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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我来到了美国圣芭芭拉，又一次见到了白先勇。
圣芭芭拉位于洛山矶北面，是南加州最受欢迎的海滨度假胜地。地中海风格的建筑，是圣芭芭拉的一大特色。白先勇一九六五年从爱荷华大学写作班拿到硕士学位后，来到圣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言文学，在此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一九九七，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特别建立了白先勇档案，这一年白先勇正好六十岁。这个档案的建立，是献给白先勇六十岁生日的最好礼物。美国大学图书馆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东方作家开辟了一个特别收藏区，这当然是个难得的荣誉。我相信这里是白先勇研究资料最全的地方，收有白先勇作品的各种版本及译本，白先勇研究专著及单篇论文，各种报纸、杂志的专访文章和新闻报道，根据白先勇小说改编的舞台剧和电影的影像资料。白先勇也将他所有的手稿全部捐献给了图书馆。
二
白家座落在圣芭芭拉的隐谷（HiddenValley），从外表看是一栋普通的平房，由于圣芭芭拉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很多政坛要人、商界大亨、影视明星纷纷在此购屋度假，和这些豪宅相比白寓反倒显示出一种素雅之美，一种东方式的内敛。白先勇喜好中国传统文化，房里挂满了名家书画，有钱南园、黄秋士、吴照、左宗棠、徐悲鸿等人的真迹。他尤其喜欢客厅里左宗棠的那幅对联：“应费醍湖千斛水，洒作苍茫大宇凉。”这一墨宝跟着白先勇几十年了，随着岁月增加，对它的理解也也与日俱增。白先勇是“红迷”，至今床头仍放着《红楼梦》。他说：“我常常在这幅对联前，想到《红楼梦》里‘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境界。人生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中国佛教讲来讲去就是一个字——‘空’。”
记得，我到圣芭芭拉的那天，白先勇收到台湾《联合报》的传真，他的小说集《台北人》当选“台湾文学经典”三十本书之首。看到这份传真，很自然地我就问白先勇：“一部文学经典究竟有什么价值和功用？”白先勇倒是答得直言不讳：“要说文学经典没用，那真是一点用也没有，也不能救国救民。杜甫的《秋兴八首》救不了大唐的衰退，福克纳那些小说也挽救不了美国南方的没落，他的《声音与愤怒》与美国当代科技的兴盛毫无关系。要说文学经典有用，可以说，它是一个民族心灵的投射、一个根源。如果中华民族没有屈原、杜甫、曹雪芹，我们这个民族将多么苍白；如果没有福克纳的小说，美国的精神文化就缺了一个大角；英国若少了莎士比亚，简直不可思议。当然现在普通美国人，不会去看福克纳的小说，只有大学里才拿来作研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一般俄国人也读不下去，尽管这本书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中国的文学经典与西方的还不太一样，《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雅俗共赏、深入民间的。中国文学经典的好处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外行人看《红楼梦》是宝玉、黛玉、宝钗的三角恋爱，大家族的吃喝玩乐。内行人则看人生的酸甜苦辣，看书中的佛道思想。中国文学高就高在这里。”
白先勇认为：“文学经典的功用，主要是情感教育，有了文学的教育，一个民族、一个人的感情要成熟得多，看过、看通、看透《红楼梦》的人，的确要比没有看过《红楼梦》的人高出一截。文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人要有同情之心、悲悯之情。懂得原来书中人的困境、痛苦，我也要经过。突然间，会兴起众生平等的感受，其实这也就是宗教情感，有了宗教情感，文学才会达到最高境界。还有一点，文学教人懂得欣赏美。如何看夕阳，如何看月亮，如何看花开花落，潮来潮往？什么是‘泪眼问花花不语’，什么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教人如何用诗人的‘眼睛’去看大千世界。”
三
因为是第一次去美国，对“浪漫港都”旧金山自然特别向往。白先勇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爽快就说：“好，带你去旧金山看看，那是美国西岸的文化重镇，附近有柏克莱（Berkeley）、斯坦福（Stanford）两所美国顶尖名牌大学，我的那篇《游园惊梦》还是在柏克莱写的呢！你应该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文化氛围。”
