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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工 具７８
们应该明确这一点：争辩上的议论上的一切细微若非到公理发现之后才来应用，那是违时的也是出乎常理之外的；应用精微的真正的、适当的或者至少是主要的时机乃在对经验进行衡量并且据以建立原理的时候；因为那另一种精微虽能抓攫自然，但绝不能把它握牢。 人们关于机遇或幸运的一句说话无疑可以真确地移用于自然，那也就是说，它前额有一堆卷发，后头却是光的。总之，关于鄙视在自然史中收纳常见的事物、卑贱的事物、过于精微的事物、和在原始情况中无用的事物这一层，我们大可把当年一个贫妇对一位高贵王子的回答来作喻解，当那个王子把贫妇的请愿斥为冒渎尊严，不值一顾而加以拒绝时，她就说道：“那么你就别当国王好了”。毫无疑义，凡把那类事物认为琐细可鄙而不屑加以注意的人是既不能赢得也更不能管理自然这个王国的。有人又会想，我们怎么可以同时一举而把一切科学和所有作家都放在一边，并且还不借任何古人的帮助和支持而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不免是奇怪也是鲁莽的事了。我想，假如我所选定的做法比较不是这样诚意的，那我大可十分容易地替我这些提议找到权威，只须把它们归溯到希腊以前的远古（当时自然哲学许是比较更为发达，虽然因为还未经过希腊人这传声筒的扩大吹嘘而比较少有声息）
，或者甚至只是须把它们一部分归于某些希腊学者，就可以替它们既找到支援又求得声誉，正如家世不明的人们援借宗谱来自称华族远裔一样。 但是我不是这样。 我一切依靠事物的证据和实际，我拒绝一切形式的虚构和欺骗。 而且我认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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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目前所要做的发现之是否早为古人所知晓，是否随着事物之变迁与年代之嬗递而迭有兴衰，这和我们当前的任务完全没有什么关系，正如新世界之是否是古人所熟知的雅特兰地（Ａｔｌａｎｔｉｓ）
岛，抑或者现在才是第一次的发现，这也和人类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新的发现必须求之于自然之光亮，而不能溯求于古代之黑暗。至于说到我那种责难的广泛性，我们只要把事情仔细思量一下，必定就会看到，这样的责难比那种局部性的责难不仅是较为确当的，并且也是较为客气的。 因为各种错误如果不是根于始基的概念，则一定早有某些真实的发现来纠正虚妄的发现。 正因为各种谬误是属于根本性的而不是属于判断虚谬以及粗心失察之类，所以人们之所以没有获得本未企求的东西，没有达到本未树立的目标，也没有完成本未走上或本未坚持的道路，那是并无足以奇怪的。至于说我那种责难含有傲慢自夸之意，那我可以说明，要是一个人自称单凭手劲和目力就能比别人把一条直线画得较直，把一个圆形画得较正，那他当然是在和别人负责能力的较量；但如果他只说，他凭借尺和规的帮助能比那单凭手眼的人把一条直线或一个圆形画得较好，那就不能算是怎样自夸。 这一层说法，盼望人们注意，还不仅适用于我自己这首次的、发轫的尝试，并且也适用于此后担起这项工作的一切人们。 我的这种发现科学的方法大能划齐人们的智慧，而甚少有赖于个人的卓越性，因为在这里一切事情都是依靠着最可靠的规则和论证来做的。 如此说来，我在此中的贡献，我曾常说，与其归之于能力，不如归之于幸运；与其说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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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毋宁说是时间的产物。 无疑，在人们的思想方面也和在人们的工作和事业方面一样，机会多少也是有些关联的。
一二三
说到这里，我可引用前人说过的一句戏谑之言来说明我自己（因为它把我和别人之间的区别标明得异常真切）
，“如果一个人喝水，一个人喝酒，那么我们的想法是不会相同的”。如今在科学问题上，别的人们，古代的也好，近代的也好，都是喝着像水一样未经提制的饮料，有的是主动地涌自理解力，有的是为逻辑所抽起，象用辘轳汲取井水一般；而我所举以祝福人类的酒则是从无数葡萄滤出的，那些葡萄都是当成熟到恰好的时候一簇一簇被摘下来，聚在一起，在压榨器中将汁挤出，最后还在大桶中加以纯化和净化。 如此看来，我和他们思想迥异正是无足怪的。
