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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之所以加强对铜矿业的控制是要为铜钱的铸造获得足够的原材料，清政府初期的采铜制度之所以能获得成效是因为收购价足够高，但随着物价、铜钱价格（与白银的汇兑率）以及成本（铜矿多产于交通极为不便的云南山区，越到后期矿区越是深入山里）等众多问题的出现，国产黄铜的价格超过了来自日本等地的洋铜价格。在后来银贵铜贱的时期甚至出现铜钱的铸造成本超过面额的情况，减少铜钱的铸造势成必然，加之地方督抚需要承担运输成本等重任，他们也不希望更多的采铜（铜钱的铸造情况可参见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也就是说，清代铜矿的没落与其成本的高昂、国家的货币金融环境之间有很大的关系，清政府的政策只是一个次要因素。
在第八章中，为了说明“（晚清）功败垂成的自强运动”，《制度》的作者对中国和日本进行了对比，全文中有多处错误和似是而非的断语。以“元”作为清代财政的货币单位（清政府其实一直是用“两”，更准确地说是以“库平两”作为货币收入单位，元只是晚清的一种民间货币单位，直到清朝覆灭前夕，才出现了政府铸造的银元，而且两与元之间的市场兑换比例一直在波动，因而根本无法衡量）；将带领军队的督抚征收厘金说成“各地军队自己征税”（要知道，地方督抚本是名正言顺的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官员）；将清政府对官营企业征税、拿取利息（股息）的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成“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企业必须不间断地向官股支付红利”（其实更多的是政府对官营企业不断地贴钱）；置晚清时期已然兴起的民族主义于不顾，也对一直以来在中国士子和百姓中间存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视而不见，硬说“中国基层社会长期以来只有‘家族’而无‘国家’概念”。在将晚清政府和中国人“妖魔化”之后，《制度》作者进而创造出一个“日本明治神化”。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已证明，明治初期的货币、金融政策变动很大，强制推行的不兑换纸币一度造成了金融市场的紊乱，对工商业的发展负面影响也很大，当时所建立的信贷机构所起的作用至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之前可以说是积极的作用不大（见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及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开港与维新》），而到了《制度》作者的笔下，此时的这些信贷机构则被说成“是日本工商业发展的基础”；1895年前，与中国相比，日本最成功的产业并不是近代工业而是对传统手工业的改造，而在《制度》作者的笔下，似乎日本在甲午之前早已是一个成功的近代化国家（见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
从以上所举我们可以看到《制度》作者在运用SSP范式解释中国大历史时，所阐述的史实是多么的不可靠，我们不得不问：在这种史实的支撑下解读出的中国大历史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杨光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28．00元）
自由女神面前的“火神”们
苏 文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曼在其著作《布什战争内阁史》中说：“‘火神’（Vulcans）这个词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今布什外交政策班子想要表达的形象：一种权力感，顽强，弹性和耐久性。”他说：许多人把目光聚焦在布什身边所谓的鹰派人士身上，其实更应该留意他身旁鼓吹军事强权的“火神派”，该派人物在历朝共和党政府内互相帮忙，最后纠集在外交经验不足的小布什周围，操纵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布什政府内的六大“火神”包括副总统切尼、（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鲍威尔、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和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他们是在2000年大选竞选期间获得“火神”称号的。
詹姆斯·曼认为，现在的美国不仅是在与恐怖主义做斗争，而且是在建设一种全新的秩序。冷战时期的基本社会精神气质是一种谨慎感和约束感，而“火神派”急于获得新思维。经过“9．11”事件的冲击后，他们希望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能有更广泛、更持久的变化。他们相信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概念来指导。詹姆斯·曼就差说出这句话：面对冷战后的国际新局势，美国再次挥起“萝卜与大棒”，用“火神”的力量将“自由女神”推向全世界。
