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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星期三美国的盖尔医生与苏联医生合作，为切尔诺贝利受辐照最严重的人移植骨髓，他报告说他的十三个病人死了八个。
欧洲共同体禁止从七个受污染最严重的东欧国家输入新鲜食物，使那些国家的经济受到灾难性影响。波兰对放射尘极为关怀，下令所有十七岁以下的孩子全都服食碘剂，农民在食物出口方面的损失达二千五百万美元。瑞典政府答应赔偿那些被迫掩埋牧场倒掉毒奶的人，又答应偿付拉普人准备在今后八个月送往屠场的六万头相信已不可食用的驯鹿。所将花费的纳税人的钱达一亿五千万美元。
英国的禁令将使三百万头羔羊不得送往肉店，全国农会说，英国农业的总损失，可能达七百万美元。
8月29日星期五国际原子能总署在维也纳举行的意外后检讨会议结束。六十二国的专家参加会议讨论此灾。苏联代表发出一套三册的报告，结论指出这次意外主要出在人为的严重错误。他们回答问题，表示歉意，并说今后会多加小心。
许多代表对这种“坦白”表示满意，但另一些则认为是故意要岔开大家对那四个月前爆炸的反应炉的设计缺点提出问题。那是座用石墨减速的RBMK型反应炉，除这座外，苏联还另有十四座此型反应炉在操作。有些西方专家对这种反应炉设计之简陋表示震惊。它的结构一贯有问题，又深藏在纠缠复杂的管道系统里，不但难以控制，而且如果发生故障，它不会自动停止操作，因此会有发生过热现象的危险，此外，它还缺少一个保护罩，以防止漏出的放射性物外溢。
另一方面，谁也不怀疑这是四号反应炉的操作者“存心和故意”违反安全守则而闯的祸。他们愚味得惊人，竟关了重要的安全设备，以进行一项无关紧要的涡轮发电机试验。一位科学家道：“这简直是让糊涂虫在管理核电厂。”
12月31日星期三四号反应炉已封闭在墓中了，一号及二号反应炉恢复供电。苏联说，他们将不会再添建新的RBMK炉，不过已经在造的那七座例外。
死亡人数增至三十一人。估计在今后七十年将有万千人因曾直接暴露于辐射或吸入铯一三七而患癌死亡。一千多平方公里肥沃的乌克兰农田因污染有毒而荒芜废弃，只有工作人员在那里刮起表层泥土当作核废料埋藏。撤走的人也许可于四年后获准回家。
据苏联的领袖说，这次意外造成三十亿美元的损失，但苏联声望所蒙受的打击，全世界对苏联工艺敬重的降低，邻国因苏联失信而对苏联尊崇的减弱，及苏联与东欧所谓盟国关系紧张的加剧这些损失的代价，都是无可计算的。
核能是福还是祸，如今切尔诺贝利灾难已一周年了，核能的前景如何？
在西方世界，群众似乎要把这妖怪收回瓶内。自1979年三里岛事件以来，美国没有人申请过建造核电厂的执照。现在欧洲也有了同样的恐惧态度。
问题是妖怪不肯回瓶，全世界现有三百九十余座商营核炉在工作，供应人类用电总量的百分之十五。
这是不是说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不。
真实的情况是核能是一种危险性小而引起的恐惧却很大的工业。在切尔诺贝利以前，从无一人死于民营核电厂的辐射。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切尔诺贝利，那些导致灾难的缺点一座漫画家笔下式的发电厂和一群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应该使我们可以放心。
如果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对核能弃而不用，我们便不会遭受切尔诺贝利这一难。可是这几十年我们要付的代价是烧更多的煤和石油，制造更多的酸雨和生病的森林，甚至使地球遭受更坏的“温室作用”，因呼吸器官病而早死的人也要多出万千。
切尔诺贝利意外发生后，国际间正在考虑一些提议，授予国际原子能总署以进行安全检查与颁发强迫执行的标准的权力。
Number：2918
Title：里根的政治艺术
作者：斯坦利·里奇
出处《读者》：总第75期
Provenance：中外书摘
Date：
Nation：美国
Translator：陶侃
美国一新闻记者最近对里根作了一次采访，涉题颇为广泛，现将里根如何处理行政事务的内容译介如下：
不干涉执行中的政策
问：您的友人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罗杰·史密斯，说您很能掌握问题的重点，而不受困于琐碎的细节。请问，您是如何决定哪些问题应亲自处理，哪些应交给部属去做？
里根：我有一个摆在办公桌上的“座右铭”，上面写着：“如果不去计较功劳属于谁，你将无所不能。”此外，我相信我身边的人都是最优秀的，可以充分地授权。同时我也相信，只要你决定的政策已在执行中，就不要去干涉他们。