旧金山是座美丽的城市，还有“美国诗角”之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罗伯特·邓肯（Robert Duncan）和肯尼斯·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等发起了“旧金山文艺复兴诗歌运作”，这为后来“跨掉一代”（Beat Generation）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一九五五年，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在旧金山一间画廊朗诵他的长诗《嚎叫》震惊全美，“跨掉一代”从此风靡世界，旧金山也成了“跨掉一代的大本营”。
白先勇虽为小说家，可他对美国“跨掉诗派”也极有兴趣，在旧金山，我们一起去了大名鼎鼎的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tore），书店位于哥伦布大道二百六十一号，一九五二年，由诗人费林杰提开设，它的隔壁就是维苏威咖啡屋（Vesuvio Cafe），两者在五、六十年代都是跨掉族诗人的聚会点。跨掉诗派的作品往往需要大声朗读才能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故旧金山有不少画廊、书店、酒吧、饭店成了这些诗人的“布道场”，城市之光书店和维苏威咖啡屋是最有名的两家。白先勇每次来旧金山，都要到这家书店消磨半日，他说：“外面的世界一天一个变化，而这间书店总是老样子，通往地下室的那段狭窄木梯，走在上面会发出轻轻的鼓点声，让人肃然起敬。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相对于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文学艺术在本质上，几千年来并无多大变化。”
走出城市之光书店，向右拐就是维苏威咖啡屋，里面客人多为中老年知识分子，想必有不少是当年的跨掉族和嬉皮族（Hip），如今倒是一派学者风范。实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不少跨掉派诗人也纷纷转舵，走进大学殿堂，成为学院派一分子。那天在维苏威，我们点了爱尔兰咖啡，白先勇突然冒出一句：“真希望去一次都柏林。”或许爱尔兰咖啡使他想起爱尔兰大师詹姆斯·乔伊斯及他的《都柏林人》。不少人都说，《台北人》和《都柏林人》在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一首民族文化的挽歌。这次在圣芭芭拉图书馆还看到一篇硕士论文，比较《台北人》和《都柏林人》。爱尔兰民歌也是白先勇所喜爱的，尤其是那首《Nanny Boy》，他家里收有多种版本这首歌的CD。爱尔兰有它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学、音乐更是充满乡愁和悲情，白先勇从中一定找到了共鸣点。白先勇自己承认，归根到底他是个浪漫派作家；众所周知，乔伊斯是西方现代派的鼻祖。我想问：就文学的本质而言，现代派、浪漫派或其他什么流派究竟有没有区别？
四
我把美国之行的压轴戏放在了参观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柏克莱是西岸最有名的大学，一向以激进和革命著称，尤其在六、七十年代支持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白先勇对这间名校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一九六六年，他的挚友王国祥在此读博士学位，那年夏天，他从圣芭芭拉来柏克莱度假，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游园惊梦》。一九八O年他又在柏克莱东方语言文学系客座一学期。所以，这座大学城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我们是星期天去柏克莱的，校园里十分安静，有一种冬日的冷清。这样的天气，是会让人心澄如镜的。故地重游，白先勇很快就找到了东方学院大楼，二楼的图书馆星期天照旧开放，不少东方面孔正在埋头苦读。白先勇告诉我，写小说《游园惊梦》时，他在这里还借了不少参考书，如：汤显祖的《牡丹亭》。
不过，校园外的电报街（Telegraph Avenue）倒是热闹非凡，俨然成了商业观光区，街头小贩在此兜售各种手工艺品、扎染衣服、文具及电脑配件。眼前的景观使白先勇大为感叹，他说：“以前，这条街上书店林立，三五步就是一间。”现在，我们走完整条电报街，也不过看到寥寥可数的几家书店。不过，这条街上的市井闲情令人难忘。
