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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简单介绍了开航以前到十七世纪以后东亚三国的相互关系以及国内情况。第一章的年代划分是开航以后到1910年，第二章是1910…1920年，第三章是1930…1945年，这三章中按照年代顺序对近代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地支配，战争所诱发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叙述。第四章中指出1945年以后虽然三国整顿相互间的关系，并在建交后确立了新的国家关系，但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过去的清算并不彻底。结章相当于本书的结论，提出了为了实现东北亚的和平未来必须解决的几个课题。
结章的单独列出充分说明了本书编写的目的。本书是为了应对日本扶桑社教科书歪曲历史的问题而编写的，因此书中对围绕韩中日三国问的历史、历史认识、历史解释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力图摸索出对此的解决方案，结章的意义也就在于此。因此结章由各个小主题来构成，对尚未解决的个人补偿和赔偿问题、日本军“慰安妇”问题和女性人权运动、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进行了探讨，最后对韩中日三国的青少年交流、反战和平运动和市民运动、东北亚的和解与和平问题等进行了探讨。在《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编纂过程中存在很多争论焦点。首先从同一个视角和观点来进行统一的叙述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三国间的有些解释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也导致了三国编纂委员之间的矛盾。
有关争论焦点例如，对开航以前三国的相互关系从什么观点来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样叙述日本的战争侵略行为，怎样解决日本的历史清算问题等。
这些争论焦点虽然是在韩中日三国没能完全消化掉的问题，但是通过这期间的激烈讨论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三、评价与课题
这本书出版经历了很多困难。十一次的国际会议每次都存在很多关口，那个时候真是怀疑这本书是不是不能出版了。但是经过了这些关口，我们所看到的是三国的54位编纂委员充满了克服历史矛盾，达成历史共识的使命感。2004年11月，初稿几乎要完成的时候，韩中日三国间的见解差别还是不能缩小，甚至有人提议说要抛弃各自的观点。这时会场里一片沉默。没有多久大家还是认为不管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将三国间的观点和意见进行调和，达成统一。由此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了达成历史共识的必要性。韩中日共同合作编纂，为了达成共识共同努力，这就是韩中日共同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原动力。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编写过程是回顾历史、面向未来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韩中日三国互相增进了解和理解的过程。对韩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太极旗”对日本和中国来说是陌生的，这通过他们的眼光我们看出来了。虽然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但是对他们的历史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兴趣，通过这次编写也反映出来了。我们从小时候就在历史书中学过全琫准是韩国的改革运动家，但是对中国的康有为和日本的中江兆民我们从未听过也从未学过，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编写《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了缩小三国间的观点差异上。两年间对目次进行过无数次协议，这之后的两年间在执笔和修改过程中，各国完成相关主题的稿子，然后向其他两国分别发送进行修改，修改进行了无数次。只要有一个国家不同意，文章就不能使用。这项工作真是需要很好的耐心。只靠每年召开的三四次国际会议来调解三国委员间的意见是非常困难的。大量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也是交流意见的手段。同时语言上的困难也是一言难尽的。翻译和校对也需要相当的时间。寻找各类语言历史领域的相关翻译专家也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些比起韩中日三国间的观点差别来都不算什么。各国的表达方式是最主要的问题。
