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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地方绣了花。”回到办公室见尹玉娥正跟匡开平说什么，我一进去她的声音像被刀砍断了似的，掩饰地望了我笑说：“来了吗，来了。”我想这条长舌头又在说什么了。我带匡开平去吃饭，说到许多同学的境况。吃完饭他抢着把钱付了，我说：“就这样扫东道主的面子？”他说：“你也别替我着急，反正是工作餐。”要小姐开了票。到招待所他又抢着把房钱交了，我说：“什么意思嘛。”他说：“先公后私，公家的钱先用。”他要的是最好的房间，当年的同学，在这些细小之处，就看出差别来了。人在那么个份上，钱也跟着在那么个份上，这也是游戏规则。他这么几次抢着付帐，我觉得他把我也看得差不多了，没份量啊。我想好了明天一定请大徐开车送他去机场，多少也挽回一点面子。他靠在那里丢过来一根烟。我吸着烟说：“有时候抽一根，觉得烟也是个朋友。”他说：“我就少不了这根烟，寂寞了点根烟，就有了气氛。”他告诉我明年是大学毕业十年，留在北京的同学准备聚会，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我不是人民公敌？我以后还打算在同学面前做人吗？”他说：“那你一定去，我通知你。”他又问我最近干些什么，我怕他心里嘲笑我，就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和思路说了一下。他似乎有点兴趣，跟我讨论起来。说到按现代分析方法进行中药分类，他还问了几个细节问题。他说：“其实我在机关多少年都没想过这些事了，天天想的就是谁和谁是怎样一个关系，你不把关系吃透，随口讲一句话就坏事了，搞得不好就玩完了。将来我们同学中最有成就的肯定是你，我们都是混混。”他只字不提我现在的处境，这使我感到更加惭愧，自己竟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这种惭愧使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也还是在用流行的眼光看世事，看自己，不在份上就无法理直气壮。一个人他在精神上再坚挺，也不能创造一套价值来对抗潮流，而只能像浮萍一样被裹挟着，随波逐流。我自认为傲视世俗，人格根砥却不深，在不觉之中总是用了流行的标准与别人交流。我们说话说到很晚，他当了官也并不像我们厅里的官，有一套彻底的官僚气质和思维方式。我把自己的感想对他说了，他说：“谁在本单位，潜意识中都有一种表演的本能。”第二天我请大徐送他去机场，分手时我说：“明年聚会一定通知我。”他说：“其实聚会吧，也就是聚聚会而已，就那回事。”
后来聚会的消息不是匡开平通知我的，是许小曼，她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来了。这么多年没听到她的声音，我的心跳得厉害。她告诉我聚会提前了，因为有两个同学从日本回来。她要我星期五赶到，又问我坐哪趟车，我还没想好她说：“就坐四十八次。”放下电话我想，到底是当领导的，作起决定来就是干脆。这么多年不通音讯了，她竟没有问一问我现在可好，这叫我有点不舒服。可马上又想到她可能知道我大概怎么回事，不问实在是体谅我。我算一算去一趟北京，总得带几百块钱，问董柳要吧，她又像割肉似地舍不得。我到监察室向小莫借五百块钱，她马上答应了。晚上我对董柳说要到北京出差一趟，董柳说：“别人跑腻了，就轮到你身上来了，你说我讲得对吧？”我说：“那肯定是对，因为是你讲的，你是常对将军。”她说：“轮到你不会是什么好事，绝不会是去见部里的领导，你说我讲得对吧？”我说：“讲得对，太对了，怎么会这样对呢，不是董柳谁能对得这么厉害？”
下了火车我往出站口走，听见有人在叫我：“大为，大为！”一看竟是许小曼。我没想到她会来接我，心中一阵温暖一阵感动，我没想到自己竟还是一个值得别人来接的人。她从人丛中挤过来说：“我找到那一头去了。”那一头是卧铺车厢。这样我感到非常惭愧，到北京竟是坐硬座来的。这时忽然来了灵感，我说：“就是你催得太急了，害得我卧铺票都没有买着。脚都坐肿了。”许小曼说：“大为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时间怎么把你给遗忘了。”我说：“我脑膜炎后遗症不想事，不会着急。”我看她确实变了，不再是当年充满青春活力的她，竟有了一点中年妇女的迹象。我觉得自己应该说“你也一点没变”，可说不出口，那太虚伪了，就说：“你也没怎么变，许小曼还是许小曼。”她果然很高兴说：“是吗？发胖了，孩子也有六七岁了。”