我的内阁成员曾告诉我，他们在会议上能吐露真言。我希望我们的政策能对全美国人民有利，所以鼓励大家尽量提供意见。但一旦得到做决定的资料，我不会采用投票表决，而由我自己来决定。当然，我希望他们中的每个人不管意见是否被采纳，都要同心协力地执行决定的政策。
做决定不拖过第二个24小时
问：您如何安排时间去计划未来？
里根：有时我也花些时间独自凝思。我非常欢喜骑马，我有时在马背上思考问题。
问：你所有的助理都说，您在贝鲁特大使馆遭到轰炸、挑战者号突然发生爆炸时，都表现得相当冷静。您是否可提供一些如何处理危机的意见？
里根：我认为在做决定时要镇静，任何不安的表现都会带来惊慌和混乱。
迟迟不下决心是最累人的，因为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它会一再地困扰你。所以，应该坐下来，仔细思考你所听到的一切。对我来讲，假若我无法在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做出决定，也绝不会再拖过第二个24小时。
和人们在一起以避免孤立
问：您是如何做出那些重大决定的？祷告还是相信直觉？
里根：林肯曾说，他在做重大决定时，常会禁不住跪下双膝，因为实在是求助无门。并且他还说过，如果有一天他不再觉得自己能变得超人一等时，他将无法再胜任这个工作。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问：身为总统很容易被孤立起来，您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
里根：有件事值得一提，我喜欢和人们在一起。我曾是演员。演员大多是喜欢人们的，人们的支持，就像商人手上持有的股票。当我到农场去时，就会和农场工人在一起。在白宫里工作的人们和群众并无差别，你必须去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困扰。我也喜欢外出，因为外面的世界有更多的群众。
问：有些高级经理人，常会忙得筋疲力竭，您是如何安排自已的生活步调的？
里根：在工作之余，我会做些运动。通常我下班回家，做点运动，洗个澡。多数晚上，我与南希穿着睡袍，轻松地共进晚餐，然后早早就寝。
问：很多管理专家认为在组织内鼓励某种程度的冲突是有益的。您刚才提到您收集不同意见，那么您是否认为创造性的紧张也会变得具有破坏力？
里根：是的。我不认为两个人针锋相对会有什么好处，它反而会带来压力，应该告诉大家“不要再犹豫了，我想听的就是你们说的这些”。通常需要一些时间，大家才知道可以畅所欲言。
有时我坐在会议室里，听大家热烈讨论，每个人发表不同意见，最后由我一个人做决定。我知道有些人的意见会被否定，但不会因为这而离去，因为很可能下一次我会站到他的一边。
对企业界经理人的忠告
问：身为一个大国的最高行政主管，您对美国企业界的经理人有何忠告？
里根：我不晓得是否应该提出忠告。我生活在人们对统治者和总统的幻觉之下，我能做的只是去履行这个角色的义务，做一个高级行政官员应该做的事。
我想一个企业经理人应该选定一个能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作为你的政策。然后用这样的原则去讨论：它对我们有利吗？对其他人是否公平？对顾客是否公平？
每当国务卿舒尔茨的秘书给里根发电文时，总要加上一个笑话，以便了解总统是否已看过它，如果秘书回到华盛顿时里根对他说：“那是个出色的笑话，我正把它讲给所有人听。”那么舒尔茨就知道他的文件已经总统批阅。
Number：2919
Title：珍藏在心底的记忆记一位女演员的自述
作者：权延赤
出处《读者》：总第75期
Provenance：追求
Date：1987。4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1959年我刚满13岁，参军进了空政文工团，在学员班学舞蹈。1963年4月的一天，政治助理老吴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去中南海陪中央首长跳舞。
谈话后，一位经常去中南海的老同志咬着我耳朵说：“小王，这回你可以见到毛主席了。”
“真的？”我叫出声，马上又捂住嘴，不知是怕泄密还是怕心从喉咙里蹦出来。我太兴奋了，简直高兴晕了。
我们是每星期三、星期六去中南海，穿便服。
六点多钟，中南海开来一辆吉姆车，我们七八个女团员挤挤挨挨坐进去，由北海那边驶入中南海。车停在一栋建筑的门口。我们脚步轻盈匆促地走过一条长廊，看到一个敞开的红门，门额上写有春藕斋。这里就是我们陪领袖跳舞的地方。不久我就得知，来这里跳舞的毛主席、刘主席和朱委员长等。周总理除了过年过节，平日不来。平日他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在紫光阁跳。
