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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跟怡红院里别的丫头们相比，秋纹确实堪称“中间人物”。
晴雯不消说了，是一块爆炭，由着自己性子生活，她虽然喜欢宝玉，宝玉更喜欢她，却从来没有对宝玉私情引诱或娇嗔辖制，对王夫人她毫无“权威崇拜”，对袭人所谋取到的“半合法姨娘”身份嗤之以鼻，她算得是一个反抗性的人物，秋纹跟她的心灵距离不啻千里之遥。
袭人与晴雯思想境界、性格特征、处事方法全然相异，就思想倾向而言与薛宝钗的封建正统观念强烈共鸣，但不能因此就把她定位于“反面形象”，或简单地责备她“虚伪”、“奸诈”，曹雪芹是把她作为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来塑造的。袭人外表的柔顺掩盖着内心的刚强，她那股刚强劲儿以无微不至地渗透到宝玉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的“小心伺候，色色精细”，加以“情切切”地“娇嗔”，牢牢地笼络住了宝玉，使宝玉视她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依靠，并且也是很理想的长期性伴侣，她具有很强的主动进取精神，按部就班、耐心韧性地去争取个人幸福——成为宝玉除正室外的第一号侧室。袭人是清醒的。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她该收时能收该放时能放。秋纹跟她一比，那就太浑噩了。袭人对王夫人与其说是效忠不如说是主动去参与合谋，她对家族权威“忠”而不“愚”。秋纹呢，对贾母也好，王夫人也好，除了仰望，没有别的视角；不过是得了一点唾余，就感恩戴德到不堪的地步。在晴雯与袭人之间，她的生存状态和言谈作派显得那么颟顸可笑。
或许她的性格与麝月比较相近。麝月是恬淡平和的，左有以天真魅惑宝玉的晴雯，右有以世故控制宝玉的袭人，她能与世无争，左右不犯，实属不易。宝玉曾惊叹麝月“公然又是一个袭人”，并在与她单独相处时替她篦头，但麝月的效袭人“尽责”，只不过是一种性格使然的惯性，并没有谋求地位提升，更没有取袭人地位而代之的因素在内；对宝玉给她“上头”的意外恩宠，也并没有仿佛得了彩头似的得意忘形。麝月虽也很“中间”，却比秋纹境界稍高。秋纹真是不堪比较。小红攀上凤姐那高枝之前，偶然给宝玉倒过一杯茶，恰好被合提一桶洗澡水来的秋纹和碧痕（有的古本“碧痕”写作“碧浪”，想来与她专负责伺候宝玉洗澡相关）撞见，秋纹和碧痕一起醋意大发，后来找到小红将其羞辱一番，当时秋纹的话听来也颇锋利：“没脸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催水去，你说有事故，倒叫我们去，你可等着做这个巧宗儿，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了！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但她真好比燕雀难知鸿鹄之志，小红表面上只是软语辩解，心里呢，秋纹辈做梦也想不到，人家早把怡红院乃至整个贾府的前景看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就是后来攀凤姐的“高枝”，也绝非希图在那“高枝”上永栖，不过是为的“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秋纹等凡俗人物怎会知道，就在她们以为小红是要在怡红院里“争巧宗儿”而泼醋詈骂的时候，人家已然大胆“遗帕惹相思”，锁定了府外西廊下的贾芸，为自己出府嫁人的生活前景早做打算，一步步坚实前行了。拿秋纹跟小红相比，她不仅太“中间”，也太庸俗，太卑琐。难怪姜祺说：“一人有一人身份，秋姐诸事，每觉器小。”所谓“器小”，就是精神境界卑微低俗，没有什么亮点。
