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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意大利人在这方面当然不让，迅速在21世纪成为了新焦点。
2004年5月，12支职业意大利队涉嫌赌球和有组织犯罪，丑闻中心是意甲的锡耶纳。那不勒斯的反黑手党警察突然袭击了锡耶纳俱乐部总部，并带走了8个文件柜所有的文件。与此同时，警方在14个城市同时展开行动，光是意甲球队就涉及切沃、雷吉纳、莱切。意大利足协随即发表了官方公报，声称并不知道这起丑闻，而一旦得到警方的正式通告，足协将展开平行调查。
所有人都以为这次事件是针对小俱乐部和低级别联赛的假球事件，不料两年后越演越烈。2006年5月13日，罗马警方对意大利足协总部进行了突袭大搜查。这次搜查目标不止是前尤文总经理莫吉，而且包括尤文图斯、AC米兰、佛罗伦萨和拉齐奥4支意甲球队以及41名涉案的意大利足坛人物。而这些人涉嫌操控2004/2005赛季19场意甲比赛的结果。当时己经辞职的前意大利足协主席也接受了地方法官的调查。
在此背景下，意大利足协不得不宣布取消派遣本国裁判德桑蒂斯赴德国世界杯执法的决定，而同时被取消执法资格的还有将担任助理裁判的格里塞里和伊瓦尔迪，因为这些人都在调查的涉案24名裁判名单之中。
“电话门”的一审几乎和中国足球的扫黑高潮一起到来，2009年12月14日，那不勒斯当地法院对11名参与2006年意大利足球丑闻的嫌疑犯作出第一次审判，其中前尤文图斯管理者吉拉乌多等4人被判监禁。吉拉乌多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两名裁判拉内塞以及冬达里尼被判入狱两年，另外一名叫皮耶里的裁判被判入狱两年零4个月，其他7名涉案人员被判无罪。“电话门”事件的影响改变了意甲联赛。
而在2009年11月掀起的欧州足坛大调查中，来自德国媒体、警方的消息格外骇人。位于波鸿的联邦检察院向外界宣布，赌博集团在2009年总共操控了超过200场在欧洲举行的各级别联赛，欧足联的代表利马赫则表示，“这是足球史上最大的丑闻。”
据《图片报》的报道，此次“假球丑闻”涉及了9个国家，德国是风暴中心，发生在德国的32场涉案比赛包括4场乙级联赛，3场丙级联赛，18场丁级联赛，5场第5级联赛，以及2场U19级别的青年比赛。至于德国之外的那些涉案比赛，其中竟然包括了至少3场欧冠联赛，2场欧洲联赛，此外还有1场U21欧锦赛的预选赛。
在短短的几周内，欧盟警察进行了超过50次搜查，总共有17名涉案人员遭到逮捕。据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欧元，涉案人员则超过了200名。来自波鸿的检察官巴赫曼表示：“和70年代那次一样，球员和教练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裁判和俱乐部官员紧跟其后。”
被透露的细节令人为之一震，《图片报》独家曝光了其中8场球的细节，包括了球员收取黑钱和比赛相关赌资的数额。比赛遍布瑞士、比利时、克罗地亚和土耳其等各国的联赛，而且都是在2009年内举行的。显然，这些都是其中最低微的场次，涉及到的金额最高的才不到15万欧元。
然而，风波就像滚雪球。12月初，大约有300名西班牙球员涉嫌参与控制比赛，西班牙警方由此展开了调查。《马卡报》透露正在接受调查的7名球员姓名，其中包括正在西甲传统强队萨拉戈萨队效力的门将洛佩兹·瓦莱吉奥。
来自东欧的情况比其他地区更加严峻，2009年11月13日，一名俄罗斯裁判自杀，成为了欧洲足坛再次关往的中心。在10月25日拉莫斯执教的莫斯科中央陆军主场1比3负FC于莫斯科队的比赛中，担任主裁的卡尤莫夫引起了巨大争议。最近卡尤莫夫被莫斯科警察传讯并被拘留，背后涉及赌球及被收买，目前俄罗斯足协已经展开调查。据悉，13日卡尤莫夫站在莫斯科市区一所公寓7楼的窗台上，神态萎靡，所幸发现及时，最终才营救成功。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他有“精神问题”。
当然，只要涉及到可能的“操纵”，不仅仅是比赛可以调查。2006年，老雷德克纳普执教南安普顿时，博彩公司就为他即将跳槽朴茨茅斯开出了赔率，结果他真的转投朴茨茅斯。为了调查他是否在其中涉嫌“作弊”，足总和有关方面进行了调查。雷氏接受了询问后，此事不了了之。
欧洲足坛的行动还未结束，这跟中国足球在进程上是一样的，但并不意味着路线图一致，假赌黑是足球的毒瘤，但有区别，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欧洲足坛是一个正常的人长了一个肿瘤，而中国足坛是一个肿瘤上长着一个人。欧洲足坛要在已形成的法律基础上打假扫黑，而中国足球则要从根本上解决假赌黑，这，任重而道远。
但是，它不是不可完成的，相反，在权力相当集中的中国，它反而有非常大的优势，如果我们不仅仅从道德层面，而从经济和人性角度切入，会发现它的路线图似乎非常清晰。因为，足球博彩本身并无过错，在赌博几乎作为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之一的前提下，我们怎样去疏导和利用，成为当下一个有趣的话题。
