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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花，
像一个托着牛奶杯子的天真
孩童到处倾洒着
风吹着，小杯子一歪，
又洒出去一些。
刚看到这首诗时，觉得心里好像非常干净了，然后，才忽然省悟到：我怎么从来没有用这样的一颗心来对待过我的孩子呢？
不是吗？当幼小的孩子拿着杯子歪歪倒倒地走过来的时候，我不是都只会紧张地瞪着他，深怕他会把杯里的东西洒泼出来吗？而若他真的洒了，我不是每次都会很大声地斥责他吗？就算有时候能够控制情绪，不严厉地对待他，可是，每次不也是赶快地拿着抹布东擦西抹地，很强烈地暗示了他：“我在做一件错事吗？”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呢？
和我的沙发、我的地毡比较起来，我孩子的价值当然应该高出许多许多。可是每次孩子把牛奶洒在沙发上或者地上的时候，我不是都很快地把孩子赶在一边，然后，很心疼地去收拾残局吗？在那一刻，孩子眼中气急败坏的妈妈，不是好像爱沙发、地毡多过爱孩子吗？
不过，我并不是说，从今以后，在孩子打翻东西的时候我都会鼓掌叫好，并且很快乐地叫他再来一次，好让我能再欣赏一次。
我只是提醒自己，这是上天赋予幼儿的一个特殊的权利。当然，我仍然会急急忙忙地去收拾，我也许仍然会告诉他说：他犯了错了。可是，在我心里，我要感谢上苍，感谢它能让我享受做慈母的幸福。而在我眼里，我要温柔地安慰我的孩子，他是犯了错了，可是，他犯的是一项“美丽的错误”。
人生有好多不同的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色，我们既然可以欣赏老年的慈和，中年的成熟，青年的美丽，儿童的天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欣赏幼儿的失误呢？
他不会好好地拿杯子，他不会好好地拿汤匙，他若跑得快就常会跌倒，他若说得急就常会说错。可是，在那样幼小的年纪里，他所有的失误不都是为了惹你怜爱？不都是为了告诉你，他一刻也不能离开你吗？他有软软的双脚、软软的双手以及一颗软软的心，需要我们给他永远不嫌多的爱和安慰，需要我们所有的陪伴。
而当有一天，当他走路不再常跌跤了，当他把杯子拿得很稳了，当他口齿非常清晰了的时候，他就不再“那样地”需要我们了。
当然，他仍是你的儿女，可是他已经开始往自己的路上走去了。他需要的扶持越少，就表示他将离你越远。若他有了悲伤，已不是母亲的一个拥抱或者一次亲吻可以安慰得了的；若他有了恐惧，母亲的怀中也不再是最安全的地方，有些事情，已非慈母的力所能及了。当然，他仍然会不断地做错事，可是，那些错误就将是一些真正的错误，不再如幼儿时所犯的那样温柔和美丽了。
前一阵子，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和所有年轻的母亲一样，觉得我在数着日子，我们常说“再熬两年，等孩子上幼稚园就好了。”或者：“等孩子都上了学，我就苦出头了。”
今夜，我才发现，我们都在浪掷着上苍给我们的最好的一段时光。在这段时光里，我们原来可以好好地享受孩子给我们的每一刹那和我们给孩子的每一刹那，这原来该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开始，最最单纯与无私的施与受，这样的爱，在以后的日子里将变得比较稀少了。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做一个快乐的慈母吧。在这封信的最后，让我再引用张秀亚女士的一段文字来与您分享：
“有时，偶尔我为一些日常的琐事而抑郁时，墙外传来巷中孩童的不分明的语声，夹杂着纯真的欢笑，每使我莞尔，而想到了那句诗：
上帝，孩子的眼中有你！”
Number：1359
Title：病榻呓语
作者：冰心
出处《读者》：总第86期
Provenance：人民日报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忽然一觉醒来，窗外还是沉黑的，只有一盏高悬的路灯，在远处爆发着无数刺眼的光线！
我的飞扬的心灵，又落进了痛楚的躯壳。
我忽然想起老子的几句话：
吾有大患，及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这时我感觉到了躯壳给人类的痛苦。而且人类也有精神上的痛苦！大之如国忧家难，生离死别……小之如伤春悲秋……