良好信任是韩中日三国能够共同合作的重要财产。以这一信赖为基础，除了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以外，韩中日还共同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和共同研究，另外由韩国主办的韩中日青少年历史体验夏令营活动，现在由韩中日三国共同举办。
韩中日三国是不同的，但是现在正慢慢相似起来。执笔过程中互相讨论、争辩，力图达成一致，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有所变化。三国频繁召开的国际会议成了互相确认差异、理解对方文化的会议。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编纂过程中记忆最深刻的要数马拉松会议了。11次的国际会议大部分都是从上午9点开到晚上10点。2003年11月在韩国召开韩中日国际论坛的时候，从上午9点到晚上7点开完会以后，因为时间关系，晚餐就在会场吃了盒饭然后接着从8点到10点又召开了共同教材会议。翻译们几乎瘫软，参加者们也都快散了架。中国参加者们自始至终坚守岗位开完了11个小时的会。这以后接到邀请去济州岛大家都很高兴。济州岛环境好大家都喜欢，但更重要的是能够暂且让因马拉松会议而疲惫的身心休息一下。现在中国人都说那时候会议虽然很辛苦但是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之后在中国召开的会议也是日本和韩国式的，从早上一直开到晚上。
韩中日三国在漫长的四年中共同奋斗，现在想起来还有一些遗憾。虽然为了在内容上达成协议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是在封面和版型上没有达成一致，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遗憾。封面和版型因为考虑到各国的出版和销售情况，最终没有达成一致，对此我们也都作了反省。另外为了赶在2005年5月结束，编纂有些太仓促。《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出版是定好了的。2005年4月让韩中日关系紧张的日本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扶桑社教科书”通过了审定，在这一情况下，《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作为一种对应策略必须得在那个时候出版，所以一定要遵守5月的出版日。在“遵守出版日！”这句话的号召下，委员们无法说没有时间，只好熬夜工作。另外中国台湾和朝鲜没能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也是一大遗憾。朝鲜没能参加第一届南京大会，南北韩没能联合起来，中国台湾也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参加。我们当时希望朝鲜和台湾都一起参与进来。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发挥其重要作用的时候就是2005年。日本的“扶桑社教科书不采用运动”正火热的6月，以“亚洲历史连带”为首的韩国市民团体大举访问日本，和日本的市民团体联合起来转遍了日本全国，特别是访问每个地区的“教科书采用教育委员会”的时候，《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是单纯去反对扶桑社教科书，而是将对应策略一起奉上，这给教育委员们很大的压力。市民运动不是停留在口号和活动上，而是提出了具体的对策，作了解决历史矛盾的具体模型，这本身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同时在日本各地区召开论坛会议的时候，主题也是和《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联系起来，这也充分说明了本书所起的对应策略的作用。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有很多课题。在这不短的四年时间里，我们虽然建立了相互的信任和共感，但是还有好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要对这本书进行补充和修改。补充现代史部分，同时为了能让学校里也能使用，还要编写课程指导。另外整理一下迄今为止的争议焦点，深化韩中日的共同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还要探索韩中日三国市民社会共同发展的路子，开展更活跃的交流。韩中日三国的市民运动应该跨越国家这个框架，为了东北亚和平共同奋斗，怎样来实现这些目标，要摸索出一条路子来。现在我们正站在实验台上，《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是让我们确认这一可能性的重要过程和结果，我们将会把这一重要财富继续发展下去。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版，29．00元）
“在日朝鲜人”的尺规
［韩］金友子
