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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去戏园子看戏是最高兴的事了，不过看不懂，很多一直到现在都不懂，只是看热闹。孙猴子一出来就高兴得不得了，最怕的是旦角出场，也没有表演，光听她咿咿呀呀唱个不休，唱的什么完全莫名其妙，觉着没意思，老唱不完似的。我有一个堂兄在北京工作，就住在我家里，他喜欢看戏，有时候带着我去，因为带一个小孩子进去不要票的，把我往腿上一搁，我就跟着看。许多名角的表演我都看过，包括当时被称为“三大贤”的杨小楼（武生）、余叔岩（老生）和梅兰芳（旦角），大概杨小楼当时上了年纪，所以他的表演武打戏很少，这使我很不满足。到了后来，我已经不怎么看戏了，才慢慢觉得杨小楼的优异，他的表演很有气魄和风度，那是其他武生演员不能企及的。我最喜欢看富连成科班的戏，有些真是毕生难忘，比如《三侠五义》里的《水擒白玉堂》，演员我还记得，武生李盛斌饰白玉堂，武丑叶盛章饰蒋平，他们的表演精彩极了，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好像蒋平和白玉堂就在台上一样。富连成科班的表演不但武戏多，而且戏班子里的成员都是没有出科的少年，表演很卖力，非常敬业，遇到大型演出时表演得极其整齐，这是任何名角的班子都无法比拟的。记得有一出戏叫《铁冠图》，讲的是吴三桂请清兵的故事，武打场面非常精彩，而且吴三桂面见多尔衮的时候，多尔衮讲的是满语，还有一个舌人的角色专门做翻译，每翻完一段话，台下的观众就会鼓掌喝彩，看来当时还是有人懂满语的，恐怕现在已经没什么人懂得了。
京剧是一门古典主义的艺术，它的一举一动、一板一眼、一颦一笑都有严格的规定，即便是艺术天才也不能背离这些严格的规范。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被人带到一个京剧练功房，里面都是一些幼小的男女儿童，他们忍受超强度的训练，还要不停地受到残酷的打骂。这真是一种对幼小心灵的极大摧残，简直太不人道了，当时我就想：如果这就是京剧的代价，那么我宁愿世界上没有这门艺术。据说解放后，教育方式已经改善，我祝愿美好的艺术是在美好的教育体制之下培养出来的，更进一步，我希望一切美好的思想都是从循循善诱，而不是从残酷斗争中培养出来的。
到了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同学中开始流行各种剑侠小说，这种新型的小说与传统侠义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侠义不过是武艺高强，而剑客则有各种超人的法术，直到初中一、二年级以前，看这些小说成了我们小时候最大的乐趣。记得我的一位小学同学曾对我说，如果放学回家做完功课，能一边听着窗外的雨声，一边躺在床上看小说，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如果看完小说还能吃一顿油煎饺子，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我当时最喜欢读的一部小说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我的老家岳阳以前叫岳州府，包括临湘、岳阳、平江和湘阴四个县，平江不肖生原名向恺然，曾留学日本，和我的姑父是同乡同学。20世纪20年代初不肖生写了《江湖奇侠传》，一举走红，奠定了他在现代武侠文学中的地位，中国最早的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里演的就是这本书里的故事，由当时的电影皇后胡蝶饰红姑。武侠小说的套路大概历来都差不多，但是他这本书把写实与神奇的法术结合起来，比如“笑道人”，一笑起来，大家就都跟着他笑，山谷都会随之振动。前几年我在香港见到金庸先生，闲谈中还谈到了这部小说，不肖生的小说对于我们当时的影响大概与金庸对现代年轻人的吸引力差不多，其中很多江湖武林的迷幻离奇更是开启了与旧的侠义传奇大为不同的一副新面目。
我家有套《三国演义》，因为是半文言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难度大些，所以兴趣不大。《红楼梦》家里也有一套，可是因为年纪轻，对书中描述的人情世故懵懵懂懂，所以也没多少兴趣。倒是《水浒》最喜欢。记得一年暑假，因为中午天气炎热，母亲要求我天天午睡，不让出家门，于是我就躺在床上看《水浒》，“梁山泊好汉劫法场”之类的故事让我爱不释手。其实《水浒》里有很多字我不认得，只能根据故事情节囫囵猜测。比如一百单八将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当时我并不认得“罡”和“煞”，误读成“天置”和“地熬”，这两个字后来是堂兄帮我纠正的。冰心在一篇回忆录里说，她小时候读了很多小说，但并不能完全明白，也不完全认识里面的字，自己胡乱念，这使得她长大以后仍然读很多白字。我想我们那一代人普遍的情况，不过我的国文知识主要是从那里学的，并非主要来自课堂。