一二四
无疑，有人又想，我自己所设置的目标和鹄的（这又正是我反对别人的一点）并不是正确的，也不是最好的；因为思辨真理比一切事功的宏效伟绩都要更为高尚和更有价值；如果长此急切地沉溺于经验、物质以及个别事物的波动变异，则无异把心灵撤离抽象智慧之澄静天界，而把它拖在地面或竟是把它降入扰攘混乱的阴府。 对于这话，我十分赞同；并且他们所指为如何如何可取的那一点实在正是我所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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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我正是要在人类理解中建造一个世界的真实模型，如果实然那样，而不是如各人自己的理性所愿望的那样；而要这样做，就非勤奋地把世界解剖一番不成了。 我还是要说，人们在哲学体系中凭幻想创造出来的那些笨的、杜撰的世界影像都必须抛入风中，使让其消散净尽。 我们应该知道在人心假象和神意理念之间（如前文所说）
有着何等巨大的区别。前者不过是一种任意的抽象；后者则是造物者自己打在创造上的章记，以真确而细致的线条划印在物质中的章记。 如此说来，真理和功用在这里乃是一事：各种事功自身，作为真理的证物，其价值尤其大于增进人生的安乐。
一二五
还有些人会想，我所正在从事着的事不过是前人所已经做过的事。 这也就是说，古人们也曾采取我现在所采取的途程；因此也就是说，我在经过一切这些骚动和挣扎之后，最后也不免要达到古代早先曾盛行过的许多体系之中的某一体系。 他们说，古人们在开始考虑之初，也曾经备有大堆丰富的事例和特殊的东西；把它们分条列目地汇成长编；据以之完成他们的哲学体系和各种方术；并在把事情弄明白之后就将那些体系和方术发表出来，——可这时却仅在几个地方插入少数的举例以当证明和解说之用，至于要把全部札记、注解、细目和资料长编一齐出版，古人们认为那是肤浅而且也不方便。 他们说，这种做法正和建筑工人的办法一样：房屋造成之后，台架和梯子就撤去不见了；古人们无疑是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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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工 具１９
的。对于这一点反对意见（或不如说是一种疑虑）
，我要指出，只要人们还没有完全忘记我在上文所说过的话，谁都会很容易地予以答复。 古人们所惯用以从事探讨和发现的方式正是他们自己所明白承认的，在其著作的浮面上就可以看到。 这个方式简单的就是这样：他们从极个别例子和特殊的东西（加上一些普通概念，或许还加上一部分最流行的公认的意见）一下子就飞到最普遍的结论或科学的第一性原则，并且把它们当作定而不移的真理，进而以中间作为手段从它们引出并证明一些较低的结论，而从这些较低的结论当中来构建方术。 在此以后，要是又有与他们的教条相违反的新的特殊东西和例子被提出而引起讨论，他们不是对自己的规律作一些区划或说明而是把它们巧妙地熔入他们的体系中，就是干脆把它们作为例外而粗暴地加以排除；至于对那些不相违反的特殊东西，他们则努力要用合于他们那些原则的原因来作解释。但是要知道，这种自然史和经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远远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并且还要知道，那种飞到具有最高普遍性的东西的做法是把一切都毁灭了。
一二六
还有人想，我既然这样严禁人们在未经正当地通过中间阶梯来达到具有最高普遍性的东西之前不得把什么原则视为业经确立而加以宣布和予以制定，我便是主张将判断悬搁起来，而这就走进到希腊人所说的不可解论，即否认人心有了解真理的能力。 至于这一点，我要说明，我所思所陈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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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是不知论，而是可知论；不是不承认理解的能力，而是供以装备使真确地进行理解。因为我并不想取消感官的权威，而是要给它以帮助；我并不看不起理解力，而是要管理它。我们应知须知，而尚以所知为不周，若以所知为已知，而却不知所须知，那就差得多了。
一二七
