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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只不过是手段，那么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本身的情况如何是完全不必考虑的。大概在礼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看来，性作为生育的手段，乃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可以“无师自通”，亦不必“挑肥拣瘦”，只要两个当事人“例行公事”即可，当然也就无须事前的性吸引，事中的性快感和事后的性满足。这样的性关系，与其是“有性”，毋宁说是“无性”。
事实上，不少包办婚姻，都相当地类似于“圈养牲口”。男女当事人，素不相识，毫无感情，有的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一回，稀里糊涂地被拉扯到一起，晕头转向地拜了天地，然后就被推进“洞房”。洞房这个词，从字面看，也是四周封闭，黑古隆冬有如洞穴。直到这时，才可能掀开“盖头”，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睹“庐山真面目”。接下来，便是吹灭灯火去上床。这样的“一面之交”，如说有性吸引，除非真是“郎才女貌”，可以“一见钟情”。就多数情况而言，则恐怕与强奸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生活中也有新娘见新郎过于丑陋而拒不从命，最后被男方家人捆起来由新郎实施强奸的。这样的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是“禽兽不如”。因为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在交配之前也尚有性挑逗和性选择，而且决无强奸行为。算下来，大约只有家禽和家畜，才会这样听话，这样乖，这样不把性当回事。
既然连最起码的性吸引都不必考虑，当然也毋庸讨论性快感和性满足。在不少婚床上，新郎在强行施暴、一泄其欲后，便往往倒头大睡，一任新娘在旁吞声饮泣。总之，在传统婚姻中，女人只是男人泄欲的工具和生育的机器，在性的方面没有任何合法权益——既没有拒绝性生活的权利，也没有要求性满足的权利。倘有要求，则不是遭人耻笑（要求性满足），便是招来毒打（拒绝性生活）。
这就有可能造成相当普遍的“女性无性化”，即对性生活完全报以一种听之任之麻木不仁的态度。当女性持这样一种态度时，男性是否真能获得快感和满足，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婚姻中，究竟有多少夫妻的性生活是真正和谐美满的，恐怕是谁也说不清的事情。因为根本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既不会有人想到要去统计，也无法进行问卷调查。当事人既不敢说出去“丢人现眼”，打听者也难免会有“流氓嫌疑”。于是这个问题，就永远只是一个谜。
其实，即便打听到什么，也无可如何。因为婚姻既然只关乎“生存”而无关乎“爱”，只关乎“生育”而无关乎“性”，则“夫妻之间有无感情”和“性生活是否和谐”这些问题，就与婚姻是否成立以及能否维持无关，当然也不能成为夫妻离异的“正当理由”。既然无论如何，现状都得维持，那么，打听它作什么呢？
更何况，性冷淡和性无能，不但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而且还会受到社会的赞扬。女的性冷淡是“不淫荡”，男的性无能是“不好色”；前者是“淑女”的标志，后者则是好汉的“本色”。可见，社会道德在总体上是压抑、限制甚至敌视性的。而且，这种压抑、限制和敌视于女性尤甚。礼法甚至明确规定女性必须“检点”自己，不能“淫佚”。所谓淫佚，包括两方面。一是与丈夫以外的男人有性关系，这是“不贞”，当然罪莫大焉。但是，即便与丈夫过性生活，次数太多，或主动提出性要求，或希望得到性快感，或因无此快感而抱怨，或在性高潮中感到高兴，也都是“淫佚”。但凡有此几种情况中之一种，夫家就能以此为由将其赶出家门，打发她回娘家去。
女性不但被规定为不得有性要求，而且还规定为不得有性魅力，长得太性感或打扮得太漂亮，都是“不守妇道”和“不遵妇德”。所谓妇德，即“三从四德”中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是东汉一位叫班昭的“女圣人”制定的。班昭是史学家班彪的女儿、班固的妹妹，才学是很好的。然而她的才学，却用来压迫自己的姐妹。按照班昭的规定，一个妇人（已嫁女），不必才华出众（才明绝异），只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安安静静，本本分分，就是“有德”；不必能说会道（辩口利辞），只要小心措辞，看人说话，不出秽语，不伤他人，就是“有言”；不必脸蛋漂亮（颜色美丽），只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按时洗澡，勤换衣服，就是“有容”；不必心灵手巧（工巧过人），只要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把饭菜弄整齐，把厨房弄干净，就是“有工”。我们现在称赞一个女子，总是说她“才貌双全”。但按照班昭的“四德”，则要求“才貌双不全”。最好是呆头呆脑（可以理解为“守妇道”）、笨嘴笨舌（可以理解为“谨言词”）、没神没采（可以理解为“不淫邪”）、慢手慢脚（可以理解为“勤劳作”），又丑又蠢，毫无魅力，便有希望成为“模范妇女”，“优秀妻子”。