走进春藕斋的红门，是脱挂衣帽的门厅。再进一道门就是春藕斋舞厅。舞厅右角有个小舞台，平时空闲，跳舞只用录音机放乐伴奏。到了节日，才有乐队登上小舞台伴奏。舞厅后门通向室外舞场，花瓷砖地，有个荷花池。夏日天热可以在室外跳舞。舞厅左侧还有一条走廊相通。后来我发现，毛主席总是从那里走来舞厅。
一
我们几个女团员坐在软垫靠背椅上等候；老同志轻松随便，新同志紧张新奇。七点刚过，团员们起一阵骚动。不知谁轻轻叫了一声：“朱老总！”
朱德委员长首先来到，步子迈得大而有力，根本不象70多岁的老人。他挺胸昂首，腰背挺直，一举一动都保持着军人风采。老同志迎上去，把我们几位新同志介绍给朱委员长，介绍给与委员长同来的康克清同志。
乐曲响起来了，朱委员长开始跳舞。
朱委员长跳舞也保持着军人的神姿。他不跳错步不跳花样，而是准确地踩着乐点迈大步，像军人走队列一般。转一圈，换一个舞伴。
轮到我了。我的感觉，不是陪总司令跳舞，而是陪总司令出操。总司令始终挺胸抬头，既不说话，也不左顾右盼。当我追随总司令拚命迈着大步走时，眼前总象晃动着一张照片，那是总司令检阅出征将士的照片……
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过年，朱委员长高兴了，忽然错上步，跳出了花样儿。后来我才明白，总司令很会跳舞，只是含而不露罢了。领袖们跳舞是为了运动，我们的总司令尤其是这样。戎马一生，唯有走出军人的步伐才能使他身体和精神得到最好的运动和休息。
一次，跳舞中间休息，两名文工团员为总司令表演枪杆词。这是充分表现军人气质的对口词，在六十年代很时兴。表演者一句赶一句，每句配以铜铁一样坚硬利落的动作，最怕对口中间打结。表演中，一位团员忽然忘了词。对方说：“枪！”她接不上词，为了不中断就跟着重复一遍对方的动作，也喊一声“枪！”对方见她忘了词，只好重喊一遍：“枪！”她仍然没想起词，只好又跟着喊一声：“枪”就这样重复同一个动作同一声“枪”，重复了四五遍。重复得手脚发僵，头上冒汗，两眼发潮，别提多紧张，多尴尬，多狼狈了。我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老同志来不及责怪我，总司令已经跟着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周围的女团员也都放声大笑。两名表演者立刻摆脱了紧张狼狈，索性捂着肚子也格格笑成一团。总司令的笑声太富感染力了，直笑得前仰后合，还不时擦着笑湿的眼睛。
还有一次是冬天，天气预报有大风雪。我听朱委员长的警卫员说，总司令患有糖尿病，有时一天只能吃三两粮食。跳舞休息时，我坐到朱委员长身边。我是军人，很少叫他朱委员长，觉得还是叫总司令亲切。我说：“朱总司令，除了跳舞，您还做其他锻炼吗？”总司令说：“还爬山。明天就得去爬。”我说：“哎呀，明天有大风雪，天气预报广播了。”总司令说“大风雪也得爬，不爬不行。”我问：“为啥不行？天气好了再爬嘛。”总司令摇着头：“有人对我搞专政，他叫爬就得爬。”我问：“谁呀？”总司令像怕事的孩子一样悄悄说：“医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到处传抄一些诗词，都说是毛主席的，难辨真假。我抄了许多诗词，不好直接问毛主席，就利用跳舞休息的机会拿出来问朱委员长。朱委员长看过之后默默地望住我，神情严肃。我小声问：“总司令，是主席写的吗？”朱委员长缓慢地说：“我看有的是有的不是。主席是唯物主义者，这些诗词有的是唯心主义的。”他像是有什么想法不好一下子表达出来，稍停顿片刻，又说：“社会复杂，真真假假有时不是一下子能辨清。你们年轻，不要轻信小道消息，更不要跟着乱传乱抄。”
不久，街上出现了恶毒攻击朱委员长的大字报、大标语。此后，我们的总司令再也没到春藕斋来。我也再没能见上总司令的面，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说上。
二
在朱委员长之后，第二个走进春藕斋舞厅的是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真奇怪，从看到他第一眼，我就没有任何紧张拘束，落落大方地问候：“刘主席您好。”
“谢谢。你是新来的同志吧？”
“今天第一次来。小王，王学文。”老同志的介绍落在我后面。
我握住了共和国主席的手。
接着，我又握住共和国主席夫人的手。王光美同志同我握手时，另一只手亲切地抚摸一下我的秀发。此时，我心里忽悠一热，眼圈一下子湿了。
此后，我曾多次和王光美同志接触。她生得端庄秀丽，性情温柔开朗。当她走下舞场，特别是同她的丈夫同共和国主席一道跳舞时，她又是那么热烈、潇洒、青春洋溢。我们这些姑娘简直被她的风度迷住了。
乐曲响起来了，少奇同志开始跳舞。少奇同志的舞步同他平时走路一样轻捷洒脱，他跳得真好，会跳错步，会跳出各种各样，尤其跳三步跳得好。