出了站有车在等她，我说：“领导到底是领导。”上了车我等着她问我这些年的情况，反正是要问的，可她就是不问。当着司机的面我也不好问她。我们谈到这个那个同学，就是不说自己。我们住在部里的招待所，进了大门我说：“在卫生系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到部里来，好像是个神圣的地方，你们天天在部里泡着，我看来就像泡在蜜糖罐里一样。”她说：“你们厅里经常有人来办事。”这么一说我知道她对我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说：“是那些当官的。”说了这句话我发现自己无意中卸下了一个包袱，把谈话的障碍扫除了。她果然抓住这个话头说：“还在中医学会？”我说：“都四五年了。”这时下了车，她把我安顿到房间说：“我特地叫你早一天来。”又说：“有时候也要动一动脑筋，什么东西都是想要才会有，而且想要就会有，你试一试。”我说：“没那份天才，我还是写几篇文章算了。”她说：“文章要写，别的东西也不能没有。有了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吗？”谈到这个话题我很惭愧，可实在不能不谈。她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一种是命运被别人决定的人。”我笑了说：“这间房子里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物类型都包括了。”她有点忧郁地望着我说：“大为你跟我说话也耍贫嘴？”我本来想故作豁达掩饰自己的处境，她这么一说，我意识到自己这样就把她推远了。我说：“那我们好好说话。我真的没想到当年的许小曼有朝一日会当个处长，三十刚冒头就当了处长。”她说：“说起来吧，处长就那么回事，可什么不是那么回事？活着就是那么回事，有那么回事比没那么回事总好点。一个人吧，就是另外的人的一个心思，他心思往左边一转，你就荣了，右边一转，你就枯了，一荣一枯，天堂地狱，想想自己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吧。我们的大多数心思都放在那些人的心思上了，一切努力都是使他的心思往左边转，如果往右边一转，完了。有时候一个眼神不对你都完了，完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完的。”我说：“这句话准确地描述了我的历史。我这几年烧水都会烧糊，买盐都会生蛆。”就把自己的事情都给她说了。她听了没做声，半天说：“大为啊。”我说：“其实我也不蠢，我明白怎么操作才是正确的方向，总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心里明白也白明白了。”她说：“我知道你，知道你。”忽又笑了说：“对你我就不那么绕着弯子说话了，我不怕说得你痛。从前有个农夫赶着一头驴走在山崖上，下面是万丈深渊。农夫鞭子打着驴要它贴着石壁走，驴偏要靠外边走，怎么抽它都不行。最后驴掉下了深渊，农夫叹息一声说，你胜利了，你胜利了！人那么倔着其实就是这么回事。”要别人这么说，我早就踹他一脚了，但许小曼说了我没反感，我自嘲地笑一声说：“什么时候寻把草来喂喂我吧。”她说：“你挡着自己干什么，该出手时要出手。”她凌空一抓，飞快地做了一个出手的动作，又缩了回去。我心中一惊，没想到许小曼也有这么一种姿态。我说：“没想到许小曼也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她说：“谁也不是生活在云里，突然掉到人间来的，开始的时候，谁没一点心理障碍？我们这些人，谁没有一点骄傲？可守着这点骄傲，舍不得委屈自己，那怎么办？要世界来迁就自己，那不可能。”
许小曼带我到外面去吃饭。吃饭时她说：“为这次聚会，有几个发了财的同学认了捐，其它人意思一下就算了。大家也别交什么住宿伙食费，一交就俗了。”我说：“那我也意思一下。”我想着意思一下也就是一百块钱吧。她告诉我凌国强认了五千八，伍巍是四千七。他们一个在商，一个在官，竞价似的都想抢第一，还是凌国强抢去了。我听了头皮发麻说：“我们老百姓意思一下是多少？”她说：“我认了八百。”我马上说：“那我也认……”她用手势止住了我说：“你就算了，我给你写个名字上去吧。”我还想坚持，可口袋里只有四百多块钱，底气不足，也争不了硬气，心里愧疚着不做声。想起“老百姓”三个字说得真丑，把自己的底都亮出去了。下午我们去了母校。我建议把车停在校门口，可许小曼还是坚持把车开进去了。我能够理解她那种荣归故里的感觉。要有这种感觉，还是得自己是个人物才行。我先陪她去看了她当年的宿舍，学生上课去了。