》》》道德，是最后的煎熬
事实上，从荀贵忠在石家庄市工人文化宫门前，举起第一张“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那天起，在西方社会眼里，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绝不沾“赌”的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开放和进步的体现，与道德无关。
2009年7月，48岁的曹淑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希望。刚刚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对这个湖南湘潭一个普通家庭的女主人来说，是一段梦魇一般的生活。丈夫和女儿卧病在床，家门口和楼道里贴满了追债的恐吓信，儿子一直沉溺于网络赌球，欠下了200万巨款，早已流亡在外。她刚刚从电视里看到了湖南最大的网络赌球案告破的新闻，她很想知道，那些事情会不会结束？她的儿子会不会回来？
现在，随便上网站查一查，你会发现，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当然，中国同样也在每天发生着别的故事，比如说，有人在股市里赔掉了全部的家产和积蓄。但是，我们得注意到，前面一个故事里充满着一种对罪恶的控诉，对道德的谴责，而在后一个故事里，人们更愿意发出感慨，那是运气在作祟。但是，其实真的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你把全部的钱投在一支股票的涨跌上，和把这些钱投在一场足球比赛的胜负上，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所谓道德，往往就是传统意识和社会认同在左右着心理转换的方向。1987年6月，民政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成立大会，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世界。“中国要发行彩票了？”世界舆论充满着好奇和期待。在时任石家庄市民政局局长的荀贵忠的回忆中，为了缓和影响，中央把第一个搞试点的任务交给了河北省。但轩然大波仍然不可避免，有人认为彩票是封建腐朽的东西，会助长人们的懒惰功利之风，有人认为这纯粹就是赌博，为了保险起见，荀贵忠他们甚至没敢叫彩票，最后决定叫“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事情进展神速，半个月后，7月27日10时30分，在石家庄市工人文化宫门前，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首发式举行。如果不算两千多年前，汉代张良为筹募军粮和修筑长城首创的“白鸽票”，这肯定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张彩票。
通常情况下，人们并不容易弄清楚彩票、博彩和赌博之间的关系。通俗点说，彩票统一由国家机构或委托机构发行，除了彩民的返奖部分，比如中国体育彩票的返奖率为65％，其他大部分将用于社会福利、公共场馆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博彩可以说是赌博的书面用语，虽然国外博彩集团也经常赞助公益、慈善事业，但一方面属于非国家机构，另一方面除了税收，也没有相关法律限制其收益用途。至于赌博，习惯上人们一定会浮现出某种景象，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屋子里，一群人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忘乎所以地摇着骰子，声嘶力竭地喊着“大”“小”。但是，理论上说，这三者其实都是在“赌”，只不过，彩票是国家在“坐庄”的赌局，65％的返奖率，意味着有35％的彩金是用于财政和公益事业，如果这部分小到只有10％，甚至1％，那是不是就算是博彩或者赌博了？
道德的底线到底是百分之几？有时候，道德就像一件外衣，热了可以脱，冷了可以加。比如说，在上世纪80年代，“投机倒把”曾经是一个罪该万死的词汇。1982年的某个深夜，温州柳市镇上8个做线圈、做电机的小生意人，突然奔走相告逃往他乡，可就是这个当时闻名全国的“温州八大王”；20年后，却成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英雄人物。历史，总是让人难以捉摸。事实上，从苟贵忠在石家庄市工人文化宫门前，举起第一张“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那天起，在西方社会眼里，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绝不沾“赌”的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开放和进步的体现，与道德无关。湖南湘潭那个出事前还在打听中国能否开放博彩的地下赌博集团老板，算得上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物，中国最大的赌博网站“新宝”和“新宝盈”，换了在英国，也相当于威廉·希尔或易胜博，他们的老板，没事也能上什么财富榜上坐坐。