很明显，詹姆斯·曼将当今美国外交陷入一滩烂泥归因于政府过于强调理想主义，从而导致出于道义而对其他国家进行讨伐，不重视大国外交；重视改变世界，而不是维持稳定。
其实，这些在詹姆斯·曼笔下被称为“火神派”（区别于“鹰派”）的人，并不是盲目崇尚武力的狂徒，而是时刻提倡“为理想服务的现实主义”的布什班子。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它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下交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火神派”对美国实力与民主的双重迷信，令他们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个长期决定着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论——交汇融通于入侵伊拉克的决策中。
从理想主义角度出发，“火神派”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一股“善”的力量并对美国军事能力坚持特别乐观的评价。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使命感，究其原因，这主要源自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即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生活在“山巅之城”，其关于自由价值的理念和民主制度应当推广到全世界。这一使命感在当代的表现就是在全球推行“民主和人权”，处处树立榜样和实行干预。“布什主义”指导下的“先发制人”的“反恐战争”，其目标很明确的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理想主义色彩——美国作为“上帝的选民”，应当承担其“天赋命运”以保障人类的自由与世界的和平。但在缺乏牵制力量和国际支持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借着“反恐”的名义到处打击所谓的“流氓国家”，其造成的区域动荡和战争却正是对“和平与民主”的最大威胁。正如菲利普·戈登（Philip H．Gordon）在《布什革命的终结》中所说的那样，布什改革正在走向终结；美国不得不再次回到外交的圆桌前，寻找新的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借助联合国、盟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力量，重新在世界上树立美国的形象，为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寻求“软渠道”。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火神派”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美国军事实力的中心作用及其效能，他们代表了为追求美国不可挑战的军事实力而不懈努力的一批人。“火神派”不愿与其他国家达成妥协，包括其盟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冷战中，美国与盟国“磋商”不是先做一番“划时代”的公开讲话，然后再问盟国政府怎么看；相反，“磋商”意味着在做这样的讲话之前，先私下征求盟国的意见。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火神派”对五角大楼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幕僚们在冷战结束时起草的战略的认同：美国应当把军事实力建设提升到这样一个水平，以至于任何国家若与之竞争，不但得不到好处，经济还会受到严重削弱。这种军事力量其实是为其理想服务的，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美国，它的价值观和理想将在全世界获胜，因为美国是如此强大，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承受与之竞争的代价，甚至没有人会开始这样的尝试。然而事实证明，美国试图在伊拉克种植的“民主之花”在遭遇水土不服后成为了基地组织培植新力量的温床；“反恐战争”实际上已经引发了一股反美浪潮；而对“邪恶轴心”的点名，反而使那些被点名的国家同美国的“民主、自由与和平的道路”越走越远。现实主义的目标是推动美国终极理想的实现，但现实又将美国拉回到了孤立主义的漩涡中。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写到美国的对华态度时，作者认为，美国国情咨文讲话中特别赞扬了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几个国家，这体现了以赖斯为代表的“火神派”对于大国重要性的认识。然而在第一任期中，布什政府内曾有人把中国看作取代前苏联的新冷战敌人，想通过对中国的“妖魔化”将欧洲拉回美国这边，巩固西方国家的联盟。“9．