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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叁月二十叁日“国代选举”开票当天，在新竹市有实力的五位候选人当中，我拔得头筹；在十七万多张有效选票中我获得近七万票，比第二名民进党当选人蔡仁坚的叁万多票，快要多出一倍，较第叁名吕学樟的两万票多出叁倍多，得票率高达百分之叁十八点九七，为多席次“选举”所罕见，为全省各县市当选人之冠。当夜开票後，无数的群众拥进竞选总部道贺，挤得水 不通。
这是我第一次体尝到拥抱群众的快乐。这是首次不需取决於长官的好恶或取舍，经由自己实力的展现和选票的肯定，而摘取到的甜美果实，它的滋味，和以往任何一个公职的布达，是截然不同的。经过这项激烈选战，我对民主的体认格外深刻。
第二次参加“民意代表”的选举，是在七年之後，二○○一年的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
拒当绿朝新贵
二○○○年“叁一八总统大选”国民党失败後，我内心很清楚，即将离开公职。该如何在往後的岁月里继续奋斗，让我跌入了深思和长考。四月中旬接连几天在书房整理资料时，不经意翻出已尘封数年的那封来自奉化溪口蒋家祠堂族长们的邀请函，再次细读，耳边像是听到了一个声音：“五月底卸下特任官的职务後，身份变得单纯，就可以前往大陆祭祖了，这是一个宿愿得偿的好时机！”
很少人知道二○○○年大选後，我曾有机会进到“新政府”任职，却被我婉谢了。那是在“五二○”李登辉卸任前，他办公室的主任苏志诚来电询问我有无意愿到海外出任“大使”或“代表”？当时有几个大国的人选均未派定，我可以挑选一个，决定後告诉他并由“新政府”派任等语。当时李登辉和阿扁关系至佳，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立即谢绝了他的传话和建议。因为我无法说服自己跳到民进党“政府”内担任“特任官”，我反对该党追求“台湾独立”的思维和它以创建“台湾共和国”为目标的党纲。“驻外使节”就是代表“元首”，等於是他的分身，理念相左，怎麽可能去执行任务？
参选“立委”继续打拼
由於参选过“国大”代表，又担任过党 书长，操盘过无数次的大小选举，对於选举我不仅有心得，也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二○○一年底就有“立法委员”与各省辖县市长的选举，我的政治直觉告诉自己，在国民党不再“执政”的新环境中，要在政坛上继续有所作为，唯有参选一途。
我和新竹市的渊源很深，不仅从小在那里长大，连外婆的骨灰也供奉在市郊青草湖的灵隐寺。我和孝慈在台北有了自己家庭後，每年清明节都会带妻小前去烧香祭拜。在参选新竹市“国大”代表过程中，更与当地政商领袖建立起坚实、良好的关系。二○○○年四月初，我和美伦像往年一样，前往青草湖扫墓，顺道和几位当地颇具分量的熟朋友叙旧，其中曾在“国代”选举时大力支持我的好友吕柏镛，就建议我隔年到新竹市来选市长，举出许多理由，认为一定胜选。事後我和美伦商量，可以作为规划的选项。由於我客家话讲得很地道，那段时间也有居住在湖口和新埔的客家乡亲，当面要我参选新竹县长。新竹县议会主 周清志，有次在他家餐叙时，还邀了几位新竹政界人士到场，也都直接劝我选县长，我只笑笑谢谢他们的好意。
“五二○”後，参选公职之心已定，只剩下“选项”问题。我是极端的审慎，不仅曾向王升、钱复、丁懋时、秦孝仪等前辈讨教，甚至星云和圣严两位大师我也去拜访请教过。他们各有看法，但鼓励我参加选举则颇一致。最後，让我选择参选台北市南区“立法委员”，还是几位媒体界的老友在餐会上给我的分析膘祜。
那年七月，我邀了几位熟识且有交情的新闻界老朋友，包括江春男、王健壮、徐璐、陈浩、廖福顺等人餐叙，在请教他们意见时，众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建议我选“立委”，而不要选县长或市长，若是直辖市长则另当别论云云。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以我过去的经历，担任过部长及 书长，应当投入全国性层级的议题，来监督“政府”和影响政策，不必投身在琐碎的地方政治里。王健壮和陈浩特别强调，未来几年，“两岸关系”一定是台湾必须面对处理的重要课题，在政治议题的优先顺序上必定是居於首位，而这正是我可以根据过去的历练好好发挥的地方。他们还说，要选，就挑难的选，台北市南区，是全台湾“立委”选战中最激烈的选区，相较之下，若选新竹县市长，对我来说，太轻松了，要尝试能在困境中胜出，才有意义。我被他们说服了。