不难想象，这样的“愚妇”，再和那些方正石板、木讷呆滞的“迂夫”配为一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夫妻生活。
可以肯定，那一定充满了木乃伊的尸臭。
不过，即便是这样的夫妇，也一样能制造人口，而且造出来的也不一定很差。比如，贾政、王夫人便是这样的夫妇，但他们的孩子宝玉却是才貌双全、资质卓异之人。这可真是个“奇迹”。
由此我常怀疑，中国人的忠厚、老实、本分和无魅力，只怕有一半以上是装出来的。正因为是装出来的，所以他们对于不肯“装”的人，尤其是对那些又聪明又漂亮、充满青春气息和女性魅力的女孩子，几乎会近乎本能的充满着嫉恨。
王夫人就是这样一个人。
王夫人并不丑。如果王夫人很丑，就不会一连生了两个漂亮儿子（贾珠和宝玉）。王夫人也不笨。她的才具虽然平平，心计却很深。其心计深就深在懂得利用自己的平庸，不显山不露水地实现着自己的目的。可见，王夫人的平庸没本事，有一半是天生的，还有一半是伪装的；而她的平板无魅力，则有一半是装出来的，还有一半是逼出来的。因为只有这样端起一副“正派”架子，她才能在那个封建大家族中站住阵脚，并整垮敌人。
凑巧得很，与王夫人相匹配的，恰恰是贾政这样一个方正古板、迂腐衰朽的伪道学先生（如果王夫人的丈夫是贾赦那个色鬼，事情可能又不一样）。结果就弄得王夫人更加平庸无色。尽管对于这对夫妻的性生活，书中并未有正面描写，但不难想见一定是相当乏味。好像自从有了宝玉以后，他们就少有这方面的交往。所以王夫人便只好整日吃斋念佛，以此来强行压抑自己的性冲动，并借此打发时光。
因此，王夫人对于那些比自己年轻、比自己漂亮、比自己伶俐、比自己有魅力的女孩子，有一种刻骨的仇恨。她恨晴雯，只因为晴雯长得漂亮：“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像林妹妹。”便被她没来头地断定是“妖精”，在病中被撵出门去，含冤而死。她恨芳官，只因为芳官会唱戏，而“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也撵了出去。甚至连一个没多少地位的小丫头四儿，她也恨，因为四儿“虽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几分水秀，视其行止，聪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因此断定“也是个没廉耻的货”，也撵了出去。留下的只有袭人麝月等，因为“这两个，笨笨的倒好”。逻辑也很简单：“好”女孩应该又丑又笨。如果不丑，笨一点也行。如果又聪明又漂亮，肯定会把宝玉“勾引坏了”。其实，在大观园里，宝玉要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只要有了爱情，在王夫人看来，那就是“坏”。换言之，只有像王夫人这样冷酷无情，才算是“好”。
王夫人的逻辑，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正统派”的逻辑：漂亮、有吸引力（甚至还谈不上“性感”）的女孩子一定不“贤淑”，一定是“妖精”。于是，反过来，一个女孩或女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好人”，是“正经女人”和“良家妇女”，那就只有尽量把自己弄得不漂亮、不性感，没有吸引力。“文革”中，中国的女孩子们都一律剪去了自己美丽的长发，穿上了无法显示自己身材和魅力的肥大衣裤，还要打上补丁，弄得灰头灰脸的。这里固然有政治上的原因，即以打扮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爱美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但也未尝没有文化上的原因，即灵秀必是妖孽，蠢笨才是贤淑。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淫乱”并未因此稍减，而中国的人口反倒猛增了好几倍，而且有不少是私生子。
由此可见，淫乱并不因为性感，美丽更非淫乱之源。把女孩子们都弄得笨笨的、丑丑的，让所有的女人都没有女人味，也保证不了两性关系的“纯正”，只能给婚后生活带来不幸。因为如前所述，婚姻虽不等于性，但婚姻又离不开性。美满的婚姻应该包括性生活和谐这一内容，而性生活和谐，一是双方有性吸引力，二是要双方有性快感。在这里，女方的态度相当重要。然而传统礼教却又恰恰规定了女方既不准有性魅力，又不能有性冲动，那么可选择的就只有性冷淡了。以女方性冷淡为前提的性生活大抵可能有以下三种结果：一、男方单纯泄欲，女方勉强应付，双方例行公事；二、造成男方阳萎，失去性能力；三、造成男方心理变态，对女方进行性虐待。无论何种结果，都是婚姻的不幸。