离开柏克莱，正是黄昏时分，远远望去，校园里的钟塔（SatherTower），已被夕阳染成了金色。我不知道，白先勇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看这一片夕阳的？
附录：从《台北人》的缺失说起
大约半年前，当我的《台北人》研析论文在《书评书目》杂志上连续刊载的时候，编者隐地先生一日来信，谈起读者对我这一系列论文的反应和感想。他说，读者一般都认为我评论得极有道理，也都承认《台北人》确实是一部难得的文学佳作，问题是：这本小说，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一部文学作品，有优点，必该也有劣点吧？怎么不见欧阳子说起《台北人》的短处？因此，隐地建议我在论毕各篇后，另写一篇文章，专谈《台北人》的缺失，以结束我这一系列的“文学批评”论著。
当时我即回信对隐他说，我这些论文，与其说是“文学批评”，不如说是文学作品的阐释与分析。固为我的兴趣所在，和讨论范围 ，是阐释《台北人》这本书的深刻复杂的含义，与分析作者采取什么样的技巧，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技巧，把此深刻复杂的含义呈示传达出来。换句话说，我是首先无条件地接受了作者表现在作品里的——未必一定就是作者本人的——人生观与宇宙观，而基于美学的观点，进行研讨《台北人》诸篇小说之文字技巧。如何有力地，巧妙地，合乎逻辑地，把这一独特的小说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此，我个人对人世的看法，是否和《台北人》世界的种种景象互相印合，当然是毫不相干的一回事。
实在说，白先勇在《台北人》里创造的想像世界，和我们现代大多数人的经验世界，颇有一些不相符或不相容的地方。我可以站在今日一般人的立场，用理性批判态度 ，对《台北人》世界的景象与道德价值观，提出以下几点责评：
一、“过去”不见得真那样美，那样充满活力和光荣；“现在”也不见得那样丑，只剩下腐朽和败亡。这一点，从文化、社会、国家、个人，四方面来引申 ，都是同样的。就以文化上的一个问题为例，《台北人》的世界，十分排斥西洋科技文明。可是机器和科学，亦有“美”处，为人类带来了多少福利！
二、人类虽然绝对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天命，但世上许多事情，还是可以单靠我们的意志和努力，改变发展的方向，只哀叹而不行动 ，岂非大无志气？
三、“灵”“肉”不必如此对立。情和欲，在一般情形下，是相随而生，不是对峙对敌。灵肉之间其实也难划出明确的界线，此外 ，爱情和青春也无必然关联。失去了青春的人，也可以真情相爱。生长在台湾的现代人，同样也可能精神恋爱。
四、“现实”未必丑陋可鄙。死命攀住没有可能实现的幻想，或没有现实为支柱的理想，不一定就能使人气质高贵，保住尊严。
五、《台北人》世界里，迷信观念太重。
以上五点，只是笼统而言。若要细加讨论，举例详述《台北人》世界的独特性，或异于寻常处，我可以轻易写上好几万字。而假设，作者表现在作品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之是否合乎现世大众，是决定文学作品优劣的条件或条件之一，那么，我上面列举的五大“责评”，以及可写而未写的好几万言，全都是《台北人》一书的缺失。
回顾近年来批评界对《台北人》的评论，凡是贬抑此书的，所持论据大约也都不外乎上列五点。也就是说，《台北人》的“劣点”，或“缺失”，显然不是作品本身艺术造诣的问题，而是作者表露的人生态度问题。但，对于作者所持人生观的批评，是不是文学批评？或，退一步说，是否和文学批评有些关联？这个答案，完全维系在“文学”二字做何种解释。
有人认为文学是一种手段。有人认为文学是手段，也是目的。有人认为文学就只是它本身的目的。这是一个争辩不完的问题。所以，我们寻求的答案，也因各人文学观之不同而异。
如此，所谓“文学批评”，涉及范围如何，未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而且照字面意义，甚至可以解释为“有关文学的任何批评”。定义实在含糊不清。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希望人家把《王谢堂前的燕子》一书，即我讨论《台北人》的一系列文章，比较明白精确地指称为“文学作品的阐释与分析”。
话说回来，让我们就假设，文学作家表诸作品的人生观之性质如何，真能或多或少影响作品的优劣。然而，这种基于世俗一般道德观或价值观的批评，用之文学作品的品质鉴赏，在实际评价时，会发生一些根本无法解决的困难。现在让我慢慢加以解说。