11”事件使美国将敌对的目光从中国身上移开了，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正在跟许多国家进行包括石油在内的原料交易，中国的触角也已进入中东、南美，还有前苏联地区，这自然会引起占有世界35％资源使用量的美国的警觉——原料价格由于中国需求增加而上涨，会在不同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威胁。同时，根据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的《石油政治第一律》，一般来说中东国家的民主程度会与石油的价格成反比，也就是说中国会间接阻碍美国提倡的“民主与自由”的扩张。美国的对华策略究竟会采取接受还是对抗，并非“火神派”的一句：美国将寻求“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力量均势”就能解决的。
《布什战争内阁史》中说道，当代历史学家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性事件的图景，它从1989年以前20年开始，在1989年之后又继续了至少15年，它讲述的是追求世界无敌的美国实力的故事，是“火神派”崛起的故事。但作者终于提出：剩下的问题是，2003年攻打伊拉克是否标志着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它是否代表了扩张美国实力和推行美国理想的极限？事实证明，如今这些“火神”已经开始在自由女神面前一个个坠落。2006年11月上旬美国举行的中期选举结果一出来，第一个牺牲品就是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拉姆斯菲尔德。但中期选举并不意味着“火神派”的终结，他们只是暂时收缩。美国也不大可能在国际上“洗心革面”，对于这个惟一的超级大国来说，世界上还有太多的诱惑。
“火神派”究竟是在自由女神面前持续壮大，还是在自由女神的光环下逐渐走向终结。也许经过维修后的伯明翰市的火神塑像可以告诉我们答案。（本书中前言里有这样一个典故，赖斯的家乡伯明翰立有一尊火神的雕像，是该市的象征。当时几位“火神派”是小布什的竞选班子成员，因这尊雕像而命名了自己的团队。但它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破损而被拆掉进行维修。编者注）
（《布什战争内阁史》，詹姆斯·曼著，韩红、田军、肖宏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39．00元）
剑桥教授的家书
屹 宇
中国自古就有家训的传统，而家训有很多种形式，一般说来，有比较完整而系统的专书，有约束家庭全体成员的家规条款；有通过书信对子女进行教育的教子书；还有诗文、格言警句等形成的规约文字。这种种形式的家训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留下了大量晓喻后世的杰作。在专书方面，当然首推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被誉为“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家规方面，过去大户人家一般都会立有规诫条例，以树立门风；而提起家书，人们自然会想起曾文正公家书。近代以来，曾氏的教子书成了中国人教育后辈的范本。但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家训，其内容主要是传统儒家思想的道德规范，孝悌、励志、劝学、修身、处世、治家、为政、婚姻等等，仍然集中在人伦关系及相应的道德规范上。
人们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傅雷家书》曾经风靡全国，并且长盛不衰。那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已经超出了传统家书的内涵，首先，父亲与儿子以平等的态度来谈艺术、谈人生，这种立场的转变已经打破了传统的父子关系，触及到中国人的长幼尊卑观。而正是怀有这种父子平等的态度，傅雷才写出了以往中国家书从未有过的内容。这种立场的转变不能不归因于傅雷留学西方、接受过西方观念的影响。其次是《傅雷家书》的内涵，作者和儿子谈艺术、谈人生，有大量涉及西方的内容。但在根本上，《傅雷家书》的精神仍然是中国的，表达的是一位中国父亲对儿子的关爱。
再看西方，他们似乎也早有家训的传统。古罗马西塞罗的名篇《论义务》，是写给儿子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出现了不少这类教子书，是专为年轻绅士而作的。这些教子书关注道德和社会行为方式，注重个人性格的培养、情趣爱好的养成和社交礼仪。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这类书也颇为流行。简·奥斯丁的小说即具有courtesy book＇训诲书＇的意味，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写给其私生子的家书影响广泛，是那个时代最著名而又充满争议的家书。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虽以辩才无碍、仪态优雅和教养高贵而名重一时，但他肯定是因为写给他儿子的那些信而为后人所知。他几乎每天给他儿子写一封信。他的《致爱子书》就是教育他的儿子如何成为一个高贵的绅士，告诉儿子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如何举止得体，如何保持人的尊严，乃至如何进门、如何穿着、牙齿假发指甲如何打扮，可谓无微不至。
