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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脸要趁早-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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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果然律”,是我胡诌的。
  婚变的女子,“果然”要养一堆猫狗,称它们是儿子、女儿,天天幽怨地表示:狗好过家人,猫远胜爱人,而全世界最神怨鬼憎的,就是男人。
  爱上落魄男人的女子,“果然”人财两空。全公司的人都听见她在电话里,点着旧爱的名字哭喊:“那五万元是借你的,什么时候变成给你的了,怎么可以不还?”
  一念之差沦为第三者的女子,开始还嘴硬:“他说他和他太太只是亲情。”“果然”被人掌掴。随后,男人举家赴欧洲旅游,她一个人在医院打胎,在长凳上流了很多的血。
  一切都不出所料,是“果然如此”而不是“竟然如此”。错放的爱情,也曾美好过,像海棠在十一月盛开,大家都赞叹这华丽的奇迹,深谙事理的凤姐,却立刻懂得这花的妖异。不合常理的事往往是神喻,而在闪电没劈在我们头上之前,我们都天真地以为是独一无二的女主角,山河为我而改变。我们忘了所有的歌都唱得那么雷同,那些一首首霰弹一样射透了我们的歌词,不过是另一个人的眼泪和故事。我们都逃不过概率论,奇迹,就是小概率事件,也叫“实际不可能发生”,与之对应的大概率事件,就是一件一件的果然。
  年轻人最讨厌老生常谈,他们不相信这些婆婆话都是“果然律”的总结。戏剧里的岳父一律嫌贫爱富,因为“贫贱夫妻百事哀”是人之常情,而那些中状元的小生——中国历史上,统共才有几个呀?所以看到一个富家女后花园赠金,我就知道一段“果然”赫然上映。
  因此,每每女友们满怀爱意,向我吐露心声,我却按捺着一直想发出钢铁般的预言:这是一条不归路,请立刻回头。我越来越像一个冷酷的、装在汽车头上的定位系统:“前方50米处右转,不得左转。”不管左转是不是鸟语花香或者光荣的荆棘路,那反正是一条单行线,会被罚款扣分。
  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有一位马普尔小姐,终生未婚,蜗居在一个小山村里,却从不少见多怪,她看到人和事,第一个反应常常是:“这人长得像我原来认识的某某某,这样的事我原来遇到过……”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她对人性的惯例了解得太深刻。人人都认为谋杀骇人听闻,她却觉得司空见惯,暴力、恶、冷酷走到了极致,像水到了100度必然沸腾,杀人和空手捏死一只金丝雀,没什么两样。小说里没提过她的风流事,大概也的确没有,看透了一切,还能爱吗?
  但我……还有爱,在很多很多的“果然”之外,我还是等待着某一个春天一般美好的“竟然”。我所以懂得了所有女子的心伤,并且,当看到灾劫如海啸般“果然”扑来,沉默不语。

  情场上谁能教育谁

  我一向冒充同事、亲友以及读者们的知心大姐,时常听到种种情史,懂事的MM们多少会恭维我几句:“我相信您一定富有经验,爱情幸福……”听了一万多遍还忍不住笑出来:经验与幸福如何兼容?久病才能成良医。高考八次屡败屡战,是因为前七次都落第了。
  曾经动念要开一家爱情私塾,我当然不够格当爱情导师,但,谁够格?
  古今中外,显然青梅竹马、白头偕老是最完美的爱情,可女主角能懂得什么?她是懵懵懂懂间捡到一块狗头金的人,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矿业开采知识。她知道这一个男人的好,对男人这一族群全无概念;她明了爱情的甜,对失恋、绝望、徘徊、冲动、与爱伴生的恶……都只能睁着小鹿斑比般纯净的大眼睛迷惑:怎么会这样呢?不曾痛哭长夜者,不足以悟人生或者爱情。
  几度情海争锋的怒女呢,大概也不胜任。吃一堑未必长一智,撞倒南墙不回头的多的是,回了头也往往就迷迷糊糊调一个方向,再撞一次眼冒金星。乱七八糟一通历练,忽然遇到时间虫洞,她掉出这生死场——通了关也说不清秘诀在哪里,到老了还喃喃不忘:“他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算把私塾开出来,有用吗?N年前,我拔牙,眼泪汪汪问医生:“为什么打了麻药我还是这么疼?”医生心情好,耐心回答我:“疼痛,是一种主观感受,你觉得疼就是疼。”那么快乐、爱情、幸福以及绝望,全是主观感受。爱情比任何事物更接近修行,与宇宙无限接近,刹那的领悟就是一切,他人的经验能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裨益?
  爱情不是科学,没有公理、定律和公式,所有的真知灼见都有反证。妈妈们谆谆叮嘱:花心的男人不能嫁——也多有婚后改邪归正的。从小就有人说:农村男人不能嫁——嫁了农村男人而幸福美满的大有人在。生命是一款试用装,开封后请尽快使用,不能冷藏,你是唯一的导师、生产者、质检员以及用家。人生不过是布朗运动,你遇到什么就是什么。
  谁能教育谁,谁又能受教育?所以我想我的爱情私塾里,没有讲师,也没有学生,只有人讲,讲得眼泪涟涟,很多人在听、七嘴八舌地安慰。倾诉是排毒,聆听是最大的疗伤,而语言,是鸦片、酒精和微浓的香熏,抚慰人的疼痛。当你陷入人生的绝境,从地狱的十八层一路滑落到专门为你搭建的十九层,偶然看到一两篇文章,听到一两句窝心的话,血肉模糊的伤口喷上了一层薄荷膏。你不是这世上的苦海孤雏,有无数人,在此时,流着和你一样咸涩的泪。这,就够了。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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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辑 因为她是妈妈