轮到我陪少奇同志跳舞时恰好是跳三步。跳没两步，我就发现少奇同志非常会带人，我全身一下子就活跃起来，所有的能力和技巧都可以尽情发挥出来。我身轻如燕，灵活自如，时而围绕共和国主席飞旋，时而跟随共和国主席阔步向前，时而巧妙地躲闪开可能相撞的障碍，时而表演奇迹一般跳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样儿。
我们女团员都愿意跟少奇跳舞。可是，当我想要再一次陪少奇同志跳舞时，他谢绝了。也没同我们中间的其他人跳，而是走向他的夫人王光美。他们相视一笑，便一起舞入场中。老同志悄悄告诉我，少奇同志准备走了。
我很快就知道了，少奇同志的最后一场舞，总是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起跳，永远不变。
1966年2月，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少奇同志跳了最后一场舞。当时我可不知这是最后一场舞，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那天跳舞休息时，我坐到少奇同志身边。我说：“刘主席，我们要走了，后天去云南边疆演出，要去半年呢。”
少奇同志说：“这很好，应当多为战士、为群众演出。下去后要注意身体，要注意卫生，睡觉前一定要刷牙。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还重要。”
我心里一阵阵热，我说：“记住了。”
少奇同志问：“你们去过云南吗？”
我摇摇头：“没有。”
少奇同志像给小孩讲故事似地对围过来的文工团员们说：“云南呀，有原始森林，森林里有猴子，很多很多猴子。”少奇同志说着把两手张在脸旁，扇动着，睁大眼睛装出吓唬人的样子：“猴子，不小心就偷走你们的帽子。”
我们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少奇同志像往常那样先走了。临走时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半年以后见啊，半年以后见。”
谁会想到，这竟成了永远告别的话……
晚十点半，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起立。毛主席来了！
这个时候朱委员长和少奇同志已经走了。除开节庆日，朱委员长一般是晚七点半到，九点左右离开。少奇同志来得稍晚，走得也稍晚，因为他经常要等毛主席来，以便汇报一些情况。毛主席有夜间工作的习惯，经常十点以后才来，夜里十二点以后离开舞厅去办公。
毛主席从那条走廊稳步走入舞厅，我痴痴地站着，忘了周围，忘了自己，忘了一切。
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盘子上放着毛巾。毛主席拿起了毛巾。他一侧脸，看见了我。毛主席朝我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不害怕，不紧张，还是以为在梦里。我现在都想不起我是怎么站到毛主席面前的。
开始奏乐了，毛主席起身跟我跳舞。毛主席发觉我紧张，亲切地同我谈话，以解除我的紧张。“小王，今年多大了？”
“十六。”
“家是哪里的？”
“大连。”
“在文工团学什么？”
“舞蹈。”
“跳舞要放松。爸爸是干什么的？”
“唱京剧的。”
“噢，艺术之家么。”
谈着谈着，我忘了紧张，脚步变得舒展灵活，并且越跳越感到意气风发。
跳着跳着，毛主席忽然在我肩上一按，我身不由已坐了下去。定定神，发现乐曲已终，我正好坐在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而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已经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我终于发现毛主席跳舞时的一个习惯。他很注意舞伴原来坐在哪里，曲终时准时把你送回原位，而后独自走回自己休息的座位。
随着接触增多，我最初见到毛主席的那种神秘感开始消除，因而也更觉得毛主席亲近伟大了。
毛主席总是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袖筒遮手一半；夏天穿一件肥大的绸衬衫，后背还补着补丁。
毛主席非常富于幽默感，吸烟时总是把烟一折两截，只把半截插到烟嘴上吸燃。我问：“主席，您为啥把烟掰两半呀？”毛主席笑着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么。”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