然而，奇怪得很，这种既“无爱”又“无性”的夫妻关系，却同样能产生感情。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离婚率并不高。不离婚当然不等于有感情，但没爱情也不等于没感情。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丰富的、多样的，爱情只是其中的一种。大体上说，人的感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肯定性的，如爱；一类是否定性的，如恨。但是，并非一切属于爱这一类的感情都是“爱情”。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就会产生感情，感到“留恋”；和一个朋友相处久了，也会产生感情，感到“依恋”。这些感情都不能叫做“爱情”，也许只好叫做“恋情”。恋情也是感情，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和常见的感情。
中国传统婚姻中的感情便主要是“恋情”。因为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最模范的夫妻也不过只是“如兄如弟”、“相敬如宾”，最幸福的家庭也不过只是“互助组”、“合作社”式的。夫妻关系既然有如兄弟、朋友、同事，则他们之间的感情，当然也就只能叫做“恋情”。这种恋情既然并非建立在性关系的基础上，当然也就只能叫“无性之恋”。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五）恋丈夫与怕老婆
应该承认，“爱”与“恋”是不同的。
比如一条狗，或一匹猫，在家里养熟了，你就赶它不走。这种“情”（如果可以称之为“情”的话），就是“恋情”。所以我们只能说猫狗“恋人”，不能说他们“爱人”。说句不恭的话，旧式夫妻之情，实有类于此。常见有妻子被丈夫打得头破血流却断然不肯离婚者，除了某些实际的考虑（如离婚“太丢人”、“没面子”或生活困难外），妻对夫尚有“恋情”，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那么，“爱”与“恋”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主要就在于爱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它表现为当事人的一种冲动。正因为是一种冲动，所以会“一见钟情”；正因为是主动的，所以能“挑挑拣拣”。也就是说，作为主动者，既可以爱，也可以不爱，既可以爱这个，也可以爱那个。而且，一旦真爱，便十分强烈，不可磨灭，难以忘怀。恋则不同。恋是不可选择的，而且，只能产生于行为和关系的既成之后。比方说，先已经有了家，后来在情感上觉得已经离不开了，就叫“恋家”；先已经有了故土，后来在情感上觉得离不开了，就叫“恋土”；先已经有了祖国，后来在情感上觉得离不开了，就叫“恋国”。家（主要指父母的家）、故土、祖国，都是我们不能选择的，出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故土、祖国。所以恋又都是被动的。传统婚姻的配偶既然并非男女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既然他们只能把这婚姻当做既成事实接受下来，那么，一般地说，也就只能产生被动的“恋情”。
因此，将爱与恋混为一谈，甚至统称为“恋爱”，其实是一种不加分析的“含糊其词”，这各含糊究竟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里不能细说，大体上是“介乎有意无意之间”吧！不过，爱与恋虽有区别，却有也联系，而且可以互相转化。爱转化为恋不必说，相爱者必相恋，几乎是一个规律。甚至在传统婚姻中，恋也可以转化为爱，不过这多半要靠“运气”，即父母和媒人撮合的一对，碰巧刚好是郎才女貌、情投意合，于是一边做夫妻一边谈恋爱，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其夫赵明诚即是。也有做了一段夫妻的，开始大家都不过是“例行公事”，但忽然由于某种原因，双方（或其中一方）发现了对方的“可爱”之处，于是“公务”变成了“私情”，“依恋”变成了“爱慕”。这时，这对夫妻往往会感叹着说：从今天起，我们的夫妻生活才真正开始。这种情况，便是在现代所谓“自由结合”的夫妻中也不少见。