首先就是“对不对”或“正不正确”的问题。我们有一道德训条：“明辨是非”。这是一句十分光明磊落的话，可是绝难实行。是非之间，善恶之间，时常没有绝对的分界，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就以婚姻一事为例。长一辈的人，凭藉自己较多的见闻和经验，往往认为婚姻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夫妻二人出身背景相似，如此婚后才易和平相处。所以，当一个富家女，爱上穷教员，非他不嫁，父母就会骂她不懂事，思想不成熟，而认为她对选择婚姻对象的态度，是“错误”，“不正确”。可是，就女儿来说，由于她一心一意恋爱这个穷教员，觉得没有了他，生命就全无意义，有了爱情，任何困难都可克服，便会反过来责怪父母太现实，太势利眼，而肯定认为父母对选择婚姻对象的看法，完全“错误”，“不正确”。如此，我们假若硬要“明辨是非”，界定选择婚姻对象的“正确”态度，是采取父母的观点？女儿的观点？或者来个社会调查，看看赞成父母的人多，还是赞成女儿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是非正误的标准？我们活在世上，真的常会碰到“情”“理”正面冲突，必须选择其一的时候。有人认为选择情才“对”，有人认为选择理才“对”，究竟哪种态度“正确”？哪种“错误”？这当然全是个人观点的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住在日本广岛，目睹原子弹爆炸时之极端恐怖悲惨景象，认为极不道德，因而终身致力呼吁控制原子，核子武器的使用。他很可以被称为“人道主义者”。但是，我们住在中国的人，目睹的是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当然会认为用原子炸弹逼使日本投降，终止日军对我同胞的残害，才是真正道德的事。这不是以牙还牙的问题，也不必一定是国家民族观念的问题，同样是基于“人道主义”。那么，是与非，道德与不道德，究竟如何评判？用谁的标准来评判？
是非善恶的测量尺标，不但如我例子所示，因观点或立场不同而有异，因各人经验和所处环境不同而有异，在自古迄今的时间之流里，也发生过甚大的变动。比如中国古代社会，以男性为中心，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时，不论男女老幼，绝大多数的人都肯定认为这是“正确”的观念，今人却不以为然，女权主义者大概还会说，这是最“恶”，最“不道德”的思想。由此可见，是非善恶的社会观念，不但受制于“人”“地”因素，也受到“时间”因素的限制，根本没有一个固定永恒的标准。
没有固定标准——这就是当我们尝试以作品题材之“对”“错”或作家表诸作品的人生观“对”“错”来评价文学作品时，必遭遇的头一个大困难，这样的文学批评，其论点与见解，绝对不可能获得读者一致的同意，因为每人观点不同，见解就不同。即使硬要少数服从多数，以社会大多数人的看法为正不正确的标准，世上却还有千百个其他社会，而其他社会的大多数人，意见可能完全相反。就算世界上每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今日都抱同样的看法，明日呢？后日呢？千百年后呢？谁又胆敢保证未来？
人生观随人而异，价值观随人而异，而且世上同一件事，也常兼有好坏相对的两面，甚至更多面。在这样的情形下，以任何一种固定的人生观为标准的价值判断，必然引起多数人或少数人的反感。这不仅是指文学批评文章而言，也是指文学作品本身而言。然而文学之创作，完全不同于文学批评，本来就是要作者用明显或暗含方法表达他自己的或他想像出来的对人生之看法，不然就不是文学作品了。如此，无论作家自己或他所创人物的人生观如何——乐观或悲观，外向或内向，合时或不合时，合教条或不合教条，总是不可能合乎每一个读者的口味，或对人生的看法。也不可能使每一个读者都觉得有“真实感”。所以，作品的优劣若真由作家表现于其中的人生观性质来决断，那么，合乎自己口味或观点的就说“佳品”，不合自己口味或观点的就说“劣品”，结果是，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有人说好，也都有人说坏，意见参差纷坛，永不会有一致的结论。不可能出现一部完美的作品，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彻底失败的作品。
我想，《书评书目》的一些读者，认为文学作品有优点，也非有劣点不可，多少就是受到这种文学批评观的影响。
那么，什么样的批评方法，有没有一种批评方法，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可以不受囿于个人的观点？可以精确地衡量作品的成败？可以有使读者一致信服的可能性，而不必以“见仁见智”为最终结论？
我知道一种这样的批评方法。但要接受此法为“文学批评”法，却有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就是把文学作品当做纯粹艺术品来处理。如此，我们便可从美学的观点，评价这一艺术品的形式是否完整。细细分析作者的文字技巧，看看它们是否把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和要呈现的世界，美妙地，生动地，适切地，合理地，表达呈现出来。作品的艺术形式完整，就是成功的作品，不甚完整，就是不甚成功的作品，支离破碎，就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