还有一点，与其说是拒绝，不如说是疑问。 人们问，我提倡这种方法，是只说自然哲学应该照此进行呢，还是说其他各种科学以及逻辑、伦理学、政治学等亦都应当照此进行呢？我回答，我前面所讲当然是指着所有这些而言的。 正如那种以三段论式来统治的一般逻辑不仅仅被及自然科学而且被及一切科学，同样我这种依归纳法来进行的逻辑也是通贯一切的。 我不只在冷、热、光、植物以及类此方面制成历史和发现表，关于忿怒、害怕、羞耻以及此类等等；关于政治方面的事情；关于精神动作如记忆、分合、判断和其他等等，我亦都同样制成历史和发现表。 可是应该知道，在把历史准备好并排列妥当之后，由于我的解释方法不限于涉及心的活动或思论（如一般逻辑那样）并且还涉及事物的性质，所以我要对人心提供一种规则和指导，使它在每一情节都能恰当地把自己投入事物的性质上。 所以，我在有关解释的学说中又提出许多不同的条规，以便人们根据其探讨主题的性质和情况来略略变化及其发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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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工 具３９
一二八
还有一点其实连怀疑都不该出现，那就是问我是否要把现行哲学、方术和科学全部都推倒并加以摧毁。我回答说，远非如此；我是最高兴看到它们被使用，被培植，并受到尊崇的。如果说现在时兴的各种技术不该继续去作争论的材料，不该继续去作谈话的修饰品，不应该继续去供教授先生们或生意人士们方便之用，总之是说不应该继续像通用货币那样凭大家同意而流行于人们之间，那是毫无理由的。不仅如此，我还直率地指出，我现在所倡导的东西根本很少适合于那样一些目的，因为它除了在效果上和事功上外是不能降低到为一般人所领会。 我这样宣称我对于公认的科学的好感和善意究竟是多么诚恳，这从我所发表的著作尤其是几卷《进学论》（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中可以充分看到，因此我就不图再以文字作进一步的证明了。 可是同时我亦提出经常的和明白的警告说，要凭现在通用的方法，那是既不能在学说方面和科学的思辨方面做出什么伟大进步，也不能够把它们实现为任何宏伟事功的。
一二九
说到这里，只有再就心目中这个目标的卓越性稍稍谈几句了。 这些话若是在早先说出，或许被看作空疏的愿望；现在希望既经鼓起，不公正的成见既经消除，再说这些话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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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较重的分量。 再者说，假如我自己业已把一切做完，而没有机缘再让别人来帮助和参加这个工作，那么即使到现在我也仍要避免说这些话，以免人们会认为我是在宣布自己的功罪。 可是由于我要促进别人的努力和燃起他们的热情，那我就该使人们留心到某些事情，这却是合适的。首先要说，引进著名的发现，这在人类一切活动中应该高居首位，这是历代前人所作出的评判。 历代对于发明家都报以神圣的尊荣；而对于功在国家的人们（如城国和帝国的创建者、立法者、拯救国家于长期祸患的人、铲除暴君者，以及类此等人）则至高不过谥以英雄的尊号。 人们如果准确地把二者加以比较，无疑就会看出古人的这个评判是公正的。因为发现之利可被及整个人类，而民事之功则仅及于个别地方；后者持续不过几代，而前者则永垂千秋；除此之外，国政方面的改革很少能不经暴力与混乱而告实现，而发现本身便带有福祉，其嘉惠人类也不会对任何人引起伤害与痛苦。再者说，发现可以算是重新创造，可以算是模拟上帝的工作，正如诗人说得好：脆弱的初民不懂得耕稼，雅典人首先播种真伟大，从此生长出很好的田禾，再造了我们下界的生活。说到这里，可以指出梭罗门（Ｓｏｌｏｍｏｎ）的确有值得赞扬之处。 虽然他在统治帝国方面，在金银财富方面，在丰功伟业方面，在朝廷家室方面，在舰队武备方面，及在名耀海内敬在人心等等一切方面莫不显示其伟大有力，可他都不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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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认为是光荣，却只说道：“上帝的光荣在于藏物，国君的光荣却在于把它搜出”。