抗日战争以前，我算是度过了一段和平的生活。那时候，一方面整个社会还很穷困，但是另外一方面物价也便宜，所以过一个勉强过得去的生活不需要太多的钱。那时候的待遇，一个小学教师大概是三十块钱，如果要是老资格的话，就可以有大概四五十块。一个中学教师，比如我上的师大附中，那是好学校，老资格的教师一个月可以拿到近两百块钱，年轻的教师大概总有一百块钱的样子，那是一般学校比不了的。大学教师拿的更多，我父亲一个朋友的儿子是留德的，30年代回国在某个化学研究所工作，一个月是三百块大洋，有名的教师，比如冯友兰，一个月可以有五百，可以买一套普通的四合院了。胡适钱更多，因为他名气大，头衔多，兼了很多职位。1936年，何键——当时的湖南省主席——请胡适到我们家乡讲演，一次就送了他五千银洋，等于现在的明星出场一样。
我家并不宽裕，可算是中下等的家庭，家里人多，母亲一个人干不过来，请了个阿姨。我的父亲算是中级技术人员，一个月大概有一两百块钱，如果是高级技术人员钱会更多。那时候一个学生每月的生活费十块钱左右就够了，我们在学校吃饭大概五块多钱，一天吃三顿，吃得还不错，第一，吃细粮不吃粗粮，第二，菜的质量和数量还可以，至少保证你吃饱，不限量。记得有一次，大概是抗战前半年吧，我们在食堂里吃饭，不知怎么同学就喊起来了：“怎么饭都没有了？！”炊事员赶快出来，说：“别忙别忙，你们等着，我给你们做片儿汤。”其实我吃了三碗饭，已经饱了，可是一听说有片儿汤，就又坐了下来，等上了片儿汤又吃了三碗。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可是觉得反正是白吃，所以就敞开了吃，好在那时候年轻，也能吃下去。可是后来粮食定量，发粮票，限制你的口粮，那就吃不饱了。
返乡
我在师范大学附中读完高中一年级，1937年7月底，正值暑假，北京沦陷了，宋哲元的29军撤出去，接着就是日本统治时期。一开始日本军队没有直接进城，出头的是一批汉奸，叫作“维持会”，还不是一个正式成立的政府。街头上出现了一些半通不通的标语，如“华北人民结束起来”，意思大概是要华北人民团结建设一个华北傀儡政权，想必都是日本浪人、高丽棒子写的。我每天早晨站在门口等报纸，8月14日那天的头版大标题“上海战事昨晨爆发”，完全是旁观者的口吻——如果是中国人的口气，应作“日敌悍然进攻上海”。每天下午同学关崇焜都送我他前一天收听抄录的中央电台（南京）的新闻，如中国空军的英勇作战、日机追击英国大使许阁森座车之类的新闻。
蒋介石在庐山会议发表演说，决心抗日。当时日本毕竟比中国强，大家都知道要打的话就得下决心长期抗战，不可能在短期把它打败，所以从8月开始，北京就有很多人逐渐地南迁。上层人士、知识分子走的最多，农民离不开土地，他们的生活被束缚在土地上，除非真正炮火打过来的时候躲一下，否则农民一般不会走。工商界的一般也不走，因为只能在那个工厂或商店里工作，走不成。在汉奸的维持会统治下过了一个多月，到了9月初，我们家也走了。母亲是家庭妇女，对外界很多事情不甚了解，当时我已经十六岁，算是半个劳动力了，可以做一点事，就和姐姐一起带着母亲和妹妹回了老家。那时候北方打仗，铁路已经不通了，主要的两条铁路，一条是今天的京广线，那时叫平汉路，从北平到汉口，但战争已经打到保定附近，所以这条路断了。还有一条路叫津浦路，到南京浦口，就是今天的京沪线，这条线也因为天津南面打仗中断了。我们只能先到天津，然后坐船到青岛——不能坐船到上海了，因为上海也打，再从青岛换火车到济南，再坐火车到徐州，最后转郑州到汉口，那时候大家都这样走。
我们走的那天早上，天气很凉，而且感觉非常奇怪。火车站一般人都很多，来来往往乱糟糟的，只有那天早上的感觉特别不一样，人还是很多，可是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好像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整个火车站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这种感觉我经历过两次，另一次是在1933年春天，早晨天刚亮，一架日本飞机就开着机关枪在北京的上空盘旋，啪啪啪啪，非常之响，不知道它在打什么，可能是示威的性质。我待在家里不敢出门，等到飞机走了以后才去学校。学校里的气氛也是奇怪极了，一般上课前大家又说又笑，班里总是乱哄哄的，可是那天一进教室，全班同学都坐在座位上，老师也坐在那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好像都德《最后一课》里描写的那种要亡国的感觉。再如后来的肃反运动，大会宣布，今天要揪一个反革命分子，“限你五分钟站出来……”全场寂静极了，一点声音都没有。“好，还有三分钟。……两分钟。”谁也不知道要揪出去的是谁，那种感觉非常恐怖，比我们年轻一代的人不能想象了。所以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弥漫在火车站里的那种亡国的惨痛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寂静得近乎恐怖，好像空气都凝固了。