就在那年“五二○”，我很快速做了一“公”、一“私”的两个决定：一、参选台北市“立法委员”；二、前往浙江奉化祭祖，启动认祖归宗之旅。
踏上认祖之路
每当夜深人静，回首过往，心中时有一股化不开的感伤。
自出生起就比其他有亲爹亲娘的孩子，在生活上和心理上要来得不圆满和孤单得多，更不能去和蒋家其他几位同父异母兄弟相较。母亲早逝，又见不到父亲，由外婆和舅舅一手带大，几十年来生活上的辛苦，容易克服，但是，要如何在心理上去抗拒不公平的感受，才是真正的难处。除了要挣扎图存，更要去扭转起跑点上的劣势，还要有决心去把人生中许多不可能的变得可能。从小就自觉和同龄的孩子有许多不同想法，可能是恶劣境遇反而激发人早熟。
到了高中，我即很清楚绝不允许自己庸庸碌碌过一生。在新竹的日子很苦，中央路上不会有邻居相信，那个清秀瘦小的孩子，有天会当上“部长”，还会出任中国国民党的 书长。邻居到家里来串门子，向外婆当面夸奖我和孝慈说“您这两个外孙长得好聪明，气质很不一样”，外婆就显得十分开心。她多麽希望这两个孩子有一天能够有出息，让蒋家人看重。然而，在她过世时，我们大学都还没毕业，她没来得及看到我们日後的成长和成就。几十年前，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我在重重难关当中真能独力完成归宗。外婆和先母生前只敢有此期盼，心中有数，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二○○○年八月二十叁日，我踏上认祖之路。妻子美伦、子女蕙兰、蕙筠和万安，一家五口，加上孝慈遗孀赵申德及子女劲松和友菊，一行共八人，由好友程家瑞夫妇、李庆平等陪同，搭华航班机首途香港转飞上海，再驱车前往奉化溪口。
在决定前往前，我和美伦曾拜访了多位亲友长辈，听听他们的意见，还专程到大理街去探望过身体已不是很好的《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
二○○○年八月中，我和美伦一道去看纪老。纪老的书房不大，先走过一个简 的客厅，旁边是间小小的餐厅，其陈设远没有想像中报业巨子应有的豪华或气派。几张旧沙发，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了新书。房间采光充分，显得十分明亮，颇有生气，可以说窗明几净，简单 素而书香四溢，让我觉得纪老在家居生活上，颇有经国先生的俭 。
那天，他精神很不错，话锋也很健。当我请教他对我计划到溪口蒋家祠堂祭祖的看法时，他毫不犹豫地说：“这当然是应该做的！”还补充说了一句话：“我十分敬佩经国先生，但是对他唯一不谅解的地方，就是没有把你和孝慈的事情处理好！”我忘不了他说这句话时的严肃表情。他不仅赞成我前往，还特地指派资深记者尹乃菁全程采访。抵达溪口祭祖的现场报道，《中国时报》在八月二十五日是以头版头条的方式处理。纪老对这件事的支持和重视，不言可谕。
行前看了方智怡
动身前往奉化之前，为求周延，我还说服了美伦，特地陪我去看了方智怡，她住在中山北路她姐姐家。我告诉方智怡我们动身的日期和大致的行程，包括到蒋家祠堂去祭祖，并且说明了这件事的缘由，以及几年前蒋家族长来函邀请我们前去的经过。
我和美伦用了最大的耐心和应有的礼貌，试图和她沟通，希望经过这种格外的努力，她能有所体谅，接纳我们表达的善意。然而，我们的诚意和力气，事後证明是白费了。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蒋家家务事不断在媒体上被炒作，只会令亲者痛而仇者快，这都是我想避免的。我从不怪她，我知道这些都是由於过去和孝勇之间的误会所致，我会以非常包容的心去设身地处地想，从不和她计较。但是她以蒋家媳妇的身份， 蒋家并无血缘关系，却常在我和孝慈在认祖归宗的路上说叁道四，令外界有强烈的反感，但她自己却浑然不知。