不过，尽管爱与恋可以互相转化，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夫妻之情，还是恋多于爱。因为他们结合的基础不是相互吸引和相互爱慕，而是许多功利的考虑，比如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等等。因此，只要能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同心协力地兴家立业、生儿育女，双方也就有了产生“恋情”的共同基础，即实际生活中的相互依靠。依则恋，叫做“依恋”。只要对待“靠得住”，就会恋恋不舍。舍即放弃，如舍身为国、舍己救人。之所以恋恋不舍，自然有其“舍不得”之处，叫做“难以割舍”或“难分难舍”。这种心理不但可以用之于人，也可以用之于物，如一件衣服或一件器皿，虽已破旧，但“舍不得”扔掉，便可能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也可能不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因此不能说就是爱，而只能说是恋，或至多说是“爱惜”，不能说是“爱慕”。相反，如果对方“靠不住”，则无所依恋，倘有机缘，也可舍之而去。所以“恋”与“不恋”，主要看有无“依靠”基础，与双方的个人魅力无关。所谓“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公离不开老婆”，无非如此。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旧式婚姻中，女方的恋情成分要大大超过男方。丈夫可以随意休妻，或到外面寻花问柳，妻子少有要求离异或公然私通者。除社会礼俗的男女不平等外，女人更需要“靠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丈夫对妻子的恋情，则多因妻子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在她的怀抱中能体验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因此，一个优秀的妻子，或会做妻子的女人，在丈夫面前，最好一半像女儿一半像母亲。像女儿让人疼爱，像母亲让人依恋，合起来可不就是“恋爱”？难怪鲁迅先生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丈夫依恋妻子有如“恋母”，妻子依恋丈夫则一半有如“恋父”，一半有如“恋主”，二者孰多孰寡，因人而异。一般地说，妻多如恋父，妾多如恋主；被疼爱者多如恋父，被驱使者多如恋主；如恋父者多“依靠”，如恋主者多“依从”，总体上说则仍是“依恋”。丈夫“依赖”妻子（严重者一旦离开妻子的照顾便生活不能自理），妻子“依靠”丈夫（严重者一旦离开丈夫的保护便无法生存），夫妻二人就这样唇齿相依、相依为命、相互依存、相依相靠。当然恋恋不舍，盼望着白头偕老、地久天长啦！
那么，在中国古代，难道就没有男女之间的爱情吗？有。但多半不是在婚前，就是在婚外。
认真说来，中国古代歌颂爱情的文艺作品为数也并不很少。早一些的，有《诗经》、《楚辞》中的不少篇章；晚一些的，则有元明杂剧和明清小说中的不少故事。但是这些诗章也好，传奇也好，基本上都与婚后生活无关。姑娘小伙子们婚前爱得死去活来，又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又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到结了婚，天天见面了，怎么样呢？诗也没有了，歌也没有了，传奇也没有了，戏也没有了。大约一结婚，“情郎情妹”就变成了“老公老婆”，或者“才子佳人”就变成了“老爷太太”，剩下的事情，就和千百个普通家庭一样，无非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或者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哪里还会有什么“诗意”？岂但没有诗意，事实上，在许多夫妻，尤其是包办婚姻的夫妻之间，是连情爱也没有的。所谓“伉俪情深”，只是一句空话。夫妻之间既然缺少情爱，表现和反映夫妻之情的爱情诗，自然也少得可怜。比如李商隐，算得上是“有情人”的，写过不少情诗，其中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尚浓”，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都是千古名句，却都不是赠给妻子的。只有一首《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涉及到妻子，却又是“亡妻”。其他历史上一些表现夫妻之情的名篇，如元稹《遣悲杯三首》和苏轼《江城子》，也是写给“亡妻”的。妻子在世时无诗相赠，死了以后才写诗悼亡，也是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我怀疑这正是因为社会不容许夫妻之间过于亲密，或只允许妻子依恋老公，不容许丈夫疼爱老婆所致。因此甚至悼念亡妻，也很难说是真正的爱情。如元作主要是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感激和回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苏轼则似乎主要是在慨叹人生的坎坷：“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