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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事哪有书对的呢？幸亏这还是池处长，是别人谁敢投你的票？”赖子云脖子仍扭着说：“就算提意见错了也不至于报复吧，报复了一年还要报复几年？”我心中好笑，这真是个书呆子，还想用电视上、报纸上、书本上那些大道理去套现实，太不了解国情了。照你这么说谁都可以冲上来黄口白牙爱怎么说怎么说了，那这个游戏还玩得下去？轮到谁谁也只能如此，怨马厅长？马厅长一个副省长都叫一封信闹掉了，压你一个职称那是最仁慈的，轮到我池大为恐怕都没这么轻松了。我说：“小赖你最好换一个工作环境。”赖子云低了头说：“换到哪里去，在本省还是没跳出如来佛手心，外省吧我父母老了，也只有我这一个儿子。”小莫说：“池处长你看他好可怜，我姨妈姨父都退休了，身体也不行了。他父亲是脑血管萎缩，才六十出头路都走不动了，全靠这个儿子。”我点头说：“是的，是的。”小莫说：“是的是的还是要解决问题才行，我今天就拜你这一票。这块顽石我要他进这张门还做了好久的工作，你想他还要进那么多张门呢，那不是一般人的心理承受得了的，如果最后还不成，你想想人心里的滋味吧。”她说着眼睛都红了，赖子云头耷拉着一声不吭。我心想，他签名的时候怎么就不想想马厅长心里的滋味？不为别人想想却要别人想想自己，那合适吗？脸上却做出动了情的神态：“小莫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小莫说：“我还是不放心，大为我跟你实话实说，你原来也是个有平民思想的人，这两年变得太多了，上去了就不那么回事了。”我想，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唱来唱去当然还是自己那首歌。谁到了那个份上都会得到一份相应的利益，这是游戏规则。有了这点东西也就上了轨道，入了局，就得按规则办事，否则就要出局。要我出局就是要我下地狱，你说我会干吗？你想要我跟当年一样想，那怎么可能？身份不同了，在结构中的利益关系不同了，想法自然也不同了。到了这个份上谁也得变，这种立场坚如磐石，决不是一种良心和公正的逻辑可能摧毁的。嘴上说：“是吗是吗？我自己没觉得。”她说：“我想怎么人一上去就不同了，好像有鬼操纵似的。我希望你只转九十度的弯，左边看看右边也看看，你一转就一百八十度到对面去了。”我说：“是吗是吗，我自己没觉得，我真的变了那么多？”我当然明白自己变了，不变行吗？我不过是走在预定的轨道上罢了。“我得反省反省。”我认真地点着头。小莫说：“说了这么一大篓子话也没见你吐句实在话出来，我也不知道把你这一票拜到了没有。实在拜不到就算了。那些头上没有帽子的评委总容易说话些吧。”我被逼到墙角了，只好说：“我已经说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别人我管不了，自己这里还是能够掌握的。”小莫说：“那我就算着有一票了，我还带他拜下去。”小莫走时，我在门口看了看，怕有人看见。看了没人我示意她快走。关上门董柳从房里出来说：“你真答应她了？”我说：“凭良心呢，是得答应她，想想他们有多难吧。”董柳说：“那个小赖讲的话，句句都在理上，句句都带感情，我看他都可怜。”我说：“在不在理上要看谁来讲这个理，换一个人就完全是另一种讲法了，让有些人来讲，枪毙了他那是便宜了他。”她说：“那你怎么办，我看你也不好办。”我说：“到时候谁投了谁的票，哪怕是无记名投票，组织上也一清二楚，这点能力都没有他叫做组织？反正要得罪一头，总不能得罪大头吧。如果有人能给你一切，又有人一切都不能给你，你说要你凭着良心就站在后面这个人的立场上，那可能吗？要我池大为做这些杀人───”我扬起右手掌往下一劈，“不见血的事，我好受？这身上的血都倒着流的，想一想血倒着流的滋味吧，我不执行任务，自己赔进去了也改变不了什么，没意义吧。再说要一个人为了别人把自己赔了也不合人情吧。”董柳说：“以前只知道当外科医生的人心硬，后来又知道做生意的人要心硬，现在才知道最要心硬的是你们这些人。”我说：“小赖这些人吧，头上不碰出几个血包来，他不知道什么叫领导。事情来了，这就叫你知道什么叫领导。”我把事情想了又想，最后决定只能把小莫得罪了。这么多年来她对我很好，但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谁不是对自己的来历一清二楚？我有了今天，是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吗？要我坐在这张椅子上主持公正，凭良心办事，这不合逻辑。饮水思源，我该怎么处事，该对谁负责？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决定之后又觉得这事根本就不用想，想也好，不想也好，做都只能那样做。谁违反游戏规则，谁就出局。出了局怎么办？我想都不敢去想。