宇宙内的万物，都是无情的：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春往秋来，花开花落，都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只在世界上有了人万物之灵的人，才会拿自己的感情，赋予在无情的万物身上！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种句子，古今中外，不知有千千万万。总之，只因有了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便有了悲欢离合，便有了“战争与和平”，便有了“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
我羡慕那些没有人类的星球！
我清醒了。
我从高烧中醒了过来，睁开眼看到了床边守护着我的亲人的宽慰欢喜的笑脸。侧过头来看见了床边桌上摆着许多瓶花：玫瑰、菊花、仙客来、马蹄莲……旁边还堆着许多慰问的信……我又落进了爱和花的世界这世界上还是有人类才好！
1988年3月15日晨
Number：1360
Title：今年的小目标
作者：E。Gurewitsch
出处《读者》：总第86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
Translator：
帮助人是我今年的目标。目标虽非冠冕堂皇，要是我能做到，有些人的生活可能会好过些。对我来说，则不仅仅是想做，而是真的去做。这可使我有满足感。以下便是我可以开始干的几桩事。
一位84岁的邻居，她的食物橱柜空空如也。她不需要听政治家有关老人问题的高调；她只需要一位朋友到超级市场，替她把食品买来送到厨房去。
我认识的一位年轻妈妈，两手各拖着学走路的孩子，还有一包东西要拿，她如果多一只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她并不需要妇女解放运动。她需要友善的关怀，需要人帮她照顾一下孩子。偶尔做做保姆甚至于也是乐趣。有时候，让年轻妈妈离开孩子，独自清闲数小时，她的受益是我们大多数所梦想不到的。
本地一个联谊会正急需一些义工，每周拔出两小时为卧病的人干些清洗工作。一位朋友跟我谈过后，便一块干起来。一点小帮助，有时能使人改变他整个的人生观。有些小帮助，我一个人提不起劲去干，但有了朋友一起做就办得到了。
我年轻时，曾希望拯救世界，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在今年里，我只是脚踏实地，朝着以下的目标迈进：
我要留心观察在我周围发生的事件。
我一定要帮助真正需要帮助而又愿意让我帮助的人。
我将自发地、得体地、和蔼地表示愿意帮助。
我愿坦诚招待孤独的人。
要是每人都能将去年本可做到的事，挪移在今年里，实践，那多好！
Number：1361
Title：谢谢你们，介绍人！
作者：刘炳善
出处《读者》：总第86期
Provenance：随笔
Date：1988。1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结婚4年矣。从此，结束了那一块冷馒头、一只干烧饼加上一杯白开水当作一顿饭，脏衣服、破袜子统统扔到床底下的老光棍儿生涯。如今，不但家中井然有序，夫妻“相敬如宾”，而且添了一个小宝宝，还是我最喜欢的小女孩当然，小男孩也一样可爱。但我更喜欢小女孩，因为我怕小男孩长大了会闹腾得叫我受不了。
生活的小舟停泊在平静的港湾。一个人独坐的时候，心里常常念叨着一句话：谢谢你们，介绍人！
我所要感谢的介绍人是介绍我的妻子跟我认识的人？非也。我跟我爱人的婚姻用我那可敬的老岳父笑骂我们的话来说完全是“瞎猫抓住死老鼠”，自己碰在一起的。我在这里所要感谢的，乃是在此以前，当我长期身处逆境之中，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地帮我介绍对象的人们。
“早岁那知世事艰？”小时候受外国文学的“毒害”太深，脑子里灌满了一大堆“罗密欧和朱丽叶”、阳台会、小夜曲、花园里的密约、甚至“一路跑”（即私奔）总之，灌满了浪漫的传奇故事或者传奇式的浪漫想头，对于恋爱婚姻还要靠人说媒介绍，一律嗤之以鼻。解放前，我在外地上中学，我的母亲曾经口授给我那做小学生的妹妹，对我下了一道“慈谕”：命我回家，给我“说媳妇”。我回信对母亲大大挖苦一顿，断然拒绝我的婚姻绝不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是落后，那是倒退，那是对“五四”的背叛，那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后来，我上了大学，这种信念更为坚定。现在看看那时候的照片，略带卷曲的黑发覆盖在高高的额头上，眉宇之间带着点儿稚气和英气，公平地说，长得不算丑。那时候，好心肠的师母或高年级的老大姐，不断提出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尽管被介绍的也都是我们系里低年级的善良无辜的女孩儿，但我一听“介绍”两个字，就讨厌，所以统统谢绝了。顺便说一句：那时候，在我脑子里只有“爱情”这个热烈美好的概念，而“结婚”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遥远而模糊的影子。