我们在天津上船不久，有人从无线电里听说天津被飞机轰炸了，有个人就问：“天津不是日本人占领了吗，那还炸什么？”有人回答说：“是中国飞机炸的，一共去了六架。”我们听了都非常兴奋。后来到青岛换火车，那时候坐车已经非常困难了，等于逃难一样，人很多，而且运输也不正常了。因为要保证军用优先，所以民用的火车没有正点，只能在车站上等，不查票，也不用买票，车来了就往上拥。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非常之慢，没有座位，挤个地方能窝下来就行。路上有一次碰上日本飞机的空袭，来了四架，火车停下来，我们都跑到田地里起来。当地驻防的国民党军队有高射机关枪，就朝天上瞄准了猛打。一架被打中了，冒着黑烟往下坠，大家欢呼起来。一个兵士在飞机向下扫射的时候中了弹，大家都捐钱给他，热情很高，军队也帮助我们搬行李，都是义务的。《毛泽东选集》里有一段说：自从抗战以来，全国有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过去的愁眉苦脸都为之一扫而空。抗战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大公报》的一篇社论《勉中华男儿》，号召大家抵抗侵略，给我们青年人很大的鼓舞。
一路上遇到许多熟人，比如教我们数学的闵嗣鹤老师，那是有名的数学家了，陈景润是他的学生。闵先生一毕业就教我们，应当比我们大六岁。在天津上船时，我看见他和他两个妹妹也在船上，从青岛坐火车又是同路。北大、清华和南开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我姐姐就在临时大学读书，我也时常去那里玩，又看见闵先生了，才知道他在临时大学数学系做了助教。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又做了华罗庚先生的助教。路上还遇见许多姐姐的同学。当时北京学生离开的时候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参战的，一种回老家，一种继续上学。而且那时候北平师大、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几所学校迁到西安，组成了西安临时大学，所以有些革命的学生口头上说是去西安临时大学读书，实际上就是从西安转到延安参加革命了。
到了汉口，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所以要坐船过江到武昌，再从武昌坐火车回岳阳。我们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也算是休整，记得一个姨看见我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脸原来很圆，路上走了一个多月，不得休息不得吃，非常辛苦，所以瘦了许多。
湖南印象
我对老家有很深的印象，总体感觉还是太落后了。湖南有四条水，湘、资、沅、澧，最后都注入洞庭湖，再从洞庭湖的湖口注入长江。我的老家岳阳就在长江湖口那个地方，按说交通枢纽应当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实际上却非常小。30年代初，电灯只有在商业街才有，普通家里还是点煤油灯。只有石板路，没有柏油路，没有看见过小汽车，大卡车也没有。还有各种很落后的风俗习惯，比如寡妇改嫁在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我回老家听大人们谈天，说起某某家的寡妇改嫁了，觉得那是最丢脸的事情。而且寡妇改嫁，财产都得留下，不能带走。
还有一种风俗，如果人有了病，就请个法师来捉妖，披头散发，手里拿着宝剑，一边敲一边耍，嘴里念念有词。我记得有这么几句，法师对着那个“鬼”说：“太上感应篇，说得甚分明。若不遵吾令，斩首不容情。”当时我挺纳闷，鬼的脑袋还怎么斩？已经是死了的，你还斩它的脑袋？那不还是鬼吗？接下去是祷告，扔卦签，一看是阳卦或者阴卦就继续再扔，直到扔出胜卦（一阴一阳）为止。我有一次生病也是这样，母亲按照当地的习惯请了法师，折腾了好一阵，然后两个人抬着一座菩萨，像抬轿子一样，前边有人打锣，后边四五个人跟着在街上转。前边的人喊：“某某某，回来没有？”后边的人答应着：“回来啦！——”这是在叫魂，以为你的魂被吸走了，得把它叫回来。北京的迷信活动好像少一些，可是在我们家乡巫术非常普遍，不过我想这有一个传统，古代经典著作《楚辞》里就有许多神鬼、招魂之类，到了近代南方依然盛行。
