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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
世界上有不少人，他们一度获得了奖章，就害怕起新的奖章来了，总是重演着自己的老一套的工作方式。
巴利茨基说：“我知道耶戈罗夫同志不满意我。而我并不需要他的鼓励。他简直是用那些‘慢性地雷’在窒杀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总叫我小心谨慎，叫我做胆小的、零碎的工作，在那儿人只能爬着走呢？政府因为我的勇敢行为而奖赏了我。现在，同志们，连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也在责备我，说我到铁道上去总是引起战斗，说我消灭这样，打碎那样，说我亲自参加战斗，并且派指挥员往前冲。的确，阿夫克先齐耶夫和别洛夫都牺牲了。的确，如果像在工厂里一样，为了技术安全到处都有护板和其他防护办法，他们可能牺牲不了。但要知道这是战争。同志们，我是这样看法！”
“我干掉五十六列军车了。能不能再多些呢？能。如果没有用各种各样使人们两手直抖的新玩意儿来弄昏我的头脑：一天到晚叫人家钻研化学、钟点和弹簧。当我们埋设这些新地雷时，只是消磨了时间。后来列车照常驶过，并且呜呜地叫着呢。不，我改学已经迟了。同志们问我：‘格里沙，您为什么经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参加战斗呢？’我回答说，我热爱这个事业，这里就是我的灵魂和整个的军事生活！……”
当他说完时，他好象有些惊奇人家怎么不给他鼓掌。但更使他惊奇得失，当人家开始对他提问题的时候。
“你是怎样给进攻中的红军准备后备军的呢？”
“同居民进行什么工作呢？”
“为什么这样大量超额消耗炸药呢？你瞧，克拉夫琴科那里每一列军车平均只有七公斤，而你那里达到二十公斤……”
他企图回避这些问题。
“我们全是红军的后备军。而训练呢，多半是在战斗中！我不知道更好的训练了……说到对居民的工作，应该把克列明尼茨基叫来。我在自己队里不能兼任政委。居民工作是他的事……”
关于超额消耗炸药的问题，他干脆没有回答。只是生气地撅起嘴唇，好像希望说：“把这样的小事来麻烦我，简直有点儿愚蠢。”
他讲完以后，我开始发言。有些同志说，那次我讲得过分尖锐了。
很可能，在那时我不够沉着，并且说得不应该那么高声、那么粗鲁。但是那时我不能采取另一种方式。气饱了。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责备领导人，说他对人有偏恶。但是这种恶感是怎么发生的呢？巴利茨基本来是淳朴的，不傲慢、不自夸，也不自负，那时我对他不感到任何恶意。最近我看到他失去了分寸，失去了对自己的检查。可是当他这些新有的品质没有影响到工作时，我还是和他和睦相处的。当然，这是徒劳无益的。应该早些制止才对。但是老实说，我过去对他的那种由衷的好感已经感觉不到了。就算这个能叫做恶意，我却不想要同这种恶意作斗争。因为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正确的：它警告着不幸，并且逼着你行动。
我责骂了巴利茨基的傲慢不逊，责骂了他的鲁莽轻率，责骂了过分损失人员和超额消耗炸药。我也责骂了他对新技术的请示和不愿学习。我还责骂了他在自己的大队里忽视了群众教育工作。
我不能原谅巴利茨基这一点，在他大队里鲁莽轻率成了原则，在能用五、六个人活动的地方而动用了上百的人，因此他那里阵亡的人比其他各对都多。
巴利茨基真诚地相信，并且教自己的全体部属相信，进行冒险就是英雄主义。
巴利茨基的错误在于他象去年一样，不是有计划地、慎重地去爆炸列车，而是去袭击列车。他认为自己的主要武器、自己的战士们和指挥员们的武器，是对敌人的沸腾的仇恨和仇恨的勇敢。他的确差不多每一次战役都亲身参加的，就相伏拉基米尔·帕伏洛夫给母亲的信上所写的一样，顺着炸毁了的军车跑来跑去射击，随时都在冒着被打死的危险。
两个月以前，巴利茨基大队的无线电报务员，由于知识不足而烧坏了发报机，同联队司令部的联络中止了。巴利茨基收得到我们的无线电报，自己却只能通过通信员来和我们联系。可是这种情况倒使他满意。这样他感到自己独立自主得多。
巴利茨基不正确地理解自豪心的结果，使他拒绝了地雷爆破活动专家耶戈罗夫的一切意见，说是：让他跟我一样打了这么久的仗，炸毁这么多的军车以后再来教我！
