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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说：“不值得一试。”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担心工作太难，负担不了，或者才能与财力都不足，不能把工作做好。我们知道应该一试，可是我们自宽自解地说：“不值得一试。”英国小说作家斯蒂文森患病之后，自知不久于人世，可是他却说：“要是写不完一本书，至少可以开始写第一面。自 律
现代诗人当中，爱尔兰诗人叶芝可以说是最有音乐感也最神秘的一个。叶芝的诗是逼着自己写出来的，他逼自己的情形无人能及。在他的自传里，我们可以略窥这种情形。
他有次生病，身体软弱，昏昏欲睡，不想工作。他寄住在格雷戈里夫人家里。事后他说，若非格夫人的帮助，他不会有今天；然后他接着说：“我要求她每天11点钟一定叫我去工作，考核我的勤怠。要是没有她的照顾，她执行的严格，我一生恐怕做不了多少事。”
听起来十分奇怪，怎么可以在上午11点钟对一个诗人说：“去，到你的书台上去写诗。”事实上，这正是叶芝的经历；可是在诗人当中，没有谁比叶芝所流露的灵感更真挚。
作家尼科尔斯25岁的时候写了他的第一本自传，提到他和英国首相邱吉尔见面的事。那时他刚刚写完《序曲》这本非常成功的书。邱吉尔问他：“你用了多少时间写？”尼氏回答说：他很难讲出准确的时间，只是断断续续写了5个月。邱吉尔追问：“你是不是每天都抽出时间来写？”尼氏说：他发现那样做办不到，一定要等到高兴的时候才行。邱吉尔说：“废话？你应该每天9点钟走进书房对自己说，我要写4个钟头。”
尼氏说：“要是你进了书房，发现自己写不出，要是头痛，胃不舒服，怎样办？”邱吉尔说：“你得想办法克服，要是坐在那里等灵感，等到头发白了也不会来。写作也是工作，同行军一样，要是等天气好才上路，军队走不了多远的。鞭策自己，激励自己，一定得写，没有他路可走。”
一句话，邱吉尔认为才华洋溢的著作一样可以订出工作时间表来完成。他自己就是一个成功的好例子。
最简单的最好
我从饮食方面学到人生的一门功课。原来我们最怀念的东西，也是最简单的东西。
家就是一个例子。
清早离家没有人说“再见”，晚上回家没有人欢迎，那种冷冰冰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
最坏的家，只要有爱在其中，都好过管理得最完善的公共机构。我绝无意贬低公共机构的价值，可是公共机构决不能代替家。
家的确十分甜蜜。
朋友也是如此。
我常常喜欢引用一位希腊人所说的话，他和苏格拉底以及当时伟大的学者非常接近。有天，人家问他，什么是他最感谢上主的事。他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能有这么多朋友，是我最心存感恩的事。”
工作也是如此。
工作的重要超乎一切。每逢忧伤的日子，生活孤单的时候，工作是最大的安慰。
约翰·卫斯理最有名的一句祷词是：“求主别让一个人生而无用。”失掉了所爱的人，失去了朋友，都是伤心的事；失去了要做的工作，更是大悲剧。
让我们为这些简单的事物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给了我们家和亲爱的人。
感谢天父给了我们朋友。
尤其要感谢天父的，是给了我们工作，也给了我们身体的力量、技能和智力，去完成这些工作。
一个孤单的人
前些时，我旅行，住在青年会的宿舍里，在布告板上看见一张十分吸引人的剪报，是从加拿大出版的一份报纸上剪下来的。作者没有署名，题目是《一个孤独的人》，内容如下：
这个人出生在很少为人知的小村落，父母都是犹太人，母亲是个农家女。他在另外一个小村庄里长大，在木匠的店里工作。30岁后开始旅行布道3年之久。
他没有写过一本书，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也没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屋，更没有自己的小家。他从没有进过大学，也不曾涉足大的城市。足迹所到的地方，离他出生地最远不逾两百英里。一切和伟大的人物和伟大有密切关系的东西，他全没有；他连一张证书也没有，有的只是他自己。
这世界没有给他丝毫，除了他的人体。年纪很轻的时候，大家就看不起他，反对他。他的朋友抛弃他，其中还有一个出卖了他。他被交到敌人手中，受审判，被人戏笑、嘲弄。
他被钉在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上，钉在两个强盗当中。他在世上拥有的唯一的一件外衣，被执刑的士兵拈阄来分。他死后被人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埋葬在一个借来的坟墓里。这个坟墓是他的一个朋友让出来的。