青年时代在好梦中过去了。然后，解放出了校门参加工作，但是学生气不褪。不消几年，充满幻想的脑袋就受到现实的敲打。1957年，自己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之下跌入了陷阱。当时自己的感觉：开始受批判的时候，自认为是受到母亲责骂的儿子；到真正被划上“右派”的时候，则觉得自己是被赵匡胤错斩的郑恩。幸亏那时还年轻，30岁不到，不怕劳动，不怕改造，干活真卖力气，心地也纯洁无瑕。有一两位姑娘暗地对我表示同情，跟我接近，我很自觉地回避了，不愿连累人家。当时高悬在心中的只有两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摘帽”。
施耐庵在《水浒·序》里说：“男过30未娶则不应更娶”。1962年被摘帽，首先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5年的改造使我的头脑明白了一点：如果自己还想结婚，就不能墨守外国小说里的框框，走“认识交往发生好感有了感情谈恋爱定关系订婚结婚”这么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而必须“用夏变夷”，走多数中国人习惯的“介绍谈对象结婚”这条简便易行的道路。
于是，我就站在婚姻介绍的天平盘子里，任人称量。
六十年代初，我30出头。拿今天的话说，那时候我算个“大龄青年”大则大矣，年尚轻也，何况还是一个大学生，找个“老婆”岂有难哉？我这样想，别人也这样想。热心的同志纷纷登门了。
第一个介绍人是一位演员，而且是一位很“红”的演员她在台上演红娘，在台下也乐于当“红娘”。我过去爱看戏，偶尔写写剧评，认识了他们两口子（她丈夫是导演），算是老朋友。我摘帽后，她立刻帮我找对象。她为我介绍了一位青年演员那是她学艺时的师妹，至于人才长相嘛她武断地说“你就不用挑啦！”一天下午，她刚排完戏，兴冲冲来到我们单位，给对方挂电话。她一手按那部老式电话机，另一手使劲地摇，“呱呱呱呱”摇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打通。她拿出小手绢擦擦汗，命令我：“过来，给我打通电话！”我也“呱呱呱呱”摇电话机，打通了。她和对方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见面了。那位演员的“条件”真是“不用挑”。介绍人还转达了她的回答：“愿意考虑。”介绍人也很乐观，夸口说：“作为师姐，能当她一多半家儿！”
“这倒比张君瑞省事！”我想。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美妙。时间一天、两天、一周、两周过去再没有下文。我登门去找介绍人。演员不好意思地说：人家原来愿意谈，可是听说你“犯过错误”，就不谈了。还埋怨她说：“姐，你给我介绍个这样的人，还不如不介绍哩！”
我愚蠢地问道：“我不是已经摘帽了吗？”因为，在宣布对我“摘帽”的大会上，领导明明讲过：“以后就一视同仁了。”
演员脸一红，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类似的经历还有几次，都是这样先喜后忧，不了了之。
一位基层女干部（女同志当中的热心人特别多）见我“傻得不透气儿”，就对我把话挑明。她说：一位领导干部向她亮了底：所谓“摘帽右派”，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仍然属于“内专对象”一有运动，还要“掂出来”“咱们不外气，这话我才对你说。你想想，这么厉害，谁敢跟你结婚？”
不过，也有人不知道害怕。在经济困难那个时期，有一些家境不好、文化不高的姑娘不怎么顾虑我的“摘帽右派”问题。但是，遇到这种情况，问题又出在我身上了知识分子即使倒霉了，“落魄”了，一旦处境稍有好转，由于“食洋不化”或者“食古不化”而留在头脑里的“混帐话”仍然要飘浮起来；尽管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本本主义”还是难以彻底改掉，内心深处还在想着“郎才女貌”、“志同道合”、“共同语言”等等。结果，就像另一位介绍人替我总结的：“你愿意，人家不愿意；人家愿意，你又不愿意！”
摘帽后三四年平静的年月就在这“愿意”、“不愿意”的交错中过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果然立即被“掂出来”，头上被扣上的帽子一顶比一顶可怕。这几年的处境使我非常怀念1957年那“和风细雨”的批斗。