“半难民”、“二等市民”、“非国民”、“边界人”、“历史的活证人”、“战后民主主义的影子”……
“在日朝鲜人”，是指那些不论国籍是韩国、朝鲜、还是日本，但因为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地统治而流落到日本的朝鲜人和他们的子孙。被略称为“在日”的这些人，是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殖民地统治的历史产物在日本生存至今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随之迎来了朝鲜民族的“解放”。回归解放了的祖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到六十年代的“归国事业”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政治状况的恶化，其实现的条件逐渐崩溃。在这种状况下，有人重新做出选择，把本来只是暂住地的异乡当作了自己的安身之地，成了所谓“在日朝鲜人”。对于居住在朝鲜半岛的朝鲜民族而言，8·15意味着解放，而对被迫滞留在旧宗主国日本的朝鲜人来说，8·15并不意味着解放。
1947年5月2日，在奠定日本民主主义的新宪法施行的前一天，也就是在帝国宪法的有效期限的最后瞬间，由天皇下旨颁布了“外国人登录令”，一直是“帝国臣民”的“在日朝鲜人”突然间被宣告“暂时被视作外国人”。并且随着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缔结，“在日朝鲜人”被通告不具有国籍选择权，被单方面剥夺了日本国籍，其国籍被登记为既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非大韩民国的抽象的“朝鲜”。日本曾通过殖民地统治强行把朝鲜民族收编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战后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朝鲜人抛出本国国民的构成外，使他们“难民化”。那之后，更因为“出入国管理令”和“外国人登录法”两个法律，“在日朝鲜人”成为治安管理和压制的对象。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缔结，日本和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否定日本在朝鲜实行殖民地统治的责任的条约，使得“在日朝鲜人”被歧视性地分裂为拥有协定永住权的“韩国籍”人士和被置于更不安定地位的“朝鲜籍”人士，后者被强制保持难民状态。“在日朝鲜人”在日本必须携带外国人身份证，有纳税义务但没有参政权，无法成为日本社会的“正式”成员。而他们中间那些名义上拥有韩国国籍的人，因为长期生活在韩国本土之外，也无法行使作为韩国国民的基本权利。就这样，“在日朝鲜人”被夹在两个“祖国”和日本之间，也被夹在了自身内部若干派别的裂痕之间，他们一边被自身内部的裂痕撕扯着，一边探求生存的道路。
有一位作家把“在日朝鲜人”定位于介于“难民”和“国民”之间的“半难民”，并且身体力行地从这一立场出发，不停地诘问至今尚未清算的日本历史责任，这位作家就是徐京植。徐京植1951年出生于京都，是第二代的“在日朝鲜人”。他以身为“在日朝鲜人”的经验，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弱势群体等问题积极发言。他的思考并未简单停留在日本社会因固执于单一日本民族的幻想而导致的排他性问题上，而是在认真审视了殖民统治、战争、极权主义带来的种种“身份剥夺”之后，走向了对普适价值的创造性思考。
徐京植思考的原点，恐怕就是那种被从本来所属的共同体中剥离出来的感觉。并且，所谓“文化”、“民族”，对“在日朝鲜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他还是高中生的时候，读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内心掀起了很大的波澜。书中对民族的定义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心理的稳定共同体”。并且，接下来有这样的叙述，“这些特征中，即使欠缺一个，那么民族也就不能称之为民族。”可是，如果把“在日朝鲜人”放在这样的框架里，就会发现，哪一个特征也对不上。就是说，按照这样的定义，“在日朝鲜人”群体便无法作为“民族”而存在。在日本出生的朝鲜人，多数都被切断了与能使人安居乐业的“母语一共同体一文化”的联系。
徐京植看到的二十世纪，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统治把地球上无数的人们从本来所属的共同体中剥离出去的时代。凝视着这个时代造成的各种“身份剥夺”，他开始探寻民族观的转换。在《活过分裂》（影书房1997年版）中，徐京植渐渐摸索着作为人的自我认同的基础——在“语言”、“祖国”乃至文化等被殖民统治所剥夺的情况下，作为“在日朝鲜人”生存下去并寻求人的本质性的解放的道路。
二十世纪的大规模虐杀和政治暴力所留下的伤痕，到现在仍没有愈合。世界各地都还残存着暴力的伤痕，到处都是记忆的场所。进入九十年代后，亚洲各地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们纷纷开始提出自己的证言。在证言面前，日本却出现了掩盖、否认、歪曲、抹杀这些记忆和证言的“历史修正主义”。加害者们通过否认、歪曲和漠视来拒绝被害者们的记忆和证言。
