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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陈封看来，常规人事变动当然还要按照组织原则进行，但是那些比较着急的，比较急需的人事变动，就是需要快速的跳开党委方面进行。这样一来，他就认为，王书辉成为超然于复兴党的制度和组织原则而存在的皇帝，就可以很好的支持他的很多工作。
和孟离陈封不同，外号唐憨子的唐亚峰想的问题非常的直接。对于复兴军这个复兴党的枪杆子来说，她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效忠对象的问题。
说起来似乎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十年来，人民子弟兵的概念，随着常年的实践活动的开展，应该说已经在复兴军内彻底的树立了起来。复兴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的子弟兵服务于人民，效忠于人民，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和复兴党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相照应的。
但是对于复兴军这个相对封闭化的集体来说，对于在这个相对封闭的集体里训练学习和成长的十几万将近二十万的复兴军战士们来说，别说人民这个概念过于虚化了，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领导人民的复兴党，都是相当虚化的。
复兴军的思想建设可能得说比历史上的那支伟大军队还要彻底。
人家是支部建在连上，复兴党是支部直接到达班这个最基本的单位的。但是历史上的那支军队之所以伟大，那是因为他们是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存亡的考验，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危难磨砺中经过了几十年的锻炼的。在这个艰难困苦的过程中，这支部队和这支部队的战士们，才最终彻底的认识到了党的伟大和英明。
可是复兴军就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从战士们的出身上看，两支部队差不多，甚至复兴军的战士们更加的落魄悲惨一些。但是他们可没有机会接受那种真的是在地狱中的考验的。进了部队，接受了艰苦的训练，掌握了近现代的武器，接受了相关的教育，然后他们就开始接受文化和思想教育。
另一方面，复兴军面对的敌人，是比蚂蚁还脆弱，比苍蝇还无能的敌人。演习比实战还辛苦还危险，这是复兴军内的共识。
无论是从装备水平上，还是从训练组织上。无论是从单兵素质上，还是从思想意识上。无论是农民造反军，还是土匪山大王。无论是明朝政府军，还是女真侵略军。它们这些东西，在复兴军，在复兴军战士面前，都是摧枯拉朽的就被消灭掉了的渺小对象。
特别是因为复兴军的前身是思想建设相对薄弱的王书辉的家丁队伍，所以从这支部队建立之初，效忠王师尊，效忠王老师，效忠给了他们吃给了他们穿，给了他们堂堂正正当个人的机会，让他们能够读书学文化从而出人头地的王书辉的想法，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复兴军中存在着。
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国际歌》在复兴党内部，在行政系统里唱的响，在党委系统里唱的响，但是在复兴军里面，她就是唱不响的。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部队的指战员们对这首歌不认同。
在他们看来，这世上就是有一个救世主的，这世上就是有一个人把劳动果实抢过来给了他们，这世上就是有一个人有绝对正确的思想，绝对英明的领导的。这个人，就是王书辉。
除此之外，有一个细节王书辉根本就不知道。在复兴军内的入党仪式上，在复兴军内的人员升迁上，在复兴军内的各种活动中，摆放王书辉画像的习惯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部队里的干部随着工作变动把这个习惯带到了党委系统和行政系统被王书辉看到，王书辉以为这是出现了偶像崇拜的苗头，立即就制止了。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个事情的根源其实是在部队里面，而且现在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对于唐亚峰来说，王书辉成为皇帝，才能让王书辉创造的各种制度各种组织原则，特别是王书辉创造的这个复兴党变成一个具体化的，具有神圣意味的东西。只有这样，复兴军才能够通过成为效忠王书辉的军队，变成效忠王书辉创造的为人民服务的复兴党的军队。