其次一点，让人们想一想在欧洲最文明的地方和新印度最野蛮的地方之间人们的生活是怎样大不相同，他们就会感到“人是人的上帝”这句话乃是有道理的，不仅仅从人们所得到的帮助和福利说来是这样，从生活情况的比较说来也是这样。 而这个差异却又是从何而来呢？这无关于土壤，无关于气候，也无关于人种，这个差别只在于方术。再其次，我们还该注意到发现的力量、效能和后果。 这几点是再明白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在世界范围内使事物的所有面貌和情况都不同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于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好象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明了。进一步讲，我们不妨把人类野心的三个种类也可以说是三个等级来区分一下。第一是要在本国之内扩张自己的权力，这种野心是粗俗的和堕落的。 第二是要在人群间扩张自己国家的权力和领土，这种野心虽有较多尊严，却非较少贪欲。但是要是有人力图面对宇宙来建立并扩张人类本身的权力和领域，那么这种野心（假如可以称作野心的话）无疑比前两种较为健全和较为高雅的。 而说到人类要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那就全依赖方术和科学了。因为我们如果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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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既然人们把某种个别的发现尚且看得比那种泽及人类的德政还要重大，那么，如果有一种发现能用为工具而便于发现其他所有事物，这又是何等更高的事啊！还要以光为喻来解释（完全说真的）
，光使我们能够行路，能够读书，能够钻研方术，能够相互辨认，其功用诚然是无限的，但是人们之见到光，这一点本身却又比它的那一切功用都更为出色和更为美好。 同样，我们对事物进行思辨这件事本身也是比各种发明的一切果实都要更有价值，只要我们的思辨是如实的，没有迷信的，没有欺骗的，没有错误的，也没有狼藉。最后再谈一点，若有人以方术和科学会被滥用到邪恶、奢侈等等的目的为理由来加以反对，那么请人们也不要为这种说法所动。因为如果是那样说，则对人世一切美德如智慧、勇气、力量、漂亮、财富、光本身以及其他等等也莫不可同样加以反对的了。 我们只管让人类恢复那种由神所遗赠、为其所固有的对于自然的权利，并赋以一种权力；至于怎么运用，自有健全的理性和真正的宗教来加以控制。
一三○
现在已到我来讲到这解释自然的方术本身的时候了。 在这一方术中，虽然我觉得我已经提出了真确的亦是最有用的条规，可我却既不说它是绝对必要的（好象没有它就什么事都不能做的样子）
，也不说它是尽善尽美的。 因为我以为，人们只要手边备有一部准确的自然史和经验史而辛勤地致力于此；只要能够恪遵下述两条规则：——第一，要把公认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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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和概念都撇在一边，第二，暂时不要萦心于最高普遍性以及仅差一级的次高普遍性——，那么，他们就能不借任何方术而只依靠心所固有的真纯力量来走入我这种解释的方式。因为所谓的解释，原不过是心无障碍时所作的真实的和自然的活动罢了。 不过如果说，有我的条规则诸事较有准备亦较有把握，这却是准确的。我也不说我的那些条规是再不容有所改进的了。 恰恰相反，我既是不单就心本身的机能来论心，而且要就其与事物的联系来论，那么我当然就必须指出：发现的方术是会随着发现的前进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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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卷
一
要在一个所与物体上产生或加上一种或多种新的性质，这是人类权力的工作和目标。 对于一个所与性质要发现其法式，或者真正的种属区别性，或引生性质的性质，或发射之源（这些乃是与那事物最相近似的形容词）
，这是人类知识的事业与目标。 附属于这两种首要工作之下，另外有两种次要的、较低的工作：属于前者的，是要尽可能范围把具体的物体转化；属于后者的，是要就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