然而，无论中西，家书总不是单纯的教子书。人们可在书中读出另外的东西。《颜氏家训》后世有人质疑作者的写作动机，斥其掌握了一套庸俗的处世秘诀，是“老世故语”。也许不是为了教子，而是为了借此向后世显示其生时的显赫，“立身扬名”。切斯特菲尔德的《致爱子书》虽然原本并非为出版所写，但也被大文豪约翰逊博士讥为“教妓女如何守贞，教舞者学习仪态”，免不了做秀之嫌。以此质之，性落拓，喜放言高谈、臧否人物无所顾忌的郑板桥，在其写给堂弟的不多几封信中，则率性而谈，看法多不流俗；无论讲史论世，评诗谈艺，都富真知灼见，而又曲尽人情，与曾文正公家书的一脸道学相去甚远。傅雷身处逆境，余生为爱子所系，字字心血，而他一生耿介，自无今日习见的做秀之理。可见，如果不知人论事，家书的写作动机和方式是常常会引人怀疑的。
还有另一种家书。商务印书馆近期出版的《给莉莉的信——关于世界之道》，有别于我们以往看到的家书。这部由30封家书构成的专著，回答了作者拟想中的十七岁外孙女关于世界之道的提问。作者艾伦·麦克法兰是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生研究人类学，他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人这种动物，从个人层面出发，进而纵览世界文明，横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意在用他一生的研究心得为其外孙女剖析大千世界中人的种种，可以说，本书直接的读者对象是他的外孙女，同时也是所有与之年龄相仿的青少年；甚至缺乏相关知识和思考的成人阅读本书也不无裨益。推而论之，本书既是一部家书，也可以说只是借用家书的形式，把私家的教训和公众的阅读结合在一起。
这本书的内容也呈现出与旧有家书不同的另一番形态。作者以客观的立场，借助人类学观察，结合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把人的问题——从自然属性到社会属性的问题，归结为8大类，又30个专题。从追问人是谁、人所由何来、人的种族国家，继而探讨人的爱与友谊、人类的暴力与恐惧、知识与信仰、权力与秩序、自我与他人、生与死，身心关系等等基本的核心问题，最终对人以及人所处的社会各方面的问题给出了解答，以期人们通过历史的经验来阐释当代文明，理解什么样的时代潮流在裹挟我们向前，而人类又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向走向进步。作者说，书中的“所有信件都包含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人类各文明的历史中确实存在常规的趋势或规律”，认识这个趋势和规律，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
作者是把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来对待的，他已经不再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那样，把人类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一味赞颂，而认为“人类是悖论的化身，是矛盾的集成”。作者开宗明义地写道：
人类真是莫名其妙啊。他们明明只是动物，可他们好像自以为别具一格。他们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看重自己的精神还是肉体。他们也委决不下，到底应该看重自己的感官还是思想。他们自视不朽，而终于要死亡。他们自诩为造物主，却沦为许多其它物种的爪下牺牲。他们聪明绝顶，然而这份智慧只不过把他们引向愚行和无理取闹。他们自称是真理的唯一判官，却在谎言中度日。他们不乏仁爱之心，却不惜光阴地彼此仇恨、互相损害。
人类是合作的生物，然而他们也极其自私。他们有能力创造伟大的艺术，却把世界弄得丑陋而混乱。他们用种种神奇的技术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他们大多数生活在有辱尊严的贫困之中。他们热爱和平，却无止弗休地杀戮。他们竭力追求平等，却又发明和维持说不完道不尽的不平等，设置在阶级之间、教派之间、男女之间。他们鼓吹宽容和理解，却为了不同的信仰而相互折磨。
虽然人类在地球上造就了伟大的文明，但也为自己和其他物种制造着不幸。作者的笔调似乎不无悲观，他是在呼唤人们直面危险而混乱的大千世界，认识人类自身的真实面目。
有意味的是，作者提出问题大多不故作高深，这些问题往往来自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习焉不察、不假思索罢了。比如：为什么家人总难相处？为什么要生孩子？为什么我们会生病？作者都能以小见大，从生活现实中引发出发人深省的哲理。而另一些问题，暴力是必要的吗？民主运行良好吗？增长有哪些局限？貌似带有某种学术性，却无一不是我们人类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根本问题。这让我联想起另一位西方教育家莫提默·J·艾德勒的著作《如何思考大观念》，那本书通过52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