事情的结局倒是我没料到的。厅里对评委不太放心，干脆就在那些人的材料经过人事处的时候就抽出来了，根本就不进入讨论。这使我如释重负，又想到人事处贾处长立了这么大的功，将来一定要压我一头的，幸亏他业务上还拿不出过硬的东西出来。本来以为材料被抽出来的那十几个人会跳出来哇哇叫，却居然无声无息。我心里感谢他们，又看不起他们，他们这些被称作中国知识分子的人，也只能配有这样的命。一起叫了起来，也不一定是马厅长受得了的，居然一个也不叫。我原以为马厅长走了一脚险棋，后来又觉得其实并不险，他实在太了解那些人了。
64、世界为谁设
许小曼从北京打电话来，催促我报国家科研课题。本来去年我就要报的，她说名额太挤，要我缓一年。我说：“那我还是哪个题目。”她说选题不错，并把课题论证的要点告诉我。我看看自己的前期成果，已经有十多篇论文，大致的框架已经有了。再系统化一下，博士论文有了，课题也完成了。我领了表准备填，坐在桌边半天下不了笔，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仔细考虑了，觉得论证还是很周密的。提了笔写，可还是有什么东西挡着自己似的。勉强开了一个头，笔下总是显得滞涩。我烦了叫董柳泡杯茶来喝，她给我端来一杯君山毛尖。我把滚烫的杯子握在双手之中，喝了一口，微涩的清香从喉咙一直下去，一股暖流渗到全身，似乎到了神经末梢，四肢都松驰了。再喝一口，那种微涩的感觉唤醒了我心中的某种意识，一个念头一闪，我猛地跳起来拍一下桌子，茶水溢了出来。我怎么能把马厅长忘了呢？怎么报马厅长的恩，这是自己长期想着却又找不到机会的事，这不就是一个机会？知恩不报非君子也。没有当上博士导师，这是马厅长的一块心病，完成了一个国家课题，那申报的份量当然就完全不同了。解决了马厅长的问题，还怕我的问题不能解决？我抓起填了个开头的草稿揉成一团，撕碎了丢到厕所中，放水冲了下去，有一种罪证被销毁的感觉。心里有点遗憾，自己搞了这么多年，名字却放在后面，有点舍不得，但稍一犹豫，马上就下了决心。
决心下了，话怎么讲还颇费踌躇。越是大人物，自尊心越是敏感，一句话没说好，哪怕是只有一点点暗示在里面，那就大错特错到月亮上去了。想起上次我去买西瓜，经常做生意的那个水果摊的西瓜没看上，看上了邻摊的贴着标签的新农一号。买了之后觉得很对不起熟悉的老板娘，已经走过去了又回头对老板娘说：“下次你应该进新农一号，这瓜品质好，容易走动。”刚说完老板从板车下跳了起来说：“你讲句好话吧，我的瓜不行，我的瓜什么时候比别人差了去，我今天都卖了几百斤了，你会看瓜？”我没料到老板睡在那里，吓了一跳，尴尬地笑笑走开了。平时老板对我亲热得不得了，怎么一下就变了脸？不是说好心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的，一个瓜老板你都碰不得呢，还说是大人物？不能说是一样好东西就可以直统统地奉上去，那可不行，还得讲技巧，让他接受得舒适。这世界是为谁设计的？我想了又想，这话怎么说才好，说真的我对妻子儿子都没用过这么细的心思呢。小人物为大人物考虑，比为自己考虑还细密，也许大人物为自己考虑还没这么细致呢。
我和董柳又带着一波去了马厅长家。一进门我不再说什么一波要找渺渺玩，开门见山说：“马厅长我现在遇到难题了，您替我参谋参谋。”他说：“是工作上的难题还是个人的难题，个人的难题要小柳子给你解决。”我说：“又是工作上的，又是个人的。”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前进，“我们省里中医界三四年申报国家课题都剃了光头，中医学院那么多教授也没拿下来。我想我是谁？我从来不敢想。一个同学在部里科技司当处长，前几天打电话来要我报一个选题，她可能也能帮一点小忙呢。我看自己的前期成果才几篇论文，书也没一本，到全国去竞争，怎么够份量？试试吧，希望太渺茫了，不试一试又不甘心，万一碰运气碰上了呢？”他说：“你那个同学说话力量够不够大？”我说：“她说她能够影响几个老先生，也不知她吹了牛在里面没有？”他说：“要报你报什么选题？”我犹豫着说：“就是没想好，报什么都觉得自己还不够份量。”他说：“能拿到一个课题，我们厅里科研就上档次了，也让中医学院那些老头子看一看，让他们也咽一口气下去。”绕来绕去，这个话总绕不到点子上，我不能开口，我开口就明显了一点。