后来我到长沙也是这样。很多街上挂的牌子都写着“排教某某”，我不清楚为什么叫“排教”。湘、资、沅、澧四条水上游都是森林，有一种行业是把森林砍了在水里编成排，人站在木排上顺着水漂流下去，漂流到洞庭湖、汉口，甚至还到下边的九江、芜湖，然后把木材卖掉。我疑心“排教”和这有关。因为驾排的人都得有很高的技术，所以大家就认为他们有法术，大概可以管治病。比如挂个牌子“排教张寓”，或者“师教李寓”，“师教”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你要捉妖就可以找他。
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是非常落后的，这使人回想到19、20世纪之交的那批启蒙者强调“开民智”，似乎也有其道理，你能要求一批愚昧的人民真能的当家作主吗？
我在家乡住了一个多月，父亲带我去了长沙。从岳阳到长沙大概一百多公里的路，坐火车不过两个多小时，我们本来也是要坐火车的，可是那时候的车完全乱套了，车来了又挤不上去，所以两三天都没走成。父亲说：“我们坐船去吧。”我父亲是本地人，认得本地“红船局”的管事——“红船”是救生船，专门营救失事船只，它用很多的大石头压舱，所以那种船特别笨重，特别稳，可是走得非常慢。父亲借了一条船，船上有四个水手，我们就沿着湘江往上游去了长沙。
逆水行舟总要慢一些，而且那几天风也不顺，本来坐火车只需要两个小时，结果我们走了五天。正值深秋，我们坐着古代式的帆船，每天天一亮就开船，天黑了就停下来，一路的景色美极了，令人销魂，我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几次。此外还有一些印象极深的，比如当时北方妇女的解放在某些方面不如南方，一般只做家务，不参加生产劳动，北京还算比较开通的地方，可是商店或者饭馆的服务员都是男的，偶尔有女服务员，还特别写上“有女招待”，多少有点相当于现在“三陪”的那种色彩。可是南方的妇女和男人一样从事生产，而且女服务员很多，是很平常的事，给我的感受颇为新鲜。
我们一路走，不但景色是最美的，毕生难忘，而且还让我联想到另一个问题，一个有点哲学或者历史学意味的问题：怎么样就算是进步？要说坐火车的话，我们两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坐船坐了五天，从这个角度讲，必须承认火车的优越性。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坐船不仅欣赏了景色的美，而且心情也极好，比坐火车美好得多，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这么慢慢地走。多年以后，我读到哲学家Santayana的自传，他是西班牙人，后来定居美国。19世纪的英美是先进国家，可是西班牙还非常落后，Santayana的自传上有一段写了他十六岁时从西班牙到美国去的经历。他说要在西班牙旅行的话，一两个人不敢随便走的，至少也要凑上二三十人，年轻力壮的男子拿着枪在两边保护，老弱妇孺在中间。可是一到纽约，他的哥哥来码头接他，行李交给码头的工人，拿一个牌子就不用管了，Santayana觉得非常奇怪。在西班牙，行李得自己押着，给别人能放心么？他哥哥说：“没有问题，这是美国，不是西班牙。”美国社会在许多方面的确先进，可是他觉得这次旅行缺少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非常之失望。在西班牙，一说要去旅行那兴奋极了，好像冒险一样，可是在美国，这种气氛一点都没有了，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再比如印度的甘地，甘地最反对近代社会工业化的生活，自己织布，保持传统的生活习惯。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数学家罗素。也许是因为他古老的贵族情结，罗素对近代工业文明也是格格不入。
我在湘江上的时候刚好十六岁，当时我也想到：怎样才是生活的幸福或美满？如果单纯从物质上说，你比我快，或者比我安全，这就是你的幸福。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说，虽然我慢，可是我一路上的美好感受是你享受不到的，或者我的费事是你的那个省事所享受不到的，我虽然费事，可是精神上多兴奋呢，到你那儿就变成平淡无奇了。到底应该怎么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或一个社会的进步呢？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