巴利茨基的大队在两个月当中炸毁了五十六列军车。他和他的政委克列明尼茨基认为、并且是公正地认为这是够多的了。但是你瞧雷先科的大队在同样的时间，用同样数目的人员却炸毁了七十多列军车，而人员少了九倍的克拉夫琴科的大队竟炸毁了二十九列。
我是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德鲁日宁支持我说：“如果我们按照你的榜样来做，格里沙，那我们已经不用学习了。寻找一些新的方法，钻研一些技术；也没有什么用处了。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集体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并且按老一套的方式来进行活动吗？不，这是行不通的！”
德鲁日宁比我说得心平气和些，他主要责备巴利茨基把跟居民进行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个责任都推在政委身上。
“群众政治工作不仅是政委的职责，而且也是指挥员和每一名游击队员的职责。我们所有的人和人民相遇时，都应该把前线的情况说一说，把我们的目的解释一下，号召他们跟敌人作斗争……你的大队里有许多力量都平白浪费了。而现在已经是不能容忍这些情况的时候了。”
“那么这是什么时候呢？”巴利茨基抬起头来问道。“过去是战争，现在依然是战争。我们还没有把德国人赶走哩……”
“虽说没有赶走，但是已经剥夺了他们的政权！你懂得这一点吗？你瞧瞧四周的村庄，那里的德国人多不多？你记得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在切尔尼多夫区中心去侦察吗？你那时看到的德国人，象不象今天的这些德国人呢！”
“那当然，这有什么说的！……”
“应该把德寇丧失政权的所有村庄由我们来监视。应该在那里实行我们游击队的制度，把它们所有的人都列入我们的卫戌队里，在每一个大村庄里派上我们自己的一位指挥员和一小组同志去帮助他们。叫他们对快要到来的红军和恢复苏维埃制度准备人员……有人问道，怎样瓦解民族主义的力量呢？首先要开始保护贫农和中农的利益，开始分配富农和地主的土地。把富人的房屋转交给贫农处置……”
巴利茨基脸上所具有的那种难于接近的、甚至目空一切的表情已支持不住了。他用提高了的注意力倾听着，沉思着听到的一切。
接着省委委员费多尔·伊里奇·雷先科发言了。
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他谈到了学校：“瞧，共产党员巴利茨基问，时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说，时间还是那样子，并且战争也是那样子。他难道不知道德寇在逃跑，并且在这个学年里我们已经要在这里开学吗？我们是谁？我们是苏维埃政权。真理报在社论里写道开始新学年的问题。苏联全国已经上课九天了。巴利茨基同志，难道当地的小孩子的命运一点也不使您不安吗？怎么不想到孩子们呢？……我知道，在驻扎着我们游击卫戌队的柳别绍夫，教员们到指挥员那里去要教学大纲……有人会说，柳别绍夫是个城市，那里比较容易，那里可以慢慢地也可以马上在学校里教育孩子；农村里比较困难。但我们总还是可以想想法子，在某些方面来帮助孩子们。暂时在教员们的家里组织小学校。而关于教学大纲呢——我们向莫斯科去要。费多罗夫同志，您以为怎样，会不会寄来？”
我可真没有想到，由开始谈巴利茨基大队的地雷爆破工作的商讨，会溜到学校的问题上来。但是我有没有权说：“雷先科同志，您不按本质谈问题”呢？
“尔凡诺夫同志！”我说。“明天要跟莫斯科取个联系，请示一下学校的教学大纲！”
尔凡诺夫并不惊奇，虽说他未必会期待得到这样的命令。
然后格尼达什发言了：“同志们，我希望省委注意到这么个问题。我们已经时常出发到村子里去——医生和护士们都给农民医疗。我想，现在是提出经常帮助的问题的时候了。考虑在所有大居民点里在固定的日期开办门诊……同时，由于寒流的来到，由于老乡们住得很挤，我们应该在地下室里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办法来防止伤寒症。去年冬天，伤寒症在这一带很猖獗……”
格利达什宣读了详细的计划，计划里面谈到在各村中组织消毒站，以及给大批病人预防检查的问题。
“每个大队里都有医生、有护士和看护长。应该要他们不脱离人民，常常到村子里去。”