她从门缝里看了好一会，下楼的时候不做声，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又去看了我的宿舍，一切依旧，只是门漆成了棕色，而当年是淡黄｜色的。我推门进去，一眼就认出自己睡了五年的那张木床。一个男生把头从蚊帐里探出来，生硬地问：“找谁？也不招呼一声就进来了？”我说：“我走错门了。”就出来了。我们绕着校园走了一圈，那一年“三·二O”之夜打着火把手挽手高呼着口号要冲出校门的情景生动地浮现在我心头，耳边也响起了那激越的小号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还有“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那响彻夜空的吼声。十年前的情景恍若隔世，我一下忍不住，眼泪就涌出来了。许小曼询问地望着我，我用衣袖擦着泪说：“想起了那天晚上。”她马上明白了，泪水夺眶而出。
38、游戏规则
晚上同学陆续都到了，还有坐飞机从广州来的。很多人毕业以后就没见过面，大家相互拍打着，亲热得不得了。几个女同学少女般一声尖叫，然后抱在一起。我收到了许多名片，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有了一定的头衔。有人向我要名片，我说：“我是无名片阶级。”对方就怀疑地望了我说：“开玩笑，大为？太谦虚了，太谦虚了。”却也不追问下去。许小曼是组织者，大家到她的房间里去报到。我瞟一眼报到名单，果然有人认捐五千多的，四千三千的都有，许小曼是八百，我名下也是八百，还有几个四五百的。许小曼说：“可以认到四万块钱，三天要花完它，大家尽情地乐。”有人油嘴滑舌说：“别的乐都乐不起来，最大的乐就是打破家庭界线，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哪怕只有三天呢。我抱有一个理想都有十多年了，许小曼！”许小曼说：“狗嘴吐不出象牙，过了十多年还是吐不出象牙。”
晚上来了的二十多个人很自然地分成了三个圈子，我不知道自己该属哪个圈。女同学都拥在许小曼房里，我推门进去，有人就说：“池大为你太没眼色了，我们女人说话你凑什么凑的，明年变了性再来。”我说：“你们女人有什么好话说，还不是交流驭夫之术。”她说：“如今的男人，像你这样的，到处山花烂漫莺歌燕舞春光无限，撒开了缰绳让他跑，那他还不跑到天边去了！”把我推了出来。我到另一间房里，以凌国强为中心在大谈生意经，一个个雄心勃勃要走上国际舞台。凌国强说：“我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让中药走向世界，市场可以说是无限的。我想起那种前景经常激动得通晚无法入睡，百万算什么，千万又算什么？”有人马上表示愿到他的公司去，他一抬手那么优雅的一飘，竖起一根指头说：“一句话。”又望了我说：“大为怎么样，也到我们那里入了技术股吧，你想都不敢想再过十年那是一笔多大的数目。”我想着凌国强他当年也不显山露水，如今都牛成这样。我说：“想想吧。”他继续说：“我刚毕业时那些顶头上司，他们现在想见我一面都难，我不认个友谊，友谊是当年的友谊，大家都是同学，没有别的想法。人发达了就没有新的友谊了，谁知道他走到你跟前心里是怎么想？”他们说着话我觉得自己出了局，就到伍巍那间房去了。
这间房更加热闹，都是官场上的人。伍巍是省长秘书，自然成了核心人物。我进去了匡开平说：“大为你也来说几段。”才知道他们在说荤段子。我说：“我都不怎么会说。”伍巍说：“在机关工作不会来几段，上了酒桌你说什么？说真的领导不高兴，说假的群众不高兴，说荤的皆大欢喜。”有人说：“我来一段吧。有一个县长他姓焦，有一次病了，出院时医生嘱咐他不要跟老婆同房，焦县长说，不同房难道要我睡招待所？医生转个弯说别跟老婆同床，焦县长说，那叫我睡地上？医生无法了只好说，不要性茭。焦县长急了说：我爷爷姓焦，我爸爸姓焦，连我儿子都姓焦，怎么我就不能姓焦呢。”说完了大家笑起来，说有文化意味，也有人说老掉牙了。伍巍说：“我来一段，大家看看比焦县长那个怎么样。妻子，小姨子，小舅子，打北方一著名自然景观。”大家猜了一会猜不出，伍巍提示说：“在山东。”马上有人说：“是蓬莱仙境？”大家都说不对，又有人说是海市蜃楼，大家说更不沾边了，忽然匡开平一拍大腿说：“有了，可不是泰山日出？”伍巍忍不住就笑了。我说：“泰山日出跟小舅子有什么关系？”伍巍说：“妻子，小姨子，小舅子，可不都是老泰山日出来的？”大家都说：“绝了，绝了，应该评奖。”匡开平说：“我还有个更绝的，是保留节目，轻易不外传的。洞房花烛夜，打《水浒》中六个梁山好汉的名字。”大家猜了好久，终于有个人说：“第一个是杨雄。”匡开平说：“对了。”思路有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六个人猜了出来，依次是杨雄，柴进，史进，宋江，阮小二，吴用。大家把几个人的名字又反复念了几遍，都说：“绝，绝！阮小二，字字落到实处，亏他怎么想得出来。”