一千九百多年后的今天，他已成为人类的中心，世界进步的动力。我敢说，把全世界所有的陆军、海军，所有议会的议员，所有统治过人类的帝王，都加起来，对地球上人类生活的影响力，远远不及这个孤独的人。
这是耶稣一生相当华丽的描写。
Number ： 9565
Title ：未名湖畔三雅士
作者 ：段海峰
出处《读者》 ： 总第 187期
Provenance ：名人
Date ：1996。11
Nation ：
Translator ：
北京大学旧有“八大园”之胜景，其中地处西北角的“燕园”，有一潭清澈碧翠的绿水，夏季藕荷满塘，荷花摇曳，蜻蜓追逐，游鱼吹影；冬季冰雪覆盖，坚不可破，多有儿童嬉戏冰上。此湖俗称未名湖，虽然没有过多的考证，但从外面向里走，却颇有《桃花源记》中的韵味：“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环湖而居的三位雅士，竟是都有高名的国内大学者，自东环湖向西是：张中行（今夏刚迁），季羡林，金克木。三位老人的年纪均在80岁以上，他们比邻而居在这个被人称为世外桃源的仙境里，颇得超然之趣。在多次访问过三位老人之后，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些高流名士的风范告诉大家……
悲天悯人张中行
我曾经不避浅薄，写过一篇《张中行先生请客》，发表在《当代民声》上，虽然文章不算短，但由于我的水平限制，根本无法写出张老先生风貌之一斑，所以这里还要再大书特书。张老的学问，用不着我在这里指手划脚，偷懒，抄一段刘国正先生在《作文杂谈》中评誉张老的话：“学识渊博，融贯经史百家之言，历览古今中外之书。文得力于蒙庄，诗似玉生，金石书画亦有见闻。知道他的人都说他是真正的杂家。”
先写听说的，行翁所在的出版社，有一位前不久丢了1000元钱，很沮丧，众人好心来劝，效果不佳，丢钱人心情还是不好。行翁闻知，拿出500元去，说：“只当是你丢500元，我丢500元，一个人的不快让两个人分担，不是可以减轻一点吗？”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东方之子”节目，其中有行翁的上下两集，电视记者还专门谈到此事。
眼见的，或者是亲身经历的，更值得细说。去年我与出版社李女士去北京组稿，顺便将行翁的稿酬3000多元送去。在行翁的办公室，行翁微笑着递过空白信纸，嘱我写封信，信中要写上这笔稿酬有1000元是徐秀珊女士的。原来，由我挂名“主编”，李女士做“责编”的行翁新著《观照集》，由徐秀姗女士帮行翁剪贴、排序、复印，还写了后记。行翁说，按说该把稿酬分她一半才对，但出版社无证明，明给，这个数目恐徐不受，所以请你这位“主编”写封信，言明这1000元是徐秀珊的稿酬，白纸黑字，不怕她不信！
我遵命，就伏在行翁桌上把信写好，交行翁看。行翁甚为满意，随后拉我们去楼下吃饭，仍由他做东，四菜一汤，白酒是从办公室带去的。
后来行翁来河南作郑洛汴之游，我与李女士有幸伴以左右，问及假信一事，行翁得意：“徐秀珊果然中计，我把你的信拿给她，她起初还不相信，我说：‘人家主编的信你也怀疑，有你这样的吗？’她终于还是接了。”
认真严谨季羡林
说起季羡林先生的认真，那是出了名的，有一回我供职的刊物要介绍季老，我打电话询问他的职务，他竟认真地把年龄、籍贯、职务等介绍逐一相告，连挂名的10多种职务亦不例外。他的意思是既然你问，我就要说清，含含糊糊有悖治学之道。
有一年，我住在北京大学勺园。因为住的时间长，就想起去拜望一下季老。既然同在一个校园，路途就不成问题，为防冒失，我先给季老打过电话，随后租辆自行车，5分钟后就来到未名湖畔，揿响了他家的门铃。
季老家住一楼，对面两套房室均是他的。初闻我甚觉惊讶，北京住房如此紧张，他竟住两套居室。后来一问才知，季老因为藏书多，家里堆放的书把人挤得几无下脚之地，他还带着日本等国的研究生，经常要在家中辅导（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懂梵文、吐火文的专家，这种文字，在印度也没有多少人能懂了）。北京大学鉴于季老的成就和国际威望，特别再拨一套住房给他，这在北京大学尚属首例。季老将我让进东边一间，进门便是一排排书架，简直像个图书室。他把沙发上的书籍、信札搬到桌上，我才有落座的地方。他拉家常似的询问我一些情况，谦虚地称自己“老了，写不出什么东西了”。可是他的新著，却是一本连着一本。说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他接完电话，又有人敲门，通知说下午有会。季老左右应付，也是忙中有差，他把写给我的题字写在老作家萧乾题字的背面。我接过来，觉得为难：这些字日后都要装裱的，现在两个大名人写在一张纸的正反面，我该装裱谁的呢？季老闻言，直怪自己不小心，说：“萧乾题字在先，我应该再补。这样吧，我随后用毛笔写个条幅寄给你，怎么样？”对这句话我不敢抱十分的信心，然而当我回到郑州不久，果然收到季老的来信，随信有毛笔写的题字，是朱熹的诗句：“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使我感动不已。