巴利茨基已经不再愁眉苦脸，不再显现出瞧不起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而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省委委员米哈依洛夫说：“应该仔细地观察人民怎样在生活。我想说的是这个……我们卸了一台军车，弄到了几台缝纫机。把一部分分配给了居民，但不是直接给第一批碰到的妇女们，而是给女农民的团体。又给了她们一些布 ，说：‘在冬天给那些穿得很破烂的小孩子缝些衣服和外套吧。’你们要知道，她们是多么感谢啊！此外，开始了集体主义。这也是一种地下活动，也是培养后备军，准备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来到。同志们也许会说我文不对题吧，可是，比如说，我还想说到播种的问题。谈到秋季播种，而主要的是春季播种。我们有时侯卸着装运谷物的军车，但不知道把它怎么办。如果环境允许的话，为什么不把农民们叫来，要他们把种籽拿去呢？”我知道：苏维埃政权来了，就会把种籽发给农民的。可是我们也可以做一部分啊。并且可以教会他们埋藏，帮助他们搬运……为了他们的需要，我已经在塔拉先科的支队里，有一阵子把我们游击队的马匹给了贫民和没有牲口的中农，他们得从森林里搬运干草；现在开始从森林的菜园搬运马铃薯了。我们现在应该这样理解地下工作和群众工作……＇
尔凡诺夫说：“巴利茨基要求重要。最近飞机不常飞来。秋雨一开始，送来给我们的炸药和武器会得更少。应该，巴利茨基同志，唉，这当然不仅是对你一个人有关部门，而是对所有其他的指挥员们都有关，同志们，应该发动人民去寻找弹药。比如说，昨天我们出色的敷雷手瓦夏·库兹涅佐夫同自己的战士们把五十公斤的炸弹直接送到了联队司令部。如果按克拉夫琴科的定额来计算，这里面的炸药可以爆破七是裂军车。库兹涅佐夫并不嫌厌，他自己去找，也动员自己的人员去找。但是如果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居民、共青团支部来帮忙呢……”
巴利茨基又请求发言。
“等一等，还有人想发言吗？”
发言的还有马尔科夫和尼古拉因科。他们谈到地下工作者怎样帮助从德寇俘虏营里脱身的红军战士跟游击队取得联系，怎样用俘虏的小组组成不大的支队，再把我们的任务转交给他们；他们还谈到脱身的俘虏现在已经知道到哪里去了。
“最近几天，我们收容了三十个乌兹别克人，”巴利茨基说。
“你瞧，”尼古拉因科说。“通过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前军团司令红军少将塞索耶夫要到我那里去了。他在作战时受了重伤，失去了知觉。被包围了。战士们赶上给自己的将军换上了士兵的军服。他在这整整两年中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做了俘虏，并且同一小组被俘的士兵一块儿脱身。后来他被匪帮抓去了。我们已经设法不仅帮助他本人迁移到我们那里来，并且把所有被强迫留在匪帮中的人都接回来……”
（的确，塞索耶夫很快就实现了脱身。他带了一小队布里博夫分子来到了我们这里，在联队司令部里一直工作到同红军合并为止。——作者）
巴利茨基又一次得到了发言权。你瞧，这才是党的力量，同志们的影响！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个人。他已认识到，据我们以后按他的行动看来，深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在自己的发言中说，直到现在他才理解在大队的面前发生了多么伟大、多么崇高的行动纲领……
“我现在看到，大家都知道应该做什么。我看到了真正的组织性和求实精神，听到了思想和建议。是的，我不承认定时地雷是干得不对的。我本来认为只有在战斗中的人，只有把自己的胸膛去冒险的人，才是坚强的游击队员；而那些在游击队的后方的都是次要的游击队员。我应该坦白地照布尔什维克方式来承认：我过去做得不对！我向你们说老实话，为了把一切事务而不仅是爆破工作都提到应有的高度，我会做到一切。”
巴利茨基还是受到了处分，并且象共产党员所应该的那样，他毫不形诸辞色地接受了……省委委员米哈依洛夫到他那里当了政委，我们中间新方法的出色专家之一的克洛科夫当了地雷爆破活动的助手。
我马上就说吧，巴利茨基的工作很快就好转了，他的大队不久便占了头几名……
分析了巴利茨基的工作以后，我们休息了半个钟点。这次休息特别使我牢记不忘。
大家站了起来，捏捏腿，散散步，继续着同一的探望，可是已经不回顾主席们，彼此开开玩笑，拍拍肩膀。