大家喝啤酒，一会话题又转到了为官之道。我说：“荤段子皆大欢喜，这就是一条。既维持了场面的热闹，又不会不小心碰着了谁，不然要大家讲什么才好。”想一想这几年荤段子风靡全国，特别是在圈子里盛行，实在也是必然的，它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又有从四川来的汪贵发说到自己以前从不喝酒，现在成了个酒仙，这是跟领导拉近感情距离的一条重要途径。他说：“领导他一般都会喝，他也是这样过来的。”又说：“我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陪三场酒，把老子的肝都烧坏了，你以为我这个处长怎么来的？”伍巍说：“我的位置很稳，首长他少不得我，别人敬酒都是我给他挡了。”有人说：“一千条一万条，把决定你命运的那个人侍候到位了是第一条，关键人物只要一个就够了。钻到他心里去还不够，别人也会钻，你要钻到他的潜意识里去。”我想着这个钻字实在很丑，那是个什么形象？这不是君子的语言，居然被这一群精英人物面不改色自然而然坦坦荡荡说了出来。世界真的是变了。我说：“上级就那么浅薄，你一拍他就喜欢你那不可能吧。”伍巍说：“你一拍他恨你那更不可能吧。”我说：“要在他的潜意识中把他自己还没想到的需求挖出来，像开发市场一样开发他的潜在需求。”大家连声说深刻。伍巍说：“大为你都晓得你怎么还在原地踏步呢？”我说：“我是理论上的，我又不傻，不会做看总会看吧。”伍巍说：“领导跟前就不能少个明白人，他也是人吧，是人也有个要解决的问题吧，自己不好解决，也不好说，这就要明白人悟到了去替他办了。你们说你身边有这么个明白人，你会恨他？他有点小毛病你会揪着不放？要求谁坚持原则就像一个机器人，那可能吗？近人情吗？”大家越谈越兴奋，也叫我大开眼界。大家都是同学，又不在一个单位，把面具卸下来，去掉了表演性，就是这个样子。平时在单位，再怎么样都蒙了一层面纱，看不透。我倒觉得这些人是正常的人，想升官，想发财，都说了出来，而平时是绝对不敢说的，要说另外一套话。我理解他们，人总是人吧。可又有点失望，社会精英，也不过如此而已。我意识到，长期以来，自己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总认为在那个份上的人，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公共资源，就应该代表了公平正义，不然就太令人沮丧了。可特别地要求他们克制，压抑，那又怎么可能？几千年来，人们总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从没放弃过这种幻觉，毕竟有过一个包公，还有过一个海瑞。眼前这些人吧，平时说得最多的，大会小会上振振有辞反复强调的，恰恰是自己最不相信的那些话。反正非说不可，大家用布条蒙着眼睛往下说吧。说是说那一套道理，做则是按需要操作，习惯了，也就脸不红心不跳气不喘了。大家都这样，反而成了一条游戏规则，不懂规则的人信以为真，要用他说的话去要求他，那就是违规，违规者必然受到惩处，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当年我就是吃了这个亏，结果违规了，结结实实摔了一跤，到现在还没爬起来，也许一辈子都爬不起来了。当虚伪成了一条规则，就不再会有虚伪感，也不会有心理压力，他不过是按规则办事罢了。社会其实默认了这一条规则，因此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有群众反映上来了也置之不理。谁又有权利要求别人特别地怎么样吗？看着大家这么兴奋，赤裸裸地诉说着对权和钱的欲望，我有一种亲近的感觉，无论如何，总比戴着面具要好。
这时许小曼和几个女同学进来了，大家更加亢奋起来。汪贵发说：“许小曼，我这个处级跟你那个处级就不一回事呢。你吧，下面的厅长都要拍你，他拍我？”说着在自己屁股上拍一下。“我还要拍他呢。”又作势要去拍许小曼，手扬起来，又慢慢收回去，说：“想不到留北京的同学就是你许小曼出息最大。”许小曼说：“说出息不敢跟四川人比，比如邓小平，又比如汪贵发。”汪贵发举起双手说：“投降，投降，服了，服了。”有人说：“许小曼，你在部里，哪里知道我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