同行的东吴法学院院长程家瑞，原本就和孝慈与我有数十年的交情，尤其和孝慈相交至深。孝慈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前往大陆，都是由家瑞陪同。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孝慈在北京因脑溢血昏迷在友谊宾馆的房间，第二天清晨就是他召饭店管理员破门而入的。我决定前往大陆，当然需要有人协助前置的安排，家瑞是不二人选。二○○○年四月，我就和家瑞多次谈到返乡祭祖的凳想，他十分赞同，愿为我先去探探路。我把奉化族长们写给我的信，影印了一份，请他带去溪口和北京，与相关的人当面商谈，尤其是关於进行祭祖的一些细节，要先商量好。
家瑞行前，曾来家里数趟，很快便确定了走访的路线：初步排定从台北经香港飞宁波，随即开车直奔奉化溪口，祭祖之後，返回宁波稍事停留，接着到上海，参加上百位台商朋友的祝贺餐会後，再转飞广西桂林，专程到先母坟前祭告後返台。
踏上先人出生地
八月二十叁日上午十时二十分，当我们搭华航六○叁班机飞香港转东方航空往宁波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当天台北遇到“碧丽丝”台风来袭，华航起飞时间延误了近两小时，一定来不及到香港接上东方航空飞桂林；但是，当东方航空总经理接到台北电话，我们所搭华航班机已起飞，他硬是将东航班机在香港机坪上等了两个多小时，待我们抵港登机後才起飞。显然北京方面对这趟返乡祭祖之旅也给予关注，避免有任何差错。
一路上我心情非常平静，虽然思绪颇有起伏。一想到过去蒋章两家不为人知的情缘聚散，以及後来发生在章家叁代生活上的压抑和干扰，其辛酸实难言宣。我更必须让整件事尽早落幕，不再延续性地造成遗憾。孝慈过後，我已形单影只，那份责任便落在我一个人的肩头，唯有挺直腰 扛下来。尽管我可以选择以逃避的心态不去碰触它，或继续用“顺其自然”四个字自我解嘲似地去搪塞、去躲闪，但这只是一种懦弱卸责的态度。我也可以自欺欺人地去梦想，有一天，总有一天，蒋家会主动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回家，但这毕竟是脱离现实的想法。见到孩子们一个个快要长大成人，要是仍然拖延不决，一旦年迈体衰无能为力时，我将永远愧对他们。若我在有生之年未能让子女得以昂首阔步地说自己是蒋家人，我会对不起外婆、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先父经国先生，更对不起子孙後代。
当我们一行抵达宁波机场，即受到当地政府非常礼遇的接待，用过午餐後，搭乘由市台办备妥的专车直奔奉化溪口，并由公安警察开道，所经高速路的交流道也做了交通管制，另外有好几位便衣公安随行保护。
当天下午叁点四十分抵达溪口，直接住进紧挨着剡溪旁边的武岭宾馆。宾馆周围景色宜人，青山绿水，尽入眼底。晚宴前，雨势稍歇，即与家人从宾馆漫步到剡溪边赏景，蒋家故厝“丰镐房”和经国先生住过的“小洋房”等建 ，就在剡溪另一旁。雨後初晴，空气清新，远近美景一览无遗，极似一幅山水画，令人心旷神怡。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先人出生地，睹物思人，抚今怀昔，感触何其良深。奉化溪口，山青水秀，气势不凡，予人超世脱俗之感，所谓地灵人杰，良有以也。只要亲临溪口，不管你相不相信风水，对於蒋家座落的地理景观，均会留下深刻印象。
当地政府特别安排我在晚宴前，和专程前来代表蒋家族人表示欢迎的五位族长晤面，一位年长的是祖父“周”字辈（“先总统”蒋公依家谱取名“蒋周泰”），有两位则是父亲“国”字辈的代表，另外两位是同辈“孝”字辈的代表。这五位蒋家人，都是农民和小百姓，穿着言谈都很 实，文化水平不高，望着他们晒得黝黑和饱经风霜的面庞，我至为感慨，历史无情与世事无常，全写在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
蒋氏族人夹道欢迎
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偕美伦、子女及申德的子女两家人，同往溪口蒋公故居“报本堂”拜祭，并到先人墓前扫墓，受到蒋氏族人和一般民众夹道欢迎，热闹之程度，可谓空前。根据《中国时报》随行记者尹乃菁二十五日报道：“虽然从昨天章孝严抵达开始，大雨持续下着，可是今天一大早，就有人守在蒋氏故居前，等着章孝严祭祖。有一位自称蒋家族人的老先生，清晨六点就来了，大批人围在蒋氏祠堂前，议论纷纷。他们对蒋经国和章亚若的故事都挺熟悉，谈到章孝严回乡祭祖，好几个人都操着宁波口音说‘早该回来了！’……近百位聚在蒋氏故居外的民众把道路都占满了，过往车辆必须猛按喇叭才能开出一条路来，……好不容易等到章孝严抵达，大家挤着凑上前来和章孝严握手，抢着对章孝严说：‘经国先生是我堂舅’、‘我也是孝字辈的’，人太多，还有人抱怨公安把章孝严包围得太紧，章孝严只能匆匆招呼；每到一站，总有人指指点点说他长得很像蒋经国。”
