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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如果我们从一、四两个方面军中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中央机关其它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言人。因此，我们为何不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呢？”
“怎么个表达法？”毛泽东的火气在向上冒，他已经做好了今天与张国焘撕破脸皮也要斗争的思想准备。
张国焘却根本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中，仍然继续他的讲话，阐述自己的观点：“怎么个表达法？很简单，可采取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方式，吸收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主要为的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有人想象的要推翻中央领导的阴谋。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这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决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个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在此我不得不告诉大家，陈昌浩接到开会通知已经来到了这里，可是他却又临时接到通知，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现在他就等待在山口上的放牛亭听牛叫哩！”“你这是不要中央！要搞分裂。”毛泽东气呼呼地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说张国焘在向中央要权。
张国焘寸步不让：“我这是在讲团结。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才是无疑阻塞了团结之路，这才是分裂。”
毛泽东据理力争：“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六军团、已经西出的红二十五军、留在苏区的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我不同意举行任何性质的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不赞成任何同志在这时参加中央工作。现在是军事行动的非常时期，我们暂时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枪杆子必须听党指挥！”
会议直开到凌晨３时多才散会。
沙窝会议着重讨论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任务和组织问题，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指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放在红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要求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重申了创造川陕甘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既定方针，反对南下逃跑及各种右倾、动摇，号召党和红军与一切反对中央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特别指出，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
《决议》肯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明确指出：“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革命战争经验的交换，指挥的统一，红军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增强了。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地扩大。同时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将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
为了照顾张国焘的情绪和大局所需，这次会议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２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决定由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会议重新决定了北上的部署，决定红军依各部现所在地分左、右两路军向北挺进。根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的决定：
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的第５军团、第９军团（已分别改称为第５军、第３２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９军、第３１军、第３３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队，以马塘和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北进夏河。
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第１、第３军团（已分别改称第１、第３军）和红四方面军第４、第３０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带队，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首先占领班佑、包座，待与左路军会合后共进甘南，向夏河前进，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机关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会后第二天，张国焘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驻地重新召开会议，亲自指定警卫员放哨，说：“如果一方面军的领导来了就赶快报告。”徐向前在一边却忿忿不平地说：“这是脱了裤子放屁！”