  回家

  为了过年回家的事,我揪了很长时间的心。
  既遇良人,我万里来归。在异乡一遇到不快乐的事,就自怨自艾,觉得人家生女儿真没意思,养到二三十岁白白拱手送人。春节一年一度,我当然要回家,那是血的呼唤,DNA在说话。
  我给妈打电话,妈问:“你回来吗?”我答:“回呀。”忽然有一抹沉默。我知道是我妈时时处处不愿让我为难,所以自己千难万难出不了口。一念及此,我觉得自己简直不可恕,赶紧加上:“他也回。”妈顿时放了心,笑说:“你大姐还说你们可能……还是回吧,他一年也就
  过来一次两次。”
  我自此悬了心。早此时,我跟他半真半假讨论回家的事,他微做苦相:“来去一趟太辛苦了,让我休息吧。”我佯怒曰:“在我家有人虐待你、不让你休息吗?”他答:“在我家有人虐待你吗?你为什么不愿意回我家呢?”我顿时没词,我不是白金好媳妇,凭什么要求人家是黄金好女婿?
  我希望他跟我一起回家呀,又不是刘兰芝无故被遣归,当然小夫妻齐齐整整同时露面,一人一声“妈”来得体面。但去年就回的是我家,论情论理,今年应该回他家。我该怎么说服他?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难道对他家就不是?我想回家——难道他不想?他难得来一次我家——惭愧,我又去过他家几次?
  这拒绝还没有发生,已经够让我暴怒了。正在拖地,不拖了,拖把咣一声扔到地上。晚上他到家,我蓄着一腔怒气准备给他下最后通牒:“我过节回家!你回不回两可,如果你不回,以后就永远不用回了!”
  我眼睁睁看着他弯腰脱鞋,文件包也赌气不帮他接,他就随手搁在墙边,手势非常疲惫。他是真累,这段日子周周出差天天加班。屋里空气是潜藏的高压,到处埋伏着死亡红外线,他一无所知坐到沙发上,开了腔:“我实在走不开……”去死!“……我们年三十上午飞回去可以吗?再早我真没办法了。”
  我就这样愣在他的对面,忽然意识到不知几时,我正摆了一个双手叉腰气势汹汹的姿势。此刻我一低头,莫名地,觉得感激。太荒唐的感受,不是你侬我侬,不是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居然是——非常廉价的谢意。
  这样说来,或许我们并不相爱吧?爱是“你给我的理所应当,我给你的都心甘情愿”,恰如我们拜观音,而观音绝不用理会我们。爱是天人之情,是不说对不起,当然也不说谢的。而我和他,却像小兵向元帅敬礼,元帅必得回礼,无论他们之间隔了几千几万级。这是温和的、有回馈的、人与人之间的情与礼。
  我过去,把脸偎在他胸口,我想说谢谢,开口却是:“明年,咱们回你家吧。”他一手揽我,一手还抓着遥控器,在不停地换台,答:“嗯。”
  这一刻,我们互相了解。父母亲人才是我的第一顺位,他是第二位,我们还不曾亲密无间,也就因此没有陷入爱的无间道。我和他,不过是柴米夫妻,但我宁愿如此,宁愿,因为爱要么燃烧,要么长久,但不能两者并存。