唐亚峰曾经就对顾国樟说过，在复兴军里面，教导员体系能够真正的成为管理复兴军的政工干部体系，教导员系统能够彻底的压制住那些各级的军官，那就是因为教导员的最高领导，是复兴军总政委王书辉。正是因为复兴军的总政委是王书辉，所以他们这些副总政委军团政委总教导教导主任教导长和教导员们，才能在部队里有权威。
作为复兴党的高层的三个代表，孟离认为王书辉当皇帝是遵循人民群众的习惯习俗。陈封认为王书辉当皇帝有利于行政机关的人员调整和各种工作的开展。唐亚峰认为王书辉当皇帝是对复兴党指挥复兴军这杆枪的最终保障。
所以即使王书辉早就在他们面前对“皇帝”这个头衔和“皇帝”这个头衔在封建社会中所代表的东西多次的表达了嘲笑和嗤之以鼻了，可是这三个可以说代表了复兴党党员们最高认识水平和实践经验的干部，仍旧觉得王书辉有成为“皇帝”的必要。
用算得上是老政工的孟离的话说，封建主义的皇帝不好，那老师完全可以不当一个封建主义的皇帝啊。当个人民拥戴的，代表了人民利益的人民民主制度下的皇帝不就完了吗？
陈封这个实用主义者的想法更直接。他的看法是，“皇帝”只是一个称号而已，它和排长连长，科长处长，这些职务其实是一样的。王老师当皇帝，也不过是多戴了顶帽子，多了一个兼职而已。
至于唐亚峰则是在私下里对顾国樟表达了另外一个方面的意思。不管老师是当皇帝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头衔，反正到了新国家建立起来之后，老师都必须有一个超然于复兴党复兴军和政务院而又能够表达复兴党复兴军和政务院都必须受到老师领导的职务。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复兴军既相对**于党和政府，又与党和政府处以一个集体中。
当时顾国章脑洞大开的提出，老师完全可以保持现在的职务不变，再加上个皇帝头衔就好了。
唐亚峰嘟囔了两遍“复兴党主席复兴党中央政务院院长复兴军总政委皇帝陛下”这个令人喷饭的头衔之后，吧唧了吧唧嘴对顾国樟说道：
“除了有点长以外，倒是把我说的那个意思表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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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9章 人心真的散了（）
现代社会的著名演员葛大叔在电影里说的那句“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如果放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放在封建化的军队里面，是非常的准确的。
从1629年到1631年这不过三年的时间里，在原本的历史上，在明朝末年叱咤风云的三个主角，三股主要的武装力量，如果说有一个共识的话，那这个共识就是葛大叔的那句“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现代人可能想象不到，“士气”这种非常虚无缥缈，这种唯物主义者根本就不屑一顾的东西，对古代的封建农业时代的军队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到1631年，明末主要的三股武装力量中，位于辽东北地区的后金女真政权，在不断内讧内斗的过程中，以为黄台吉大汗复仇为借口，对复兴军辽南第一军团布置在海州和盖州之间的防线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进攻。
其中，大贝勒代善主持了两次进攻，而小贝勒多尔衮也主持了两次进攻。不过不管是谁主持的进攻，不管这样的进攻是什么规模的，他们在复兴军的防线面前都遭遇了可耻的失败。五六次进攻下来之后，除了八旗各部的三万多蒙古附从军在战斗中被消耗殆尽之外，还有近万的女真“精兵”，也在战斗中，被辽南第一军团的骑兵和战车混编部队的主动出击所歼灭。
后金女真这种落后的兵民合一的部落式政权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政权的最高领袖必须要用不断的军事胜利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黄台吉在世的时候，因为不断的推进后金女真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在对外战争中的主要目的，其实并不主要是维持自己的权威和地位，而是为了补偿因为生产力落后而导致的物资不足，转移因为生产力不足导致的内部矛盾。这才是黄台吉不断的发动对外战争的主要目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发起对蒙古各部的战争，黄台吉的目的主要是获得牛羊战马并补充人口战力。对大明发动战争，黄台吉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各种工匠农夫和大量的物资以及金钱。