张国焘向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介绍了沙窝会议的情况。气呼呼的陈昌浩并没有因为张国焘为他争得政治局委员和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而感到高兴，仍然闷闷不乐地静坐在一边，大概是还赌气在那放牛亭边的马欢牛叫声中。沉默良久的徐向前最后表态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去争吵！”
“不争吵怎么行？他们欺人太甚了！”张国焘的气是自从与毛泽东见面后从未见消。
徐向前对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争论并不了解，但对张国焘的这种纠缠中央的做法却甚为不满，说：“我总认为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现在，部队天天吃野菜，已是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保命要紧。”
“保命，保命，我这就是最根本的保命。总司令马上到我们这里来了，也许事情以后会好转一些。”张国焘也有乐观之处。
沙窝会议后，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领红军总部赶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朱德此行，即表明要与过去经常战斗在一起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作暂时的离别。
毛泽东把朱德送出门外，两人双目相视，紧紧地握手，谁也没说一句话。朱德翻身上马，远去了。毛泽东久久站立在门口未动，望着朱德远去的身影。一边的张闻天看到毛泽东的眼眶微微闪烁着泪光，也就没有去打扰，可看出此刻毛泽东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
８月１０日，徐向前、陈昌浩于毛儿盖公布了《右路军行动计划》。几天后，朱德、张国焘也率左路军向阿坝开进。
第六回 周恩来病重陈赓抬 毛泽东挥兵毛儿盖
沙窝会议后，红军全军改为执行夏洪战役计划，即北上甘肃南部，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采纳了张国焘提出的意见：一、四方面军分别由各地向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逐渐集中，然后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以毛儿盖为目标，左路以阿坝为目标，然后在班佑、巴西会合。
张国焘临离开沙窝前，毛泽东在王稼祥的陪同下主动找到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希望交换一下意见，可两人没说几句话又谈崩了。
张国焘关心似地说道：“我说润之呀，你要注意影响哟！
有很多人都在背后议论你，说你的闲话呢！”
“议论些什么？”
“说你是曹操，党中央成了汉献帝。”
“哈哈，有人看《三国》也演义到我身上来了。那意思是说我挟天子以令诸侯！”
“是这个意思。难道不是吗？”张国焘步步紧逼，突然来了一个反问。
“我说国焘，这些闲话是听不得的。我毛泽东行的端，走的正，不怕别人说这种闲话。只是现在我提醒你不要听有些人的挑拨离间，还是以解决当前红军的出路为第一大事。”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张国焘的话，怕的是引起更大争论，但张国焘却寸步不让，几乎把毛泽东逼向谈话的死角。
张国焘得意地抬起头，直视毛泽东，说道：“你不是最喜欢讲政治路线吗？我也这样认为，路线是一个大问题。路线不对，一切都等于白费。我们当前应首先解决路线问题，可我提了上百遍，你就是不听。”
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可看出他心中十分难过，猛吸了一口烟后才缓缓回答张国焘的逼问：“有些政治路线问题，看来现在我们争论不清，等将来环境许可后我们再从从容容去争论吧。我们吃饱了饭，再说《三国》，争论几个月也没问题。”
“说《三国》，我比不过你。可我知道诸葛亮有个既定国策……”
“欲北伐必先南征。”毛泽东替张国焘说道：“我的国焘同志呀！说到底，你还是要南下。那是诸葛亮巩固蜀国的方法，我们现在连根据地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后方？”
“那么，你就认准过草地这条路了？这条路可要耗尽我们的全部体力，蒋介石也不傻，早在草地那边放上兵力，不用说多了，就是一个连，我们这些连走路都迈不动腿的人，只能是到一个被敌人捆一个。”张国焘说得很玄乎，使毛泽东和王稼祥都感到过分。
毛泽东仍语气平稳地说：“目前的形势对红军来说是很严峻的。尾追我们的川军刘文辉部已经占领懋功，我们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的大门口已经飘扬起青天白日旗；蒋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集结在雅安；胡宗南集结了４个师的兵力，位于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川军刘湘部已经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敌情越来越严重。敌人估计我们会东出四川，却不敢向北冒险横跨草地，走出甘陕这一着棋。我们呢，硬是要走敌人认为我们不敢走的这条路！”
“润之兄！这川西北的水草地可不是你们湖南的水田地哟！水草地纵横数百里，渺无人烟，神秘莫测，很不好过。”
毛泽东明白张国焘的话既有讽刺他毛泽东是乡巴佬的意思，又表明了不同意过草地的客观困难，他强压心中的不愉快说道：“很不好过，那说明还是可以过的嘛！红军纵横数省，冲破了敌人的道道封锁线，是不会被这点困难挡住的。”
“明明是过不去嘛，可你硬是要一条道走到黑！”张国焘的火气也冲上来了。
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思想交锋，又发展到面红耳赤的激烈争执。
王稼祥见毛泽东和张国焘又顶起了牛，连忙在一边打圆场，说：“草地的确不好过，国焘同志说的有道理。但是，草地是可以过的，泽东同志已经派叶剑英同志到草地探查过了，那里还是可以过去的。国焘同志，你看，这是叶剑英同志根据实地考察画出的路线图。”
张国焘被王稼祥这番巧妙的话说得一会儿脸露喜色，一会儿又沉下脸。但他是不能对刚刚恭维过他的人发火的。可王稼祥的话最终却是倒向毛泽东的。
“这个王稼祥真把人弄糊涂了。”张国焘心中暗自叫苦，接过王稼祥递过来的地图，瞄了一眼。如果是毛泽东递过来的地图，他会立刻撕碎扔到毛泽东的脸上去。
“哼！你们对草地是不了解的。请不要忘记，这里有胡宗南的部队和马家骑兵，还有川军的各路军阀。我的意见还是南下为好，在川康一带站住脚再作另外考虑嘛！”张国焘的话不可能再引起毛泽东、王稼祥的共鸣。