  我的故乡在哪里

  你曾经以为你没有故乡。
  你生在东北小城,冬来积雪盈你孩童的膝。有一年水管冻裂,父亲带你去打井水,井是白茫茫雪地上一只孤单的黑眼睛,冒着热气。
  你又跟父亲上山打山楂,秋色浓烈。依稀听见,广场上有大喇叭在说一个伟人的死,你们打了好几麻袋殷红的果子,像一辈子都吃不完。
  可是上小学填表,你在籍贯上填“湖北黄陂”——父亲是黄陂人。
  你甚至没回过父亲的老家,只去过一次黄陂县城。是大四快毕业,班上组织去郊游,县城主街也破破烂烂,录像厅挂着黑板,斗大的字写着“欲火焚身”。晚上,男生们语焉不详地一个个失踪,再过一会儿,他们哗一下同时出现,吃吃怪笑兼垂头丧气。终于有男生告诉你,“欲火焚身”是写消防员生活的。
  而黄陂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县,它沦为大武汉的一个区,如通县之于北京,或者番禺之于广州。她们都曾是清清白白的黄花姑娘,此刻是豪门里的承欢姬妾。
  你妄想怀乡,如怀一块昂贵的璧,那块璧却碎成一地玉屑。
  而表格也不再填籍贯,改为出生地,你便写“辽宁丹东”。只七岁,你就离开了,经沈阳、北京、武汉,一程一程漫长的火车。你与行李一起,车窗里进车窗里出,泥鳅一样在人头下滑过,躺下小小的身子占座位,而且不哭。年年报纸上都写春运的恐怖,仿佛意外得不得了,小鹿斑比那么天真。谁人不知道呢?哪怕你只有七岁。
  丹东是你父母的异乡。他们像所有“文革”初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样,被看不见的政治大手拨弄,去这僻远、苦寒的流放之地,生儿育女,艰难地活下来。一有指望,就想离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你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一个滥俗的名词,这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捩之点——冰山有微微裂缝。母亲遂一周一周,去当时的电子局长家里 ,不带礼物——那时不兴这个,也带不起,只带孩子们——有你吗?你不记得了。陈述、周旋、乞求,说到动情处,母亲落下泪来。
  他们走得那么高兴,而丹东也很快将他们和你统统忘记。旧同事的小孩出外上大学,才又忽然发生了联系,仅限于此。丹东其实与你不相干,即使你回去,到哪里寻找缅怀之地?当儿童笑问你从何处来,你会否惊慌地问:“啊,你说什么?”东北话,不是你的乡音或母语。
  现在你在北京,你很自然地对人说:“我是武汉人。”你当然是。你在武汉定居,二十多年。你渐渐不再觉得武汉话鄙俗不文,甚至爱上它的红尘颜色,可是仍然不会说。在汉口你老东张西望,连香格里拉都找不到;火车站你总被人当外码子;外地来的朋友请你带路去起义门,你没好气地说:“等我上Google查一下。”内心深处,你一直是那个刚下火车的小姑娘,被四十度热浪袭昏,周围大声嘈杂如开骂。你和武汉,老隔了一层,不能一把抱在怀里。
  但北京更加与你无关。隆冬,窗外阳光好得几乎猖狂,而风声如哨声凄厉。大风这件事,超出你的经验值,你对温度的评估系统没包含过这个因素。你遂穿了薄薄黑裙、薄薄红羊毛大衣出门:一步,两步,三步……第四步就冲回去,换高统靴和把你从头蒙到脚的哈利波特大棉袍——这不是你的城,你无法知冷知热,如一个温柔的妻。
  虽然你并不烟视媚行,你又何尝不是这世上的吉卜赛女子?都一样地,没有原乡。
  那一天,一个男孩儿陪你穿王府井后面的小巷。真破败,你走了几步就迷路,不是说北京是一座东南西北明确的城吗?男孩儿笑咪咪说:“不包括胡同。”你看见小院里放了一大堆乌乌的垃圾,烂菜叶,破菜帮,鸟都不会落在上面啄食。你心里嘀咕,过年了也不清出去?蓦地一惊,这分明是人家的冬贮大白菜。
  “这是胡同游不会来的地方。”男孩儿说。他妈妈是北京人,他生在宜昌,对同学来说,他是说北京话的外地孩子;回北京姥姥家过寒暑假,他又成了不会说北京话的外地孩子。他笑起来:“所以,我是没有故乡的人。就好像你,你会把武汉当做故乡吗?”
  你猝不及防地愣住,很久很久,北京那么冷,眼泪还在眶里就凝成冰,割着你的视野。你只努力睁大眼睛,让微笑滑过,如小孩在北海的冰面上溜冰,轻轻地说:“不……武汉,是我的故乡。”
  不仅因为那里有你的同学、朋友、你努力绽放过的青春、你曾深深爱恋过的少年——六渡桥的老房子里,他带你见过他庞大的全家。还因为,父亲在那里。
  武汉有多少条大街小巷,父亲骑自行车经过;不远处的小菜场,原来父母经常一起去买菜;东湖,是父亲教你游泳的东湖;水果湖的大小馆子,父亲都去吃过,老是嫌太贵太油腻;你也曾在武汉最大的商场,不顾父亲的反对,给他买极昂贵的羊毛衫——他到最后都不舍得穿。
  而父亲,永远睡在了武汉的石门峰公墓。
  武汉怎么可以不是你的故乡?当你想念,当你铭记,当你在深夜,无声哭泣。
  他们说夏娃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而你终于知道,当一座城市,有你最深爱之人的坟茔,那里就是你的故乡。