确实如此。芳官的性格锋芒不让晴雯，王夫人对她兴师问罪，她敢于随口顶撞。四儿，原叫蕙香，她跟宝玉生日相同，就敢说出“同日生日就是夫妻”的玩笑话，为这一句话她被撵逐，但也不枉在怡红院一场。春燕，也就是小燕，她够平庸的了，但毕竟她还记得宝玉说过的一段关于女儿从珠宝变成失去宝色，嫁人后竟变成鱼眼睛的一段话，她或许并不懂得那段话的深刻内涵，但她听了记住，并在关键时刻能完整地引用出来，说明她的精神世界里，多少还渗透进了一点新鲜的东西。连坠儿的偷窃虾须镯，我在另文有过分析，指出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消极反抗，总算做了件不平庸的事情。最接近秋纹状态的是碧痕，第三十一回里晴雯透露，一次碧痕伺候宝玉洗澡，足足两三个时辰，洗完了别人进去收拾，发现水淹着床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可见碧痕起码还享受过一点浪漫。晴雯的话头里并没有提到秋纹，秋纹虽然跟碧痕共提过一桶为宝玉准备的洗澡水，但她似乎到洗澡时就不再参与了，否则“嘴尖性大”的晴雯不会不点她的名。这样看来，秋纹可真是既无大恶也乏小善，既无城府也不浪漫，成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个具体环境里最庸常鄙俗的一个生命。
5
安东·契诃夫的全部作品，包括他的小说与戏剧，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反庸俗。过去有论者论及这一点，一唱三叹。
契诃夫当然了不起。反庸俗，这确实算得是人类各民族文学作品最相通的一个伟大主题。但有论者提出契诃夫是世界上头一位着力于反庸俗的作家，则尚可商榷。我以为，曹雪芹的《红楼梦》，其实也自觉地贯穿着反庸俗这一伟大的主题。
什么是庸俗？平庸不是罪过。世人里平庸者属于绝大多数，对这绝大多数“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总体上说，不应该责备，而应该怜惜，尊重他们的生存，理解他们的心境，说到底，革命者倡导革命也好，改革家推行改革也好，其目的，都应该是造福于这数目最大的社会群体。平庸的生命不要去伤害，不要去反对。不要把反庸俗，错误地理解为针对社会芸芸众生，去否定他们的生存权，对他们实行强迫性改造。庸俗，指的是一种流行甚广的精神疾患，这种疾患犹如感冒，一般情况下，虽然具有多发性、反复性，却并不一定致命。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庸俗泛滥，那就像流行性感冒肆虐一样，会死人，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损伤，绝不能等闲视之。
庸俗这种社会疾患，不仅“中间人物”大都感染，某些“先进人物”乃至“英雄人物”，有时也未能免俗。恶人那就更不消说了，尽管也真有“高雅的恶人”，但“俗不可耐”是绝大多数“反面人物”的典型特征。
这里只说集中体现在一般庸人精神里的庸俗疾患。秋纹就可以作为个案加以剖析。
惧上欺下。这是庸俗的典型表现。秋纹对上层主子的“权威崇拜”，上面已经揭示过了，她对地位比自己低的小红“兜脸啐了一口”然后破口大骂，上面也已经讲到。而且，在其他丫头们都并不觉得以“西洋花点子哈巴儿”影射袭人，以及讽刺一下王夫人赏赐袭人衣服，算是什么罪过的氛围里，秋纹明明“不知者不为罪”，却还要真诚而谦卑地去跟袭人赔不是，这场景想必也已经刻进大家心中了，而这一切又都并非是她为了谋求自己的进一步发展，只不过是希望稳住既得利益而已，正所谓“器小”，令人哀其精神世界的浅薄、狭隘。书里其实还有一些涉及到秋纹的细节，表现出她那样的生命的庸俗疾患的另一方面，就是“背景意识”。什么叫“背景意识”？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自动或被动地处于社会网络的一个结点上。每个结点的社会等级是不一样的。社会结点其实是会变化的，个人的“结点背景”随社会的变化也会转换，甚至会发生翻覆性的转换。庸俗疾患的表现，就往往会反映在为人处事时，以自己的优势“背景”自傲，而从比自己“背景”差的人物的谦恭中获得廉价的满足。
第五十四回，浓墨重笔写的是“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凤效戏彩斑衣”，曹雪芹却也在两大主情节之外，特意写了字数不菲的若干“过场戏”，其中就有秋纹的“戏份”。他写的是，元宵节荣国府大摆宴席，热闹不堪，宝玉忽然想回怡红院静静，没想到回去还没进屋，发觉鸳鸯正陪处理完母亲丧事的袭人在里边喁喁私语，就没进屋，悄悄地又往回返，在园林里他内急，走过山石撩衣小解，当时随身伺候他的，是麝月和秋纹。正如第三十七回秋纹自己所说，就贾母而言，“有些不入她老人家的眼”，贾母只记得袭人，看宝玉回屋并无袭人在侧，说“他（指袭人）如今也有些拿大，单支使小女孩子出来”，可见虽然贾母因为送桂花赏过秋纹几百钱，却根本记不得她名字，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小女孩子”；当然后来听人解释，知道袭人是因为丧母热孝不便前来，才不再深究。那么，秋纹明明刚听见贾母对袭人看重而轻蔑她和麝月的说法，按说应该心中不快才是，至少，应该不必马上引贾母这个“背景”为荣吧，但曹雪芹很细腻地写到，宝玉小解后自然需要洗手，“来至花厅后廊上，只见那两个小丫头一个捧着个小沐盆，一个搭着手巾，又拿着沤子壶在那里久等。