》》》中国，大中华文化圈包围的“博彩孤岛”
在教育官员廉洁与禁止官员出境以防止腐败之间，似乎后者才是一种形而上的牵强逻辑。再比如说，男人好色，是不是应该减少女人，或者不允许女人出门上街呢？
禁赌是中国文明数千年来的基础伦常，但在如今的大中华文化圈，博彩己是公认的无烟产业，甚至被认为是扭转当地产业低迷，提升民众福祉的关键。可是从“禁赌”到“开赌”的挣扎，甚至比当年开埠还要艰难。大陆的经济发展逼迫着周边的大中华文化圈国家争相开赌，试图吸引更多来自大陆的豪赌客，刺激当地的经济。
明年初，南至新加坡的圣淘沙，北抵韩国的华克山庄，西到马来西亚的云顶高原，东邻琉球群岛的冲绳，再加上台湾的澎湖金马，仿佛一夜间，中国大陆将被一条博彩的链条封锁。
海峡对岸的台湾，是否开赌已争论10年之久。10年前台湾立法院整整争闹了一个通宵，凌晨时分三读通过所谓“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夹带过关“博弈条款”，结果引发国民党立委严重内讧，很多立委扬言退党，差点让当年国民党在台湾立法院的席次优势瞬间不再。闹剧争议良久，最终还是当时的行政院长萧万长害怕舆论与上峰压力，一意将“博弈条款”删除，台湾的“赌博合法化”胎死腹中。当年民进党立委沈富雄倡议废黜“博弈条款”，还博得了不少民众支持率。
台湾当局“禁赌”，下辖地方政府可不管这些。离岛的澎湖和金马竞相投资大型度假村，私设博彩公司和赌场，逼得台湾当局不得不重审“博弈条款”。很多离岛度假村故意在设计阶段就预留了专设博彩公司的空间，为未来的“开赌”做足准备。台湾当地媒体认定，随着直航和台湾对大陆游客的开放，目前至少有30家观光旅馆随时准备接入博彩业。台湾民众赌足球、篮球、棒球和赛马、赛犬，都不必远赴澳门或者通过网络，这无异于为台湾产业开辟了新路。
台湾通过“博弈条款”前，就已有好事者连夜抢注多个谐音“一路发”的“XXXe68。”网站，欲抢攻博弈市场，将网址和站点卖给博彩公司获利。
台湾民众认同“开赌”将与“三通”一道，成为马英九政绩考量的重要标尺。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博彩业，像新加坡这样谨小慎微，这个国家争论“开赌”花了40年，一面广募博彩财源，一面高筑道德牌坊。
体制上而言，新加坡是最接近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为了开赌，李显龙政府甚至放弃了已沿革17年的“科技岛”战略，转而全面转型向消费型和旅游型经济航向前进。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后，新加坡曾一度转为主攻生物科技工业，但投资甚巨又收效甚微。于是，2005年李显龙政府正式决定全面开放博彩业。如今，新加坡每年从博彩业中获取税款超过9亿美元，但还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新加坡人每年在马来西亚的云顶、柔佛海峡的赌船和印尼的巴淡岛上至少赌掉7亿美元，这对于新加坡而言是致命的外汇流失。
尽管知道人们前往海外赌博，但新加坡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向来拒绝跟随其他亚洲国家的步伐，涉足高利润的赌场。甚至在2003年11月，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仍然拒绝接受开设赌场的建议，被外界视为行事保守的新加坡领导人。但其思维近年出现非常大的转变，他认识到，若新加坡对一些课题的看法仍然一成不变，它在区域内的经济领先地位将被其他国家取代。新加坡打破禁忌开设赌场，除了印证“形势比人强”外，也显示了“实用主义至上”的治国理念。
日本人在“赌博”方面的保守，几乎是完全继承大中华文化传统理念的最后一条道德底线。但是现在，自民党博彩业研究小组顾问三原亨透露，几乎有一半的日本众议院议员（包括一些反对党议员）支持赌场合法化的总体概念。
目前在日本，仅有赛马、赛车、赛艇和体育彩票是被允许的赌博方式，还有就是披着游戏外衣的“弹珠机”。体育赛事的赌博仍旧被严格局限在彩票方式上，一旦“禁赌”法例如期被废黜，赌球等原本处于地下的博彩都将全面浮上水面。日本已初拟在琉球群岛的冲绳和东京设立专门的赌场，并开启博彩公司。
这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全新挑战，但同样也可能让他们放下最后的顾虑。除了道德底线，中国的国体，包括我们的宪法，一直都在对开放博彩形成更大的障碍。北大公益彩票事务研究所，近年来一直以彩票高峰论坛的形式，广泛征集各界意见。在这些意见中，很多有见地者都认为，赌和色是人类的两大根本欲望，而新中国几乎是从建国开始，就以宪法的形式坚决地表明了禁止赌博业和色情业的态度。但道德首先是每个人对自身行为规范的约束，而不应该将某些特殊的行业插上道德的标笔。比如说，在教育官员廉洁与禁止官员出境以防止腐败之间，似乎后者才是一种形而上的牵强逻辑。再比如说，男人好色，是不是应该减少女人，或者不允许女人出门上街呢？