  她没有上第一线

  一夜之间,这城市面目全非,路上无数戴着口罩的面孔,像散乱的、惨白将萎的纸花。忽然接到二姐电话,说:“这段日子,我就不回家了。”而她,是医生。
  她说他们医院紧急开会,全体医护人员24小时待命,随传随到,任何人拒绝征召,当即开除……非典原来与我,如此之近。
  我脱口而出:“开除就开除,我养你。要不然你现在就辞职。”急切得喘不过气来。
  她斥我:“说什么呢,都怕死,都辞职,没人看病,到最后全地球所有人都传染上了,那时躲家里就安全了?再说,医院什么病没见过呀。”
  很多很多话,在我喉里纠缠如斗蛇,我说不出一个字。
  二姐一贯口气沉静:“这段日子我就不回家了。万一……老公是没办法了,总不能传染爸妈吧。我也叫小彭(二姐夫)最近别回他自己家了。就这样吧。”
  疾病那么严厉,注定让人六亲不认。至爱却必须闪开的,是我们,她的父母及姐妹。我知道二姐,已经决定独自背负。
  我每晚打电话给二姐,有时两三天联系不上,一颗心就吊到颈子口。接通了,原来不过是她夜班,她叫我“别穷紧张”。又说,其实医院里也人心惶惶,负责消毒的后勤人员,不敢进传染科,远远地,站在大门外高声问:“你们还好吧?”有的医生较活泼俏皮,笑道:“健在中。”引发一阵笑声。
  瘟疫阴影下的城市,惨淡苦闷,这笑声,珍贵如一城的碎钻。
  报纸铺天盖地都是非典消息:“从北京回来的某工程师,感觉不适,发烧至38。5度,120送入医院后,经诊治,证实是大叶肺炎……”这不是二姐所在的医院吗?
  电话里我说得慌乱,语音七零八落,她嗤一声笑起来。“你也看到了。今早一上班,一个住院病人,直冲进办公室大叫:‘我要出院。’报纸举得高高的,像举面战旗似的,直伸到我脸上来……”
  她是医生而我不是;危险她触手可及,离我十万八千里;紧张到几乎神经兮兮的是我,而浑若无事的,是她。
  有段日子,报上尽是医护人员争写申请的光荣事迹,看得我替二姐十分担心,又惭愧于自己的一己之私。
  她只笑:“我是不写申请的。医生多了,妇产科、儿科、皮肤科……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一窝蜂都上第一线,有用吗?再说了,非典期间其他病就自动不发了?那些病人,就不需要 医生吗?”
  这几天她上武黄公路收费站,为入城人员量体温。电话里她仍是轻描淡写,我絮叨半晌,她略微不耐烦:“反正我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果他们让我上第一线,我还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是医生,在哪里我都是。”
  电视上总在说:向所有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然而第一线之外,并非没有沙场。刀刃之利,因其刀背的厚重;金字塔入云的塔尖,是立在宽广坚实的塔基上。这一场天人大役中,有无数沉默的战士。
  我二姐,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医生。而绝大多数医生,都如她一样普通,却在各自位置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并且,保持“随时准备着”的姿态。
  我相信他们在大疫面前,也心怀恐惧,却知道畏惧无济于事,故而,他们必须无畏,必须温柔而坚定,必须在人群中,高高地扬起头。
  难以言说,这是生活,还是职责。
  我想,像我二姐这样的人,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而我的二姐,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娇小,微胖,雪白的小圆脸总是笑眯眯的,据她以前的病人说,像观音。

  圣诞老人差一分钱

  时近圣诞,邮局里到处花团锦簇,缎饰、彩球、贺年卡的清脆音乐。这时,身侧一直与保安絮絮聊天的老人,却突然拭了一把泪。
  是忘了存折密码吗?正填汇款单的我,稍一惊,却见保安坐着,椅子前后摇晃,十分地心不在焉。不过是半熟的人,在闲话家常吧。
  “到十号,我徒弟就跟我说:‘师傅去领工资了。’我就说:‘没那个领钱的命。’他不明白,说:‘工资人人都有的呀。我帮你签字。’过一会儿回来,手里抓一把,都是我跟会计预支工资时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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