要马厅长开口，那更不可能。我又把话题扯到选题，董柳按事先安排好的，在和沈姨说话时不经意地转过头来说：“你要马厅长帮你选个课题，你自己怎么选得出？”又掉头跟沈姨说话去了。我看马厅长的神色，并没有什么变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说：“马厅长您跟我的研究方向差不多，您有经验。”我们又讨论了起来，每当他的设想跟我的既定方向靠近的时候，我就连声说：“好，好。”选题越来越清晰了，我说：“马厅长您这个选题真的很有希望，您也报一个，我报不报都无所谓，反正报不上。只要是我们卫生厅系统搞到手就好，也气一气中医学院那些老头子，我跟小方说话的时候，他老拿那几个人来压我，我服不下这口气。”马厅长说：“我本来是想自己报一个的，我们厅里连续几年剃光头，我也着急，也不服气啊。可是厅里总是一大堆事在那里等着我，就是不能让我闲一点。”董柳不失时机地转过头来说：“马厅长您亲自出马，希望就来了。”我说：“那我就不报了，把力量分散了总不好，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是战略问题。”董柳说：“大为你就在马厅长这里拜个师，请他带一带你。”马厅长说：“拧成一股绳报起来希望大些，做起来也快些。”我连连拍着大腿说：“要是马厅长肯带我，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我都没想到马厅长居然这样看得起我，我是受宠若惊了。只是一个课题能不能两个人合报？”我当然知道是可以的，只是想暗示自己根本没想过合报的问题。马厅长说：“应该是可以的。”我吁一口气说：“那我就放心了。”我们又详细地讨论了选题的论证，由我先起草论证报告，再进一步讨论修改。我说：“课题拿到手，有几万块钱呢。”他说：“几万块钱哪里没有？毛毛虫。难得的是国家课题这块招牌。只要把事情做出来，找个好出版社是没问题的。”我说：“就算课题没批下来，我们也把它搞出来，看省科技出版社愿不愿出。”他说：“我要么不写，写了一定是中国科技出版社，至少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在地方上出影响太小了。”又说：“真拿到了课题，你明年就可以破格报正高，也给我们报博士点添一块砝码。如果我们的博士点拿到了，你也就是导师了。这对你今后是很重要的，现在干部要讲知识化，业务上不过硬，坐在那个位子上也没底气，给他坐他也坐不稳，不然怎么那么多厅级干部又去赶博士学位？”我说：“我去年先走一步了，马厅长为我想得远。”沈姨说：“老马把你的事当自己的事呢。”我说：“我心里都明白，人非草木怎么会无知无觉？”董柳说：“他天天在家里念马厅长的好处，到这里反而不说了，他就是这个脾气。”
回到家董柳忽然想起来说：“今天马厅长没察觉什么吧？”我说：“以他的精明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说：“那不糟了！”我笑了说：“糟什么，大家知道是戏！演这么一场也是必要的，心照不宣。这些话你直统统讲，讲得下去？你怎么演只要你是为他好，他总不会有意见吧，人说到底是看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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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材料报了上去，我就着手工作。马厅长说：“只争朝夕，课题真批下来了，我们这里已经做完了。”他跟袁震海打了招呼，我可以不去上班，也可以到研究所动用一切仪器设备。厅里批了三万块钱，马厅长的两个研究生也由我安排。他自己也很投入，晚上放下一切工作跟我扎在实验室，周末更是整天投入。厅里的人见我居然跟马厅长搞这么大一个课题，对我的态度好得不得了，真的是脚下的地都长了三尺似的。等课题批了下来，连马厅长都毫不掩饰一脸的喜气，敦促我加快工作，一定要在报博士点之前把课题完成，把书出了出来。我写出来一部分就拿到厅文印室打印一部分，校对的工作就交给研究生去做了。马厅长说：“中国科技出版社已经联系好了，国家课题当然没问题，只是厅里要贴点钱。”我说：“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向您请教，会不会干扰了您的工作？”他说：“这就是工作，厅里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也是最大的工作。我们现在不能只在省里跟别人比，要到全国去比，我从来就是把工作的基点放到全国去比。”