在《通向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之旅》中，徐京植追思了从奥斯威辛生还并在故乡特里诺得到再生，但在生还四十年后的某一天，突然自己选择死亡的犹太人作家普里莫·莱维。徐京植的两个哥哥，在处于军事政权下的韩国，被当作政治犯关押近二十年。正是普里莫·莱维的著作给了为绝望的营救活动而奔走的徐京植以极大支撑。在《通向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之旅》中，徐京植指出：
被人践踏的痛楚只有当事人自己知晓。但，把那痛楚称之为痛，“把踏着我的脚搬开”并不那么简单。更何况，如果被践踏的是弱势群体，也就是在性别、民族和阶级等社会、文化范畴内属于弱者的情况下，就更艰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拿出勇气，大声疾呼“我太痛了快让这暴行停止”，占社会大多数的主流一方，或者对为什么要这么疾呼无法理解，或者因为与自身无关而不关心，或者一边表示同情，一边用“但痛的绝不止你一个”的言辞企图说服人忍耐，或者干脆抛出“这都是惯出来的，别老发牢骚，要是讨厌，从这里出去不就得啦”一类排外的言辞。不管哪种情况，主流的一方，对自己是处在践踏人或有可能践踏人的一方的事实比较迟钝，对被践踏的一方的痛楚的想象好像遥不可及。
更进一步说，处于践踏人一方的许多人，不仅自身欠缺对痛的敏感，还想当然地觉得自己透明、中立，绝不带偏见。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看的话，疾呼“好痛”的人是“牢骚分子”，是“捣乱分子”，是“民族主义者”，是“持有政治思想的人”，是“恐怖分子集团”。践踏别人的一方，好像并不觉得自己是为了实现“自由民主主义”，为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献身的“政治思想的追随者”。所以，虽然疾呼“好痛”，“把踏着我的脚搬开”，诘问“为什么会这样”，但最终，被迫陷入沉默的经常是弱势群体一方。为什么这不尽天理的事会一再发生？
“日语说的真不错”，“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回去？”“不归化吗？”……在尚处于天皇制历史阶段的日本社会中，这种日常性的提问一直困扰着在日朝鲜人群体，他们的呐喊却又有谁来倾听呢？他们的思想，在日本战后思想的轨迹中，经常被定位为非主流或来自“外部”的声音，一直被扔在空白处。要么无人过问，要么虽然被过问，但只是作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品。不管怎样，都绝对无法动摇主流（Majority）。
好像是十年前，在某个出版纪念会上初次与徐京植先生相遇时，我是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的：我是先生的热心读者，从先生以“在日朝鲜人”的视点对时代进行尖锐追问的众多著作中，我受到极大的鞭策。徐京植称普里奥．莱维为“人之尺规”。尽管莱维幸存下来——不，正因为幸存下来——才得以直面那些被杀戮的人们所没有体验的“身份剥夺”，以及人与人之间深深的冷漠。他拼命地向世人诉说奥斯威辛，这是来自被侮辱的一方对人的耻辱的控诉。对我来说，徐京植先生堪称“在日朝鲜人”的尺规。（胡冬竹 译）
“阳光下小小的一席之地”
宋立宏
如果奥古斯都时代的一个罗马人误入桃花源，错食长生药，待到奥古斯丁时代复返尘世，定然感慨人事皆非。他将发现，帝国现已一分为二，西部皇帝常驻米兰，很少来罗马；东部皇帝则住在名为君士坦丁堡的新首都。称呼皇帝的方式变了，他不再自谦为“首席公民”（princeps），而是高高在上的“君主”（dominus），他接见任何人，无一例外，总隔着帘子，人们竟然向他匍匐跪拜，他身边还簇拥着众多宦官。听说西部皇帝其实受手下一个将军左右，将军名为斯提利科，系汪达尔人，这类蛮族以前被投入斗兽场，供人消遣，如今不仅大量充斥军队，还纷纷跻身元老院，以致元老头衔的光环早已黯然失色。按部就班的晋升阶梯（cursushonorum）仍然存在，但阶梯上的各级官职有名无实；相形之下，各类握有实权的官职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军人的数量同样多了许多，他们以前只驻扎在需要防御的行省，现在到处都有，但似乎仍不够多，无论罗马抑或行省城市，早先无需防御，如今却为清一色石头城墙环绕，这些厚实的城墙无声地诉说，这是一个数量高于质量的时代。他又从在小酒馆的攀谈中得知，皇帝为了获取更多税收，已立法限制社会流动，比如，铁匠的儿子只能当铁匠；而生活在城镇中要比在乡村幸运，因为税收负担相对轻些；但与此同时，个别富绅显贵动辄一掷千金，仿佛今天即是末日。
然而，最让他不可思议的是，昔日司空见惯的大大小小的神庙或关闭、或废弃、或改作他用，不少迹象表明，有的还遭到焚烧打劫。须知，罗马人缔造的和平（Pax Romana）其实也是“众神的和平”（pax deorum）：国家理当敬奉诸位神祇，与他们和睦共处，否则会招致众神愤怒，为国家带来灾难。他惊异地得知，皇帝目前不再信奉众神，而是崇拜一个叫耶稣的救世主，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