然而，在连年的急风暴雨之中，喜事的光芒也曾在我面前一闪。
1968年冬，我正在“清队学习班”里写着自己的“罪行交代材料”。一天傍晚，红卫兵通知我：有人找。我以为是“外调”。跟他到办公室一看：原来是我过去认识的一位在街上摆茶摊的老太太，在她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媳妇。这位老太太是城市贫民，所以她敢在那种时候“如入无人之境”地直闯“白虎堂”！
老太太给我说媒来了。她说：这个媳妇“过门”以后一直受气，被她男人“打神经”了，刚离了婚，求她给她找个人家。她马上想起了我。老太太说：“你们俩怪般配！你一个月50来块钱，两人也够花！”
我看看那个年轻女人，她头发散乱，脸色黄瘦，眼神绝望无助，一副典型的“挨打受气小媳妇”的形象，跟我倒真“般配”。可是
我对老太太说：“你看，我还受着审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老太太顺口给我讲讲政策这大概是红卫兵预先教她说的。但她又赶快对我进行前途教育：“犯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老太太好心好意，还把我当“同志”。
我不知该说什么。
可是，站在旁边的小媳妇发言了。看来，尽管老太太说她被“打神经”了，她在关键问题上一点也不“神经”。她抬起头瞅了我一眼，很清醒地向老太太提出抗议：“他怎么那么老呀？”
老太太大概对她隐瞒了我的年龄，听了这话，猛然一愣。
小媳妇说完那句话，就把身子背转过去。停了一刻，她低着头慢慢走了。老太太也跟她走了。
我摸摸自己的脸胡子两个月没有刮，厚得像一片片的毛毡。我忘了自己什么时候已经过了40岁！
从1966年到1971年，就这样在不停的批斗和“审查”中度过。
奇怪的是，生活一安定下来，就有人从四面八方把温暖的关怀送到我身边来。
一位老画家在农场慨然答应给我帮忙，甚至连对象都选好了可惜，我们回城，正碰上春节，他一高兴，喝了一杯酒，突然中风去世。
一位退休的戏曲演员，身患重病，叫我到她家，把她的亲戚（一位回乡女知青）介绍给我。因为我“成份不对”（这在农村是最关紧的问题），没有谈成。不久，这位演员也病故了。
一位园艺工人介绍我认识一位上过大学的技术员。她很坦率地告诉我：“你划过右派。我又心软。要跟你谈，很可能就会同情你。可是一同情你，连我也掉进去了！”掉进去”当然可怕。
我的婚姻太不顺利了。一位老先生给我介绍对象时，叫我写个”简历“，还特别嘱咐我“一定要用带红道道的纸”，好取个吉利。可是“带红道道的纸”也帮不了我的忙。
还有人动员我算一卦。我说：“自断此生休问天！唯物主义，不信命运！”可是我心里也嘀咕，“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耶非耶？”这是司马迁的话。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一位有古侠客之风的介绍人。他是一位锅炉工，生得浓眉大眼，五大三粗，好一条虎彪彪、黑凛凛的汉子！简直是从《水浒传》里走出的人物。一天，他闯进了我的斗室。他那横冲直闯惯了的粗壮身体，进入我这间狭窄的小屋里显得很受拘束；他那大声喊叫惯了的高嗓门，在我们这个大家屏声息气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显得太肆无忌惮。他来，是受人之托，要为我介绍一位离婚的女同志，先来“相亲”的。可是，跟我谈了一阵儿，他主意改变了，提出来干脆把他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我。他说：“按规矩，不兴这样。我看你是老实人，咱就不管那一套！”
他的妹妹一位20多岁的姑娘，脾气跟她哥哥一样热情豪爽也和我见了面。她哥哥把我的“条件”都向她交了底。她愿意和我见面。我们在一起谈得很好。我想这一回大概可以“谢天谢地”了吧？不料，有一天见面，她哭了。问她，不肯说。第二天，她哥哥来，气愤地告诉我：“你们单位的人对你不说一句好话！”原来，当这个姑娘为了想“明确关系”，高高兴兴到我们单位进行一次最后的了解，听到的评语是：“右派！神经病！”刚刚产生好感的萌芽被野蛮地摧毁了。
我不可能把所有的介绍人都一一写出来，因为在那20年间，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太多了。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好心都落了空。这一大半怪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一小半也怪我自己，因为在婚姻问题上我对自己要求的还勉强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