秋纹先忙伸手向盆内试了一试，说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里弄的这冷水？’小丫头笑道：‘姑娘瞧瞧这个天，我怕水冷，巴巴的倒的是滚水，这还冷了。’正说着，可巧见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壶滚水走来，小丫头便说：‘好奶奶，过来给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哥哥儿，这是老太太泡茶的，劝你走了舀去吧，那里就走大了脚！’秋纹道：‘凭你是谁的，你不给？我管把老太太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头见是秋纹，忙提起壶来就倒。秋纹道：‘够了。你这么大年纪也没个见识，谁不知是老太太的水！要不着的人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没认出这姑娘来。’宝玉洗了手，那小丫头子拿小壶倒了些沤子在他手内，宝玉沤了，秋纹、麝月也趁热洗了一回，沤了”，这才跟宝玉回到贾母跟前，继续与宴看戏。秋纹就是这样以自己依附的“强势背景”，把那老婆子震慑了一回，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这是非常生动也非常深刻的对庸俗心态的刻画，同时也是对庸俗的一次不动声色的批判。
这里附带指出一点，就是通过上面我引出的这节文字，可以清楚地知道，作者虽然在全书开篇时声言，所写是“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反失落无考”，其实大量的细节是把朝代和邦国逗漏得很清楚的。你看那老婆子开头拒绝给滚水，是怎么开口说话的？她先讽刺性地叫了声“哥哥儿”，那当然不是叫宝玉，而是叫跟她要滚水的丫头，有的年轻的读者看到这里可能就糊涂了，曹雪芹怎么这样写呢？就算那婆子老眼昏花，认不清叫她的是哪屋里的丫头，总也不至于连男女也分不清呀？这你就应该知道，“哥哥儿”就是“格格儿”，是满语的音译，意思是贵族家庭的小姐，这种语汇是只有清朝才有的，可见作者写的是清朝的故事。那老婆子明知道问她要水的不过是丫头，不愿意给，就故意讽刺地称她为“哥哥儿”，意思是你配吗？你以为你是谁？当然，秋纹挺身而出，抛出“背景”，老婆子才意识到遇见的是比“格格”更尊贵的公子屋里的人，满贾府谁不知道贾母对宝玉的疼爱，捧凤凰似的，别说自己泡茶的水舍得给他用，就是宝玉忽然想要天上的星星，恐怕也会立即派人去取下来！另外，那老婆子还说了句讽刺话：“劝你走了舀去吧，那里就走大了脚！”可见那问她要滚水的丫头是缠足的。《红楼梦》是一部交融着满、汉两种文化的书，书里的女性，有的是天足，因为满族妇女是不缠足的，书里“四大家族”的女性，应该都是天足，有的丫头是满族人，也是天足，但有的女主子，却可能是汉族，缠足的，比如第六十三回写宝玉“忽见邢岫烟颤颤巍巍的迎面走来”，就是形容小脚女子的步伐；丫头里很多都是汉族，缠足，所以她们互相笑骂，有个词是“小蹄子”。而这一细节里，老婆子说“那里就走大了脚”，就是讽刺这类丫头缠了足不愿意跑路。
再说秋纹的庸俗。她那“背景意识”，在第五十五回又一次发作。当时因为府里头层主子都参与朝廷里老太妃的丧事去了，凤姐又病着，因此王夫人委托探春理家，再由李纨、宝钗襄助。几件事过去，人们就普遍感觉到，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加上文化水平高，有杀伐决断，却比凤姐更精明沉着。平儿很快就意识到，在探春面前绝不可有什么“背景仗恃”的特权心理，必须以绕指柔来应付探春的刚毅决断，这就是平儿的不俗、超俗之处。但秋纹怎么样呢？她大摇大摆去往探、纨、钗办公所在的议事厅，厅外尝到探春厉害的众媳妇马上告诉她，里头摆饭呢，劝她等撤下饭桌子再进去回话。秋纹是怎么个反应呢？她嘻笑着说：“我比不得你们，我那里等得！”她觉得自己有“背景”，应该享受“特权”，就不停步地要往厅里闯，这时候也在厅外的平儿立刻叫她：“快回来！”秋纹回头见了平儿，笑道：“你又在这里充什么外围的防护？”直到平儿把已经发生过的情况，以及大家共同面临的形势细细地告诉了她，指出这回探春理家可是“六亲不认”，而且专门要拿几家“背景”硬的来“作法子”，以树权威，秋纹才清醒过来。如果秋纹不俗，她也仍可坚持争一下“特权”，充一条“好汉”，但她是怎么个表现呢？听了，伸舌笑道：“幸而平姐姐在这里，没的碰一鼻子灰。”来时气吼吼，去时灰溜溜。庸俗者就是这样，他们并不能捍卫“光荣”而只是谋逐“虚荣”，并不能坚持“进取”而随时可以“退避”；他们随波逐流，得空隙就泄，见堤坝就退；他们欺软怕硬，崇拜“权威”，却既不能从低于自己的存在里捞到多少好处，更不能改变不入“权威”眼的卑微地位。
