学时，他常常把儿子拉在我面前：“大娃子，你看你看，人家多么有出息呀，书读得多，还上了大学堂，你要跟着学呀。当爹的再苦再累，也要供你读书呀！”
他那黝黑的脸上，总是饱含渴求和希望。然而，他的那片苦熬苦守的心，没能在儿子身上体现。儿子大了又想在孙子身上去实现那梦想。
小叔生长在三年困难时期，身子单薄，个头不高。这些年，他妻子在家种承包地，他在外打工，节衣缩食，一分一分地积攒钱，执意为儿子买个户口。
他太累了，不到４０岁的人，已是皮包骨头，青瘦的脸上，黑里带黄。
真不幸，１９９０年的冬天，他在一个建筑工地干苦力，不慎从二楼摔下去，把手臂摔断了，成了终身残疾。不过，他仍然苦苦挣扎，要积攒钱为儿子买户口。
他和家人勒紧腰带，攒下一万元钱，在成都郊区一个县城，买下了两个户口，一个为儿子，一个为女儿。两口子没钱再买就跟着孩子走。
愿望实现了，全家欢庆，以为有了“出头之日”，一夜之间，他们已是让人羡慕的“城里人”了。
然而，时局的发展，并不令人如意。他一家人既不会什么技术，也不懂商场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商战谋略。总之，他们缺乏城里人谋生的本领。唉，户口有了，可养活一家人难呀，咋办？
城市不敢进，农村的土地不敢扔。两个孩子要上学，进了城，一家人吃啥？哪来钱供孩子读书呢？进退两难呀！时间一拖两年。他们决心退出县城，还是留在农村以土为生，或转在本县城。他们跑了若干趟，主管部门既不退钱，也不转户口。一万多元钞票，是他们攒下的血汗钱呀。
他们走投无路，来求我，我也奈何不得。他们夫妇俩气得顿脚，深深感到生活捉弄了他们。
是的，真有点坑人啊！他们的结局如何呢？至今，我不得而知。
为什么乡下人不惜代价，要买个城市户口呢？许多专家在思考，许多人在惊叹！
近１０多年来，中国农村在时代的鞭策下，面貌发生了颇大的变化，但却仍是遵循着千古传统的小农经济，条件差，底子薄，经济拮据，城里的诱惑力不可抗拒，高楼林立的大都市，依然是他们梦想中的“人间乐园”。
富有想象力的年轻人，不愿死守父训，不愿在黄土地上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他们受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激励，着力向命运挑战，抗争，演出了一幕幕“城市梦”的人生悲喜剧。
城市户口，对于被称之为中国“二等居民”的农民，多年来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登天梯”。于是，他们义无反顾地向都市涌流。
“脱农皮”的路子也许有很多，但众多的老实巴交、无权无势、无后门可开的“农二哥”，通过无数次的摸索，探访，寻找到考、嫁、闯、买等行之有效的途径，向大城市转移。
高考制度的改革，给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开辟了一条新道路，然而这条路太难太难，它不过是一条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羊肠小道。
嫁到城里去，是农村年轻姑娘跨进大市场的一条通道。但这条荆棘丛生的路，是漫长的，也是艰难的。过去，嫁到城里的农村女子，有幸福如意的，但更多的人，装着一肚子辛酸泪。
闯，对前两条路都望尘莫及的青年，硬着头皮，凭着自己的一身劳力或“三寸不烂之舌”去闯荡社会，有本事的人，可以找到一条谋生之路，用金钱去打通关系，弄到一个“农转非”的户口；无本事的人，仍然被拒之城墙外。他们中有许多成功者，也有若干牺牲品。
随着人们“城市梦”的出现，旋即冒出了一条新路：买户口。
这条路，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