》》》4万亿的后面是什么？
用国库券来刺激流通的时代早已过去，这个国家，需要找到新的办法，让老百性把地窖里的银子挖出来。
当然，绝对不要怀疑中国人的聪明。在中国30年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邓小平，早就向世界展示过他绝不墨守成规的灵活一面。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高歌猛进，GDP高速上扬，甚至都没有时间来考虑其他问题，但是，在这神奇的30年之后，聪明的中国人，会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下一步。
《2012世界末日》中，一向自以为是的美国人，为什么会把诺亚方舟交给中国人来制造？现在，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全世界的共识。在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中国政府显示了无比强大的力量，中央集权制的金融制度，以及在西方社会眼中谜一般的“左右手经济”，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当中的崭新地位，如果金融风暴真有可能把这个世界带向末日，至少在目前的中国，一定可以找得到救世的方舟。
金融风暴对于庞大的中国，真的就像是无关痛痒的一阵轻风？不是。整个2008年，亚洲最大经济体日本，出口同比下降35％，而韩国，随着出口下降，其经济缩减3。4％，这些数据突出表明，亚洲出口依赖型经济其实很容易受到危机的冲击。中国无法幸免，去年第四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降到6。8％，致使全年增长率降至9％，是7年来的最低点。2008年的减速中止了连续5年的两位数增长率，不过，即使这样，许多经济学家还在对中国统计数字的质量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们容易受到政治操纵。国家统计局在公布经济增长数字的同时发表声明称：“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加深和蔓延，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仍在继续。”
在全球经济都在下降，甚至许多国家陷入崩溃的时期，中国对自己的增速产生担忧，似乎更像是一种幸福的烦恼。但是，这种烦恼绝不矫情，建立在出口依赖型模式上的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年稳定而神奇的增长，下一个阶段将面临着又一次结构转型。数字仅仅作为一个参照而存在，转型期往往预示着无穷的可能性，任何幸福的数字，都有可能在剧烈的转型中化为乌有。
正是这种担忧，迫使中国政府强手频发。2008年11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落实这些措施的投资额到2010年底约需4万亿元人民币。
“4万亿”计划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其中不但包含着“保八”增长的近期任务，更重要的是也承担了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的历史使命。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言“4万亿投资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增量，它对宏观经济刺激作用的信号意义远大于其实际投资拉动作用”。事实上，从2008年11月开始，我国股市就领先全世界4个月之久“回暖”；楼市方面，到2009年底，我们已经回暖将近八九个月了，全世界楼市还没看到回暖的迹象；中国汽车市场，在欧美、日本销售量下跌30％左右的情况下，我们逆市上涨15％……
但是，与其说这是强势反弹，不如说是一阵虚火。两年4万亿托市，首先得益于中国的体制，4万亿背后，隐藏的是中国的决策者希望把经济增长从贸易拉动转向消费拉动的决心，但消费支出的模式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涨幅也在持续下滑，进一步释放出经济活动骤然减少的信号，“2009年是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将是最复杂的一年。”
为什么复杂？复杂在哪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