6
庸俗不是一种政治品质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企图通过政治教育、政治批判或者道德说教、“道德法庭”来消除人们心灵中的庸俗，是不可能取得效果的。
庸俗是一种超政治的东西。三十年前，“文革”快要结束了，一次我同一位年纪比我大两轮的人士骑车路过北京西四南大街，那里有一幢旧房子忽然引出了那位人士的喟叹。后来我们在一家小饭馆喝啤酒闲聊，他说起，1948年，那幢房子是个邮政局，他去那里面寄东西，因为他说自己是“市党部”的，邮政局里的人就把他奉为上宾，请他坐，给他倒茶，赔他笑脸，向他道乏，完了事，出门还给他“叫车”（当然，不是汽车而是黄包车）。那天那回他得到的“背景礼遇”，竟令他经历过那么多的政治社会风云以后，偶一回忆，仍满心欢喜。这令我十分震惊。1948年的“市党部”，当然是国民党的机构。1949年10月以后，尤其在“文革”当中，此公因为曾加入过国民党并一度在“市党部”跑腿，不知受了多少审查，遭到多少批判甚至批斗，为此“背景”他可以说是已经付出了许多惨烈的人生代价，但那天在一起喝啤酒，酒涌上脸，他所引为得意的“人生片段”，竟依然是那回因有强势“背景”而获得的“礼遇”！当然，他能在我面前放言，是因为他信得过我，知道我绝不会把他的“怀旧”上纲上线、加以揭发。但他也绝对想不到，我心里在怎样地腹诽他。1948年，那时共产党解放军已经围住北平，那些邮局职员那样“善待”他，不过是一种敷衍，但人家以庸俗待他，他也就以庸俗为乐。现在那位对1948年的“邮局礼遇”一忆三叹的人士已经作古，不可能再看到我这篇文章。我现在要对大家说，总体而言，他那样一个“中间人物”实在算得是一个善良的、本分的、怕事的、谦卑的人，但他那天所自我曝露出的一种心态，和《红楼梦》里的秋纹一样，都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世间庸俗疾患的“症结”。
秋纹一类的生命确实“器小”，但我们对这些有着庸俗疾患的个体生命应该理解多于批评、怜悯多于嘲讽。秋纹器小究可哀。我们要哀其不幸感染了庸俗病毒而不自知。
什么办法能够疗治庸俗？其实回答可以非常明确，那就是由一部分文学艺术承担起这个心灵熏陶的任务。曹雪芹的《红楼梦》就具有反庸俗，或者说是疗治庸俗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细读细品这样的文学艺术精品吧，树立起个体生命的尊严感，将自我与他人，与群体，与天地宇宙，和谐地融为一体。
原是天真烂漫之人
1
一位来访的年轻朋友看见我在电脑上敲出这个题目，不假思索地说：“啊，你这回是要写晴雯吧？”
我对他说，会提及晴雯，但“原是天真烂漫之人”这句考语，曹雪芹可不是写给情雯的，他就猜：“黛玉？芳官？……”
这位年轻朋友对《红楼梦》文本不熟悉，产生这样的反应是不稀奇的。我就告诉他，这个对人物的直接性评价，出现在第七十四回，是曹雪芹对王夫人秉性的一个概括。年轻朋友吃了一惊：“真的吗？怎么会呢？王夫人她‘原是天真烂漫之人’？！”
2
从1954年以后，把王夫人定位于迫害女奴的封建女主，已经成为许多论家乃至受其影响的读者的思维定势。这种以角色阶级地位为其定性的观点，应当尊重。曹雪芹的《红楼梦》文本具有浪漫色彩，不是严格地写实，他还原是天真烂漫之人特别爱使用“烟云模糊”的艺术手法，一开篇就宣称他所讲述的故事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失落无考”，但是，通过文本细读，我们还是不难认定，他写的朝代年纪就是清代康、雍、乾三朝，而主要情节背景是在乾隆朝初期，我认为从第十六回到八十回，大体是写了乾隆朝一春、二春、三春里发生的事情，到八十回后，则“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邦国呢，就是中国，地舆呢，从第三回以后至八十回，基本上都写的是北京。因此，总体而言，《红楼梦》的文本特性，还是写实的。它的人物、事件、物件、乃至细节和某些具体的人物话语，多半是有原型的。鲁迅先生对它的评价是“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抓住了它本质的一面。请注意，我说到原型时，说“多半是有”，并没有绝对化。我对某些书中角色进行原型研究时，并不是把生活原型去跟艺术形象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