也就是说，黄台吉发起对外战争是个赚钱的过程，壮大自身的过程。他发起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耗后金女真自身的实力，而是通过战争进行抢劫和掠夺，补充自己的需要。
没有了黄台吉的后金女真政权真的是非常不同的。在历史上，多尔衮之所以能够继承黄台吉的地位，那是因为这个人在和黄台吉的对抗和学习中，很“聪明”的弄清楚了封建化这个事情对于后金女真政权的重要意义。“睿亲王”的这个“睿”字，可不是说多尔衮在智力上真的很聪明，而是说多尔衮在对于政权制度的建设上的明确认识。
可是和历史上不同，现在还非常年轻的多尔衮还没有经历那个历史上的过程。所以在黄台吉死后，他的表现和其他的女真高层一样，他希望能够通过领导女真各部对复兴军的军事胜利获得八旗各部以及女真各部头领的认可，从而登上后金大汗的宝座。
在后金女真内部的争权夺利中，代善获得了一半儿左右女真各部的支持，而多尔衮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各方面“优势”，通过原有的“关系”获得了在科尔沁蒙古各部影响力极大的黄台吉遗孀布木布泰的支持，使得他内有上三旗的支持，外有科尔沁蒙古各部的支持，才能够和作为野猪皮长子的代善有了一争高下的实力。
双方经过一系列斗争之后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最后斗争双方也明确的认识到，想要获得所有后金女真人的肯定从而登上大汗的宝座，不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那是不现实的。
不过这两个人很明显的忘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野猪皮家族对于整个后金女真各部的统治，并不是绝对的。
和封建王朝有血统继承的法理依据不同，野猪皮本人是通过对内战争压服了女真各部的，黄台吉则是通过对外战争一起发财才把女真各部凝聚在了一起的。因为黄台吉的突然死亡，没有完成政权封建化的后金女真，其实并不承认野猪皮家族天生的就应该成为后金女真各部的共主。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野猪皮家族的主要继承人代善和多尔衮，是应该对于发起对外战争非常谨慎的。毕竟一旦他们发起的战争失败了，那么后金女真各部的首领们，就会开始用最直接的手段质疑野猪皮家族对于女真各部的领导权。
就是慑于两代野猪皮的余威不敢直接使用暴力手段反抗的女真各部，他们一旦发现野猪皮家族的继承人不能承担起通过对外战争发展壮大女真各部的天然使命了的话，用脚投票这个做法他们做起来还是无压力的。
就这样，在多尔衮和代善，以及黄台吉的长子豪格，三人发起了六次对复兴军防线的作战最后都遭遇了可耻的失败之后，整个后金女真政权开始走向分崩离析。
即使是奴隶制部落的首领，这些接受最天然的进化论思想教育的部落首领们，也通过野猪皮家族的几次失败认清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继续和损失了三万多蒙古附从军以及一万多核心部队的野猪皮家族混下去的话，自己的部落不是有成为炮灰被牺牲的危险，就有物资不足陷入生存危机的危险了。
对于他们来说，跟着野猪皮混有肉吃，他们才会跟着野猪皮混。一旦跟着野猪皮混不仅没肉吃还要丢性命的话，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就显而易见了。
在六次对复兴军的作战过程中，大量的后金女真部落开始敷衍塞责出工不出力，甚至有不少实力相对弱小的部落，就在战场上直接投靠了复兴军。
不仅后金女真内部开始陷入分崩离析之中，因为对复兴军的惨重军事失败，朝鲜方面和蒙古方面都开始对后金女真政权阴奉阳违起来。
而因为复兴党存在而导致的比原本的历史上严重几十倍上百倍的经济危机，也开始最直接的影响到后金女真政权。原本可以通过山西汉奸商人进行的粮食和物资买卖变得越来越艰难。经历了重大军事失败后的后金女真全面陷入到严重的经济危机中。
与此同时，经过了充分训练和战场考验的复兴军辽南第一军团，也开始在辽中地区活跃了起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复兴军的防线已经推进到了海州一线。后金女真在海州南部地区的所有据点全部被复兴军拔除。
而在投降女真部落的“带路”下，复兴军甚至开始在广大的建州卫地区大肆吸纳起各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来。要知道，东北地区的这些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的少数民族部落，可是和建州女真都是有着不少的仇恨的。
用自顾不暇这个成语形容1631年的后金女真政权，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原本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攻势的后金女真政权到了1631年开始全面陷入守势。