从尹乃菁现场生动的叙述，可以看出那天早上人群的沸腾，也更清楚反映，溪口老家众多族长及族人们热烈欢迎我回到蒋家的真情。“蒋家”是所有蒋氏家族的统称，得到他们的肯定才十分重要。
当天清晨七点叁十分，我们就从武岭宾馆出发前往“丰镐房”。随行公安说，那边早就挤满包括蒋家族人在内的数百位民众，天不亮就守候在大门口两边，争相一睹远从台湾回来的蒋经国的儿子。当地居民在几天前已把这消息传得火热。抵达大门後，我们好不容易才挤出层层人群，待进到“报本堂”正式祭祀仪式开始时，已八点多。原本以为大陆经过“文革”，有关传统祭祀仪式已付之阙如，令人意外的，相关祭品准备得很完备，祭礼也一板一眼，丝毫不 。我代表家人向列祖列宗灵位上香行礼之外，并宣读亲自撰写的祭文。
随後率家人行叁跪九叩礼，情绪颇为激动，全家在泪水中完成认祖祭礼。祭祖之後，冒着风雨前往祖母毛太夫人、曾祖母王太夫人、曾祖父肃庵公及伯祖父介卿公等先人墓前叩拜。随後抽空到经国先生住过的“小洋房”参观，那块因毛太夫人惨遭日机炸死，由经国先生亲笔手书的“以血洗血”四个大字的石碑，就立放在客厅，任何人都会直接感受到经国先生当时的悲愤。
走回武岭宾馆的路上，就有不少纯 的民众聚在一起很亲切向我挥手，并大声地喊：“蒋先生你好！”
妈，我这一路走得真的好辛苦！
我想到先母，应当尽快去向她祭告。
直飞桂林要到上海搭机，於是安排在上海停留一晚，并接受一百多位颇有份量的台商朋友在波特曼饭店的贺宴。这是一场充满情感、十分温馨的餐会，让我和家人深深体会到有那麽多原本沉默的大众，会适时站出来，对我归宗的决定以行动表示支持。那晚许多在场朋友直呼我为“蒋孝严”。我在致谢词时，受到现场气氛影响，曾数度哽咽而热泪盈眶，难以自已。当说到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叫自己的爸爸、爷爷，我却要等到快六十岁，才能在公开场合说自己的父亲是谁、祖父是谁，眼泪就流了出来，这种苦楚，只有孝慈可以体会，而他今天却已不在世，终其一生，心愿未了，这是何其残忍的事。
我告诉在场的朋友，我这麽做，不期盼什麽，也没有什麽要求，更不会寄望未来从蒋家分享到什麽，只是想单纯地完成父母亲的遗愿，也帮助过世的孝慈和他的子女做一些事。说到这里，我早已抽泣难言，站在台上停顿良久……
第一次到桂林扫墓，是一九九四年孝慈在北京重病，我专程南下祈求先母保佑孝慈的时候，既焦虑又悲伤。此次携妻小从溪口前来，内心更是无比悲怆。我带着妻小跪在亲母墓前叩首，告诉母亲我已前往蒋家祠堂祭拜祖先，要母亲在天之灵安息。我落着泪跟先母说：“妈，我这一路走得真的好辛苦！”
方良过後才归宗
二○○○年九月五日结束奉化溪口“认祖归宗”实质层面之旅，返回台北後，即着手另一法律层面的工作 身份证“父母栏”之更正。
一九四四年五月，外婆带着我和孝慈，从江西万安到贵州铜仁县，去投靠当县长的儿子章浩若和长媳纪琛，一住就是两年。在铜仁期间，外婆和舅舅灵机一动，想出掩护我和孝慈身份的一个万全妙法（事先并获得经国先生的同意），就是对外宣称：这对双胞胎是刚从外地前来履新的县长章浩若和夫人纪琛的两个儿子。真是天衣无缝、无人怀疑。从此，原来的蒋姓便以章姓取代，学名从蒋孝严改成了章孝严。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在新竹市报户口时，父亲栏填的便是“章浩若”，母亲栏写的是“纪琛”，这一错就是一甲子。
一九五七年从外婆那里知道自己本姓蒋的时候，已在高中念书，立即联想到自己身份证上很重要的栏别，却是不实的登载，但也只能随它去。有好多年，别人问到有关“章浩若”的事，我还要编造一些有的没的故事敷衍一番，甚至念到了大学，我还都不敢去想哪一天我一定有本事去把它更正过来，尽管一直存有这个念头。
八十年代初期，由於我在“外交部”的工作，媒体有所报道，我的动向也逐渐开始引起外界注意，对我奇特的身世更是好奇，而私下有了议论；当我听到这些谈论，只能装傻从不做直接回应。
有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