毛、张之间的谈话只能是不欢而散，这是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最后一次面对面的交谈。
“国焘同志，我们就要暂时分手了。你和朱总司令，还有刘伯承同志，共同携起手来。我们在草地那边再见。”毛泽东扬起了右手，表示送客。
毛泽东这一声“再见”，本意是在半个月或２０多天后再见，但他和王稼祥及张国焘都未曾想到，这一声“再见”的间隔时间竟然长达１年之久，而且其中又折腾出许许多多中央与张国焘的恩恩怨怨来。
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后，８月１５日，党中央鉴于敌情又有了新的变化，致电张国焘，准备改变原定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并强调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但是，张国焘置中央指示于不顾，仍率部队坚持西出阿坝，以期造成北打阿坝的既成事实，行其原来提出的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主张。８月１８日，陈昌浩、徐向前见张国焘率部仍向阿坝进发，连忙发电致张国焘，指出：“不应深入阿坝，应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
次日，张国焘回电，以“财粮策源”、“多辟北进路”、“后方根据地”为理由，坚持“阿坝仍需取得”。并说：“事实上右路军与左路军联络困难，左路若不向阿坝攻击，将无粮并多番骑扰害。”反而劝说右路军也向阿坝进发。
“我们头里先走，为他们开路！我就不信草地如魔毯会把红军全部卷进去。”毛泽东把张国焘的回电一扔，表示自己坚决北上的决心。
右路红军为过草地北上，紧张地作着一切准备。８月中旬，毛泽东在沙窝听取叶剑英关于草地情况的汇报，随即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人开会研究右路军北上的问题，确定了经草地到班佑、拉卜楞寺的行军路线，由叶剑英率两个团组成右路军先遣队。
毛儿盖以北，当时统称作松潘草地，包含若尔盖、红原、阿坝和壤塘部分地区，为丘状高原和山原地带。丘状高原呈坡状起伏，境内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海拔一般在３０００～４０００米。草地气候寒冷多变，风、霜、雪、雹日日皆有。草地中的沼泽是“一片茫茫泽国”，是“人陷不见头，马陷不见颈”的险恶地段，被称作是“鸟儿也飞不过”的地方，这种沼泽、半沼泽区域广达２５００平方公里。
８月１７日，毛泽东通知林彪，让红４团政委杨成武亲自来接受任务。
杨成武当面从毛泽东这里接受任务这还是第一次，他激动地问毛泽东：“主席，军团长让我亲自到你这里来接受任务，是不是有很重要的任务？”
“先坐下。这一次还是让你们４团当先头团。”
“是。”
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用大黄叶子土制的烟，说道：“这草地是一片泽国，很不好走。原想要６团去，但试了一下，没有奏效。我看他们没有奏效的原因有３点：粮食准备不足，思想准备不充分，敌人骑兵的伏击。”
杨成武把毛泽东所说的话复述了一遍，深深记在脑子里。
毛泽东又指着地图说：“你们团必须从这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几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安。如果我们掉头向南是没有出路的，就会断送革命。我们现在只有向北，所以说，你们团的任务重大呀！”
“我明白了，主席。坚决完成任务。”杨成武表示自己的决心。
毛泽东指在地图上的右手用力一挥，接着说道：“我们只有前进。蒋介石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但是，蒋介石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蒋介石认为不敢走的道路。当然，这条路上的困难很多，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是，我们要教育部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透彻。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毛泽东还说道：“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搞好团结，同时要搞好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杨成武接受任务后飞奔回团。
为了进一步落实北进的各项计划，８月１９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沙窝召开。这时，周恩来的病仍很重，在前几天他所缺席的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争论进入白热化程度时，连续的发高烧正使他昏迷不醒。现在，他虽在沙窝，但仍参加不了常委会。
毛泽东为自己的支持者周恩来多次不能出席会议感到焦虑，谁又能保证哪次会议会不出现关键时刻就差关键一票的情况呢！
“周副主席肯定是不能参加会议的，高烧不见退，现在说话都很困难，烧得太厉害，４０度了。”医生手持体温计，介绍病情说。
毛泽东把手按在周恩来的头上，立刻感到如同摸到一块热炭，脱口说道：“烧得这么烫，千万注意不要把人烧坏了。
赶快想办法降温。”
“我们现在什么药也没有，只有依靠病人自身的抵抗力。”
医生表示无可奈何。
“无论如何先把体温降下来，否则会把人的大脑烧糊涂的。弄些冰来！”毛泽东向着不远处的雪山呼喊。
警卫员从山上背回来一筐冰雪，用毛巾包裹一些冰块，放在周恩来的额头上，辅助降温。邓颖超谢绝了一切来访的客人，时刻守护在床边。直到３天后，周恩来高烧的体温才缓缓下降，但人犹如从死里走了一遭。他的身体状况降低到了生命的最低点。
周恩来因病重不能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常委全到会也就仅有４人，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和王稼祥。会议议程有两个，一是研究常委的分工，二是研究宣传问题。会议决定，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李维汉（罗迈）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
会上，博古提出对张国焘的闹分裂思想倾向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表示不同意，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现在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可写文章，但不能指名，不能引证。我建议在这非常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