我感到大家都有一种焦急而兴奋的情绪。看来，好像我们在某种重要发现的边缘上；发生了某种很重大的事情，可是应该用言语来表达出来，下个定义。我会意地把战争头几个月的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同这些穿得很漂亮、很有自信、感到自由的强大支队的指挥员们比较了以下……而他们经过的路线，大概同我们所经过的一样。同样隐蔽过，同样由于饥寒和潮湿而哆嗦过……
在我沉思的这一会儿，特别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走到我跟前，带着惊慌的神情对我附耳说了几句。我没有一下子听懂他。他把我领到一边，瞪着两只大眼睛，东张张，西望望，又重说了一遍。我听完以后，不由得大笑起来。
“什么，什么？”德鲁日宁问道。
这时为了使集会的同志们都能够听到我的话，我大声地说了。
“这里我们的侦察员查明了一件可怕的事！科维里的盖世太保通过自己的间谍确定了我们地下省委会和联队司令部的所在地……我们该怎么办呢，同志们？”
草地上发出了哄然大笑。除了特别科的工作人员以外，所有的人都大笑起来。
“也许这些盖世太保分子同样知道苏联政府设在莫斯科吧！”塔拉先科笑得哽住了，喊了一声。“这是很有力的情报。”
“他们给我们把盐倒在尾巴上了……”（这是一句成语，意思是他们想加害于我们，但白费心机。）
“同志们，”德鲁日宁说，“笑管笑，要知道，正是这批盖世太保分子和他们的所有机关，知道了我们省委会在离开他们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在开会，恐怕明天就会逃之夭夭吧。那时我们怎么办呢，去打谁呢？……”
同志们彼此继续开着玩笑……我看着他们，心里想：“都会合了——只要用无线电一召唤，从本省四面八方，在一、二百公里外的人都按时来到了。并且不是偷偷地来的，不是爬来的，也不用隐藏！”
不错，的确，几乎全体应邀的同志们都带着一种自豪感在白天里堂而皇之跑来的，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使侵略者胆战心寒的游击队员。十五名或二十名一队的游击队员在走着，甚至一个连队的德寇也不敢公开袭击他们。他们知道，现在我们这里有极好的联络——时时刻刻都可能有强大的兵力出来援助……
现在偷偷摸摸地来往的不是游击队员，而是侵略者和他们的奴仆了。下面是我们值班的编年史记者在这个时期写的断片：
“任何一个步行的人都能追过沿着铁道驶去的军车。瞧着，机车噗哧噗哧、勉勉强强地爬向那掘出了炸药的坑洼，叫人厌烦，它好象不乐意闯进坑去，可是为了不让在后面走着的车厢弄坏，仍然象早先一样，一辆接着一辆爬去……”
这还不是最大的成就哪！你瞧，科维里－萨尔内和科维里－勃列斯特的铁道，侵略者根本就不能再使用了。有时侯他们夜里顺着铁道路基放过一些载货的汽车和马车。这是他们干的军事诡计；我们的敷雷手们十分警惕地控制着公路……为了使大家想象到其他的、还在活动的科维里枢纽站的铁道线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工作，我可以报道一下，一家座落在马尼维奇附近的机械化嵌木地板厂现在完全转为生产棺材；并且指出，在列车事故的死者中，只有军官们是用棺材埋葬的，士兵都直接被埋在泥土里……
我不记得是谁第一个说话：“同志们！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地下工作了！连地下省委也没有了！”
“怎么没有呢？”马上有几个人叫起来了。
两年以前——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六日——在切尔尼多夫省最后的一个区中心雅勃隆诺夫卡还没有被法西斯军队占领时，我宣布了切尔尼多夫的党省委从此以后成为地下省委。
第二天，红军放弃了雅勃隆诺夫卡。
并且虽然我们——那时的切尔尼多夫省委会的委员们——知道，森林里有我们受过考验的人员所组成的一些支队，有相当数量的武器，有粮食地窖；虽然我们曾被党中央委员会预先通知，并且事前受过训练；但是过渡到秘密活动是快速到这种程度，以致我们对新的环境好久摸不着头脑。
过了两年，我们留在德寇占领的情况下，留在敌人的大后方时，也同样突然发觉我们已经不是地下工作者，我们的省委也已经不是地下的了。
事实上，以“地下”的这个词为前提，我们是秘密的，我们是隐藏着的，是秘密活动的。但是从来到洛勃诺耶的那天起，从开始大规模的地雷爆破活动以来，我们已不再隐藏，不再对敌人