当然了，这个守势主要是针对辽南地区的复兴军。对于山海关方向的辽东军阀们，暂时因为外部和内部危机而团结起来了的后金女真高层，还是保持着比较大的压力的。
面对艰难的情况，为了保证后金女真的西部安全以及人力资源的补充，代善作为留守留在了沈阳地区的大本营，而多尔管则率领着上三旗的部分力量联合了仍旧“忠心耿耿”的科尔沁蒙古，对蠢蠢欲动的蒙古各部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征伐。
在相同的时间线上，明王朝政府军和高迎祥领导的闯军，在真定府东昌府潞州府和大名府之间展开了一年左右的长时间拉锯战。
在这个山西山东河南和北直隶的交界地区，双方进行了相当惨烈的战争。
其中，政府军方面以被重新启用的袁崇焕领导的五万关宁军，孙元化领导了三万山东新军和卢象升领导的两万天雄军为主。
而闯军方面，则是以高迎祥领导的二十万陕西和河南闯军，李自成领导的六万河南闯军以及张献忠领导的五万陕西和山西闯军为主。
从人兵员素质上看，双方基本上算是大哥别笑二哥的状况。明王朝政府军方面的普通士兵和闯军方面的普通士兵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破产农民。他们都是经过了简单的训练就被迫从军了。
从部队骨干上看，明王朝政府军和闯军方面也是半斤八两。明王朝政府军方面，卢象升的天雄军属于私军性质，其中的主要军官都是卢氏家族的成员。这些人属于受过一定教育，看过一些兵书战策，在理论上有一定基础的地主阶级子弟。
关宁军方面的军官都出自辽东辽西的将门世家。实际上也别被将门世家的大牌子给忽悠了，越是这种将门世家的出身，部队就越是只能打顺风仗不能打硬仗。
因为兵为将有的体制而部队主力家丁化的原因，关宁军这样的军阀部队，都是为了自家的利益服务的。所以一旦战事出现挫折，作为部队骨干的家丁家将们，就会毫不犹豫的保护着各自的主子在战场上搞大转进。
原本在明末的辽东战场上可以在野战中打败后金女真的白杆兵浙江兵，就是被这些猪队友用这种做法给活活的坑死在了战场上的。
而孙元化领导的山东新军的骨干则主要是山东地区的各大地主家族的子弟。这些人都是在文化学习上不怎么灵光转而舞刀弄枪的地主大家族的子弟。
不过别看这些人似乎在三支部队里的地位最低，但是他们可都是接受了孙元化的“好朋友”，著名葡萄牙“忠君爱明”传教士曾德昭推荐的西班牙籍中**人其实就是复兴军假扮的“专业”训练的。
最起码，这些人能够在战场上把复兴党廉高价卖给他们的“先进”火器的威力给发挥出来。
同样是在部队骨干方面，闯军的骨干主要是过去山陕地区的边军军官。这些人的实力其实要比明军方面要强一些。
其实双方在战斗中都发现，不管是闯军方面还是明军方面，在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都是使用了“南洋”火器的部队。特别是被孙元化重点装备的山东新军，他们在双方的大混战中发挥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大量优质的佛郎机小炮和近万杆南洋燧发火枪，在战斗中给予闯军以极大的杀伤。
不过山东新军的这种强大的战斗力，很快就被明王朝政府军自己内部的内斗所束缚住了。
一方面袁崇焕手下的关宁军在作战中为了自保实力出工不出力，在战场老毛病发作，开始大搞花式“坑队友”。另一方面，看到战事缓和下来的崇祯皇帝又开始大搞太监监军，把一批专门降低战斗力的太监派进了三支部队。
结果刚刚好转起来的战事，很快就被以天雄军监军高起潜为代表的太监们的搞坏，开始全面转入困境。
闯军方面的情况也比较困难。和明王朝政府军不同，相对比较团结的闯军的问题在于没有稳定的后勤补给。
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把农民造反军正规化之后，一方面确实极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是另一方面，正规部队对于后勤补给的要求是很高的。这给闯军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河南山西和陕西已经连年经历蝗灾旱灾和兵灾，所以这三个名义上被闯军控制的地区，不能个闯军提供任何的补给。而且闯军方面还得派遣一部分部队在各地驻守。
战争才进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闯军方面的后勤危机就开始爆发了。士兵方面没吃少穿，大量的士兵不是私下逃走就是带着武器装备投降明王朝政府军。
在这种情况下，高迎祥只能把前方战事委托给李自成和张献忠，他本人则领着近十万的部队在山东西部地区流窜。这一方面是为了减轻正面战场的后勤压力，一方面是为了就地打粮维持自己的部队。
到了1631年下半年，因为山东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也被高迎祥破坏，加上突如其来的蝗灾，当年的收成颗粒无收。在绝望中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