有位陈公慕季老高名，在报上读到季老文章，对其中一词不解，于是向我要了季老地址，修书叩问。他完全是抱着泥牛入海的想法寄信的，不想不几天，他就收到季老回信，解答他的疑问。陈公来我处谈及此事，说哪天我把这封信拿来你辨辨真假。我说依季老治学的认真严谨态度，这封信不会有误。后来张中行先生对我说：“季先生的精力那比不了，每信必复，这得需要多少精力！”据说季先生保持健康的秘密是“从不锻炼”，他认为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也是一种锻炼之道。倔强固执金克木
性格最倔的要算金克木。
金先生住未名湖畔最西，与季羡林住同一幢楼，但早上散步他见季羡林却不打招呼。他的理论是：打招呼是说废话。他把这种理论再推进一步，甚至读者想请他在书上签名他都不干。有一回几位读书人买了他和张中行的书，想求签名，先到张中行家，张老签了，但几位拿了签名本却还不走，说还想请金先生签名，只怕金先生不答应。张老一听，说：“我带你们去。”率先下楼，后面跟着几个手捧小本本的人，向西百米，二楼，敲开金克木家的门。几位说明来意，金克木果然摇头：“不签不签。”张中行不吃这套，转身问：“谁带钢笔，拿来。”把笔塞到金克木手里：“签！”金克木虽然不情愿，但只好签了。事后，张中行说：“我在金先生面前还是有面子的。”
这年夏天，学生们放暑假，我与李女士携子带女来到金克木家，跟串亲戚似的。开门的正是金先生，不握手，不寒暄，扭身先进屋，李女士只好嘱咐女儿把外门关好。
金先生的左耳有些背，李女士坐他右边，我坐他左边，李女士说话是娓娓道来，我说话时，总要用较大的声音，以至于孩子们都莫名其妙地看我。金克木拿出一个方盒，打开，是一些糖果，他分送给两个孩子。孩子们拿了糖果到楼下玩了，金先生就和我们谈稿子。过了一会儿，我拿出签名簿，请他写句话。按说，出版社给他出书，编辑来家要稿，又正谈得高兴，写句话又有何难？可金克木到底是金克木，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不是教育家，不能给人写。”我坚持，李女士也在一边帮腔，金克木无奈地接了笔：“我只签个名字行吧。”挥笔，把名字签得满满一页，说：“你们是我的责任编缉，我不能驳你们的面子。”日后我每翻到这一页，金先生的神态便跃然纸上。
Number ： 9566
Title ：觅渡，觅渡，渡何处
作者 ：梁衡
出处《读者》 ： 总第 187期
Provenance ：中国剪报
Date ：1996。7。17
Nation ：
Translator ：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36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了他60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但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199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被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当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元，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之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500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妇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近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了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像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来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罢。”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