我拼命工作了几个月，每写好一段就交给马厅长审阅修改。等完成的那一天，我已经心力交瘁，把手中的笔向窗外掷去，就像小时候掷纸飞机，很潇洒地把手一甩。电脑排好的稿子很快就出来了，拿在手中厚厚的一叠赏心悦目，翻了几页怎么看怎么好，我都不相信上面的每个字都出自自己的笔下。马厅长派退休办的小蔡专程把稿子和光盘送到北京去了。小蔡回来说，编辑部高主任说最快也要半年才能出来。”我说：“半年就赶不上了。”马厅长说：“他给我们出个题目呢。”就叫财务室寄了二万块钱作为加班费，那边答应两个月之内赶出来。
厅里早就策划好了，由中医研究院出面，把全国知名的专家请来，开个上档次的学术讨论会。专家中有几个是学位点的评委，求的人太多，请的人也太多，请他来不是把飞机票寄过去就完事了，还要调动各方面的关系才请得动。还有些是包了飞机票，包了全部费用还可以带夫人也请不动的，马厅长说：“实在请不动，以后上门慢慢做工作吧。”厅里前年为申报博士点设置了一笔六十万的特别基金，马厅长亲自带队到全国跑了二十多天，评委一个一个都拜访了，钱用了一大半，事情还是没成。今年又追加了四十万，志在必得。这次会议，就造了二十一万的预算，主要从基金中开销。董柳说：“你们用起钱来，我听一听都能摔个跟头。我们打一针一块钱两块钱，打一辈子也不够你们开三天会啊。”我说：“谁跟谁比？你们干一辈子，就是为了开这三天会，人跟人好比的吗？”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事小，疏通关系事大。像这种上档次的会议，没有大人物的利益在里面，根本开不起来。董柳说：“我真的为那些护士打抱不平，她们是怎么赚钱的？血汗钱，针挑土！别人是怎么用钱的，浪推沙！赚钱的方式跟用钱的方式差别太大太大了。”想一想钱的确也花得令人心痛，可金字塔上面的人与下面的人又怎么好比？几十几百也比不了一啊。我说：“要承认你们勤勤恳恳还是为革命作了贡献的，奉献精神还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在平凡的岗位上还是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的，这成绩组织上还是心中有数的。”董柳冷笑说：“几顶大草帽往我们这些人头上一扣，勤恳啊，奉献啊！人家得到的可是实际的东西。”我说：“世界就是这么回事，你有意见又有能力你就到那个份上去，你有意见又有脾气你对天叫几声屈，你有意见没能力又没脾气你就那么呆着，最好是有智力障碍什么也看不清你就连意见也没有了。”董柳说：“这些人总要讲道理吧。”我说：“道理是人来讲的，怎么个讲法是由大人物决定的，大人物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讲的。这是游戏规则也是由大人物设计的。这个道理要由你们这些人来讲，那很多事情就办不成了。所以不能让你们有机会说什么，心里想一想是可以的，但不能说，谁说就是谁的错，你错了你就等着瞧吧。于是大家也不要抱怨太冷漠了，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不是谁就愿意那么样。”董柳说：“有些人头上那顶帽子是金的。”我说：“你怕讲得呢，金子才多少钱一克？那些钱都买了金子做帽子，谁的头顶得起？你还是农民伯伯的想法，想着皇帝挖土，恐怕是用一把金锄头吧。”董柳的话也唤醒了我的平民意识，一个人掌握了资源，他总该想想手中的东西怎么来的，一针一针打出来的啊！有些人在过春节的时候就提上大米白面去看望困难职工了，这太戏剧化了。人家还感激不尽，可他们哪里敢去想象那些人一年的消耗是多少？这是清宫秘史。世界是很荒谬的，还要一年年这么荒谬下去，于是荒谬也就成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了。
为了让北京出的书能赶上这次会议，马厅长临时决定把会议推迟十天。这一推又让许多人忙了几天。离会期还有一个星期，书还在京郊一家印刷厂里，马厅长很着急。我说：“赶不上就算了，以后寄给他们也是一样的，再说他们也不一定会看。”他说：“在会上拿出来效果毕竟好些，课题做出来就是给他们看的，别人看不看，倒只有那么大的事。”他派了小蔡带了一万块钱加班费去印刷厂专等，无论如何要在会前带三十本书回来。开会的前一天小蔡打电话回来说书已经拿到手了，我说：“坐飞机回来，越快越好。”他问我从印刷厂到机场打的要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